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与回鹘绢马贸易对双方的互动性影响 本文关键词：后唐，互动性，影响，贸易，回鹘绢马
后唐与回鹘绢马贸易对双方的互动性影响 本文简介：绢马贸易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和回鹘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贸易往来活动，作为当时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替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回鹘诸政权所控地域，位于中国与西方世界往来的草原通道要冲，地处世界闻名的交汇中心，通过回鹘的中介作用，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和贸易得到了接续性发展。双方的经贸往来、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和
后唐与回鹘绢马贸易对双方的互动性影响 本文内容：
绢马贸易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和回鹘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贸易往来活动，作为当时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替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回鹘诸政权所控地域，位于中国与西方世界往来的草原通道要冲，地处世界闻名的交汇中心，通过回鹘的中介作用，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和贸易得到了接续性发展。双方的经贸往来、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正是这种这种贸易所带来的互动性体现，进而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民族融合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民族关系都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一、唐回绢马贸易之背景
我国北部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从公元前开始就世居此地。这一辽阔地域为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提供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时，该地区位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和汉文化、两河文化的交汇地带，地理位置极为独特，而且，由于该处属于联结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各种文化交流碰撞，而且由于未受到发达社会和成熟文明的整体同化，为草原游牧文明的绵延发展提供了明显的地理优势。因此，草原游牧文明的发展一直在与中原文明同步进行着的同时还保持着自身特色。
就唐王朝而言，在中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势力的不断强大，中央王朝权利的减弱，边防实力大为减弱。马匹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工具，对于唐中央王朝扩充军事实力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然而陇右牧监中马匹数量最高时，只有 70 多万匹。这对大唐帝国来说数量还是很少。天宝初年，安西节度使统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国，管戍兵有 24000 人，但是马只有 2700 匹。其他节度使的兵马数也是大同小异。相较于草原游牧民族骑兵每人两马或者更多的情况，唐王朝也是急需马匹以充实国防的。尤其是吐蕃占据了河西陇右地区，而这些地区其实主要是唐王朝主要的军马养殖地区，结果使得唐朝处于一种严重缺马状态。
同时，也应该看到，回鹘作为游牧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能够完全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草原地区生态的脆弱性和气候环境的制约，使得草原民族社会想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和其他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交流以满足其基本社会保障，其手段则多样，诸如战争、贸易等。而贸易所起到的影响则要远大于其他方式，通过贸易，将各方的文化风俗远播他方，互通有无，使得我们的文化变得多样。毋庸置疑，丝绸之路对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同样绢马贸易作为丝绸之路贸易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忽视。
二、贸易过程
中唐以后，绢马贸易成为丝绸之路主要经济形式，回鹘汗国兴起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形式，在安史之乱前，唐与回鹘等草原游牧部落贸易形式主要是以朝贡回赐展开，规模较小。之后，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便以绢马贸易为主流。回鹘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了长安、洛阳，为答谢回鹘，唐朝在原有朝贡回赐贸易以外，双方约定绢马互市开通。
由于当时贩运到东罗马的丝绸价格比中国高出上百倍。回鹘贵族和商人为了将丝绸转销西亚和欧洲牟取暴利，回鹘方面便利用贸易约定，大量向唐朝出口马匹换取绢帛，赚取丰厚利润。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次数一年中不止一次。其实际情况可根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城部·互市》窥见一斑，（ 如下表） .
从表中可看到，回鹘在很多年份中不止一次的进行绢马互市。唐朝在回鹘地区辟驿道，设马市，进行大规模的绢马贸易。如此繁盛的贸易往来，为回鹘获得巨额利润提供了条件。
当然，高额的利润促使绢马私人贸易也盛行起来，回鹘汗国的贵族、商人利用官方交易的机会，以私人身份和中原地区的商人进行贸易。因为看到参加出使的人可以获得丰厚利润，因而回鹘出使人数、次数都相当多。有些情况下私人贸易量并不亚于官方贸易量。例如，公元 792 年 7月，回鹘可汗的养子药罗葛灵趁来唐朝觐之便，换取了“市马绢七万匹”的高额利润，足见贸易的兴盛和获益的无风险性。从其后的历史来看，唐与回纥间的绢马贸易对唐中期后日渐衰落的陆上丝绸之路起到了接续性作用，其影响不可估量。
三、绢马贸易对双方所造成的互动性影响
绢马互市的实施，一方面是由于唐中期以后马政措施败坏，客观上需要购买漠北马匹用于备边和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为回报回鹘助唐平叛。
基于此，唐代宗实行了有利于双方的绢马贸易，规定唐朝购买回鹘马，每年最高额为 10 万匹，每匹马换绢 40 匹。唐政府希望通过这种贸易关系，在藩镇割据，中央权力弱化的现实情况下，以“羁縻”求得北部边疆的安全，也为双方各个领域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 一） 绢马贸易为唐朝带来的积极性影响
唐中后期政权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外部是迅猛异常的吐蕃骑兵； 内部是独霸一方的藩镇割据。与回鹘市马，弥补了唐朝战略物资的不足。也充实军队实力。然而回鹘过多地将马匹输入唐朝，对于当时藩镇把持地方财政，唐中央负担过重的状况下，如若过度征收赋税，势必会加大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矛盾； 但如若不与进行贸易，周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又会变成强大成为外患。衰弱的唐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回鹘和吐蕃两合起来，所以只能忍痛和能给自己最大利益的回鹘实行贸易。用绢马贸易作为羁縻回鹘的手段，从而牵制住回鹘，使回鹘依赖于唐朝从而此获得唐朝北部边疆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把回鹘作为抵御吐蕃的屏障。由此看出，显然政治上的获益相比经济上受到的损失显然要大得多。
唐与周边政权的联合首选回鹘，主要是因为它与唐比邻相伴，拥有唐所需要的马匹，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出兵解救唐朝，回鹘对唐王朝的依附性更大。所以李泌献计给德宗： “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与回鹘和好不仅可以牵制吐蕃，而且还无北边之忧。唐王朝明显的看到，能与回鹘实现和好，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长期与回鹘维持绢马贸易。而对于回鹘来说，与唐和好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从中原源源不断地获取绢帛等物，唐利用经济手段将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达到了其羁縻统治的政治目的，而且也达到了维护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
（ 二） 贸易对回鹘汗国的对外政策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中央政府为镇压叛乱，将河西陇右地区的驻军调回中原，以参加平叛，结果致使河西边防空虚，吐蕃军队趁虚而入，占据了河西陇右大部分地区，切断了传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也就意味着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为了继续维持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政治交流，唐政府不得不取道回鹘。回鹘也意识到这条道路不仅连接了唐与西域的联系，也确保了回鹘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因而只要保证了该道路的通畅，也就垄断了东西方贸易，这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出兵平叛的根本原因。“当然，它之所以维持这个要冲并不是为了唐朝。乃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其次，便是在处理突董事件的问题上，当时的莫顿贺可汗时期，其叔父突董和九姓胡商一起，抢掠、私贩中原妇孺，并且将其运往回鹘做奴隶，行至振武，停留了数日，并向当地索取财物，多方扰民，结果被时任振武军使的张光晟所杀，当时唐政府仅是将张光晟调离振武，未做任何处理，并派源休出使回鹘，送还突董等人的尸体。当时回鹘贵族多数想杀源休泄愤，但顿莫贺却以两国关系为重，放源休回唐，并对源休说： “我国人皆欲杀汝，唯我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污益甚尔。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 ”由此可见，贸易对于回鹘人之重要，以及对他们对外政策的导向影响甚大。
（ 三） 双方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相互交融
在贸易进行过程中，回鹘饮食文化随之传入唐朝，使的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胡食盛行，尤其是开元以后，“贵人御撰，尽供胡食”,成为风尚。小麦面食是最主要的食品，无论贵贱皆食之，饼类花样最多，有饆饠、胡饼、烧饼、搭纳等，饆饠和现在的抓饭相似。在唐长安有许多卖饆饠的店肆，东市、长兴里均有饆饠店，有樱桃饆饠的名食，闻名海外。
唐代妇女服装在开元初，坦胸女装盛行，靓装露面，不管士庶，竞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者穿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年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有不少诗人都描写过这种女服的样式，如白居易诗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李贺诗曰“秀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缎踏哮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内侍图》，乾陵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殿值官图》，都有此类描绘，殿廊阶台柱间跪坐二长袍官员，一圆领一翻领，均为面短髯、幞头、黑靴。足以看出，不光普通人，连军士服装也受到胡服的影响，这也体现了汉民族胡化的现象。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回鹘人，其装束一般都不分男女，全部将头发梳成若干条辫子垂于脑后，穿的是羊皮衣服，称作“辫发羊裘”,他们也穿丝绸和棉布做的衣服。可汗和一些官员在受到唐政府的册封和任命后，便会直接穿唐朝皇帝赐给的和唐官服相同的衣服。回鹘妇女还有一种发式是将头发在头顶挽成椎状的髻，称作“回鹘髻”,长安的妇女也加以仿效。
贸易往来的不断繁盛，使回鹘人需居住在固定的区域从事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并且原来的宗教信仰---萨满教，已经不足以适应当时回鹘社会现状，此时，由于贸易的缘故，粟特人所信奉的摩尼教相较来说更适合当时刚兴建起来的回鹘汗国。尤其是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后，粟特人开始涉入汗国的决策层。之所以回鹘人放弃原来萨满教的信仰，而改信摩尼教，其深层次原因是，回鹘汗国在建国后萨满教存在的基础已趋瓦解； 新的社会，新的秩序，需要一种新的宗教来维护。在并不稳固的社会状况下，摩尼教所宣扬的教义稳固国家和树立可汗权威的作用是极为有用的，摩尼教宣称： “王者犹如朗日，诸明中最，亦如满月，众星中尊”,可汗在改信摩尼教时还宣称要将“熏血异域，变为疏饭之乡，宰杀之邦，变为劝善之国”,在汗国的庇护下，粟特人在中国的商贸活动也在不断扩展。摩尼僧在汗国政治中的作用极其巨大，陈垣先生写道： “无论来朝，无论去国，非摩尼不成行。其敬重等于宰相都督，其亲信等于骨肉。”当然，在此过程中，回鹘贵族在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沾染了汉族地主阶级奢侈腐化的不良习气，为了保持对唐的贸易，不断加重对平民的剥削。使得黠戛斯等部叛离。但是摩尼教在整个汗国最终取得胜利，促成了回鹘人形成为一个统一民族。
随着唐回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联系日趋密切，两者文化的交流得到加强。回鹘社会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仿效唐人起居生活，建宫殿、穿汉服，社会发展趋于文明。以游牧迁徙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回鹘人，开始大规模修建宫室，如“可汗城”、“可敦城”等。史载： “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生活趋向半定居化，同时，还采用了唐的开元历法，突厥《葛勒可汗碑》记载： “虎年，我让人建造了白色宫殿，”“兔年，我让人建造了宫殿，让人在那里打造了石碑”.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 四） 贸易对唐回双方的负面影响
其实，在当时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的频繁，中原的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农村萧条不堪，国库亏空。唐政府不堪重负，根本无力支付巨量的丝绸。每马换绢四十匹，有时还高达五十匹，每年来马十万匹，就得支付四百万匹绢，唐朝常无力支付，经常拖欠绢匹。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阴山道》将当时的情况写的极为详尽，元稹写道： “年年买马阴山道，马死阴山帛空耗。……”白居易也写道“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嫌去马来无了日。……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道，奈尔何。”可见后期的绢马贸易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总的来说，唐朝的绢帛不足是限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马价过高，马匹羸弱，丝绢质量的下降，交易过程中的不诚实性都为将来贸易走下衰亡埋下了种子。
结 语
绢马贸易虽然存在严重弊端，但在特殊条件下，这是惟一能够使唐朝和回鹘利益互补的办法。回鹘与唐朝的关系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互动影响，共同发展，不仅使中华文化得到传播，也让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丰富，汉化、胡化现象频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接续性作用。并且，这条回鹘人一直保卫的回鹘路，也为回鹘的西迁准备了条件，对日后回鹘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近代维吾尔族的统一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综合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它对于推动民族融合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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