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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

时间:2019-02-15 09:52:45 来源:免费论文网

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 本文关键词:人类学,发展纲要,历史,音乐

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

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地自我斗争、否定,再斗争、再否定,一个接着一个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和被重新审视。音乐文化的研究受到这些人文学科的影响,诸如探索和殖民主义、文艺复兴的人类学、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和谐的普遍性、民族学、人类学、民族音乐的科学、古典进化论、比较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者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传播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一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主义、都市人类学、结构主义、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演奏一经验及交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反思论的人类学、批评人类学等,从而,量变达到了质变,音乐不再是娱乐、不再是物理、不再是技术和形式,也不仅仅是审美或教化,而成为了文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和物质总和中的重要部分。梳理这个思想、文化和精神积累的过程也就是对音乐人类学两个世纪历程的回顾和发展趋势展望。
  关键词:音乐;
    一、十九世纪前探索和殖民主义(ExPlorationandColonialism)欧洲探险家们对非欧洲民族和文化的记载为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民族志的资料。虽然近代的历史和批评一直强调殖民主义对人类社会和文明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从这些殖民主义之前的早期民族志所记载的材料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关注那些欧洲文明为抵抗蒙古和土耳其军队袭击的历史,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根本没有霸权可言,而是虚弱无力。
  在这之后的不久,尽管在早期殖民主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有些记载将非欧洲的文化视为潜在平等的竞争者,有些甚至比欧洲更为有优势(诸如对中国文化的叙述等),但从那时起,欧洲文化优越感已经开始滋生。殖民主义有两重性,它在占据他国、他民族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获取知识,包括那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音乐。早期具有间谍身份前往蒙古的大使们建立了双重的民族志传统,一方面是非个人化的、中立的对当地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描述,包括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生存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并以编目的形式呈现“目前民族状况”,使得读者能够预计“敌人”会采取怎么样的方式进行攻击(PlanoCarpini);另一方面,虽然所记载的信息和内容与前者相似,但属于非官方的,完全是个人长期旅行经历的叙述(如Rubruck)。由于个人的主观性,加上大量的想象,一些旅行记载对于民俗、文化现象的描述不免具有很大的不真实性,诸如对他国社会中的事物采取过于同情或极端的思想开放现象多有存在。这些旅行者包括商人、殖民者、军人和传教士,他们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通过各自独特兴趣的角度来获得的,因此而造成他们的叙述在准确性上各不相同。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思想旅行家”的记载具有很大的学术性,诸如17世纪Chardin对波斯的考察、18世纪耶稣会会士们在中国、Volney在埃及等所获得的第一手民族学资料,对当代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学者中还包括批评家(delaseasas、stedman)、文学评论家(Green)发展了欧洲殖民实践批评的学说。
  音乐在早期旅行者的记载中是一种附带品,只是在进行文化不同性或相似性的全景概观叙述中作为一个点缀的部分,而且,大多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影射这些音乐的劣次品质,表示他们在这些“轻薄无聊”的活动中浪费了时间,但也有另一些记载给以某些非欧洲音乐很高的评价(如玩汀、DaCruz)。随着不断了解,欧洲逐渐加深对异国音乐的认识,开始进行比较详尽、体系化的考察,并采取“科学性”的中立态度,继之发展了“社会文化进化论”(见“启蒙运动”)、“和谐的普遍性”(见后)理论等。殖民主义时期对非欧洲音乐的关注主要是在乐器实体上,偶尔对当地音乐家有一定兴趣(出于新奇的目的,把他们带回欧洲进行公开表演),有时也将异国音乐用五线谱的形式记录下来。较早的有西方人士卡特(JaequesCartier,1491-1557)记载其在新大陆期间观察到的北美印第安的舞蹈和音乐。瑞士神学家莱里,其中记述了以交替合唱形式表演的巴西男女化装歌舞,并且附有乐谱。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史料中,一般都认为法国耶稣会员、地理学家杜·阿尔德(J.B.DuHalde,1674一1743)是最早接触到中国音乐的西方人,①其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清帝国和中国鞋鞋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史和自然志》中收录了中国民歌《万年欢》(当时被记载为《柳叶锦》,据钱仁康先生考据应为《万年欢》②)。然而,事实上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介绍最早可以追述到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e。Ricci,1552一16ro)应该是将中国音乐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其1582年来华传教,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28年间不仅将西乐带来了中国,更是让西方开始接触中国音乐。由传教士金尼阁整理,于16巧年以拉丁文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同年德文版发行)中记述了大量有关其在通信中不断向西方朋友介绍中国音乐的情况,诸如戏曲、乐器和民间音乐风俗等。当然,不可避免在利玛窦的论述中存有不少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例如“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此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织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③从利玛窦的另一段论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的西方人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带有殖民“文化战略”的立场,例如,他在1592年与汤显祖会晤后谈及中国戏曲传统渊源深厚时,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一种活动比它更为罪恶之渊数了”。④在大多中英文音乐史料中都不曾注意到,继利玛窦之后和法国人阿尔德之前,还有一位传教士也曾对西方了解中国音乐起到过积极作用,他是葡萄牙人奥伐罗·塞默多。塞默多1585年出生于葡萄牙的尼泽城,1613年抵达南京传教,取名为谢务禄。
  1616年因南京教务案遣返澳门,1620再次进人内地,改名曾德昭,一直从事传教布道,1658年在中国去世,葬于澳门。曾德昭在华传教期间,曾于1637年回到欧洲,撰写了《大中国志》。原文为葡文未出版,1642年被译为西班牙文,1643年由原文译为意大利文刊行。这是一部曾氏在华居住22年后撰写的有关中国地理和文化,以及其在华传教历史的着作,其中论及了中国音乐,例如律调、乐器和歌唱。相比较,曾德昭对中国的论述是比较性的描述,而较少价值评判:“他们学习音乐不用符号,也不用节奏,在谱写时不用线谱,因此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合唱中,他们没有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音乐,很多人合唱,曲调只有一个,全亚洲差不多都是这样。”之后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开始呼吁“思想旅行家”、民族学家和理论家对欧洲中心主义、非科学性、非体系化的论述进行批评,而且,要求对非欧洲的文化进行更为严谨的研究;20世纪的批评人类学对殖民主义在民族学方面的影响展开了广泛的评论。
  文艺复兴的人类学(Renaissa”eeAnthroPology)随着在探索实践中的新发现(包括异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在欧洲兴起了知识“复兴”的运动,人们从理论上构想返回到古典主义,强调那些体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学识、理智和艺术。在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的影响下,科学成为了宗教的一种有效的美化性的附属品。民族学将新近“发现”的人们归并为两类。按照类人动物的分类原则,一类归并到希腊罗马神话和想象中的地理环境中;依据所有人种是生活在预先规定的等级地位的观念,另一类归并到宗教理念中的生物圈里。在知识复兴的经历中,欧洲中心的萌芽不断成长。凡被比较音乐艺术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的异国文化事物皆以欧洲的观念为标准,比如中国的“毕达哥拉斯哲学”、古希腊文化的美洲印第安现象,等。
  古典主义者对当代世界的解释既有悲观主义的、退化论性质的一面,也有乐观、进取的一面。知识复兴刺激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思索。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知识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索,学者的类型非常广泛,例如AthanasiuSKircher致力于自然科学、民族志和音乐的研究,对中国和埃及的音乐进行了民族学的考察,将埃及以及古埃及科普特人的音乐与古希腊音乐理论相关联,还研究音乐声学和物理学,包括探究巫术和音乐生理治疗的关系等。由于哥伦布和别的一些人的建议,Lafitau对美洲印第安民族进行了考察,他将印第安文化、音乐和乐器看作为古希腊文化在当代的例证和古埃及文化的副本。Montaigne则发展了早期的文化相对论思想。
  后来的学者继续将批评的目标放在欧洲古典主义的历史,把思考重点将当代的人和文化,以及文艺复兴思想的基督教精神联系在一起。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EnlightenjnentAnthroPOlogyandthe“SeieneeOfMan,,)人类的完美意识通过理性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促使产生了人的进步是由狩猎、采集经过农业和文明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进化理论(如Mon-tesquieu、Fe卿son、Rousseau,以及其他),从而构想出了一个不断上升“进步”的等级制度。知识的世俗化使得达尔文理论不只是一种补充,而成为了自然法则。通过许多专家的合作,个人拥有整体知识的“文艺复兴”理想被普遍知识的百科全书理论所替代。
  从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立场出发,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们以旅行家的民族志材料建立了社会文化进化理论;而法国哲学家所发展的进化理论比较多样性(Montesquieu、Rousseau)。随着18世纪后半叶“时间旅行”理论(Degeran-d。)的发展,对非欧洲文化的兴趣不断体系化和强化,将它们看作为人类一般历史的组成部分。着名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卢梭(Jean一Jac-quesRousseau,1712一1778)则要求通过那些民族学者和理论家的“思想旅行家们”的工作和努力来建立“人的科学”,以民族学的材料来批评欧洲文明(既“贵族野蛮”思想)。由于真正的“时间旅行”不可能,他认为只能从逻辑构想上来发展社会文化进化理论,从而提出人类的差异是由于文化的因素而不是自然原因。他在1768年出版的((音乐辞典》(DictionnairedeMu-siaue)中强调音乐是文化的而不是自然的,不同民族根据自身不同的音乐方式表达不同的文化传承。《音乐辞典》中的内容包括欧洲、中国、伊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音乐,其中还引述了阿尔德《清帝国和中国靴靶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史和自然志》中的中国民歌《万年欢》(只是乐谱转抄之中几个音符有误)。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和其他书籍撰写了不少音乐论文,强调了非西方的音乐是文化多样性的见证,而并非只是物理的普遍规则中的现象。人们开始怀疑欧洲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美好典范的可靠性,通过对世界各类音乐的译谱的比较研究,表明人类音乐和文化的不同方面。Volney作为一个“思想旅行家”和哲学家以自己采集的民族志材料作为“桥梁”来发展由文化、政治和宗教的进化和革命所产生的理论灵感,建立他的文化衰退理论。第一个人类学学会创建于18世纪末的法国。当时人们意图发展恰当的研究方法论,哲学研究以及语言学的探讨促成了印欧语系的假设,以及现代语言学的产生。
  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强调促使发展了和谐的普遍性理论(见下),同时也促进了对某些非西方音乐理论在数理逻辑上的探究。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约(JosephAmiot,1718一1793,中文名为钱德明)是这一期间关注中国音乐最多、最深入的西方人士。他在中国传教60年之久,于1779年在巴黎出版了十五卷本的《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回忆录》,其中第六卷为《古今中国音乐回忆录》(材咨爪。此为当时第一部西方人论述中国音乐的专着。虽然该着作是按照西方理论的思维撰写的,但是随着启蒙思想的增长,在阿米约的文字中我们看到其在以理解的方式、以“他族”文化观念来论述中国音乐,表达了他认同文化的差异性、肯定音乐与文化紧密相连的思想。诸如,在《古今中国音乐回忆录》中论述到“当问及中国人对西洋音乐的看法时,中国人会很有礼貌地回答:‘为我们的耳朵而作的。’
  有个中国翰林补充说:‘尽管你说你们的音乐发自心灵、表现感情,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还叙述道:“中国音乐体系是与这民族的一切知识联系在一起的,并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存基础。”当论述到西方人存在对中国音乐文化持有偏见态度时,他说:“希望通过我这部对中国音乐介绍的着作,使这些人能够得出对中国音乐的正确评价。……要了解中国音乐,就要去熟悉中国人的思维。”⑥语言学的研究对许多跨文化研究的音乐理论家们产生了影响。Chabanon提出“音乐是一种自然的和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的理论;英国人威廉·琼斯(WillialnJones)在发表他的印欧语系假设之前,发表了有关印度、波斯和希腊之间关系的音乐专着《论印度音乐的调式》(1792),这是宗主国对殖民地音乐所进行的严肃的学术性探讨,向西方介绍了欧洲调式理论完全不同的拉格(Raga)音乐体系,同时论述了印度古典音乐与宗教的紧密关系;⑦18世纪40年代,JonesGreell试图收集各种旅行者的材料来汇编和综合有关非洲音乐的情况。之外,德国神学家和音乐评论家GottfriedWilhelmFink(1782一1846)也曾出版过专着论述中国和印度音乐。同年,他还提出了欧洲音乐传播的理论。法国人FraneisT即lorPiggot也于1893年发表了《日本音乐与乐器》,这是西方人早期深入关注日本音乐生活的文论。法国学者维罗特(Guillaume一And说V止lzooeau,1759一1839)曾在BonaParie将军的要求下,随军东征埃及,多年对阿拉伯音乐的研究和文献积累,于1812年至1816年间先后撰写了《古代埃及音乐的回顾》、《关于埃及音乐的现状》、《有关东方乐器的历史、技术和文献研究》,描述了生活在埃及而来自亚洲、欧洲和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埃塞俄比亚、阿美尼亚和希腊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的音乐活动和厉史。通过其对东方音乐文化的深人且较为客观的研究,使得西方进一步了解东方,并且对纠正“欧洲文化中心论”思想有着积极的作川.川奥地利历史学家RaPhaelKiesewetter于1842年也曾撰写过关于东方音乐的着作嵘阿拉伯人的音乐》,书中系统地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体系构成的原理及调式特点,并且还论证了古希腊音乐理论对阿拉伯音乐,以及阿拉伯音乐对近代欧洲音乐的影响。⑨与此同时,法国作曲家France*0Salvador-Daniel曾于1553年至1865年居住在阿尔及利亚,其不仅将东西方元素融合于创作,而且他撰文(Lamus匆讹arabe,ser口PI〕o巾*。lamus勺ueg阳卿ueetlechot岁嗜ori七n,1863)提出了不同于维罗特的观点,认为阿拉伯与希腊音乐调式体系是一致的。
  同时,持“音乐历史的普遍性”观点的(见下)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比较音乐的民族学方法。随着明确地拒绝欧洲音乐优越性的思想,18世纪后半叶,如上所述(Amiot、Jones、Villo-teau等)产生第一批体系化的音乐民族志成果。在启蒙运动的学者中,各种不同的理论相互争辩。在Rousseau和Rameau之间有关“和谐的普遍性”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后的学者对这类纯思辨理论和缺乏民族学基础的信息进行了批评。但随之的发展,社会文化进化和文化“进步”等级观念和理音乐艺术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论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下一个世纪的基础。
  Rousseau的学说主要是一种事实依据而不是理论空想,他对那些所谓“贵族奴隶”的浪漫想象给予了批评。其他更多的批评是针对那些对非欧洲民族和文化形象给予同情描绘。和谐的普遍性(HarmoulcUulversaiism)人类所有音乐都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特别是按照和声频率的物理声学原则所构成的。这种理论企图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和声提供基础,而且该理论还认为,按照音之间的关系,或者按照西方音乐的和声关系,所有音乐都是可以被测定的。Mersenne在17世纪企图用数学计算的方式来规范所有的音阶与和声音程的可能性。其引用北美印第安人作为非欧洲音乐的例子来证明西方音乐的七声音阶的普遍性,并且借此来说明这种普遍性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
  Rameau(l8世纪)甚至将这种普遍性理念运用到了巴罗克和古典时期的音乐作品的和声之中,申明所有旋律都是建立在一种统一的和声基础上的,同时还采用了将非欧洲音乐的旋律配上和声来模拟西方音乐的风格,以此来说明“和谐的普遍性”原则。Helmholtz(19世纪中期)发明了一种相当复杂的实验仪器来测定泛音系列和音高。人类学家AliceFlether和音乐理论家JohnColll五〕rtFillmore(19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发展了美国印第安音乐的内含和声因素,而且以田野工作的方式发明了和声翻译手段,并且以此证明他们的方法的准确性。即使现在,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之外,人们还依然使用类似的方法来比较不同民族的音乐。
  人类音乐世界中的大部分内容显示,并不存在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或者是统一可测定的和声特色,而且不少推测的理论并不能证实所有的音乐中都隐藏着和声的因素,甚至西方古典音乐自身也不能严格地证明其具有普遍意义的物理和谐性。En罗I(详见下“民族音乐科学”)所提出的“测定”方法和观念说明不同的音阶类型是由不同的音乐文化性所构成的,而不是物理现象所规定的。同时,Elh,所进行的对各民族的音阶的测定,同样也充分说明了特定的音阶结构是在特定的音乐文化基础上产生的,音乐中不存在统一的和谐普遍性原则。
  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百年中,人们形成了一种音乐历史具有普遍性的观念,认为任何非欧洲的音乐归结于欧洲音乐历史的发展模式,强调音乐历史的“进步性”,然而非欧洲的音乐只是在整个人类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级状态的阶段,与“和谐普遍性”观点相呼应,推崇音乐历史的普遍性观念。其主要种类:18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诸如Bonnet和其他学者合作,但他们的研究仅仅依赖有限民族志或民俗志的材料;18世纪后期诸如Labore、Amiot及Stafferd等主要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进行考察,企图证实音乐历史的普遍性原则。早在对“启蒙运动”和“和谐普遍性”思潮进行批评的同时,对“音乐历史的普遍性”观点提出了批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肯定非欧洲音乐的价值。
  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学的兴起与19世纪早期(1820一1860年)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学者不仅反对奴隶主义,而且掀起保护土着文化的运动。以科学的基础来强调人类的人种特性,多少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和政治色彩。通过综合生理的、建筑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哲学的各个方面的人类学方法的研究,强调对民族的精神、思维研究的重要性。民族学从语言、家族和哲学意义的考察,来界定人种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18世纪在一些人文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借助了各种思想和方法来说明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Armchair”(意指那些“坐在扶手椅里空想”不亲自涉足田野仅依赖他人材料进行研究的方式)理论家们收集、编排和分析了大量从他人旅行中获得的资料,从而来说明他们的理论及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进行种族关系的分类。
  一些民族学者始终坚持反对奴隶制度和保护土着的政策,同时,另一些学者不是从政治意义上,而是试图从更为理论化的角度来提倡民族学。着名学者Prichard创立一个新的民族学理论,即“心理民族学”,之后逐渐演化为文化人类学。德国人类学家诸如Waitz等极力提倡,’,合理民族学”,与民族学派的同仁们一起反对英国人类学者的“种族主义”观点(详见一下“人类学”)。通过与人类学家们共同努力,19世纪60年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相继诞生。人类学家批评英国民族学家不是科学地看待人种统一体理论,而是将此视为“圣经”,认为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大大地重要于心理研究。
  人类学(Anthr0Pology)19世纪中叶(1840一1860)期间,人类学家反对民族学者将人类学视为自然科学,仅仅看到体质人类学而忽略人类学中其他各类分支的特性。他们提出不同的人种的起源是种族不同性的根据,并且关注于将各个种族按照高低优劣的次序来分类,与民族学家的“Armchalr”方式一样,只是从理论上来解释人种的分类。美国人类学家诸如Morton、Nott、Gliddon、Je任hes等都是强烈的种族主义倡导者,而相对中庸的欧洲则坚决抵制人类学理论。相似的种族主义提倡者Burke在英国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呼应美国人类学家的观点。当时,与民族学学会的情况相反,人类学协会不仅没有阻止这种理论,而是支持了种族主义的倾向。
  除了Fetis在法国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研究外,没有出现其他重要的音乐应用成果。英国人类学家曾企图从Chodey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梳理出一些种族与音乐的关系的理论,但并未成功。有少量的音乐研究,试图说明不同种族在生理接受机制上的不同性和劣势。除了在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批评之外,体质人类学的大量研究并不支持种族之间具有不同性的观点,而且这些批评的意见在20世纪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是正确的,学者们开始转向基因研究,以此来探索和认识遗传因素的不同性和体格上的差异,并且提出了基因差异的新概念,即基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即使在所谓的“纯种”种族中也是如此。其他批评家把人类学视为人文研究或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而且坚持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对历代人类之间的关系和不同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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