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宜于报道的社会运动

时间：2019-02-09 11:42:42 来源：免费论文网

适宜于报道的社会运动 本文关键词：适宜于，报道，运动，社会

适宜于报道的社会运动 本文简介：一、问题的提出与传统社会运动相区别的“新社会运动”的本质构成是“身份认同、共同体与意义”。新社会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这些斗争不仅发生在一个更全球化的世界，而且那个世界提供了空前的信息交往和相互联系，能够使‘虚拟的公

适宜于报道的社会运动 本文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与传统社会运动相区别的“新社会运动”的本质构成是“身份认同、共同体与意义”。新社会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这些斗争不仅发生在一个更全球化的世界，而且那个世界提供了空前的信息交往和相互联系，能够使‘虚拟的公共领域’和‘网络运作的’社会运动滋生繁殖。”这两大背景提示我们，在理解现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首先明确：其一，这一社会运动是处于哪个阶段的运动，是属于传统社会运动还是新社会运动？其二，在社会运动中信息传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之所以要明确这两点，实际上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评价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世界范围内社会运动的建构，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简单地将其斥之“西方媒体所标榜的‘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独立媒体”的有名无实还是研究这一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则。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发现西方主流媒体在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进行符号建构的时候出现了“区别对待”：这一“区别”一方面可以从其对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的进行不同形式的报道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主流媒体同社会化媒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
　　我们选择“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两次社会运动中西方主流媒体的表现以及其与社会化媒体的互动来做个简单的比较。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是由于：第一，这两个案例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背景：“都是由于市场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在全球体系的薄弱环节的大爆发”；适宜于报道的社会运动——反思西方主流媒体对于“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的媒介建构第二，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尤其是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都在这两次社会运动中起到了信息传播与人员组织动员的作用；第三，西方主流媒体都参与了对于这两次社会运动的符号建构。
　　但是从文本上来看，西方主流媒体对于这两次社会运动的建构却有很大差别：首先，报道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对“阿拉伯之春”的报道当中，西方主流媒体积极介入，将其建构成为一次世界人民“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运动；但是对于“占领华尔街”则采取了消极旁观的态度，不仅在报道时间、报道频率、报道数量、报道规模、报道形式以及报道深度等各方面都采取了“低调处理的形式，还以种种理由拒绝、怀疑、抨击、抵制此次运动，将其建构成为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无理取闹，滋扰民生。
　　其次，在处理同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不同。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主流媒体将运动组织者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作为信源，将这些网络上的“材料”不加核实地引用；而美联社一名摄影记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捕，有员工将此消息通过社交网站推特先发布到网上。
　　美联社执行总编辑卢费拉拉在写给全体员工的内部邮件中严厉地谴责了这种行为，“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为美联社工作，而不是推特。”并重申规定：一切有新闻价值的消息、图片或视频都要首先提交给美联社，而不能自行在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因此，虽然“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这样的示威游行发生的时间相当，运动发起的方式也有些类似，但是就西方主流媒体的呈现来说，在具体问题上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处理方式上都存在的很大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按照自身社会结构的属性——有学者将其称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从不同的侧面“放大强调”运动某一方面的事实，从而达到了自身的目的。
　　二、理论的视角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现实是被建构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现实可以被“随意地”符号化建构，因为现实之所以被认为是现实，需要一个意义共享的机制，而这一机制需要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这就是对于现实建构的客观化机制与合法性来由。不同的个体对于现实建构的能力不同，需要依技术条件与传播能力而定。技术条件是指将现实符号化的可能性，包括技术手段与文化水平；而传播能力则是将符号化的现实“输出”产生互动的能力。如果将这两点落实在传播媒介上，那么就是把“事实”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固定”下来然后通过传播渠道输出并在社会语境下得以承认的过程。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参与制作文字、声音、图像，另一个是提供传播渠道。西方主流的媒体在技术条件与传播能力与其他国家的媒介组织相比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先进的技术设备，媒体从业者较好的教育水平与业务素质，在全球建立起来的以通信卫星、无线电、国际通讯社、多种媒体为节点的传播网络，以及媒体背后雄厚的媒介集团与财团，都是其可以进行有效的符号建构现实的保障。
　　与此同时，符号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生产意义，这种意义本来是符号给予现实的“附加”，但是随着符号的传播，这种意义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认同，于是意义得以成立。如果说在符号建构的伊始就具有某种意识形态，那么随着符号的传播，这种意识形态就会被播撒出去，产生效果。由于西方媒体的优势传播能力，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垄断整个世界。默多克曾经评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这种模式）由普选、有限政府、法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等要素组成。”

　　虽然这也只是一种观点，实际上不仅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本身也时时处于变化当中。但是结合西方媒体在全球的传播霸权，我们可以想象默多克的意思，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建立一种与之不同的，能够同时为国家和社会精英所认同的，从而能够将其作为建立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价值体系。”在这里我们无意讨论这种意识形态传播出去的效果会如何，这是传播学当中传播效果研究的15核心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关注的要点在于，西方主流媒体如何依靠其强大的符号建构与信息传播的能力，“建构”了适合其报道的社会运动。
　　三、新旧社会运动的媒介镜像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一般会将社会运动分为传统（旧）社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主要的区别如下：
　　第一，传统社会运动一般具有明确的物质需求，但新社会运动一般只有一些非物质性需求；第二，传统社会运动背后一般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但是新社会运动背后一般没有，其主要想要改变的仅仅是社会上某一主流价值观或行事方式；第三，传统社会运动一般是“群主题”的，诉诸是一系列结构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但新社会运动一般是单主题的；第四，传统社会运动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目标达成，而新社会运动则是追求精神层面的政治认同或身份认同；第五，传统社会运动的对象是统治阶级以及社会运动参与者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目的是改善运动参与者的经济政治地位，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打破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但是新社会运动虽然也面向国家，但是以寻求国家通过立法手段来保障甚至促进他们所具有或倡导的生活方式或价值，新社会运动不追求打破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而是公民社会本身；第六，传统社会运动一般思想体系比较保守，新社会运动则具有一些后现代的价值观；第七，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是分层的，新社会运动则是采取了大民主性的、平等的组织形态；第八，新社会运动并不是西方社会运动史的主流，一直处于政治边缘，而且伴随新社会运动的是大量右翼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增长。
　　虽然在实际情况中，新旧社会运动之间并非划分地如此泾渭分明，有时会呈现混合状态，但是这八个方面的属性大体上可以给我们勾勒出新旧社会运动的一些区别。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阿拉伯之春”被建构成为了典型的传统社会运动，虽然其在某些方面并不具备传统社会运动的要素；“占领华尔街”运动则被认为由于缺乏明确的口号等等——而这恰恰是其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属性——被拒绝成为报道的对象。虽然不同的意见认为，恰恰是在这次“从规模和范围来看是美国自上世纪60 年代末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美国人民这一次终于找对了愤怒的对象”。
　　西方媒体对于“阿拉伯之春”进行建构的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分别是：
　　第一，将其建构称为是要求对于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的彻底的变革。而实际上这次的运动最初主要的还是对阿拉伯世界强人政治下的腐败、不公等现象的反抗。而将这一事件的媒介呈现表现为一开始就有了高度的政治化诉求，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无法在既有的国家的制度化渠道内得到解决，人民己不再对现存政治系统抱有任何希望，国家亟需一场制度性变革来彻底肃清现存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再次建立全新的政权和制度。这种论述使得“阿拉伯之春”具有了传统社会运动“反对现有体制”的属性。
　　第二，将这一系列的发生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掀起的大规模反抗威权主义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运动建构为是在西方民主普世价值影响下的为自由而战的革命。小布什之后，美国决策者依然保持了对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乐观其成的基调，致力于以塑造社会经济环境而推动出现所谓“内生民主”的结局。2013年1月24日约翰克里的国务卿职位确认听证会上，他突出强调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实践及其成功合乎美国长远利益，“阿拉伯之春”是人们对机遇和个人参与治理权利渴求的一场运动，而不是一场宗教运动。
　　而实际上美国对阿拉伯世界向“民主”转变的愿望带有明显的一厢情愿特色。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公众长期以来并不支持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亲美的世俗化强人政权，而希望恢复伊斯兰教在国际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阿拉伯之春”运动带来的政权更迭几乎普遍导致了伊斯兰政治力量掌权局面，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倡导的民主、人权主张乃至于美国本身都嗤之以鼻。给出一个社会运动具备特定的宏16大意识形态，从而将这“种”社会运动的性质归列到了传统社会运动之下。相应的，西方媒体对于“占领华尔街”的“选择性忽视”有如下几个理由：
　　第一，示威游行的队伍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或诉求。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占领华尔街”恰恰是一种没有所谓“明确的共同目标”的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克利拉森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电话专访时回应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明确的领导，那是发动革命的旧方式。今天的运动是由互联网一代人发起的，他们追求的是用平等的方式看待事物、用包容的方式凝聚每个参与者，这就是其魅力所在。”而且也正如一些研究所显示的，参与游行的示威者白天有可能还在华尔街拿着微薄的薪水上班，下班之后就直接过来抗议了。抗议诉诸的恰恰不是一个具体的新改良的部门或新项目，而是一种找到共同诉求的集体认同。西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造假”，但是却把这样的一场追求身份认同、共同体与意义的新社会运动庸俗化了。
　　第二，这只是一个孕育中的社会运动，并不值得全国性的关注，如果报道了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即便是小事也有报道价值。“小切口”在美国新闻报道中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从美国早期对于民权运动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而且在美国，对于个体以及个体权利的尊重与提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对于“小事情”的发掘是一个优秀的媒体人敏锐的新闻嗅觉的体现。
　　第三，新社会运动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深层次上的结构性危机。这次的“占领华尔街”却被建构成为了“体制内”的小打小闹，是一群体制内的失败者松散、不理性的做法：“占领华尔街”看似声势浩大，但实际意义却并不明显。失落、愤怒的人群很容易聚集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取得真正的成果。美国资深记者林道夫认为造成西方主流媒体对于“占领华尔街”的报道会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这是对于美国整个政治和经济系统的谴责和攻击，所以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这个事件”、“业主为了节省开支解雇了那些能够理解运动的记者”等等，他认为“美国媒体看似客观的报道实则是掩饰了记者的观点”，虽然无法断定是不是“一个集体阴谋”，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更为灾难性。”
　　四、另外一种选择在哪里？从历史上看，有关社会运动的报道，美国媒体要不就是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还会歪曲报道。而美国的舆论一般情况下会被媒体引导。而只有在亲身经历的问题的大众的看法才会呈现多元特征。互联网的普及和使得社会底层掌握了对于现实世界“客观化”的建构工具。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化媒体在组织社会运动时表现在结构上的作用。2010年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小变化：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他指出：Twitter和Facebook式的行动主义，在提升参与率方面可谓卓有成效，但这是以弱化参与动机为代价的。但是李成贤却认为，社交媒体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本身正好说明其功能的强大。所以，单从“弱连接”字面上的“弱”，无法推导出社交媒体功能的“弱”。
　　但是尽管学者在社会化媒体在组织社会运动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功能上存在分歧，但是两者都没有否认社会化媒体在对于现实的“客观化”方面的效用。所谓“现实的客观化”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客观化过程中的一个绝对步骤，按照这个步骤，作为人类组织的客观化世界失去了它的可理解性，而固定成了一种非人类的、非人性化的惰性的真实。”通俗地讲就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将社会现实以符号建构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是仅仅是个体将社会现实“固定”下来还不行，因为这样是没有社会层面的意义的，而社会层面的意义是在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因此，社交媒体的作用就是一方面，它使得社会的底层有了自己“客观化”现实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还提供了制造共享意义的渠道。现今虽然西方主流媒体在操作传统主流媒体方面非常老道，但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显着特征就在于信息的传播渠道已经不完全掌握在一部分人的手中，这种“分开处理”的策略或许在传统媒体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独大的时代仍然可以奏效，但是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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