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
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
建环三 赵月靖 2013010121
魏晋人物晚唐诗，应该是风流的真正代名词——风流却不世俗，率性而不随意。它总让人想到曲水流觞的极致风雅，泼墨挥毫的纵情恣意，让人为那些或衣袂翩翩或狷介狂傲抑或铁骨遒劲的身影痴迷沉醉，拍案叫绝。那恢弘于天地的风骨更是让世人景仰倾倒。而魏晋风度，自汉末清流到建安风骨，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由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远雅正，风流蕴藉。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中也说道：“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才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然而，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这是马致远对于魏晋繁华一去不返的缅怀叹惋。历史的滚滚洪流奔涌而过，刻下的，只是风流王朝在窗边暧昧绰约的剪影。这个时代最终的模糊与消逝，这个时代诸多人物的悲惨命运使我们认识到，也许魏晋风度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洒脱飘逸。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这样说道：“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鲁迅先生近乎残忍却又含蓄地指出，魏晋的背后还有更深沉意义的所在。
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魏晋风度的另一面：那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魏晋的风流毫无疑问是只针
对于士族大夫的风流，那些清高放诞的言谈逸事，也是建立在百姓受几大集团政治斗争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上。而清谈、吃药和喝酒，究竟是风度的体现还是对世俗的逃避？这种双重的魏晋风度在现代有何借鉴意义，下面就分四点来讨论一下。
一、审美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魏晋风度里所强调突兀的“自由”与“解放”，在现代依然给人以美感。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伤逝》）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痛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
《世说新语》中关于魏晋人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记载俯拾即是。他们洒脱旷达，依情而为，有血有肉，鲜活生动。在魏晋人不滞于物，风神潇洒的面貌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玄学的根基。在魏晋以前，重功利、重政教的儒学一直占着
统治地位。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总之，是抹杀人的个性，要求个性服从社会共性。魏晋人在这样的哲学传统面前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
战火频仍与社会动荡使儒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得以瓦解，魏晋思想家们最终意识到，汉代的哲学传统以层层障碍束缚人性，使人丧失了真我的面目。于是他们推陈出新，极力鼓吹张扬个性、重视生命与自然感情的玄学理论，并总结出“无”这样一个最高境界。
玄学大家王弼注《周易》时不断申明：“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在《老子注》中也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这里，“无”的含义“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
二十世纪以来，理性精神渗透进了一切领域，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一行为、每一意念都被理性所安排或受到理性的约束。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由此，人们常常觉得失去自我而陷入孤独之境。物欲横流中，有多少鲜衣怒马的热血少年被现实的冰冷磨去了棱角，人们屈从于利与欲，开始害怕变得与众不同，恨不能隐身在人群的背后。我们个人独特的精神情感无所附着，人失却了生命的自然形态。
于是，我们开始歆羡魏晋风度所体现的人的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渴望我们的情感和个性这些生命内容的实现，也渴望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妖魔化的社会重拾情深与生气。
二、人格
在道家和儒家并行不悖的魏晋时期，魏晋风度由两个方面构成：儒家人格，道家人格。儒家讲人以修身为本，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讲忠讲孝，讲究坚定的信念和操守，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信念。魏晋风度中，这些信念和操守都被推向了极致。而道家讲清净、自然，无为，讲阴阳转化、物极必反的道理。魏晋风度中表现为放浪形骸、坦荡率真，还有韬光养晦、与世俯仰的处世智慧。魏晋风度的人格内涵中，有几点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重视孝道，尤其推崇真正发自内心的孝，至情至性的孝。晋朝以孝治天下，在选官制度中，有“举孝廉”，《孝经》更是晋人治家修身必备之经典。
王戎、和峤（桥）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 和哀苦（哀伤痛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精神和气色）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因悲伤而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世说新语?德行》）
现代人每日奔波忙碌，时常忽视身边亲近的人。前十八年肆无忌惮地挥霍父母的关怀备至，后八十年自立门户，却也不愿再分给他们更多的孝心和爱护。这一点与前人相比，我们当然自惭形秽亦毋庸赘言。
其次是贫而能廉。 晋代选官注重人品，“举孝廉”中，廉也是重要的考察因素。
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褌邪？”范笑而受之。（《世说新语?德行》）
范宣廉洁节俭到达了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君子固穷，这种廉洁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本来就是最贫穷最节俭了，又遇到灾荒年，疾病流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接受馈赠，这种廉洁的节操是何等的坚定！富而能廉诚可贵，贫而能廉价更高！
反观现代社会，贪腐之风盛行，有些官员极尽敛财之能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任意妄为实在可恨，倘若人人能安贫守道，相信国家又会有另一番光景。
最后是 处变不惊的淡定与自信。淡定是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是面对危难而气定神闲、从容镇定的心理状态，是魏晋风度中重要的人格要素。在《世说新语》中，有些人自幼就处变不惊，为时人所推崇。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言语》）
最能诠释淡定的人物，是嵇康临刑前的表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雅量》）
人最畏惧的，莫过于死亡。然而嵇康面对死亡不仅神气不变，而且还抚曲一首，那种儒雅从容，令后人感佩、景仰，只有大智慧、大心胸、大信念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至于自信，魏晋人也是毫不掩饰。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
篇二：魏晋风度读书笔记
魏晋风骨
指建安诗人继承《诗经》及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 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诗歌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简练刚健，自然明白而流畅，成为后世诗歌推崇的榜样。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
），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
“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诗
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
“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
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
“诗史”，在内容上更近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白衣飘飘的魏晋，总在不经意间，以翩然的姿影，轻抚后人蒙尘的心。”这诗一般的语言，是《魏晋风尚志》一书中对那个时代的描述。魏晋年间，有竹林七贤傲然立足于政治高
压之中；有《世说新语》大方清谈于世态炎凉之内；还有归隐田园的五柳先生，高唱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用潇洒随性的生活方式诠释着自己的人生态度。
一个个特立独行的故事，体现的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骨。正如宋代诗人郭印在《宿大明寺》里描述的那样，“烟竹寒垂幄，风松静鼓琴。清谈不知寐，明月到天心。”的确，在魏晋那动荡不安、争权夺利成风的世道中，文人们的满腔抱负不能施展，只能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里寻找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方式来排遣内心的苦闷，竹林七贤便是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他们的生活态度与成名在前的建安七子大有不同，尤以嵇康、阮籍为最。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向往隐逸悠游、闲适自由的魏晋时代。那里有我行我素、长歌当哭的竹林七贤；有寄情田园、恬静自然的五柳先生；还有奉行固守寒庐、宁静致远的人生哲学。 文人好饮酒，魏晋文士亦然。席末，兴犹未尽者泼墨挥毫，其旷达率真、自然淳朴的性情，成就其自由潇洒的人生境界，尽显魏晋风骨。
有酒香扑鼻，亦有东篱采菊，我辈欣然。只是可惜，广陵已成绝唱，桃源无人问津。从此世间，再无竹林七贤；从此世间，再无五柳先生；从此世间，难寻魏晋文人那超然物外的高洁姿态。
篇三：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摘要：魏晋也就百年的历史，却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政治上的黑暗腐朽、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大批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深受其害。残酷的现实使得一些上层贵族和门阀士族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对人生提出新的疑问。魏晋风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魏晋名士追求个性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重新思索、发现并把握生命的意义,以一种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方式生活,并以此来反抗虚伪的礼教。
关键字：黑暗动荡;开放;避世;魏晋风度
Talking Wei Jin demeanour from the speech and
behavior of Wei Jin Celebrity
ABSTRACT:Wei Jin is a big turbulent and big transition time, a Chinese feudal society rising period although hundred years. The political darkness is decayed, fighting for power and profit of ruling class, large quantities of intellectuals are involved in deeply by its evil.The brutal reality causes some upper aristocrats and powerful family hereditary scholar classes ha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society, raised the new question to the life.Wei Jin demeanor is then born under such background. They pursue the individuality freedom,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value and dignity, think, discovers and assurance meaning of life, with a nature and true feelings, the unconventionally graceful and free and easy way life, and revolts against the false Confucianism by this.
KEY WORDS:dark and turbulence; make open to the public; disengagement; retire from the world; Wei Jin demeanor
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交织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上动荡不安，政治上腐朽黑暗，而在精神上却是极度开放、自由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时代，其多姿的文化内涵令后人心驰向往。自近现代以来，对魏晋时期的研究非常的盛行，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思想、美学、艺术等方面。而对于魏晋风度的研究更是常久不衰。
关于魏晋风度的研究，理论界是一个热门话题，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研究成果，之后成果颇多。最先开始研究并提出“魏晋风度”的是鲁迅先生在1927年广州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的关系》的演讲稿。虽然通篇并未解释何谓魏晋风度，但纵观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将魏晋文章以及魏晋名士们所推崇的服药与饮酒之风总结为魏晋风度的主要内容。自此“魏晋风度”以及与魏晋人士有关的思想、艺术、文化，成为现代学者津津乐道、意蕴无穷的话题。1940年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给予魏晋以高度的评价，并且对晋人美的研究，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发现。1944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论风流》一文更是将“风度”张大为“风流”。1981年李泽厚《美得历程》出版，书中第五章题为《魏晋风度》，把这一议题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把“魏晋风度”的内涵在美学和哲学向度上推进了一层。1993年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更是从思想史角度，运用心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魏晋风度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总结和阐释，提出了不少新意的见解。纵观魏晋风度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对魏晋名士持一种同情的态度，对魏晋风度也多是正面的评价，这确实是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大多数学者都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对魏晋风度产生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有反作用的。魏晋之际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失望情绪与魏晋名士积极推崇的风度不无关系。
魏晋士人留给后世的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们所特有的“才情风貌”，这些“才情风貌”通俗的来说就是魏晋名士的精神状态及行为方式。只要翻阅《晋书》、《世说新语》等古籍就不难发现魏晋士人的“风貌”惊世骇俗，如王羲之的长子王玄之醉心于绿竹，自诉“何可一日无此君”[1]；何晏喜欢穿妇人的衣服“胡粉饰貌，搔头弄姿”[2]；王粲生前喜听驴叫；阮咸与猪抢食；袁山松喜欢外出游玩时唱歌，可是他唱的竟是挽歌；阮籍最喜爱的业余生活竟是打铁；刘伶最爱赤裸饮酒。这些魏晋名士们用自己偏轨的言行向世人吐露在面对黑暗的政治、动荡的时局、遥不可及的未来时内心的恐惧与迷茫。不管他们有多么的热爱生命、渴望自由、通脱放荡，他们内心还是无法摆脱那个社会所带来的压抑和恐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借嗜酒服药来麻醉自己，使自己沉浸在药、酒带来的快感之中；他们隐逸山林、醉心清谈，不问世事、不理俗事。
一、 “魏晋风度”的产生
（一） “魏晋风度”的含义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魏晋风度”一词，最先提出来的是鲁迅先生，他认为“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的文人心态跟时代精神，魏晋风度包括了魏晋时代文人华丽壮大的文章、饮酒以及以何晏为始祖的服药之风。魏晋风度是一种在独特背景下诞生的独特心态与精神，它是指魏晋时代，在名士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是魏晋名士人生观的彰显。魏晋风度，是在精神觉醒的前提下，名士们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对礼教纲常的蔑视以及为逃避现实而自我放
逐、游戏人间的种种行为的总和。到底是何种原因造就了这独特的魏晋风度。
（一） “魏晋风度”产生的背景
汉末魏晋之际，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魏晋风度作为一代特殊群体精神情感与行为方式的集合，其产生有着深刻的不可复制时代背景。
首先，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社会都充满着死亡气息的年代。魏晋时代的死亡是全方位的，因为天灾与人祸并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汉末魏晋时期是一个天灾不断的时期，蝗灾、水灾、旱灾，交替发生，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自然灾害、疾病无情的吞噬着芸芸众生，文人名士自然也是难逃厄运，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便是死于瘟疫。夺去大量生命的自然灾害，对社会和人们的心理造成了持久的震荡。除去天灾外，人祸也造成了士人的大量死亡。所谓的人祸一方面来自于汉魏之际，军阀的混战，战乱不断。对于这一时期的惨状，诗人留下了自己最真切的悲鸣。“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3]，“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4]，“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5]，“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6]。从汉末到魏晋，文人、士大夫除了要面对自然灾害与外部战乱所造成的死亡恐惧外，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残杀。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使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士人倒在了宦官的刀下。后来曹操也大开杀戒，孔融、许攸、杨修等名士成了曹操的刀下魂。司马氏集团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孙登曾对嵇康说过“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7]，对于名士嵇康的命运孙登早已预见。果不其然，嵇康终为司马昭所杀。大规模的死亡，个人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由此，士人们深感人世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他们提倡及时行乐，认为一切都是虚妄的，传统的封建礼教解决不了士人们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他们苦苦追寻可以消除内心纠结的方法，用一切可以用的方式发泄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用不为传统礼教所接受的行为掩盖自己的恐慌。残酷的政治斗争将士人们的参政热情一点点浇灭，他们试图逃离这个肮脏龌龊的政治舞台，远离那些虚伪的人情世故。魏晋名士们为了避世躲祸，或饮酒酣睡，或放纵声乐，这都是政治环境造成了士人内心的扭曲。
对死亡的恐惧引发了士人对人生的反思。世间的荣辱兴衰皆是虚妄的，唯有活着并且是毫无约束、放荡不羁的活着才是最实际的。士人们开始寻找如何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活得自由、活得舒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历来所提倡的符合纲常伦理、礼仪名教的行为方式、思想意识，便不再适合魏晋名士的需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日益僵化，儒士们整天沉浸在繁琐的章句之中。自汉末以后，动荡的时局使得儒学的地位下滑，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越来越不被接受。魏晋时期，士人们为人处世都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最终使儒家理想人格彻底破产的是曹操。出身宦官之家的他，依靠“察举”[8]，入朝做官，但他却很讨厌汉末的那些清流之士，但又认识到这些清流之士对稳固政权产生的影响，于是他就鼓励这些名士们追求“通脱”，只管追求物质精神享乐，不必太涉及政治，这就助长了一部分名士的浮夸风气。“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9]，曹操的“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亦在被幸之列” [10] ，“明扬仄陋，唯才是举” [11]，这就彻底打破了以往选拔人才符合德行兼备的标准。既然儒家的那一套行为规范丧失了它以往强大的约束力，士人们就必须要找到另一种精神寄托，于是崇尚空谈的玄学应运而生。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士人形成了超越世俗的玄远思想，追求幽远的人生情趣。士人们寄情于山水之间，淡泊名利，崇尚空谈，随性洒脱，对生命的肯定和眷恋精神形成了魏晋风度独特的内容之一。
[12]面对社会的黑暗压抑，士人们无能为力，“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所以说，魏晋风度是在黑暗而动荡、迷茫而绝望的时代，魏晋名士们对压抑的抗争、对
自由的呼喊、对虚伪的批判，当然也包括对现实的逃避。也正是在这动荡的代背景下，使得魏晋名士想方设法的逃离自己救国救民的责任。
二、 魏晋名士身上反映出的魏晋风度的独特内涵
任何精神的产物皆以物质作为其载体。魏晋风度之特有的精神便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13]通过他们的人生实践表现出来的。魏晋士人放浪形骸、独树一帜、旷达真实、对抗名教、自尊自信，“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行迹”[14]。面对统治阶级对文人名士的残杀，名士们学习老庄，选择了消极的逃避。用自己的纵情任性、放浪形骸，向整个时代展现自己内心深处最深刻、最真实的思想情感。魏晋名士身上反映出的魏晋风度的独特内涵，可以系统总结凝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崇尚老庄，隐逸山林；二是放荡不羁，特立独行；三是嗜酒服药，麻醉自我。
（一） 崇尚老庄，隐逸山林 自汉以来的以儒学起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经学之士，在魏晋之际黑暗现实的打击与挤压下，其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名士们日益朝着虚旷方面发展。“孔子之人格、性情与老子绝异，老子看透社会恶化之原因，一心只想恢复道之世界，恢复自然之世界，与政治方面、道德方面所有之主张、所用之方法，完全为消极的。孔子于世道人情亦看的极透，但彼赋性特殊，一心只求救世，终彼一生”[15]。这就是儒家与道家的不同，都是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一个主张积极的应对，一个主张消极的避世。儒学自确立正统地位后，其思想日益僵化，儒士们整天沉浸在复杂繁琐的经学章句之中。魏晋之际的剧烈变革，使得名士们得以从繁琐的经学中解脱，而腐朽黑暗的社会现状，使得他们希望逃离政治、避灾躲难。于是他们逐渐从儒家的精神藩篱中走出来，崇尚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就是在这种现状下，玄学诞生了。其实，玄学是儒学与道家思想的糅合，其思想精髓是道家的无为、避世思想。“庄生放达其旨，而驰辩无
[16]穷；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魏晋名士弃经典而尚老庄,
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了率真自然的人格，使得在传统压抑下的个性感情得到解放。而寄情山水，隐逸山林，远离政治，不问世事，成为当时名士推崇老庄的重要表现。士人对高官厚禄的兴趣日减，钟情于自然风光。如嵇康在其诗文中就充分表现了其隐居不仕的思想，对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公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山涛推举他代替自己做选曹郎，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明其“志气所托，不可夺也”[17]。魏晋士人喜爱游玩，喜爱聚饮，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更是将魏晋名士们欢聚场面描绘的入木三分。畅然于自然之间，并未让士人们得到更大的解脱，相反的，在寄情山水之时，文人特有的敏感又让他们将自然美景与生死相联系。“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18],这些人他们是悲伤的，但是他们也看了生命的短暂与美好，更是以一种乐观的心态来对待生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魏晋名士推崇玄学，就贬低儒家思想，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玄学影响下，名士们形成了浮夸、不务实的风气，只是一味的追求清谈。何晏，能清言、好辩而无所成；王弼,通辩能言、辞才逸辩，“魏晋以来的名士将清谈老庄与善言名理，二者兼综”[19]。魏晋名士的崇老庄、隐山林，实际上是在面对危险时的一种逃避，逃避生存的艰难斗争，沉醉于山水带来的片刻安宁。魏晋之际的玄学，实际上就是用玄学的玄虚繁琐代替儒学的章句繁琐，它们都是繁琐的，只不过一个在于概念，一个在于章句。
（二） 嗜酒服药，麻醉自我
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死亡焦虑的时代。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文人骚客甘愿沉溺在酒坛之中，忍受着服药行散后的痛苦折磨，名士们用反正常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的不满。生命短暂，世事无常，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就只能增加生命的密度，酒跟药便成为当之无愧的的首选。魏晋名士们举杯酣饮，其身影洒脱放浪却又孤寂幽怨，他们将满腔愁闷给予酒中。“名仕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为名士”[20]，魏晋士人多好酒，原因是魏晋虽百年历史却没有真正的安定过，外部的战乱纷争，内部的权利倾扎，名士时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所以他们沉浸酒坛，像鸵鸟一样将自己埋在酒缸里躲避危险。“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着，籍由是不与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1],还有司马昭想把阮籍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阮籍以大醉六十天推掉，可见饮酒的确是一个逃避的好方法。这时候的饮酒总是与魏晋名士的悲剧情感相挂钩。“晋人多言饮酒，有全于酒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着未必真醉也”[22]。刘伶在竹林七贤中最是能喝的，而且是不要命的喝。他从不管家计营生只求有酒，常乘鹿车，携酒而行，嘱咐仆人，一旦他死了，就随便找个地把他埋了。其妻恐其饮酒过度而伤身，捐酒毁器，力劝戒酒，其佯受劝，但要求用酒肉祭鬼神，立誓言“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23]。饮酒放达的刘伶心中是苦闷的,却只得以酒来苦中作乐。所以说，饮酒是魏晋名士们一种避世，避事，避仕的方式，政途险恶，为了自保便将自己浸泡在酒缸里来躲避可怕的现实。
饮酒之风盛行，服药之风也是旗鼓相当的。魏晋名士所服之药称五石散或寒食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五石散的确是一味药，主要功效是补肾壮阳，美容养颜，治不孕。何晏，作为魏晋服药之风的开创者，其服药为的是让自己看起来双目炯炯有神，面色红润。再加上何晏纵情酒色就更需要用药来滋补。魏晋服用五石散的皆是当时的有名之士，如果细数这些人的家世，就会发现他们中间就没有穷人，甚至大部分都是世族家族。这就解释了服药之风为何在社会上层名士中间盛行，因为五石散并不易得，购买需要花不少钱，并且五石散服用后须用冷水浸泡，不停地走路，穿宽松的大袍，饮温酒，将药效发出来，药发之时也是十分的燥热难耐，就算是大冬天也要持冷水浇灌全身。试想，普通百姓服药之后还怎么从事生产，也就整天无所事事的名士们有闲空来找刺激。魏晋名士们执着的追求饮酒与服药，承受着药酒给身体带来的痛苦，同时享受着药酒给内心带来的快感。“当一个伟大文化的创造力消耗殆尽的时候，就像一个奋力拼搏的人会感到疲倦一样，它会失去与无限对抗的力量，也会失去对抗下去的勇气?恐怖、痛苦和绝望的压迫会使它产生求解脱的欲望”[24]。于是药酒便成为魏晋名士寻求解脱的圣品。
（三） 放荡不羁，特立独行
魏晋名士的放荡不羁、特立独行主要表现在蔑弃礼法，任情放达。古人云“发乎情而止于礼”[25]，魏晋名士们却追求情与礼的融合，情大于礼。“礼岂为我辈设矣”[26],阮籍更是光明正大的反驳虚伪的礼教。他们深情、真情，毫无顾忌的向世人展现自己的爱。魏晋名士在行为上废弃“礼”，废弃那些虚伪的约束人性的陈规旧俗。“谦之字予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27]，按照儒家礼教，儿子叫父亲的名字是大不孝的，而胡毋辅之反而欢笑不计较，就算是现在社会这也不是常见的现象。《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28]。“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道出了魏晋名士的一往情深，说出了魏晋名士的深情款款。
《魏晋风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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