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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工程伦理进路的演化过程分析

时间:2019-02-07 11:55:42 来源:免费论文网

国外工程伦理进路的演化过程分析 本文关键词:进路,演化,伦理,国外,过程

国外工程伦理进路的演化过程分析 本文简介:Abstract:ThestudyofengineeringethicsinChinaislaterthanthatinEuropeandAmerica,and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studyandreferenceofengineeringethicsinEuro

国外工程伦理进路的演化过程分析 本文内容:

  Abstract:The study of engineering ethics in China is later than that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and reference of engineering eth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engineering ethics has three approaches: engineer professional ethics research approach; inherent engineering ethics research approach; engineering ethics research approach in a macroscopic view.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engineering ethics research in Europe and America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ethics in China: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engineering ethics, we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study, from “individualistic engineering ethics”focusing only on the individual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gineers to “holistic engineering ethics”focusing on the overall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gineering communities.Only by transforming the engineering community from the technical community and the economic community into the moral community can we create a good project.

  Keyword:Professional ethics of engineers;Inherent engineering ethics;Macro engineering ethics;enlightenment;

  虽然我国学者对欧美工程伦理领域的着作与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翻译与介绍, 但对其思想进路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不利于我们对欧美工程伦理思想的认识与理解。本文提出欧美工程伦理研究呈现出三条进路: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进路;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研究进路;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进路。欧美工程伦理这三条进路的演化过程对我国工程伦理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进路

  工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是欧美工程伦理最初的研究范式, 也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主要关注工程师的职业道德规范的确定和为工程师面临的伦理困境提供解决方案。美国的工程伦理在这种工程师职业伦理框架下得到快速的发展, 趋于成熟, 逐渐完成建制化。工程职业协会在制定工程师道德行为规范和工程伦理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 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 (NSPE)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 (AICHE)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ASCE)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SME) 等专业协会都高度重视工程师的伦理规范的制定, 都提出工程师要“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工程伦理的建制化进一步促进了工程师职业伦理的发展, 探讨如何将工程职业协会的伦理章程运用于具体的工程实践成为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种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模式被爱迪·科伦 (Eddie Conlon) 与亨克·赞德福特 (Henk Zandvoort) 称为“个体主义进路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 ”, 这一进路关注的是工程师个体的职业生活, 为工程师伦理决策提供帮助[1]。个体主义工程伦理非常重视工程师职业活动的境域研究。迈克尔·戴维斯 (Michael Davis) 在《像工程师那样思考》一书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了“情境中的工程师”, 对工程协会的伦理章程的历史和伦理章程与职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同时对工程师为什么应该遵守这些伦理章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戴维斯认为, 美国工程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工程师的职业境域, 他提出在工程伦理学教学与研究中要重视历史学、社会学、法律等内容, 增强工程决策的外部境域性知识的学习, 以提高学生对组织的政治、法律环境和组织文化的认知能力和水平[3]。

  美国工程师职业伦理呈现出规范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共同发展的特点。在规范性研究方面, 迈克·马丁 (Mike W.Martin) 和罗兰·辛津格 (Roland Schinzinger) 在他们的代表作《工程伦理学》中, 以规范伦理学为理论框架, 探讨和分析了工程风险、工程安全, 工程师在工作场所的责任与权利、诚实、全球问题等内容, 揭示其伦理蕴含, 为工程师提供行为规范[4]。在描述性研究方面, 沃恩 (Diane Vaughan) [5]和平库斯 (Rosa Lynn B.Pinkus) [6]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进行了案例研究。查尔斯·哈里斯 (Charles E.Harris Jr.) 在《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一书中以描述性方法探讨了工程师所面临的伦理问题[7]。

  伴随工业化的进程而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环境伦理责任逐渐成为工程师职业伦理探讨的重要内容。P.阿勒·维西林 (P.Aarne Vesilind) 和阿拉斯泰尔·S.冈恩 (Alastair S.Gunn) 认为, 工程师是为公众服务的职业, 工程师比任何其他从业者都更多地涉及环境问题, 提出“工程师有义务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一观点, 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证[8]。迈克·马丁和查尔斯·哈里斯在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中也纷纷提出工程师应该承担起环境伦理责任, 以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欧美工程师职业伦理进路的研究关注工程师职业的伦理蕴涵, 从职业伦理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工程伦理问题, 促进了欧美工程伦理的发展。

  二、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研究进路

  虽然工程师职业伦理进路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工程师的道德敏感性和伦理责任意识, 但是因为工程师在工程决策过程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工程师职业伦理也经常会产生工程师的责任困境, 因此这一进路对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并不理想。孙·华哲 (Wha-Chul Son) 认为, 工程师职业伦理进路通常是建立在对技术不加批判地接受基础之上的, 而缺少对技术本身的质疑, 在技术社会中很多问题是不能只依靠个人伦理决策来解决的, 同时职业伦理进路经常忽视特定技术与技术整体所提供的更为广泛的语境和社会责任[9]。美国工程伦理界逐渐意识到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路径的局限性, 为了摆脱工程师职业伦理研究的困境, 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研究进路。卡尔·米切姆 (Carl Mitcham) 的工程伦理思想开启了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研究的新方向。米切姆提出:工程设计这一工程本质在有关工程伦理的研究中经常被人忽视, 也很少有研究将工程伦理置于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下加以探讨[10]。“有关人造物的设计构成了工程的本质, 因为只有设计才能建立、规划独特的工程架构, 设计将整个工程活动联结成了一个整体。”[11]米切姆进一步提出, 在面对工程设计活动时, 传统符合论、义务论和效果论伦理学都是失效的, 在此他的建议是在设计中应该履行“考虑周全的义务”, “考虑更多因素的义务, 能抵消模型的简单化, 不是仅仅因为它有时能够避免一些特定的伤害, 这里也有一个道德维度”, “考虑更多因素的道德维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以实现:工程设计研究考虑更多的关于善的因素并对善进行反思。”[12]146米切姆始终认为, 设计并不是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相反它是有缺陷的, 这种缺陷源于身与心、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 而弥补这一不足就在于“铭记原料”, 承担“考虑周全的义务”[13]。

  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研究在荷兰得到进一步发展。荷兰学者普尔 (I.V.D.Poel) 和维贝克 (P.P.Verbeek) 认为, 以往的工程伦理研究更多的是外在主义的, 外在主义工程伦理主要关注的是工程灾难性案例, 同时认为通过工程师负责任的行为或者揭发能够有效地避免工程灾难的发生, 这一进路只关注工程发展过程的后果, 而对于工程发展的内部动力则缺乏兴趣[14]。普尔与维贝克认为, 工程伦理所追求的善的价值不能仅仅在工程设计活动的外部寻找, 而应该进入到工程活动的内部, 通过对工程设计环节的伦理审视和道德建构来实现工程伦理的价值取向。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的研究在荷兰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自从20世纪末, 荷兰学者克洛斯 (P.Kroes) 和梅耶斯 (A.Meijers) 提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以来, 荷兰就逐渐成为国际技术哲学研究的重镇。克洛斯提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理论, 认为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描述对工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15]。在此基础上克洛斯和梅耶斯提出了三个设计伦理研究域, 使工程伦理问题的研究被置于首要位置[16]。在2007年初, 荷兰的三所大学特文特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共同组建了荷兰“3TU技术伦理研究中心” (3TU·Center for Ethics and Technology) , 开展富有创新意义的工程伦理研究[17]。在研究内容方面, 特文特大学侧重于技术文化研究, 探究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侧重于工程实践研究, 其核心是工程设计伦理的探讨;埃因霍温理工大学重点关注工程设计方法论的研究[18]。这些内容的研究都进一步促进了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的研究。皮特·劳埃德 (Peter Lloyd) 与杰瑞·巴斯比 (Jerry Busby) 研究了工程设计环节中的伦理问题, 认为工程设计的伦理问题只有通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显现出来[19]。萨宾·罗瑟尔 (Sabine Roeser) 对工程师的道德情感在工程设计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提出工程师应该努力培养工程实践中的道德情感, 而不应该成为非情感的计算器, 工程师应通过对职业的情感反思来实现工程的道德性[20]。安坷·范·霍若普 (Anke van Gorp) 对工程设计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伦理探讨, 通过对超轻型轿车的设计过程、化学装备管道和设备设计过程、桥梁的设计过程和轻型开放式卡车挂车的设计过程四个工程案例的分析, 描述了工程师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对解决工程师伦理困境的方法进行了研究[21]。

  内在主义工程伦理进路关注工程设计环节的道德诉求, 通过工程设计的伦理建构来弥补工程师职业伦理的不足, 将欧美工程伦理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三、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进路

  无论是工程师职业伦理还是工程设计伦理大体都是在探讨工程师个体的行为规范问题, 可以说这些研究都是在一种微观视角下进行的, 这种研究思路还是一种还原论思想的体现, 将复杂的、多主体的工程实践还原为工程师个体的实践过程, 但在具体的工程实践过程中, 仅仅依靠工程师个人的伦理责任往往很难有效地解决工程伦理问题, 工程伦理需要一种能够关注到工程多元主体的研究进路, 或者说需要一种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哈德斯彼兹 (R.C.Hudspith) [22]与约瑟夫·赫克特 (Joseph Herkert) [12]229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工程伦理学要加强宏观伦理的研究。工程伦理研究的政策转向可以说是一种宏观工程伦理的积极尝试。卡尔·米切姆认为, 这种政策转向是对个人主义的或个人职业伦理的日益增长的不满足而带来的结果, 在工程实践中, 个人责任是必需的但并不是充分的, 工程伦理研究必须将对个体偶然行为的关注转变为对制度安排和政策指令的分析, 并以此作为工程探索和实践的背景, 才能更好地解决工程伦理问题[12]229。工程伦理的政策转向是希望通过工程伦理政策的制定来作用于工程主体的实践活动, 从而实现工程伦理的目标。受工程伦理政策影响和制约的对象就不仅仅是工程师, 而是包括了与工程实践相关的所有工程共同体成员。米切姆进一步提出, 要实现工程伦理的政策转向, “对所有为工程伦理的政策转向做出贡献的人来说, 了解政策是怎样制定和如何运作的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应明确工程伦理的政策研究是以保障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为最终目的的[12]231。

  迈克·马丁认为, “工程中的宏观伦理问题关涉技术发展的一般方向和工程师、工程师职业协会和工业协会的集体责任。”[23]29宏观工程伦理研究的目标就是促进工程实践相关人员集体伦理责任的实现。为了实现工程共同体的集体责任, 迈克·马丁提出建设“讲伦理的公司风气”, 其特点是: (1) 伦理价值及其全面复杂性, 被经理和雇员广泛承认和重视; (2) 诚实地应用伦理语言, 并且将伦理语言视为公司对话的合理部分; (3) 顶层管理者确立道德基调; (4) 有解决冲突的程序[23]201。为了实现工程伦理目标, 迈克·马丁进一步提出“道德领导”概念, 是指“使用道德上期望的程序, 成功地使一群体实现道德上期望的目标”, “道德领导者是这样的人, 他们指导、激励、组织、创造性地管理或以其他方式使群体实现道德上有价值的目标。”[23]328

  迈克尔·戴维斯对工程共同体集体责任的实现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他认为工程伦理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程师和管理者之间沟通的断裂, 致使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发现的一些负面信息无法迅速、全面地反映到管理层, 或者这种负面信息的反馈没有成为组织的常规工作而受到管理者的忽视和排斥, 从而为工程实践埋下了隐患。对此, 戴维斯给出了九条建议:“ (1) 公司应尽可能弱化工程师与管理者的区分; (2) 应该鼓励工程师报告坏消息; (3) 公司应经常检查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关系中是否有出现问题的迹象; (4) 公司应该鼓励工程师和管理者通过非正式地邀请其他专家参与, 来解决技术分歧; (5) 公司应寻求正式的程序, 可使坏消息及时暴露出来, 否则坏消息将被疏漏。 (6) 公司不必期望一部普通的伦理章程会对工程决定有多大的影响; (7) 公司应努力改进他们对待坏消息的方式; (8) 工程技术课程应该包含更多关于工程成本、生产能力以及其他的商业考量; (9) 应该训练工程师, 使他们的建议起到作用。”[]

  巴萨特 (Josep M.Basart) 和塞拉 (Montse Serra) 也认为, 以往的工程伦理学只关注作为个体的工程师的道德, 虽然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起到核心作用, 但工程师又属于组织、团队等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 工程师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所面临的一些道德挑战, 而且这也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了实现工程的安全目标, 需要在不同层次上、不同时间点和不同讨论会上开展新的对话和努力促进共识的形成, 在充分考虑各方的责任和相互承诺的基础上积极扩展民主参与的渠道[24]。

  欧美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是对工程师职业伦理和内在主义工程伦理的超越, 微观视角下的工程师个体伦理研究不断遭遇现实的困境, 宏观工程伦理希望通过工程共同体整体伦理的实现来弥补个体主义工程伦理的不足, 从而增强工程伦理的实效性。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实现了由个体主义工程伦理向整体主义工程伦理的转变, 将欧美工程伦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启示

  伴随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工程建设活动日益频繁, 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工程大国, 正在向工程强国迈进, 加强工程伦理研究是实现我国工程强国目标的重要内容, 而如何增强工程伦理的实效性, 进而避免工程事故的发生, 又是我国工程伦理研究的重中之重。我国工程伦理研究起步较晚, 对于欧美工程伦理的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可以加以借鉴和利用。从欧美工程伦理研究进路的演化过程来看, 个体主义进路的工程伦理研究逐渐让位于整体主义进路的工程伦理研究。因为在现实中, 仅仅依靠工程师个人道德意识的提升来解决工程伦理问题很难实现。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杰克考尔 (Robert Jackall) 在《道德困境:公司经理的世界》一书中所言, 现代公司制度催生了公司官僚主义的产生, 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凸显了工程师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因为他们通常在工程决策中只能扮演服从者的角色[25]。针对个体主义工程伦理的不足, 我国已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宏观视角下的工程伦理研究。殷瑞钰等在《工程哲学》一书中提到, 我们在研究和分析工程伦理时, 不但要关注微观的工程伦理问题, 更要关注宏观的工程伦理问题, 特别是要关注和研究与集体决策、集体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伦理问题[26]。因此, 要解决工程伦理问题就要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 从只关注工程师个体伦理责任的“个体主义工程伦理”转向研究包括投资者、管理者、工程师、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工程共同体整体伦理责任的“整体主义工程伦理”。只有将工程共同体由技术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转变为道德共同体, 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从而创造出善的工程。

  参考文献
  [1]CONLON E, ZANDVOORT H.Broadening ethics teaching in engineering:beyond the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J].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1, 17 (2) :217-232.
  [2]戴维斯.像工程师那样思考[M].丛杭青, 沈琪, 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3]DAVIS M.Engineering ethic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J].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06, 12 (2) :223-231.
  [4]MARTIN M W, SCHINZINGER R.Ethics in engineering[M].New York:Mc Graw Hi11, 2005.
  [5]VAUGHAN D.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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