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南北朝，一个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在这场政治的漩涡中，一批批的门阀士族被残害至死。
他们生活在一种富贵安乐的环境之中，他们又生活在一种满怀忧祸的境地之中。 但，正是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中，门阀士族们产生了忧惧深重的无边哀伤，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无限感慨和深刻反思。
于是，他们觉醒了！
正是由于在这种没有过多统制束缚和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变得相对自由和开放，而议论争辩之风气也开始兴盛。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飞跃！
他们觉醒了，然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权威，他们相信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值得怀疑的，是不可信的，无价值的。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 他们觉醒了，他们表现的是何等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无耻地贪图享乐、腐败、堕落，然而，恰恰相反，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深刻地展现出的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面对日渐动荡的社会，面对频仍的战祸，面对流行的疫疾，大批的上层贵族，一时俱逝，所有的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既然如此，那些以往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等等又有什么用呢？它们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 这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注重人和人格本身，开始注重人们内在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和能力，而不是外在的功业、气节、学问和道德。
于是，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观念和礼俗。
于是，“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
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
于是，甚至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成为了人们的理想和榜样。
于是，士族门阀们把心思、眼界和兴趣由环境转向了内心，由社会转向了自然，由经学转向了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了主体的存在。文学艺术中的“言不尽意”，书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都是要求通过有限的穷尽的外在的言语形象，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文艺自觉了。
回想一下，那忧愤无端、慷慨任气的阮籍，他把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写得如此深沉美丽。
一方面他很想长寿延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
一方面，“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痛恶环境，蔑视现实，要求解脱；同时，却又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现实逼他仍得低下头来，应付环境，以保全性命。
所以，一方面被迫为人写劝进笺，似颇无聊；同时又“口不臧否人物”，极端慎重，并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联姻??
这些魏晋名士表面上看起来轻视世事、洒脱不凡，不论他们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还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实他们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一种巨大的苦恼、恐惧和忧愤，情感也总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和复杂的状态之中。
这些魏晋名士们尽管高谈老庄，实际仍是知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老庄并不能构成他们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谜在他们精神上仍无法排遣或予以解答。
但也有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陶潜，它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
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
他也没有像后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禅宗，希图某种透彻了悟。相反，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著、关心。
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
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
??
高贵、自然、生趣这些便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而它最终的指向则是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诚然，这种魏晋风度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
但需要同情的是，它毕竟出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然而社会是要发展的，文明是要进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们不会安于现状。因此我们需要用道德和法律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而使每个人更好的生活和发展。
而且不容怀疑的是，它的精神是崇高的，它的意义也是无穷的。因为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的，只有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和无限的。
诚然，这种魏晋风度似乎太过浮华，太过极端。
但是，它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一种对我们这个遭受科技异化、被物质所吞噬的时代的精神的启示，当科学代替了宗教和迷信，我们的信仰该指向何方？当哲学的本体论遭受致命的怀疑，我们人生的意义又该走向何方？
它给了我们一种启示，这是一种情感化追求的启示、一种艺术性探索的启示，一种将情感和精神合二为一的终极关怀的启示。
人，是这个世界上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同时也是最贪婪地动物，人类聪明到可以知道自己一定是会死的，因此他不甘心，他要在有限的生命之外找到一种无限的价值、目的、理想和追求。
因此出现了一种给多样的现实世界以统一之本体存在的哲学承诺。
出现了一种给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之价值意义的宗教承诺。
还出现了一种给异化的现实人生以多样之审美观照的艺术承诺。
然而，随着康德的出现，他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的世界，而不能认识世界的本体，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把握有限的对象，而不可能认识一个无限的本体，所以哲学的本体论受到了怀疑。
然而，随着科学发展，那些宗教信条被逐步的证伪，上帝和神仙都靠不住了，因为那是被宗教家所杜撰出来的，所以宗教的信条也受到了怀疑。
因此，现在，艺术便担当起了这个重任。
它使我们这群遭受道德、法律等外在束缚的不能按着自己所思所想去行为的被文明所异化了的人类张开了驰骋的天地。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想象的自由天地，使我们获得情感的无限寄托。这便是艺术的价值，这是我们学艺术人的骄傲。
无论是思乡还是怀旧，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如果我们沿着这种世俗情感的延长线不断追索的话，总能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衔接处找到一种指向无限的生命意义。
或许这一意义永远也无法完全揭晓或彻底实现，但这种追索本身或许便变成了这一意义的一部分??
篇二：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 瑢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 玄学 文化 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 “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
正是由于“玄学”的产生与盛行，魏晋名士们在思想与哲学领域开启了一条自由之路，可以打破礼教束缚，追求更为本真、更为自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这使得“魏晋风度”开始成为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魏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对自然的审美意识和对其艺术的表现，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魏晋时代是一个以自然为人生最高理想的时代。魏晋士人崇尚自然，寄情山水，他们厌倦了政变的黑暗与残酷，更多地追求精神上不受外物的牵累，强调个性的真实与自由。同时，魏晋士人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残酷现实的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基本情绪。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悲伤、颓废的感叹，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礼教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人自身的觉醒。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的产生是以人的觉醒为前提的，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自身、对自我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上，从而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风度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士人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气质。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巨大的变革与惨烈的政治斗争使魏晋名士在存活于世的安全上都没有保障，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而另一方面，魏晋士人又不甘庸碌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忧国忧民，以求济世报国。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现出很强的统一性，而其内在人格精神与现实政治环境又极度地背离甚至对立。正是这种既统一又矛盾的表现，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魏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这个时代文人文化的标识。
轻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是魏晋风度的精神本质与内在追求，潇洒放旷和风流蕴藉是魏晋风度的外化表现，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共同体现了魏晋风度的全面性与深刻性。魏晋风度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和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无可名状的深远影响。
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皆为人本性的追求。魏晋士人对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人生的倡导与追求，为后世文人们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魏晋名士们把老庄“无为”、“逍遥”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正是这些，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风度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总之，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魏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
醒时代的伟大产物。魏晋风度是在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内涵，它使人回归到了本真与自然。魏晋士人以放旷、恣意的人生态度来反对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制度，反抗束缚本性的礼教与压迫，并进一步发掘和释放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道德，把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性思辨和坚守以艺术的、哲学的、人性的方式传达于世，达到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极致之境。（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篇三：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
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
建环三 赵月靖 2013010121
魏晋人物晚唐诗，应该是风流的真正代名词——风流却不世俗，率性而不随意。它总让人想到曲水流觞的极致风雅，泼墨挥毫的纵情恣意，让人为那些或衣袂翩翩或狷介狂傲抑或铁骨遒劲的身影痴迷沉醉，拍案叫绝。那恢弘于天地的风骨更是让世人景仰倾倒。而魏晋风度，自汉末清流到建安风骨，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由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远雅正，风流蕴藉。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中也说道：“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才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然而，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这是马致远对于魏晋繁华一去不返的缅怀叹惋。历史的滚滚洪流奔涌而过，刻下的，只是风流王朝在窗边暧昧绰约的剪影。这个时代最终的模糊与消逝，这个时代诸多人物的悲惨命运使我们认识到，也许魏晋风度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洒脱飘逸。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这样说道：“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鲁迅先生近乎残忍却又含蓄地指出，魏晋的背后还有更深沉意义的所在。
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魏晋风度的另一面：那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魏晋的风流毫无疑问是只针
对于士族大夫的风流，那些清高放诞的言谈逸事，也是建立在百姓受几大集团政治斗争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上。而清谈、吃药和喝酒，究竟是风度的体现还是对世俗的逃避？这种双重的魏晋风度在现代有何借鉴意义，下面就分四点来讨论一下。
一、审美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魏晋风度里所强调突兀的“自由”与“解放”，在现代依然给人以美感。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伤逝》）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痛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
《世说新语》中关于魏晋人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记载俯拾即是。他们洒脱旷达，依情而为，有血有肉，鲜活生动。在魏晋人不滞于物，风神潇洒的面貌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玄学的根基。在魏晋以前，重功利、重政教的儒学一直占着
统治地位。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总之，是抹杀人的个性，要求个性服从社会共性。魏晋人在这样的哲学传统面前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
战火频仍与社会动荡使儒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得以瓦解，魏晋思想家们最终意识到，汉代的哲学传统以层层障碍束缚人性，使人丧失了真我的面目。于是他们推陈出新，极力鼓吹张扬个性、重视生命与自然感情的玄学理论，并总结出“无”这样一个最高境界。
玄学大家王弼注《周易》时不断申明：“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在《老子注》中也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这里，“无”的含义“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
二十世纪以来，理性精神渗透进了一切领域，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一行为、每一意念都被理性所安排或受到理性的约束。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由此，人们常常觉得失去自我而陷入孤独之境。物欲横流中，有多少鲜衣怒马的热血少年被现实的冰冷磨去了棱角，人们屈从于利与欲，开始害怕变得与众不同，恨不能隐身在人群的背后。我们个人独特的精神情感无所附着，人失却了生命的自然形态。
于是，我们开始歆羡魏晋风度所体现的人的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渴望我们的情感和个性这些生命内容的实现，也渴望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妖魔化的社会重拾情深与生气。
二、人格
在道家和儒家并行不悖的魏晋时期，魏晋风度由两个方面构成：儒家人格，道家人格。儒家讲人以修身为本，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讲忠讲孝，讲究坚定的信念和操守，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信念。魏晋风度中，这些信念和操守都被推向了极致。而道家讲清净、自然，无为，讲阴阳转化、物极必反的道理。魏晋风度中表现为放浪形骸、坦荡率真，还有韬光养晦、与世俯仰的处世智慧。魏晋风度的人格内涵中，有几点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重视孝道，尤其推崇真正发自内心的孝，至情至性的孝。晋朝以孝治天下，在选官制度中，有“举孝廉”，《孝经》更是晋人治家修身必备之经典。
王戎、和峤（桥）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 和哀苦（哀伤痛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精神和气色）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因悲伤而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世说新语?德行》）
现代人每日奔波忙碌，时常忽视身边亲近的人。前十八年肆无忌惮地挥霍父母的关怀备至，后八十年自立门户，却也不愿再分给他们更多的孝心和爱护。这一点与前人相比，我们当然自惭形秽亦毋庸赘言。
其次是贫而能廉。 晋代选官注重人品，“举孝廉”中，廉也是重要的考察因素。
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褌邪？”范笑而受之。（《世说新语?德行》）
范宣廉洁节俭到达了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君子固穷，这种廉洁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本来就是最贫穷最节俭了，又遇到灾荒年，疾病流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接受馈赠，这种廉洁的节操是何等的坚定！富而能廉诚可贵，贫而能廉价更高！
反观现代社会，贪腐之风盛行，有些官员极尽敛财之能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任意妄为实在可恨，倘若人人能安贫守道，相信国家又会有另一番光景。
最后是 处变不惊的淡定与自信。淡定是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是面对危难而气定神闲、从容镇定的心理状态，是魏晋风度中重要的人格要素。在《世说新语》中，有些人自幼就处变不惊，为时人所推崇。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言语》）
最能诠释淡定的人物，是嵇康临刑前的表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雅量》）
人最畏惧的，莫过于死亡。然而嵇康面对死亡不仅神气不变，而且还抚曲一首，那种儒雅从容，令后人感佩、景仰，只有大智慧、大心胸、大信念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至于自信，魏晋人也是毫不掩饰。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
《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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