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具有中国特色舆论场之构建 本文关键词：中国，舆论，构建，特色
论具有中国特色舆论场之构建 本文简介：【摘要】中国大步迈入改革开放后，在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双重构建下，传播媒体并非西方的第四权概念，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产业，既要服膺政治，又要迎合市场。新传播技术带来新媒体的出现，催生多重舆论场应世而出。本文立足在地视角参与观察，先点出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功能属性及其内涵和外延意义，再提出具有中国特色
论具有中国特色舆论场之构建 本文内容：
【摘 要】中国大步迈入改革开放后，在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双重构建下，传播媒体并非西方的第四权概念，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产业，既要服膺政治，又要迎合市场。新传播技术带来新媒体的出现，催生多重舆论场应世而出。本文立足在地视角参与观察，先点出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功能属性及其内涵和外延意义，再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场建立了从网络到媒体再到政府的议程设置流程，而在各种舆论场融合共生的传播情境中，相对开放、也最受期许的网络舆论场，理应愈加努力实现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关键词】中国特色；舆论监督；舆论引导；公共领域
一、中国特色舆论场初步诠释（一）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早期从事中国大陆传播制度研究者，咸认中国大陆采取的是“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起源自20世纪的苏联，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举传播媒体存在目的是支持马克思主义体制，且为人民服务。“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发言人，即共产党或党的领导人。共产主义社会中，传播媒介的角色被定位为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及建设共产主义的教育者。传播媒介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为党和国家服务，并且为国家所拥有，尽管理论上，共产主义宣称人民拥有媒介，但共产党由无产阶级所组成，代表广大人民行使所有权。
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议上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的确坚持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武装与文宣两把抓的斗争战略。然而，回归马克思的原点，其对报刊是具有相当高度的民主、自由思想，表示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的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自由报刊也是人民精神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为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亦且人民报刊应当成为人民的喉舌，是表达社会舆论的理性机关，人民性是人民报刊的思想灵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支持新闻传媒享有充分的权利，充当公民舆论表达的社会公器。当然，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传媒，也同时担当着公民表达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把关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里，新闻媒体不是“为党喉舌”而是“为民喉舌”，不应受检查管制，享有充分自由。抑或，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新闻媒体完成上述阶段性任务，即需转而肩负起协助统治阶级“宣传教化”的结构功能。然而，脱胎于马列新闻主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制度，并不只是按图索骥，照本宣科，而是与时俱进，结合毛泽东、邓小平的传播思想，并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舆论场。
（二）走向政治经济的双向途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上层建筑却经常凌驾经济，甚至计划指导经济，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乃相互构连且相互制约，Mosco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表明，传播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家的权力，还要重视市场在传播资源分配中的社会倾向性，关注资本的权力以及市场机制与民主机制的区别。
自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迄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更进一步深化，而传播改革也得到更新的发展，新闻媒介属性被重新界定，传播媒介的经济面向，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传媒既是重要的宣传机构，它要担负起引导社会舆论的政治任务；它又是人们不可稍有脱离的信息传递机构，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它更是一项产业，有着多种商业价值，必须按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运转。因而媒体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事业单位的运转，也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两者融合起来的一种全新模式的经济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闻媒体不仅是“宣传工具”，还要转化成“文化产业”，将讯息内容变成文化商品，推销给阅听众，再将收视（听）率打包贩卖给广告主，转换其使用价值为剩余价值，传播媒体俨如经济实体，企业管理、利润本位、自负盈亏、积极创收，既要服膺政府领导，又得适应市场需要。
所以在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时，应该超越“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简单二元逻辑，应当把国家与市场之间、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传播领域的复杂建构和动态链接关系，作为分析重点。透过“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等，辨认出“经济”的实质，这是中国与西方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于是，在所有权由政府垄控，经营权相对自主的媒介生态下，新闻媒体有了两个“老板”，一个是在上头的党和政府，必须服从领导，不得逾越红线；一个是在外头的衣食父母，也就是阅听众，必须制播放送满足阅听众胃口的讯息内容或文化产品，才有机会争取广告收益，将本求利，发挥边际效益。
（三）诉诸公平正义的突破缺口中国自1978年施行开革开放政策以降，30年间屡创新高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确实已经让特定区域的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然而，面对腾飞的经济成长，法制配套却未能及时跟进，从吴敬琏揭露中国腐败的经济源头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1.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2.利用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3.利用市场不规范牟取暴利。
公平正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种价值观，Rawls在《正义论》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他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之两条原则：
1.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与他人的自由并存的基本自由，例如思想和信念的自由、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人身自由和个人财产的自由，以及法制原则所规定的其他自由权利等。2.是与差别原则相配合的机会平等原则。机会平等需要通过程序公正，比如全民义务教育来保证实现。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天然秉赋和社会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平等结果，Rawls提出用差别原则来弥补，也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收入再分配来补偿（谢延光译，1991），在中国大陆针对贫穷线以下的农民工，投放完备的社会支持救援系统，协助其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是当务之急。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亦直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大陆2010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61，高于全球平均0.44的水准，贫富差距悬殊。由于政府里的贪官污吏与社会上的不公不义，在人民心中形成的负面观感不容小觑，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官官相护，中共中央在司法监督、党纪监督之外，开放舆论监督，让媒体、网民、公众参与监督官吏、斥候社情，一来揭弊、二来肃贪、三来反腐。
细言之，这25年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连带解放舆论市场，在底线以上，红线以下的范畴里，新闻媒体与公众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可就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表他们的论点，各言尔志，尤其在互联网上更是百家争鸣，奔走相告，敢于批判不公不义，广州的“蔡房叔”、陕西的“杨表哥”、重庆的不雅“雷人视频”，以及郑州“翟房妹”，一干嫌疑官员皆遭群起围剿，应声而倒，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场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催化剂，也是贪污舞弊的防腐剂。
二、舆论监督与引导结构功能解析（一）众声喧嚣的舆论监督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舆论监督”的说法，其内容指出：“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宣传工具，增进对政务与党务活动的报导，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类不正之风作斗争”。亦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接着提出，要求重视传播科技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在2012年底十八大的报告中更直陈，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共十三大到十八大，“舆论监督”连续六届出现在政治报告中，足见中国政府对此一议题的重视程度，国家一方面将新闻舆论监督当成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手段的延伸，一方面藉以解放宣泄民众压抑的出口，打击官僚主义与寻租行为的不公不义，发挥调节功能，安抚骚动的民心，弭平激昂的民情。
近几年新闻舆论监督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社会事务中的失格行为进行披露、建议乃至批评的传播动能遽增，在资讯社会，新闻舆论监督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展台，在反映群众呼声、引导舆论、监督权力、反腐倡廉、推进民主、规范社会道德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着的重要作用。然而，在肯定新闻舆论监督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新闻媒体在传播中的异化现象，诸如虚假信息、政治谣言、夸大不实、媒体审判等引发的各种违法、侵权案件。
新媒体的出现就像是“兴奋剂”，打破了传统媒体信息垄断的局面。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传播技术革命正促成一种新型态的信息传播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不再仅仅依靠大众传媒，社会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借助网络等新媒体自主设置公共议题，并迅速形成公众舆论，一定程度改变了由政府完全掌控的信息传播格局，由单向的供给关系变成多样的合产关系。
微博业已成为参与舆论监督的一项强兵利器，微博的勃兴，可以看作是公共意识积极觉醒的写照，其实质从正性方向看，是一种公众普遍的公共参与意识的集体自觉与提升；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微博质量参差不齐。在大多数民众的认识水平、能力、素养尚未达到相应层面的情况下，此时微博也存在大量的情绪性表意和追随性表意。在产生公众舆论后，意见的质量不高，缺乏理性思辨，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众声喧嚣不是百无禁忌、信口开河，不可造谣生事、污蔑谩骂，新闻舆论监督确有必要纳入法治规范，而网络舆论监督亦需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和自律责任意识，不能任由谣言误区蔓延扩散，为了企求“公正传播”，适切的舆论引导必然应运而生。
（二）乱中有序的舆论引导舆论引导是为正本清源，拮抗过分、过当、违法、侵权的舆论监督，童兵指出，新闻传媒要想求得舆论引导的完全成功，首先要确认党的首脑机关所制定的路线政策的不失察、不出错。其次要确保新闻传媒吃透党的路线政策的精神实质，同时很好地结合实际工作，不走样、不夸大、不缩小，真实而又创造性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传达好党的路线政策。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中，这样的教训不少，相信“传媒万能”，实际上是一种“左”倾思潮影响下的工具论观点，必须坚决反对。由是观之，正确无误的舆论引导即是跟随党的中心思想，走在党所设定路线上，这也是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然而，舆论引导不当，久而久之必然造成社会舆论的二元对立，即主流意识形态与草根观念的对立，网民对于官方信息的习惯性质疑，亦且由于舆论引导方式过于强调硬性控制而不注重软性疏导，造成了网络空间“泛政治化”的局面，甚至在较长时期硬性管控的情况下，网民社群可30能会出现了一种“无语凝噎”的心态，冷漠旁观，却积累闷压愤怼不满的情绪。
凡此种种，皆源于舆论引导方式的不当。那么，舆论究竟应该如何去引导？此乃需要政府职权部门、社会管理单位、主流传播媒体有作为、善作为，为公众维护好畅达的舆论通道。首先，把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众需求、实现公众期望视为第一要务。公众的愿望、要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舆论自然会平息。对于现有条件下暂时无法切实解决的问题，要真诚以待。其次，适时、充分地通报信息，有助于减低事件的“迷雾指数”，让公众更清楚地了解真相，杜绝谣言的侵入，为社会发展铺就更加宽阔平坦、通达顺畅的舆论道路（杨鹏，2011）。
总之，舆论是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引导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显示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真正发挥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拨乱反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履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三）变态混沌抑或动态平衡舆论乃“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换言之，舆论是相当人数的公众的共同看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舆论是社会和时势的晴雨表，是某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是实施社会调控的制约力量。因此，在公民依法实施表达行为时，舆论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内容，舆论表达是公民最有社会影响力的表达活动。也正由于这样，舆论表达空间的存在和拓展，成为社会民主化水平提升、公民人权事业进步的重要标识，也是构成和评估表达自由的重要指标。
新闻传媒的功能，就在于能使分散的、个别的、无组织的一般公众舆论，经过选择、集中和放大，变成有组织的、有倾向性的和有力量的社会舆论。忠实地反映和表达社会舆论，正是新闻传媒取信于公众而赖以生存的条件。如今，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表达格局，实际上也延伸了公民的表达权。过去，传统媒体是表达权得以实现的主要管道，公民的表达权往往受到传媒组织的掌控与框限，传媒组织代诉代言的官方与商业力量主导着舆论表达，而新传媒加入到表达管道之后，不仅可以提供海量信息，而且给公民提供更多的舆论表达管道，传播多元的舆论信息，使得公民的舆论表达变得更加广泛和自由。
舆论监督暨舆论引导的结构功能，前者意指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通过大众传媒掌握公共信息、了解公共决策、发表公众意见，以舆论的力量对公共权力实施监督和制约的动态过程。舆论监督的核心主体是人民大众，形式主体是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经常表现为这样一种模式：媒体通过反映具体民众对具体事物的个体评价，指引和诱导广大民众对该事物做出集体性的评价，然后再通过公众的评价来对评价对象及相关主体产生作用（李智，2011）。后者在于以“开放视野里的舆论应用”为基本手段，放大社会舆论的正面效应，用主流舆论的盛起促使舆论杂音的消退，以社会制度调节、意识形态推动、大众媒介引导、先进文化引领为主要途径，以主流舆论建设为核心，建设一个符合实际、贴进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引导力系统、影响力系统、文化力系统等三大版块，构成的导向需求型舆论引导系统。
当下面对多元传播格局带来传播思想的多元分散性，虽然形成信息的纷繁复杂性、内容的丰富多样性，造成传播效果的不可预测性；然而，开放的传播系统却能减少“能趋疲”（entropy）变量的产生，舆论监督与引导结构功能将厘清变态混沌，维持博弈竞合的动态平衡，在国家有红线、媒体有防线、公民有底线的自律自觉中，舆论监督分流趋向舆论引导汇流，舆论制造、合产与传播者，从调适走向同化。
三、探究多重舆论场的辩证逻辑（一）漫天纷飞的多重舆论场中国大步迈向改革开放进程，正巧碰上新传播科技与信息技术接踵问世，加上民众近用各种传播媒体智能的提升，类型纷陈，内容丰富的多重舆论场同时共生。丁柏铨分析舆论形态乃指舆论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涉及舆论的生成方式、运行方式、存在状态和作用机理等诸多方面。其结合各个时段的社会背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舆论形态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理性思考，并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舆论形态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趋势，网络往往充当了放大舆论热点、引爆公共事件的作用。一些事件，如果不是借由网络媒体推波助澜，未必就能成为产生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而广大网民的参与，则极大地改变了事件的进程，扩大了其影响力。由网民设置的议程遂成为媒体议程、进而成为政府议程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舆论场得到充分体现。
张涛甫更一进步指出，当下中国同时面临社会转型、全球化、媒介化三重巨变。社会舆论及时、敏锐地反应了这场深刻的大变局。中国舆论场“乱云飞渡”，变幻莫测，并就其构成及演化特征的角度进行观察。提出四大舆论场：1.民间舆论场2.传统媒体舆论场3.网络舆论场4.境外舆论场。并强调当前舆论场的表现特征在于：1.民间舆论网络化生存2.传统媒体舆论场多元并存3.网络舆论场“倒逼”效应4.内、外舆论场互动5.舆论事件多发6.舆论调控难度加大。
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舆论场、非官方媒体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境外媒体舆论场，四个舆论场迭加构成的传播场域中，主流媒体应在传播深层结构上起作用，为社会文化传播提供框架：发挥主流媒体专业职能，建设好重点新闻载点；以主流媒体职业道德、专业义理和编辑模式规范网络新闻传播活动；把网络信息纳入主流媒体报导框架之内；形成优势互补，善用新媒体共时多点的传播特性，撷取题材，系统编采，整合多维舆论场，打造兼具高度、深度与广度的立体传播格局。
然而，面向漫天纷飞，诡谲多变的多重舆论场，有重复有差异，却难以全面确切呈现社会真实，阅听众耳鸣眼花，承受认知上的压力，产生错觉，“五色令人眼盲，五音令人耳聋”，无法进行信息过滤，恐将产生信息焦虑，阅听众要精准解读具有中国特色多重舆论场的内涵暨外延意义，必先具备解构其零和，竞合与融合辩证关系的能力。
（二）正反合的有机辩证关系Lippman指出，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符号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脑海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这三种意义上的“现实”中，主观现实往往受客观现实和符号现实的双重影响，客观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确定的，而主观现实对外部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特别在媒介发达的今天，网络、电视、报纸、手机等各种大众媒介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客观现实的主要来源，而媒介在通过语言、画面、文字等符号传递信息时，总是根据媒介自身默认的观点加工组合这些符号，从而达到预期传播效果。
黑格尔认为一切发展过程都可分为三个有机联系阶段：1.发展的起点，原始的同一(潜藏着它的对立面)，即“正”；2.对立面的显现或分化，即“反”；3.“正反”二者的统一，即“合”。正为反所否定，反又为合所否定。但合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合把正反两个阶段的某些特点或积极因素在新的或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正反合”的“合”是正与反的有机统合，也是新诞生的“正”，如此不断向上推衍到至高无上的“合”，即为“绝对精神实体”。32笔者在此类比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思想，试图点出多重舆论场“主观现实”、“符号现实”
与“客观现实”的正反合有机关系。此外，我们仍须了解到舆论导向的过程无非两类：1.媒介把人们的意见忠实通过报导传递出去、“正”；2.媒介自己形塑框架，以立场引导舆论进行报导、“反”。当媒体在传递意见时有偏移，选择一部分，忽视另一部分，就很容易滑落到第二种舆论形成的模式轨道中去。新闻媒体在拥有社会赋予的自主性的同时，要有社会责任感，以社会公器自许，即在享有制造、传播舆论权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和义务，将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统“合”在保障和尊重人民知的权利、反映事实、正确引导大众等三方面。
多重舆论场在客观真实与程序过程的正反合辩证发展中，不再是全输、全赢、全对、全错、全有、全无的零和角力，而是内涵暨外延意义的竞合博奕，期能逐渐融合各种语境歧异，进入理想的言说情境，互为主体，凝聚理性共识，获致“有效宣称”（validity claim），实践公共领域。
（三）实现公共领域的可能性Habermas所谓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意指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能够形成某种类似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凡是公民都享有参与该领域之活动的充分保障（Habermas,1989:120-134），并归纳出公共领域的三个标准：1.参与成员是平等的；2.讨论议题具有开放性；3.参与成员的广泛性与包容性（Habermas,1989:36-37）。Habermas认为，当公民不受任何限制，亦即拥有在集会、结社自由，以及表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条件下，能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交谈，在政治公共领域中所运用的理性就是Kant所说的启蒙思想。因此，公共领域也可视为“公共性”具体实践的概念场域，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但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而是每个一般人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只有当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
公共领域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是开放性，公共领域介于主要由公共权力构成的国家和主要由家庭和经济交往关系构成的纯粹私人领域之间，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这一中间地带，就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进行独立、自主、平等、理智的交流与沟通。其次是批判性，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精髓，具体说来，进入公共领域的公民通过各种形式的相互沟通，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判断，对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进行批判，达成共识，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规范和控制，防止公权滥用，抵御公权对公民个人和社会权利的侵蚀。最后是理性，非理性的个人的情感宣泄，基于个人利益的自我言说，即便有着尖锐的批判性，也不属于公众领域。公众领域是以批判作为精髓的，但公共领域的批判性是植根于理性原则基础之上的。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型，不仅公私领域的二元结构趋于解体，而且公共领域本身已经被各种利益团体所侵占，到了Habermas后期的论述中，虽然依旧强调媒体功能的重要性，不过，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扮演公共领域的角色，却不能令Habermas满意，他悲观的认为媒体商业化后，原来作为公共领域，提供时政评论的功能已经逐渐瓦解。近来，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舆论场蓬勃发展，热点不断，亦有论者乐观以为公共领域藉此得到申张，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主体迅速扩大，打破了社会精英垄断话语权的局面，讨论的方式和途径迅速多元化，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也许能够启动“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Dahlberg则提出一个线上空间，必须具备以下标准，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公共领域。这些标准是：独立于国家经济权力外的自主权；可交换具备可批判之道德有效宣称的评论；具备反射性；具有理想性的角色扮演；具有真诚性、松散性、包容性与平等性。持平而论，Habermas对于公共领域的理想型概念，确实很难百分之百实践操作型定义，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经、社会、文化多重舆论场中，对照上述Dahlberg所提的标准，还有相当程度上的距离。况且，要让5.64亿的网民成为公民，对于政治社会化、媒介近用权的保障，媒体素质的教养、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灌输，都还有一大段需要政府、媒体、公众，共同努力的空间。
以旁观者清的视角，在地观察改革开放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传媒、网络、境外多重舆论场后，发现可能因为在公民会议、大众谘商、民主参与等对公共事务表意机制相对阙如的景况下，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场愈加突显泛政治化、无限上纲化、情绪化与一窝蜂化等特性。进而二分舆论监督暨舆论引导两条汇流途径，舆论监督指媒体、网民、公众，对国家机关从事国家行为、党政工作人员施政活动，以及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所做的报导和评论，尤其针对贪渎腐败、特权阶级的寻租行为，以及社会上的不公不义进行监督；舆论引导则是政府职权部门、社会管理单位、主流传播媒体对众生喧嚣、百家争鸣的舆论场进行话语引导，侧重事实澄清与事件响应，做好风险控管与危机处理，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方向运行的引导作为。但舆论监督不能无的放矢、无限上纲，甚至不惜违法侵权，其效能在于指摘利害、防腐肃贪、当头棒喝，以儆效尤；而舆论引导也不是要求多元统一，定于一尊的一言堂，应是万流归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力求真相大白，俾以消弭谣言误区。
此外，舆论引导要以公共利益为念，满足人民知的权力，标的明确，不可刻意误导，诿过塞责，舆论即是民意，是人民意见表达与意志展现，具有针对性与指向性，强制性与正当性，政府主事引导，民众只能监督，媒体则双肩引导与监督，在舆论场的结构功能里，媒体既是舆论平台载具也是产制机器与催化剂，民意如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疏导胜过围堵，舆论引导一定要对民意有所回应，对事件有所因应，积极作为，让民意得到满意，或至少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境地，为政者应悉心戮力感测舆论、回应舆论、导正舆论。其实，舆论监督与引导都算是舆论制造，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境脉络效应下，舆论监督是理所当然，舆论引导是在所必然，舆论制造是自然而然。舆论制造有1.照本宣科、有凭有据2.加油添醋、扩大解释3.无中生有、有也变无，三种范式。
这代的中国领导人对具有中国特色网络舆论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于2012年11月30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座谈会中指出，“网上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网路舆论需要更进一步的净化与消化，共创建设性批判，而非只是一味的诋毁谩骂，在仇官、仇富情绪作祟下，众人皆曰可杀，人肉搜索变成职业杀手，违反无罪推定的法理原则，网民代位审判，甚至代位执刑。如此，不仅成就不了公共领域，俨然就是造谣基地，要将网民升华为公民，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才有可能累积正能量，健全发展，获致理想的言说情境，真正形成多元意见场域，协助开展公共审议（public de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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