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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

时间:2017-06-19 05:54 来源:免费论文网

篇一:回忆我的父亲陈铭枢

回忆我的父亲陈铭枢

陈佛仔

1965年5月15日,时年七十六岁的父亲正参加民革中央座谈会,庆祝我国爆炸了第二颗核弹。他过于兴奋,发言中突感不适,于是到外间小憩,谁知就此不起,在送往医院途中与世长辞。数天后,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随后由我们亲属护送灵柩到八宝山。父亲的遗体火化后,我因要随学校去贵州实习,未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就离京了。后来家里告诉我,参加追悼会的群众非常之多,连嘉兴寺(平安里东,当时一般追悼会都在那里开)的工作人员都说,很少见到这样多群众来开追悼会。可见,尽管当时父亲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忘记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四人帮?被打倒后,党中央为父亲平反了。这些年,在各地和中央的报刊杂志上,提到父亲名字的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曾亲历过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而且在一些事件中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看来,在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对他的生平作一回顾,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更重要的是对于弄清中国现代史上一些事件、研究中国现代史,都有着现实的意义。本此精神,我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时,撰写此文,一方面,向读者介绍父亲的生平,另一方面,希望就教于前辈和专家学者。

父亲于1889年10月15日出生在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璋嘉村。1906年,对于父亲来说是个有意义的年头,这年八月,他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从此,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父亲考入黄埔陆小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极度动荡的状态中。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贪污腐化,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对外屡战屡败,割台湾、失澎湖,赔款以数千万两白银之巨。这一切都压在人民头上,老百姓非常不满。以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同盟会,在各地多次发动起义。当时各地的新军和军校的学生,都是同盟会所依靠的骨干力量,而军中的革命力量特别强大。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受到了反清的革命思想熏陶,立下了反对清朝腐朽统治、建立共和国的志向,并且身体力行,经陈汉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黄埔陆小的监督赵声(字百先)是同盟会员,他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而父亲对他则近于崇拜。赵声的革命性很强,在陆小同盟会进行的反清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得学生的爱戴。在陆小,除赵声外,与父亲关系密切的还有邓演达,蒋光鼐等人,他们后来也都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史上的名人。

父亲于黄埔陆小毕业后,1909年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在南京陆中,他更积极投身于革命,担任了陆中同盟会组织对外联络人。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革命党人举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前,父亲从各种迹象判断革命党人要举行起义,于是请假南下,到香港找到赵声,请求参加起义。但赵声认为应保存军校同盟会员这批力量,故不予同意,而催促父亲返校。后来,父亲在返校经上海时,得知起义已失败。此时赵声又因病逝世,父亲对此极为悲痛。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反清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同年十月,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们兴高采烈,陆中同盟会员立即行动起来,公推父亲为代表,前往上海向同盟会总部要求拨给经费前往武昌参加起义军。于是父亲未向学校当局请假,便越墙而出,前往上海。到上海时,恰好碰见宋教仁要乘船去武昌,他与宋见面后匆匆说明来意,宋即给他五百元作为返南京的川资。父亲回到南京时,知道已被学校开除,无法进校,便邀同学出校商议,最后商定分三批去武昌。第一批由父亲率领,同行者有李章达,蒋光鼐、陈果夫等人。

父亲等人到武昌后,即向都督府要求渡江作战,获同意,并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在自来水厂附近打了第一仗。这一仗有些伤亡,有些同学感到打仗并非好玩,便要求离开队伍,最后只剩下包括父亲在内的五十余人。在经历了几次战斗之后,适值黄兴去上海,父亲等人奉命随黄去沪。到上海时,上海已光复,他便负责黄兴的警卫任务。不久,姚雨平率北伐军到上海,父亲参加姚部,任连长,随军渡江作战,追击清军张勋部。在此期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南北和议达成,北伐军亦被谴散。当时摆在父亲面前有两条路:或出国留学,或进保定军官学校,他选择了后者,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父亲在保定军校期间,正值袁世凯倒行逆施,图谋称帝。袁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第一次讨袁斗争。那时李烈钧在江西酝酿起义,保定军校同学闻讯决定南下参加。正待出发时,父亲接到邹鲁来信,要他去广东发动关仁甫起义(关是广东地方武装首领),于是他便只身南下,到广州后碰见朱执信。朱认为关靠不住,劝父亲不要急于行事,他听从朱的劝告,暂住广州。不久,遇见陈雨亭(同盟会员),两人遂密谋制造炸弹炸死袁的心腹龙济光,那知事未成而父亲在客栈被捕,后因查不出有力证据获释。出狱后转往香港,见到邹鲁等人,邹说:?我们正准备去为你收尸哩!”这次反袁斗争不久即告失败,父亲等人在国内无法容身,旋由上海逃亡日本,这是1913年底的事。

到日本后,父亲等人经过这次反袁失败,都感到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于是,他们便在东京郊外,成立了军事学校,以?浩然庐?作为代号,聘请日本退职军官讲课,父亲参加了学习,后来,又到政法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父亲与后来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的吕超、胡景翼等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通电国内各省发动反袁起义,全国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病死。袁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而父亲亦于此时由日本回到祖国。1919年,参加广东的地方部队——肇军,任营长职务。此后数年间,他曾随部队辗转各地,直到陈炯明打败桂军为止。这一段时间,正是孙中山为打倒军阀政府而在广东筹组军政府的时期。1919年10月,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1920年返回广州组建军政府,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当时孙中山依靠的主要是粤军、滇军等几支地方武装力量,而粤军的广大官兵,自始至终是孙中山革命的主要力量。父亲正在此时加入粤军。从此,他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而奋战。

话再说回来,陈炯明赶走了盘踞广东的桂军陆荣廷部后,认为有必要对军队加以整编,便任邓铿为粤军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负责训练新式军队。第一师成立时只有三个团,且人员复杂,邓不甚满意,想另成立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一个团。那时父亲正率部驻于广东阳江、阳春一带,任西南标统领,手下有兵力四营,士兵多为钦(州)、廉(州)、罗(定)、阳(江)子弟,属下骨干有陈济棠、蔡廷锴等人。阳江本是富庶之地,但父亲看到粤军在邓铿的主持下面目一新,有意投奔。恰好这时邓演达在第一师任参谋,邓演达是父亲在黄埔陆小的同学,关系很好。于是由邓演达将父亲欲投奔粤军的意愿向邓铿透露,获得同意。不久,父亲所率四营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父亲任团长,戴戟任副团长,陈济棠任营长,这第四团就是以后威震中外的第十九路军的前身。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8月,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出师北伐北洋军阀政府的决议。父亲作为广东革命政府主要武装力量——粤军的军官,在北伐正式开始前(即1926年6月9日)的数年中,曾参与了许多事件,主要有:

一、1922年2月,孙中山先生组织第一次北伐。5月,北伐军出师韶关,进攻江西。父亲率第四团与北洋军阀陈光达部在江西赣州南边霸王岭激战达七昼夜,最后攻克了赣州。

二、1925年陈炯明叛变,广东政府组织了第一次讨陈的东征。在东征前,第四团于1923年扩编

为第一师第一旅,父亲任旅长,下设两个团,一团团长张发奎,二团团长蒋光鼐。这次东征,第一旅在兴宁神光山击败陈炯明主力林虎部,随即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平叛后,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旅也改编为第四军第十师,任父亲为师长兼第四军参谋长。

三、1925年冬,父亲任南路总指挥,参加了打击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八属联军?(简称“八属军”,属陈炯明势力),“八属军”被消灭后,父亲又与白崇禧出使湖南,与唐生智接洽,使唐投向广东革命政府。

1926年7月9日,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北伐中,第四军由广东出发,担任攻打盘踞湖南、湖北的北洋军阀中战斗力较强的吴佩孚部。其时,父亲以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兼军参谋长职,率领第十师参加北伐,并率先攻克湖南醴陵、平江,随后直逼武汉的南大门——汀泗桥和贺胜桥。在这两个地方,第十师与叶挺独立团和张发奎部打了两个漂亮仗,歼灭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使?吴大帅?闻风丧胆,狼狈窜逃。随后,第四军兵围武昌城,收复汉口、汉阳等地。这一战役,父亲与叶挺、张发奎将军名闻遐迩,被誉为?铁军?。在郭沫若的回忆文章《北伐途次》中,把父亲喻为关云长、叶挺喻为赵云、张发奎喻为张飞。第四军在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中,伤亡甚重。许多架梯攻城的士兵被打死在城下,尸体一时无法收殓,直至破城后才能安莽。数十年后,父亲旧地重游,回忆往事,感慨良深。武昌攻破,生俘守敌刘玉春等将领,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至此,吴佩孚主力儿被全歼,一蹶不振。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第十师改编为第十一军,父亲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第十一军除原来的第十师外,又增编了第二十四、二十六两师,蒋光鼐任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任副师长,戴戟任第二十四师师长,贺龙任第二十六师师长。第十一军成立后,继续北伐,曾与奉军张作霖部大战于河南临颖。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父亲和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第十一军,其间叶挺曾一度代理军长职,并率十一军在江西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蔡带领一部分队伍去福建,在福州重建第十一军。这时父亲又回到军队,重任十一军军长。父亲再任军长后,便将队伍带回广东。那时,李济深在广东任省政府主席。第十一军又隶属李的领导。1928年冬,父亲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29年第十一军缩编为六十、六十一两个师。1930年夏,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六十、六十一师被蒋调往山东前线,并在济南改编为第十九路军,此为十九路军的正式建制。

1930年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12月9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与红军作战。1931年6月,蒋介石亲赴南昌组织对江西中央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6月25日,父亲被任为“剿赤”右翼军总司令,9月30日又调任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

在长期的内战中,十九路军将士深感厌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影响,曾在江西集体宣誓抗日。当时十九路军将领曾倡议组织抗日义勇军,赴东北前线抗日。正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发生?宁粤分裂?,这对十九路军和父亲以后的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扣留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激起国民党内部尤其是广东方面的反蒋力量的一致愤慨,宁粤分裂自此开始。五月,汪精卫、孙科、李宗仁、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宁粤正式分裂。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揭开了全面入侵中国的序幕。在日军进攻面前,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被迫与广东方面谈判。此时,广东方面提出调十九路军进驻沪宁沿线,保卫广东方面的代表进入南京。蒋被迫于9月30日任命父亲为京(南京)沪(上海)卫戊

司令,11月8日调十九路军进入沪宁沿线。十九路军入沪宁完成布防后,广东代表到南京,开始宁粤淡判,并达成协议,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林森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父亲任代理行政院长。12月28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父亲改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蒋介石下野后继续进行破坏新的中央领导,孙科被迫于1932年1月25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就在此时,驻沪日军于1月28日深夜,向驻守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第78师发动突然袭击,遭到十九路军将士的反击,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淞沪抗战?。事变发生前夕,种种端倪已表明日本军队将在上海挑起事端。于是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电告父亲,将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问题。父亲接电后,即派参谋处长樊守迟代表他赴上海参加会议,并指示三点,主要内容为;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1月28日当夜,日军被击溃,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父亲去电报告战况,然而何却复电大加申斥,指责十九路军?违抗命令?。据十九路军总部参谋蒋达文回忆,当时三位长官接到何的电文后,气得一言不发。正在此时,他们又接劲父亲的回电,大意是把我们十九路军将士的鲜血洒在黄埔江头,……我即来沪与我袍泽共赴国难。

蒋介石等人对淞沪抗战十分不满,认为十九路军破坏了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故在表面上也说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但在背后则多方掣肘,在增援十九路军问题上作文章。先是说什么增援部队来不及开赴前线,后又说怕日军炮击。为此,父亲多次与他们作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就增援问题多方设法。何应钦多次对父亲说:?仗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父亲则对何的言论作针锋相对的回答:?前方将士要打!老百姓要打!”由于蒋、何不予合作,故十九路军坚持数月后被迫撤退,淞沪抗战就这样被扼杀了。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日行动,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而遭其忌恨。于是,蒋便于1932年1月撤去父亲的京沪卫戍司令职,强迫出国?考察?,又于3月4日先令十九路军分散调离上海,因遭反对后改令调往福建?剿共?。此时,父亲和十九路军将士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遂下决心反蒋抗日。

宁粤分裂时,父亲曾与邓演达、蔡元培联络,计划利用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去广东与广东反蒋势力作战的机会,武装占领广东潮、梅一带,建立以邓演达、蔡元培和父亲为首的?第三种势力?,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主要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后来宁粤分裂得以和平解决,十九路军也未开赴广东而驻守沪宁沿线,故此计划未能实现。]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蒋介石秘密逮捕,11月29日被杀害于南京。邓与父亲有多年的交往,他始终以总政部主任身份随四军冲锋陷阵。邓的无辜被害,更促使父亲下定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国内抗日派别联合阵营的决心,这一决心就成为日后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蓝图。

1933年夏天,父亲从欧洲回国,抵达香港时,蔡廷锴、陈济棠派代表迎接,随后开始了紧张的反蒋抗日工作。按照父亲开始的设想,如能将陈济棠联合起来,形成福建和广东的联合,力量不仅大得多,而且互相支援,不致孤立。除了广东的陈济棠之外,父亲还与章伯钧、黄琪翔、龙云、刘湘、冯玉祥、方振武、李烈钧、韩复矩、杨虎城等人取得联系。此外,父亲还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中央接触和会谈,取得中共的谅解和支持。九月,父亲由香港到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协商后,又派徐名鸿到苏区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在进行了以上准备工作后,便在香港李济深家里召开会议,参加者有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章伯钧、黄琪翔、徐谦、李济深和父亲。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筹备会。会上,父亲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要图中华民族的生存,就非抗日不可;要抗日就非先打倒蒋介石卖国政府不可?!会议决定,与会诸人立即赴福建,参加筹备建立革命政府工作。

当时,中央红军也派叶挺将军住在蒋光鼐家中,协助筹划。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蒋介石曾于1933年11月18日打电报给父亲,声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侮?,劝父亲?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希望和衷共济,不要发动福建事变。翌日,父亲复电斥责蒋仍坚持?剿共?惧日政策,并于复电前拒绝杨森来闽劝阻反蒋抗日的说项。1933年11月20日,父亲和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在成立大会上公布《人民权利宣言》和《人民政纲》十八条,痛斥蒋介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的罪行,号召打僦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21日,宣告脱离国民党,与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签定抗日停战协定四条。父亲在福建人民政府担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金钱收买的破坏下,为时不到三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意义就在于: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危急时刻,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挺身而出,坚决反击民族的敌人。在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是也应该团结起来,摒弃党派之见,为中国的统一和强大而共同奋斗吗!

福建事变失败后,父亲等人经广东逃亡香港。1935年,他与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团结各党派抗日力量,开展爱国抗日活动。同年,也又游历欧洲,在比利时参加了国际反侵略大会,并被推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其后,又应邀访问了苏联。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以?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1937年7月7日,中国守军对进攻宛平的日寇奋起反击,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了。

在祖国山河破碎的情况下,父亲再也不在国外游历,毅然回劲抗战中的祖国,期望能够驰驱疆场,为国杀敌。但蒋介石对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而耿耿于怀,不予重用。父亲此时只在政治部担任一个挂名的指导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一直不能上前线,带兵杀敌。1938年底,武汉失守,他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赋闲,直到抗战胜利。这一期间,尤其在抗战后期,父亲所作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国民党内进步力量,进行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并在1943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个组织。

1940年以后,蒋介石对以共产党为首的抗日民主力量大肆迫害,继?皖南事变"之后,又发生了封闭“生活书店"逮捕马寅初等民主人士,迫害民主力量的事件,专制独裁的气氛越来越浓。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走上联合起来的道路。1943年,父亲与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等人正式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进行反蒋斗争。

抗战胜利后,父亲迁回南京,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在短短数年间,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几大战役中,歼灭了蒋军数百万之众,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军事基础,父亲此时则在敌后从事瓦解敌军、策反敌军高级将领的工作,从一个侧面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当时,他亲自参与的策反工作主要有以下几起:策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起义,惜事未成而陈仪被捕受害;策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与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接触,促赵保护上海移交入民解放军。此时,父亲的处境十分危险,国民党曾派特务位在我家、曾发生在深更半夜被军警搜查事件。临近解放时,父亲被蒋帮列入?黑名单?,有随时被杀害的危险。为了我们兄妹的安全,他只好将母亲和我们兄妹从南京送回江

篇二:少女杨绛和她的父亲阅读答案

篇一:少女杨绛和她的父亲阅读答案

篇二:少女杨绛和她的父亲阅读答案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杨绛和他的父亲孙莲莲杨绛,原名扬季康,江苏无锡人。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的,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这观的态度。她的父亲扬荫杭,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因而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如果有人不乖,他只会叫急,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所以孩子们怕虽怕,却都喜欢和父亲亲近。钱钟书初见他时未免有点害怕,但接触久了,即摸出其“望之俨然,接之也温”的性子。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看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档。”扬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又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拥护欢迎。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欢迎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co savno!敢吗?”扬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g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杨绎的学业,父亲并不多加干涉,而是放手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父亲钻研的音韵学,常常把某字的平仄拿出来考她。杨绛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却也不急着教,只让女儿涵咏体味.还安慰她:“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她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读什么声。女儿考对了,父亲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杨绛只要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她的书桌上,即使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但假如她长期放着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父亲把书收走了,这就等于是父亲的谴责,无言的批评。杨绛喜欢读诗词小说,对父亲枯燥的音韵学“合口呼”“撮扣呼”之类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强迫女儿学他的一套,还为她买来最喜欢的书籍。杨绛上大学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各门功课都平均发展,所以为选专业一事颇费了一番踌躇。老师们推荐她报理科,她回家去问父亲拿主张:“我该学什么呢?”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终于不顾老师们的惋惜和劝导,选择了她喜欢的文科。父亲有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了,说:“我也这样。”扬绛因此感觉到自己似乎已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杨绛是个贴心的女儿,每天早饭后,她总要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她也要给父亲削个水果,或是给父亲剥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中午饭后,她非常懂事地带弟弟妹妹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就陪在父亲旁边看书。父女俩的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而深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在苏州因中风去世。1983年,杨绛在《当代》双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回忆我的父亲》,记录了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在那平静恬淡的娓娓道来中寄托了女儿对父亲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怀念。【小题1】下

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a.文章语言恬淡质朴,一如杨绛父女间的情感,同时选材也很典型精当,在简单平实的陈述与描写中表现了杨绛与其父亲之间平淡而深厚的感情。5 a! f+ \( a" l. o0 ob.在女中读书的时候,杨绛虽然很自信,但她也不愿意去街上进行演讲,因为虽然当时人们的封建思想意识已经淡薄,但社会风气非常不好。少女时期家庭生活的熏陶,特别是她的父亲对她的谆谆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小题2】钱钟书觉得杨绛父亲“望之俨然,接之也温”,请问文中哪些内容具体体现了杨老先生“温”的性格特点。(6分)【小题3】文章在表现杨绛与其父亲的时候都用了哪些描写手法,请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分析。(6分)【小题4】杨绛父亲教育子女的做法具有怎样的特点,其中哪一点你觉得对现实中存在的子女教育问题最有启示,结合现实谈谈你的看法。(8分)

答案【小题1】bd【小题2】①从不打骂孩子②对于杨绛当年不想参加演讲这样的严肃问题他也是耐心教育③对音韵学的教授也不着急,让女儿慢慢体味④对女儿没有读他找出的书的责备方式⑤与女儿朋友式的对话⑥不强迫女儿做不感兴趣的事(写出1点得1分)【小题3】侧面描写的手法,李健吾对杨绛的评价,钱钟书对杨绛父亲的感觉;语言描写,文中多处对人物对话进行了描写;行为描写,杨绛父亲爬梯到高处为女儿找书;细节描写,杨绛为父亲削水果,剥干果。(写出3种并有适当分析得6分)【小题4】①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②放手让女儿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③对杨绛的读书习惯进行引导④与女儿进行朋友式的交流与沟通(写出3点得3分)结合现实中存在问题2分,能说出杨绛父亲教育女儿做法的作用与意义3分。就哪一点分析评价都可以,只要自圆其说。

解析【小题1】无【小题2】无【小题3】无【小题4】无

篇三:少女杨绛和她的父亲阅读答案

篇四:少女杨绛和她的父亲阅读答案

内容提示: 《杨绛和他的父亲》 阅读答案(2) 《杨绛和他的父亲》 阅读答案(2)文章来自: 学优网 杨绛和他的父亲 孙莲莲 杨绛, 原名杨季康, 江苏无锡人。 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 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 翻译家和著名学者。 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 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 的, 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达观的态度。 她的父亲杨荫杭, 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 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 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 因而孩子们都怕他。 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 如果有人不乖, 他只会叫急, 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 所...

1比寓 叩钟,大叩则大响,小叩则小响。 用力敲就会发出大的声音,轻轻地敲就会发出较小的声音。通常用来比喻付出多少,则收获多少。2啮指心痛”,实际上是一种心灵感应,曾参每每心痛,体现了一种思念之切,骨肉之情。

篇三:怀父亲伟大的人格魅力

怀父亲伟大的人格魅力

--------------- 回忆我父亲姚立贵 深切缅怀父亲伟大的人格魅力

第一部分:太行雄鹰 ——回忆我的父亲坎坷的人生经历

我的父亲姚立贵,出生于1926年农历10月13日,属相:虎,排行老大。于1987年5月31日(丁卯年五月初五)夜1点许,在管陶乡卫生院病逝,享年62岁。

父亲出生在长亭村,姚旮旯山窝铺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小时候,父亲只在长亭垴上读过二年的私塾。 在万恶的封建旧社会,我们家庭同千百万农民一样,深受帝国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灾荒年,民不聊生,因家庭十分贫困,过着揭不开锅的日子。我的爷爷为了不让把父亲活活饿死,才忍痛割爱,在父亲十三岁的时候,就把父亲买给到了山西省柏榆村本家(姚福廷的父亲)做儿子。让父亲讨活生。据父亲回忆说,父亲当年的身价,换回了两口袋的小米糠;父亲在山西学过戏,主演过(武安落子)“吕蒙正赶斋”中的吕蒙正,正因为父亲出生贫寒,同吕蒙正有着同样的悲残命运,所以父亲表演得情真意切,神形毕真、活如其人,所以在山西演出的时候倍受观众青睐。后来,因受不了那家人的虐待,就偷偷地从山西跑回了姚旮旯自己的家。父亲曾从山西娶一媳妇,后因没有感情,在父亲参加八路军前经政府解除婚约。

父亲19岁的时候,那是1945年的春天,从长亭村应征参加了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第二野战军。从此,参加革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同将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浴血奋战,出身入死,投入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

父亲生前在陈锡连任旅长的385旅的独立团工兵连任二排排长, 父亲和工兵排的战士们协同大兵团步兵开展大规模的破袭战,完成了攻坚爆破(坑道爆破)、近迫作业和敌前架桥、漕渡等多种攻坚克难的战斗任务,用鲜血和生命为大部队的总攻打开了生命通道。协同步兵、炮兵先后攻取了石家庄、济南、临汾、运城、徐州、太原等城市,参加过辽沈、淮海、渡江、洋山、徐州、上党、汤阴、成都、邯郸等重大战役,以及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的大进军,电影《湘西剿匪记》、《风雪大加别山》、《淮海战役》、《侦察兵》、《建国大业》中,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名八路军战士。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鲜血。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战场上多次负伤、立功受奖。父亲先后被八路军二野总部等部门,授过的人民战争解放胸章有十多枚。因战负伤积劳成疾,未能参加抗美援朝,父亲是躺在担架上,挥泪送别自己出生入死、生死相托的工兵连的战友人们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父亲病愈后,被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高级工兵军官指挥学校(一大队一中队1953年度佩用第139号级别:学员)指挥专业学习,后因伤病复发,病退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地方建设再立新功!

我的奶奶在老家想子心切,每天爬到自己家的房顶上,朝着南方喊着父亲的小名:“成廷,我的好孩子,你在哪里?你娘想你呀”!有一天奶奶喊着父亲的小名,不幸从房顶上摔下来,成了终身残废,含恨离开了人世。

解放后,父亲于1953年11月20日,复员到河南郑州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父亲调回原籍工作。 因父亲参军九年没有跟家里取得联系,音讯全无,乡亲们还以为父亲早已为国捐躯,牺牲在战场上。父亲回原籍后,我村土地改革已经结束,村里的胜利果实已经分完。他回乡后,住房问题一直没有不到解决,在本村的“官爷庙”内栖身。我的父亲只好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协助解决住房问题,后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回函,才转由当地政府出面解决。直到1962年4月14日,才分到长亭村黄河地的平房五间。就因为这五间房,文化革命时,造反派说是我父亲霸占的,让父亲吃了不少苦头,我们也只好从这个房中搬了出来,那时,我们连个家也没有了,只好借亲戚的房,先后在李天顺舅舅和王李正哥西屋住。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我们才搬回家。

父亲回到原籍后,开始在长亭乡任秘书,先后在阳邑镇任副镇长、管陶人民公社副社长、乡副主任等职,参加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新中国的建设再立新功。

大跃进时代,父亲在阳邑西街跟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一天三顿饭和农民一样进食堂,吃的是玉米杆子和红薯加工成的淀粉窝窝头,父亲饿得了浮肿病,但还要坚持生产劳动,父亲总是和农民干一样重的农活。

1966年,他被打成了“走资派”,深受文攻武围之折磨,先后在管陶供销社的“火线学习班”学习半年多,在管陶村、长亭等村挨过批斗、游过大街。被造反派揪过头发,受过毒打。

父亲被关在管陶供销社的大院期间,跟家人隔离,不让家人见面,在风雪交加严冬,每天上午,我的母亲总是为父亲熬好了小米粥,让我送去,我就用一双小手端着小铁锅去为父亲送饭。学习班距我们在管陶村张国生家的住处大约有半里多的路,因为我当时我只有五、六岁,所以端不动时就在路上休息一会儿再走。到大门口时,我的手被冻僵了,饭也凉了,让看门的老头给递进去,父亲在铁栅栏内看见站在大门外面的我,总是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孩子,回去告诉你母亲,我很好,我能坚持住的,我相信党,相信组织,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请她放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得到了彻底平反,也恢复了工作,任管陶公社副社长。

是党把父亲从一个山娃子,培养成了一名党的基层工作者,父亲更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是长亭村这块热土养育父亲成人,父亲当然对长亭村有着特殊的感情,党派父亲回到家乡工作,所以父亲就要回报党,为党旗增色!为西川三个村干点实事,让西川的老百姓脱贫治富,都过上富裕的新生活。

从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作为公社的包村干部,父亲多年在长亭村、万谷城村、马渠水村下乡包村,直到一九八一年四月父亲因病光荣离休。父亲三十年如一日,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默默地为西川三个村的人民奉献着。

如果有人要问,你父亲为什么只在西川三个村包村,是不是父亲买下了这三个村?原因有两个:第一,父亲就是西川的长亭村人;第二,管陶乡28个行政村,唯有这三个村,不跟政府在一个川里,从公社去其它村包村,当时,公社干部至少可以骑自行车下乡,可是去西川下乡只能徒步走一条山路,还要返越山高路陡、让人望而生畏的阎王嘴大山崖,每翻一次山都要出一身汗,累得气喘嘘嘘,路途中,还得在半山腰休息上十多分钟,再继续赶路。十五华里的山路单程一趟也得走近两个小时。公社的人都不大愿意去西川包村,父亲就这样在西川包村一包就是三十多年。当时公社的会很多,父亲没有因为路远而迟到过一次,父亲总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摸黑才返回村里。有时候回去得很迟。

记得父亲说对我过,有一次,他到晚上十点多才从管陶南沟翻越阎王嘴,登上聚泉岭,进入黄莲峧深山沟。父亲的行走惊动了落在核桃村上夜宿的鸟群,刹那间,几十只鸟儿从父亲的头上“扑啦啦”地飞过,吓得他头发都直了起来,他定了定神后,才继续走路。

“农业学大寨”时,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带领三个村的农民,修过梯田、植过树、抗过旱、排过涝。现在的人也许不知道过去怎样抗旱,他要跟社员们从村里的井里一担一担地用水桶挑上水,顶着毒热的太阳,把水挑到山上的地里,再一瓢一瓢地浇地玉米苗上。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每天早晨五、六点前就起了床,挑起拾粪篓,沿着公路拾粪,他拾满一箩筐粪后,就倒在生产队路边的粪堆上,接着,他就到地里看庄稼的长势,那块地的庄稼缺苗了,需要补种,那块地的庄稼草多了,需要锄草,都做到心中有数,回到村里告诉了生产队长,安排当天的生产。 父亲每个月下乡都在二十四天以上,他就像一个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地耕耘在西川在块热土上。 父亲虽然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如今三个村的村民只要一提起他名子,都有口皆碑。称父亲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

下面我讲几个老百姓有口皆碑的,他为西川三个村办的几件实实在在的小事说起:

一、为了一头单干驴,文革挨批游街无怨无悔

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在长亭村下乡包村时发生的一件小事。

当时长亭村有二个生产队,六个生产小组。全村有四百多口人,三百多亩土地,且全部是旱地。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归生产队所有。每天农民下地干活,完全由生产队长派活出工,一天记一个劳动日,分值是:男社员一天记十分工,女社员一天记七分工,农民的日劳动值大约是二角钱左右,到年底按入工多少决算分红。一个劳力一年的劳动值总共也就是七、八十元钱。四口以上的农户如果只有一个劳力,到年底还得欠生产队里的钱。由于土地全部是旱地,最多亩产也只有二百斤左右,当时全村每口人的日平均口粮只有七、八两。

那时,距长亭村十华里的北山上姚仡佬,住着七、八户人家,他们也被划归生产队,他们种山地打下的粮食也要由生产队派人上山过秤后,再按粮食的多少折合成工分,参加生产队集体的收益分配。因为山上只能种点谷子、玉米等庄稼,他们就从生产队里再调配点小麦等细粮。

话说这个山垴上住着一户姓岳的人家,户主叫岳和昌,他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三男两女,全家一共有九口人。因为他的家人口多,劳力少,粮食不够吃,只好常年吃糠咽菜,艰难度日。他每天白天去地抱山地前,早晨还得自己人力去磨房推石碾子、石磨加工粮食,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农活繁重,每天累得他精疲力竭,特别是拉碾子,推磨时候更是累得他头晕脑胀,力不可支。

他想这样下去非把自己累坏了不可,如果自己家能有条小驴就好了,小驴不但可以犁地,还可以推磨。可是钱从那里来,他就每天起五更、披月亮地加班割荆条、割白草买了十几元钱。

有一天,他徒步三十多华里,到阳邑的集市上去买驴,到那里后,正好集市上有三条毛驴要出售。有人劝他说,买那两条大一点的驴。他想:大驴肚子大,饭量也大,喂不起。他拿准主意,最终他用了十元钱的驴价款和一角钱的税款买回了一条小驴驹。

夜幕降临时,当他高高兴兴地地赶着小驴驹回到村头,正好被村里的干部给撞上了,他一见岳和昌赶着一头小驴驹,就火冒三丈、恼羞成怒、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非让他立即把驴给退回去不可。 岳和昌心想这条小驴,是自己买来救命的,拼了命也得赶回去养起来,让它给干农活,拉碾子推磨。后来,他天天把这条小驴驹放在山坡上,因为山上有的是青草,这头小驴连一两粮食也没有吃,长得膘肥体壮,干活也很有劲,终于把岳和昌从人力拉碾子推磨的重体力活中解脱了出来。

岳和昌私自买驴这件事,其实,早就有人报告了吃住在村里、包村干部我的父亲,他十分了解和同情农民的疾苦,所以对这件事,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没有理采,也没有向人民公社报告,更没有让岳和昌卖掉它。

转眼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这件事,“八五”风暴的造反派,还对父亲进行了挨村游街批斗,说父亲是包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走资本主义路线的走资派、当权派。要求岳和昌立即把驴驹赶到生产队的饲养棚,没收充公。并让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恒太到长亭村处理这件事。

王书记来到长亭村后,通知岳和昌从山上下来后的第一句就是:“你知道姚立贵为什么挨了批斗?”他说:“不知道”。王书记告拆他说:“就是因为你那条单干驴,现在已经有人举报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把你的这条驴交给生产队。”听了王书记的话,岳和昌吓得身上直冒冷汗,心想这次可真的完了。

为了保住岳和昌这条驴驹,暗下里,我父亲跟王恒太讲情说:如果把这条驴驹赶下山,送给生产队里,那岳和昌又得重新回到人力拉碾子推磨的沉重和艰难生活中去,岂不把他给累坏了,我们坚决不能这样做。在他们两人的努力下,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对这条驴作了价,归生产队所有,但考虑到岳和昌和山上十几户的实际情况,驴仍然由岳和昌饲养,供山上各户人家种地,推磨使用,如果生产队需要用驴去阳邑拉煤的时候,岳和昌必须将驴赶下山,先让生产队用。就这样才保住了岳和昌这条单干驴。

这虽然是一件及平凡的小事,但通过这件小事可以体现出党的基层工作者爱民、惜民的阶级感情,敢于为人民群众利益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高尚品德、光明磊落的无私风范。

现在的长亭垴已经没有住户了,他们都已陆续地搬到长亭村里住,这件事转眼之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岳和昌老人还记忆犹新,感恩终生。2007年3月的一天晚上,已经八十多岁的岳和昌老人,来到我家,亲口对我说起这件难忘的经历,还在念道着王书记好,我父亲的好!

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的先进性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用高尚人格和良好名声来体现和保持。作为一个党的基层工作者就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人民群众的疾苦,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帮他们所帮。愿我们当代党的基层工作都能从一件小事做起,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建设文明、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光大党的良好形象而努力!

二、让西川的三个村,比邻村提前十年通了电

我清楚得记得,1975年我到管陶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晚上上自习点的还是煤油灯。可是当我回到我们的长亭村后,我们村已经通电了。

原来,我们村1974年进驻了解放军的5915工程兵部队,部队团部驻扎在距离我村八华里的木井村。因为我父亲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八路,自然跟部队有不解的情缘,凭着父亲对解放军同志的一腔热情,代表管陶人民公社,代表三个村的老百姓,每逢“八一”建军节、春节、元旦等重大节日都要带上电影队去团部慰问,一年四季多次到部队,为战士们送上了一篓子一篓子的山杏、一车子一车子的红薯,一筐一筐新鲜的土豆、豆角等新鲜蔬菜,表现出老区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爱护之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拥军,我父亲把军民关系搞得如火荼,鱼水一样的亲蜜。还有什么事不能办?

如果我们村有了电,就可以办一切事情了。于是,我父亲就找到部队的团首长联系借用部队电的问题,当过兵人要比没有当过兵的人办事强出好多倍,部队首长一口答应。在部队的支持下,我们西川三个村于1974年底就通了电,使我村家家户户都安上的电灯,从此,永远地结束了祖祖辈辈点煤油灯、栌橹水车浇地,用驴推碾推磨的历史。(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我们村用部队的电,部队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电费,基本上等于免费用的,就是部队团部所在地涉县木井村,都没有能用上部队的电),这要比我们管陶公社地方通电的时间整整提前了十年!十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日子呀!

三、打机井,建扬水站让旱地变成水浇地

我们西川三个村地耕地大部分是旱地,只有在邻近村边的零星小块地,靠人力绞栌橹、水车浇点地种菜点。大田家作物完全靠天吃饭,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收点粮食,遇到大旱之年年就绝收了。当时的农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旧社会抬老爷(指神像),新社会抬水车”。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种地靠天吃饭的问题。现在有了电,就应该干一番大事业了,在我父亲的提议下,三个村都开始打起了机井。

我清楚最记得,我们长亭村的打水工程,是经我父亲的出面联系,部队为我村调来了大型压风机和深水泵,还调来了两名解放军战士做风枪手,来支援我村打机井,村西打了二口井,村东打了一口井,一共打了三口大机井。一口机井一打就是两、三个月以上。为了调剂好解放军同志的生活,解放军同志就住在大队部,吃在我家。我父亲让村上村委委员杨有昌专门管理生活,由我母亲亲自掌勺。从打井开始,一直到打成为至。春节、元旦也没有停过工。打井的村民,也是集体起灶吃大锅,他们当时吃的是小米闷饭,因为这种饭抗饿,让大家干起活来有力气!

当年我父亲已经是年近五十的人了,每天总是脚穿雨靴亲自下井从井里往上扛石头,天天是一身泥一身汗,因为人有老胃病,到了夜里有时痛得肚子痛得他直叫喊,但到第二天,他照常上打井工地干活。为了让井水在大旱之年也不干涸,抽不尽水,父亲要求要往深处打,找到大水眼,才能停,可是当时的村干部一见到水就想停工,不理解父亲的心情,满肚牢骚地跟我的父亲吵架说“你想打你打,我是不打了”。我的父亲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后,才把这三口井打成了再旱的天,也抽不干的深水井。我父亲为群众办实事,还让人不理解,还要受人的气,受人的埋怨,但父亲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什么都能挺得住!父亲更没有什么怨言。为长亭村等三个村旱涝保收,年年丰收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为我们村是山村。土地分三层,第一层在河滩里,第二层跟村的高低平衡,第三层就是在村北面的山坡上了,用水泵可以浇第一层、第二层的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三层山坡上的地就够不上了,机井打成后,我父亲又联系部队支援建起了两个扬水站。让一级扬水站先把水抽到山根的畜水池中,,再在山根建一个二级扬水站,就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记得是一营五连的杨班长带着电焊工两个战士,干了二十多天才为我村建起了东、西两个扬水站,水管子全部是铸铁管子焊接的,二级扬水站电

机跟水泵连接不是用的皮带传送,而是用的解放军给焊的靠背轮传送的,挺先进的。当两个扬水站抽上村里的山坡地时,农民们看到哗哗哗的清水,流进了农田,高兴得全村成了沸腾的海洋!

扬水站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我们西川三个村靠天吃饭的历史,我村三百多亩旱地,就有二百亩变成了水浇地,由原来的一年种一季变成了一年种两季。

我清楚的记得,我村在没有办电,打机井之前,生产队收的粮食少,亩产低,每亩地最多只能收二百多斤,所以粮食不够吃,就是旱地种的小麦,他们也舍不得吃,村民们每年秋天,就用担子挑上小麦面粉,到距离我村八十多华里的山西省羊角乡换成玉米炒面回来吃。一斤小麦面粉可以换二斤半的玉米炒面。

有了水浇地后,地里能种小麦了,每亩地一年可亩产小麦六、七百斤,玉米八、九百斤,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提高了村民生活水准,他们由原来每天早晚吃干硬的玉米面野菜窝窝头,中午的抿结汤小米闷饭,顿顿都是一锅饭。换成了现在的白面蒸馍和武安面条、拉面,白生生的大米炒菜饭。使农业了增产,农民了增收,农民生活得到提高和改善,让村民得到了实惠。

四、平河滩,垫土地,增加土地面积

“农业学大寨”时,父亲带领这三个村的农民,发扬人定胜天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联系解放军用推土机,把村前的荒河滩垫成了二百多亩的良田。

我们三个村上游的涉县建成了青塔水库后,村南边的大河槽,夏季洪水也淹不了,只留条小河槽排水就行了,其它大面积的河滩可以修成地。于是,我的父亲又一次带领西川三个村的村民开始了新的创业。我父亲找到部队的团首长求助,他们为我村调来两台日本进口的推土机,来为我们西川三个村平整河滩,一干又是几个月,三年村的近二百亩河滩整平后,就要起土垫地,我们这里是山区,土缺贵如金,只好从老板地上起土。我们长亭的第二生产队选择了西地有我家祖坟的一块地,要在我家祖坟前动土,这对我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晦气的事,这可使张同顺队长可犯了愁。我父亲知道后,坚决支持生产队的意见,硬是从我家的祖坟前起了土,土就起到我爷爷的坟前面,现在坟地坏了、连埋人地方的阳坑都没有了。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不信斜、不迷信、舍小家为大家大公无私的人。这二百多亩河滩垫成土地之后,增加了水地种植面积后,因为就在村边,好管理,大部分都种上了蔬菜,从此,我们村的农民从此吃到新鲜的土豆、豆角、西红柿、西葫芦等蔬菜。我们西川三个村的粮食,家家户户打的粮食圈满囤尖,每年每户可以粜上千斤的粮食,家家户户也都养起猪,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这对于一个穷山村来说,真是一个人间奇迹!

如果你有机会到我们长亭村,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新村,那就是过去的河滩,现在已经是楼房林立的一道道新街、新面貌了。

五、修护村坝,干造福子孙后代的事

因为我们三个村在涉县的环抱之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武安市在南洺河水系根治方案中,没有把我们西川三村个村列入根治的范围内。虽然我们西川三个村的上游修了青塔水库,河滩也垫了地,但如果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大涝之年,还是对我们的村庄和新垫的土地有着潜在的危险隐患。其它村修河坝列入根治之列,那是县政府的行为了,县水利局是统一组织民工,拨专款施工。现在怎么办?我父亲多次到县有关部门协调,说西川三个村的河坝不修不行,这三村个村的老百姓也是咱武安人,不管不行!得到县里的答复是,你们三个村的的工程太小了,如果你们要治理河槽、修护村坝,县政府只能补助几个钱,不统一组建工程队。父亲回答说:“只要补助钱,就说明政府是关心支持我们的,我就带领西川的群众干!”

从县里回来,我父亲立即召开三个村的村委成员进行了协调,三个村联合成立了根治河滩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长亭村,由三个村按人口和河槽长度折算出用的工时数,三个村拼粮食,立食堂。开展了百日大会战。在百日大会战期间,我父亲,亲临第一线指挥,村民们又是开炮取石,又是运石,又是垒河坝,干得热火朝天。八华里的护村坝终于建成。这又是我父亲为西川三个村干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前几年,我们西川三个村已经通了柏油路,柏油路就建在护村坝的坝基上面,公路旁边的一行行翠绿的杨柳树,构成了一道亮丽的山乡风景线。


回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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