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书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
我看《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 吸引我们的是怎样的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对我们具有吸引力的书籍却不多。我们需要历史书籍当中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和丰富客观的历史事件，以便于有兴趣去了解中国的历史，以便于对中国历史有一个理性、丰富的认知和评价。
一、作者及成书背景
葛剑雄，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他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他所刚兴趣的中国历史片段的画卷。就如作者自己所说，中国图书市场中普及性的学术著作或者是通俗性的历史书很少令人满意的或者爱读的作品。其实历史是非常容易吸引读者的，历史事实可以演化成无数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感情充沛的故事，短文识字的人都能接受。中国的历史这么长，涉及的范围又那么广，有了解不完的史实，讲不完的故事，没有人能够穷尽。于是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介绍了他所感兴趣的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二、评点内容
在内容上，作者首先在序言当中介绍了自己撰写本书的初衷即用他所兴趣的中国历史片段为读者提供一份历史大餐。然后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顺序依次探讨了这极为吸引人的十六个片段：战国：胡服骑射；西汉：轮台罪己、庙乐之争；新朝：王莽改制；东汉：谁主神器；三国：汉魏禅让；北朝：鲜卑汉化；南朝：江陵焚书；唐：玄武真相；五代十国：冯道长乐、亡国诸君；宋：天书封禅、道君末日；明：悲剧海瑞；清：雍正赐地、乾隆“肃贪”。 其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如赵武灵王、汉武帝、王莽、北魏孝文帝、李世民、清官海瑞等。以这些历史人物为主轴，展开了与之相关的众多中国历史事件的讲述。
有些内容是与我们的固有知识和看法相符的，有些则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例如：
战国时代赵国的国君武灵王发起的一场以“胡服骑射”为内容的历史性改革， 使得赵国自此强盛起来，但这位英明的君主却不得善终，因对继任者问题处理不当而活活被饿死，其惨状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关于汉武帝，作者说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做的评论指出的，汉武帝
的晚年与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汉朝没有灭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是能够中兴，原因在于汉武帝能够遵先王之道，接受中直之言，赏罚分明，到了晚年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即“轮台罪己”，收复民心、体恤民意，将身后事安排得十分妥当。因为近年以汉代为背景的电视剧纷纷涌入视野，我想很少会有人会将被塑造成英明神武的圣君武帝与暴戾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关于王莽，作者把建立新朝之前的王莽的出身、经历、品性做了详细阐述，我们居然发现王莽是个谦恭好学、洁身自好、简朴仁义的道德模范，完全推翻了固有的认为他虚伪阴险的印象。而且作者认为当时人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在他建新朝之前，多数人对王莽的称颂还是出于诚意的。如果说王莽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如不惜杀子。要说王莽的这些行为都是作秀，如果政治人物都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来作秀，那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可惜，王莽所搞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他美好的政治愿望就连在两千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实现。曾有学者称，王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改革者。
关于创造了贞观盛世的李世民，作者选取了李世民最具争议的玄武门事件。这位不守历代规矩的皇帝，玄武门事件后经常要求查看史官对自己的记载甚至修改了历史资料，而且影视剧又误导我们相信李世民是无辜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玄武门事件已经面目全非。尽管李世民开创了初唐稳定繁荣的盛世局面，但玄武门的真相不应该被埋没，而对于李世民的评价也应该公允客观。
关于历来被看作清官典型的海瑞，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另一个清官代表包公平起平坐的人物。民间关于包公和海瑞的传说丰富之极，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对官员清正廉洁的要求只能存在于设想和希冀当中。而历史中的海瑞与民间塑造的海瑞差距甚大，黄仁宇就曾在他的《万历十五年》当中讨论过海瑞。作者也认为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的几乎没有。他大刀阔斧的实行自己政见的时间仅短短半年，出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存外，其他措施在他离任后都被废止了。他致力于惩治贪污腐败，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那些贪官污吏和政敌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如果我们用从政的实绩评判人物的话，海瑞只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
书中，颠覆我们传统观念的是对汉武帝、王莽、李世民和海瑞的记述和评价。作者最为称道之处在于，他将被歪曲前的事实尽量客观地书写出来，以历史资料为基础纠正我们的固有观念。如汉武帝、李世民和海瑞，我们都曾大加称颂和推崇备至的人物，在作者看来并非全如此；如把王莽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处心积虑谋朝篡位、毫无政治才能可言的小人，在作者看来王莽还是很有可取之处。在以人物和事件为基本元素的历史当中，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和评价极其关键。对于历史人物，我们都知道要放在历史情境中理性和客观地去认知和评价，但要做到却不容易。尤其对于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作者认为个人的道德和品性不应该是这个政治人物评价的唯一和首要标准，关键在于其在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和政治所作出的贡献。众多的历史事件塑造出了一个丰满的历史人物，而我们认知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有多接近历史真实，有多接近客观和理性。
结语：历史是需要想象力，但历史需要怎样的想象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试图为读者呈现尽可能客观和接近历史真相的记述，当然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评论，然而这些评论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和合乎情理的想象力的基础之上的。有些历史资料在误导和影响我们，当今非常普及的影视剧在误导和影响我们，教科书也在误导和影响我们。这些受人的主观意志制约的所有材料，被挑选和过滤，再加上想象力的不同，到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有多少是接近历史的真相的？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更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思考，认知历史，评价历史，重塑历史。
篇二：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书评范本
关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另一种解释
《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以下简称《晚清权力与政治》）是一部出版于1980年的英文著作，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StephenR.Mackinnon）。该书系由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历经10余年，共7章，着重探讨1901-1908年间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政治的关系[1]。虽然这是一部出版于20多年之前的著作，但无论对袁世凯研究来说，还是对研究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来说，《晚清权力与政治》都是值得一读的著作[2]。
一、袁世凯与近代军阀
在有关袁世凯和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研究中，此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自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以来，随着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的崛起，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尾大不掉之势，其中，袁世凯便是地方督抚分离主义势力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所创立的北洋新军，既是湘、淮军的继承者，也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前身。《晚清权力与政治》首先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重新检讨晚清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清末与张之洞一样，都属于政府官僚，袁并非象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近代军阀的前身，他在清末军事或政治权力的扩大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一是，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后的快速提升，从直隶总督到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并非以地方军事权力为基础，也与华北的地方精英的支持无关，主要在于袁本人具有操纵和取悦朝廷和官僚政治的才能。为此，作者在书中对袁世凯如何取悦慈禧太后、军机大臣荣禄和后来的亲庆王奕劻，以及袁如何在朝廷中培植势力和关系网做了详尽的描述，说明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系出于袁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因此不具有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二是，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的新政改革有着密切关系，而袁在直隶实行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也是袁在北京的影响力。作者指出，袁在直隶的改革和他对北京宪政的坚定支持以及他在天津率先推行的自治等改革，通过像诸如上海的《东方杂志》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从而为袁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获得全国范围的地方精英分子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其理由之三是，作为袁世凯政治权力重要来源和象征的北洋军，并非人们所说是袁的私人和地方部队，军阀的前身。作者指出，首先，从北洋军的产生来看，与湘军和淮军不同，建立新军最初并不是地方上为对付国内叛乱所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于外部对国家和朝廷的安全构成威胁，最主要的是1904-1905年发生在满洲的日俄战争促使慈禧拨巨款在中国北方筹建新军。其次，新军在财政和行政方面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北洋军的常年经费，除一部分由袁从地方筹得之外，三分之二来自中央的拨款[3]。袁对北洋军的控制主要也是依赖其在北京的影响力，特别是其对慈禧太后和亲庆王的影响力，以及通过他的同党和门生在北京两个关键部门——练兵处和陆军部中的地位。因此，当1906年底和1907年初袁在朝廷中遭攻击，他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处于最低点时，铁良就曾一度从袁
手中拿走北洋六镇中四镇的控制权。再者，新军的组织和运作也与湘军、淮军不同，它遵循的是专业化的路线。新军的组织经过刻意的设计，以近代日本的军队为模式。在北洋军内，衡量军官和士兵的标准突出教育和专业军事训练重于个人和地域关系。而北洋新军的各级指挥官经常变动，又限制了部队和指挥官之间发展起主要的忠诚关系。虽然这一做法无疑会加强北洋军官对袁世凯个人的依赖，但由于袁在录用军官中强调教育和专业军事培训，北洋军官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度分三个派别，依次不同：一是象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忠诚的高级官员；二是象姜桂题、张勋那样的忠诚程度稍差的前淮军军官；三是许多受日本训练的低级官员，他们与袁的联系很少。所有这三类军官对袁的忠诚度都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他们的职业和政治目标，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袁在北京的影响力。但所有这些军官对袁世凯的忠诚都没有达到足以将北洋军说成是袁世凯个人军队的程度。
二、袁世凯与直隶县级政权建设
除了透过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研究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外，《晚清权力与政治》还通过对袁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的考察，揭示晚清县一级的政权建设以及袁世凯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的关系。
首先，作者指出，袁比同时代的任何督抚都更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并使农村产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方面。但同时袁在直隶的改革又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县，教育、警察和经济三者的改革很少同时得到执行，大多只是对其中的一项或两项进行了改革。重大的改革活动发生在相对比较富裕的直隶南部地区，但并不一定在最繁华和人口最多的县里。在保定府、冀州、定州、深州等地，地方士绅对教育和经济改革有极大的兴趣，而对警察的改革兴趣不大。在定州和束鹿县，改革似乎完全集中在教育上。比较平衡和全面的改革则发生在象赵州和广亭府这样比较贫穷和偏远的地区。直隶县一级的改革活动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1、这些改革在每一个县里一般都是由那些富有活力的地方官负责发起。2、改革能够取得长期成功的往往有赖于地方精英的合作。3、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一群新的精英和商人群体，他们不象在湖南和湖北精英那样与县官对立，而是与县官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社区发挥权力，牺牲他们群体之外的农民、商人和其它阶层的利益。4、在直隶，改革没有导致城市和农村分裂，没有象当时的湖南和湖北那样出现一个独立的新的城市改革派精英群体。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认为袁在直隶县一级实行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提高了县官的管理能力，从而扩大了袁本人在省内的权力。同时，袁在扩大政府在县一级权力的过程中，并没有牺牲地方精英分子。袁和他的县官们主动接纳精英分子在地方上的领导权和他们的一些事业活动，并使之合法化。在近代化的名义下，他们解散或取缔象联庄会、保甲和团练这样一些非正规的警察和军事组织，而以近代的警察和北洋新军取而代之。那些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的地方精英分子们既满意这一改革所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满意袁为他们子女提供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因此，袁的社会控制得到直隶地方精英的支持，他们愿意想方设法为他的社会控制付出代价。这样，袁便将他的督抚权力与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紧密地连在一起。
作者指出，与袁对士绅采取争取他们合作与支持相反的是，袁对商人和农民则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如他并不愿天津商会的地位过于扩大；除高阳、保定和一些象天津商人宁世福创办的企业之外，直隶的近代企业被周学熙、李士伟和孙多森这样一些官僚资本家所控制。在直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袁世凯比李鸿
章更倾向于采取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而商人往往被忽视。在改革过程中，直隶农民的利益更是被损害。袁的改革不但使直隶的男性农民承担北洋新军的强制性征兵并承受它的所谓的“近代”式训练的梦魇，而且还承担深重的额外赋税和地租，支付袁在农村所推行的各项改革的大部分费用。并且，农民稍有反抗，即遭袁的残暴镇压。总之，商人和农民受各种新的和旧的方式的统治和剥削，他们为新的改革活动付出代价，但他们很少从中得益。在作者看来，袁对商人群体的态度从长远来看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经济改革的成效，袁在直隶推行的经济改革只有在高阳等由商人组织和发动的地方才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4]。
根据对袁世凯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各项改革的考察，麦金农认为晚清北方地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与裴士丹Daniel H. Bays在《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 h- tung and Issue sofa New Age,1895-1909,AnnArbor,1978[5]一书中所说的情况稍有不同：在北方地区并没有出现象南方那样与政府正式权力相抗衡的地方士绅精英势力；北方地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以及县级以下的地方精英三者之间的权力同时扩大并交错重叠，并且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这三大权力中心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而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共同面临来自西方和日本这个共同敌人不断增强的压力；如果说这三种政治权力的扩大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的话，那就是被政府和地方精英严密控制的农民。
三、袁世凯兴起与列强外交
在研究晚清中国政治权力的变化时，麦金农还十分重视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10年里，列强对北京和地方政府决策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不仅对新政改革运动施加了重大影响，而且列强的支持还成为一些重要地方督抚维护其政治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晚清权力与政治》一书中麦先生除了探讨袁世凯政治权力与中央政府和地方士绅精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对袁世凯政治权力的兴起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根据有关英文档案资料及相关研究，麦金农认为，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列强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1900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得以继任直隶总督，便与有关列强的支持分不开，尤其英、德两国起了重要作用。而袁在出任直隶总督之后，利用与列强打交道的机会，通过一系列交易，有意与列强中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1902年与英国友好地解决京奉铁路协定问题和中英商约问题，随后又接受英国的劝告，在日俄战争中奉行“中立”政策，实际支持英国的同盟国日本。作为回报，英国则介入清朝内部政治权力的斗争，支持袁世凯。1902年当袁因解决京奉铁路问题遭到攻击时，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便出面进行直接干涉，替袁说话。1903年4月荣禄去世，袁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请求英国公使的帮助。英国公使便又照会亲庆王和外务部，表达英国政府对袁世凯的关切。一些英国军官和外交官甚至讨论如果袁失去直隶总督职务，有必要增援部队，重新占领天津和北京[6]。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战胜他的政敌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将后者挤出政界，也与列强的态度有关。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便站在袁世凯一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将瞿鸿禨看作一个“心胸狭窄的迂夫子”[7]，对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表示欢迎。1909年1月当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的事情发生后，朱尔典又出面予以保护，要求载沣确保
袁世凯的人身安全[8]。
同时，作者认为，袁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袁之所以能够始终得到北京外交团的青睐，原因在于他们尊敬袁是一位进步的、具有坚定思想的人，他能在诸如开平煤矿，关税自主或有关满洲的主权等事情上对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作斗争。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袁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清楚中国国际地位的弱点，也认识到中国政府财政的拮据；他们对袁所做的允许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和同意签订新的铁路合同感到满意。因此，他们都愿意与袁谈判，并让清政府知道这一点。
而对慈禧太后来说，她之所以在政治和人事上依赖袁世凯，原因也就在于袁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帮她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义和团运动之后，袁和他的同党如唐绍仪处理了一系列重大交涉，诸如结束八国联军对天津的占领，签订商约，1904-1906年就西藏问题与英国谈判，日俄战争之后与日签订条约，以及大量的路矿合同。在慈禧太后看来，袁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一方面坚定的捍卫朝廷的主权免遭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又能表面安抚列强，避免清政府与列强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因此，袁世凯也就成了慈禧太后不可缺少的人物。
作者认为，袁世凯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也曾对其政治权力产生一些负面影响。1907-1908年间，袁在东三省采取以夷制夷传统策略，试图以与美国结盟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但由于美国无意在东三省问题与日本发生对抗，结果导致严重后果，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变得更加孤立，也更易受日本的侵略，并加速了袁本人的下台。再者，袁世凯主持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相互抵触。袁和慈禧太后的目标是稳定与列强的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出一些让步，而这又会引起那些民族主义精英分子发动骚乱，最后颠覆满清王朝。
四、袁世凯的政治风格、动机
在考察袁世凯权力兴起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变动之余，作者在该书的结语部分还对袁世凯的政治风格、阶级属性，以及袁追求政治权力的动机，做了简要的分析。
作者认为，就政治风格来说，袁世凯与中国传统士绅/官僚精英相一致，他的合法性也来自于他们。袁本人就出生在河南地主官僚之家。虽然他没有科举功名，但在他周围的都是一些令人敬畏的有功名的士大夫，他的幕僚和同党都是有上层阶级背景的务实的儒学之士，如徐世昌、严修等。因此，袁本人固然很难说是一位学者，但他却有着坚实的知识分子的背景，这一事实经常被对袁军事生涯的先入之见所忽视。他的同党和门生当中虽然也有象唐绍仪、梁敦彦和梁如浩这样一些有买办背景的受西式教育的人物，但他们几乎都只活动在与外交有关的领域。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专家，但袁依靠的是象周学熙、孙多森和杨士琦这样一些来自名门望族、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士绅官僚。对北洋新军的高级官员来说，袁也更优先选择象冯国璋、段祺瑞和吴佩孚这样一些同时受过传统和近代专业训练的人物。在直隶的改革中，袁也是依赖和照顾城市和农村精英阶层的利益，牺牲商人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得出与大陆学者基本相同的结论，指出袁世凯是中国传统上下层精英分子利益的代表，特别是那些与地方督抚和国家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地主的利益的代表。
至于袁世凯毕生追求权力的动因，作者认为是袁要拯救中国国家，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的，袁愿意采取尽可能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导致他有时向外国列强作出耻辱的妥协，袁将自己看作是创造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强权人物。因此，他虽然与同时期抱有改革思想的张之洞和张謇都有一种阶级意识。但袁又与他们有很大的不
同。他可能比他们更了解中国和世界政治权力的现实，特别是清楚军事力量的需要和外国影响所起的作用。但在其它方面，袁与两张相比也存在一些根本缺陷。与张之洞一样，袁也是一位官僚型的民族主义者，但原则性和坚定性却远为逊色。与张謇一样，袁也支持立宪和自治，但仅仅将它们当作扩大中央集权和增强国家力量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实现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积极目的。袁深深地被他的实用主义所束缚，一味追求个人权力的最大化，在袁看来这两者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前提条件。
最后，根据该书所做的研究，作者还对整个晚清政治权力的演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虽然存在传统王朝循环衰败的迹象，诸如晚清官僚的腐败，但正如本研究所力图证明的，延续的趋势更加明显，晚清最后10年的权力政治并不适合王朝衰败的演算模式，慈禧太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衰败瓦解，它不仅更强大，而且开始通过改革，把中央对县级以下的影响力扩大到几世纪来闻所未闻的程度。通过对晚清最后10年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袁世凯权力的考察以及裴士丹对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政治人物张之洞生涯的研究，中国国家严重依赖外国列强维持的事实从短期来看，在中国国内是增强了它的力量，而不是削弱了它的力量。虽然地方权力的集中以及广泛的农民骚动一直延续至1911年，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威胁到朝廷的统治。这一时期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如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主要的政治联系和效忠都在北京。同样，北京的新式军队和西式武器也足以对付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从没有表现出失控迹象。最后，地方精英的权力在1911年之前无疑继续扩大，但至少在中国的北方并不一定就牺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华帝国晚期政治权力结构，特别是在北方，不是随着1912年清朝的覆灭而瓦解，而是随着1916年袁世凯的灭亡而崩溃。
五、有待商榷的问题
《晚清权力与政治》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不但提供了大量有关晚清朝廷政治方面的内情，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列强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其对袁世凯直隶改革和他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关系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则丰富和深化了以往国外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但《晚清权力与政治》推导出的有关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不具有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以及关于袁世凯并非近代军阀前身的论述，则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先入为主地将袁个人的集权等同于中央的集权，忽视了袁在集权和改革过程中与清朝中央政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袁世凯个人权力的扩大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1906年袁在河南彰德会操后被削去北洋四镇兵权，次年调离北洋，1909年1月遭罢黜，不只是朝廷不同派系斗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便是袁个人集权与当时清朝中央政权产生冲突的产物。而袁在一些改革问题上与中央政府的分歧也折射出袁个人集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冲突。如在官制改革中，袁支持立宪，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并非如麦金农所说，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央权力，更主要的是为了个人集权，企图藉责任内阁控制中央，对于袁的这一意图御史赵炳麟在当时就进行了揭露，指出“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
[9]而那位一心一意想扩大中央集权同时又十分青睐袁世凯能力的慈禧太后最后之所以否定责任内阁制，也正是看破了这一点。反之，为了个人集权，在改革过程中袁对清政府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则加以反对和抵制。如
篇三：几本历史读物的读后感
《极简欧洲史》
如其书名，书并没有扣一些历史的细节，而是提供了一套整体的史观，告诉你为什么欧洲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整个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个元素：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北方蛮族。 以下为这三者关系发展的历史：
1、希腊人匪夷所思的智慧，高度发达的数学。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可以用数学来进行表述，现代科学基本就是这套思想的产物。
2、希腊没落。由于罗马帝国的包容性，他们吸收并继承了希腊的文明，成为了希腊罗马文明。（任何伟大文明的共同特征是有包容性，比如罗马、比如我们过去的唐、比如现在的美国??）
3、罗马帝国借由扶植基督教来减缓自己的衰落，基督教从少数人的信仰转变为国教。
4、北方蛮族（日尔曼人）入侵，罗马帝国消亡，但蛮族只要土地，所以他们不排斥基督教，相反还挺支持。
5、基督教保存了一切所能保存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来证明自己的教义。希腊的智慧得以保存。
6、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发生，人们感慨希腊罗马文明昔日的辉煌，让科学与宗教分离。
7、宗教改革在德国发生，马丁路德发起新教，与天主教对立。他认为教会不应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每个信徒都应自己阅读和理解圣经。
8、启蒙运动在法国发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
以下是欧洲崛起的四个原因：
一、从1到5，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起到了一个连接作用，他连接了罗马帝国和蛮族，使得希腊所积累的文明得以传承。
反观我们，没有这么一个起连接作用的组织，要么废除百家独尊儒术，要么焚书坑儒，基本都消灭完了。
二、入侵的蛮族是分散的小团体，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连起码的收税都做不到。于是他们设立了封建制——分封领主管理地方，战时由领主为国王提供军队。封建制让权利更加分散，使得国家更加民主。
反观我们，从秦以后封建制就取消了。不要听信中学历史书上说我们是封建制国家，那是生搬硬套马克思对欧洲的分析，欧洲确实是从封建制发展到资本主义，而我们属于中央集权国家。所以中国的皇权空前强大，欧洲连税都收不了，我们随便就把财产给你没收了。
三、在意大利和德国，教皇和国王的权力是互相牵制的，在双方的博弈下，地方势力各自发展，国家一直处于诸侯分裂的情况下，权力更加分散。所以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发生，宗教改革在德国发生。
四、英国确立了农民和地主间自由的雇佣关系，而法国是直接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所以英国通过圈地，完成了农业革命，（注意，这时候没有改变农耕的技术发明，仅仅是制度上的变化），农业效率提升，大量人口涌向城市，最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法国只能干瞪眼。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有感
如其封面所说的“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在张鸣老师的还原下，中国近代史变得如此复杂精彩，又是如此的颠覆，它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我对中国历史的书是比较感兴趣的，尤其喜欢像张鸣教授写的这样客观评价中国历史，并且，改变以往历史书籍的艰涩枯燥，更多地给人一种在课堂上课的感觉，语言幽默生动。 刚开始阅读时，我就被通俗易懂、指戳要点的字句所吸引。就如“我们会鄙视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可见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表面上看并不怎么受大部分学生青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活在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里。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接触到的历史，它到底是真是客观的，还是虚伪主观的呢？其实没有很多人会主动去考究这个问题，大家只是觉得大概地知道这些历史事件就够了。但也许正是这种心态，让我们整个民族现在依旧在“童年阴影”下反复折腾、反复跌碰。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我们不仅要舔舐自己的创伤，更重要的是如何从这些创伤中学习不再受伤。
而且，在读这本书时，使我原本脑海中的历史故事受到了冲击。比如说李鸿章这个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其实要比印象中大得多；洋务运动不是改革不彻底，而是不够快；戊戌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软弱而是因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帝—后二元结构的存在；还有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原因之一颐和园的修建挪用大量海军军费的始作俑者不是慈禧而是她的儿子；还有几乎不怎么介绍过的军事改革，要知道这东西的作用不是我们一两句话能带过的；还有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一道这样的思考题：西方国家支持戊戌维新的原因；被抬高了的康梁等等。
此外，书中一开始便指出了中国人的三种心态：“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起初我有些难以接受，可是随着我渐渐地深入读了下去，我发现作者说的也是不无道理。不仅如此，书中作者不少描写的地方都没有怎样偏向中国人，反而是指出了中国很多愚昧和不合理的地方。这便让我原先一看到近代史便发热的脑袋变得冷静了些。毕竟，不管中国人如何掩盖，事实就是这样：晚清亡国了。而我们呢？出于一种“爱国主义”，便是大肆宣扬外国人如何如何狡诈，蛮横，而对中国失误的地方，则是轻飘飘地一笔带过，这便让我的思想出现了一种误区。思考问题也变得片面起来，觉得中国人是很无辜的样子，一切都是外国人侵略我们的错。可是，如果中国不弱小，外国人又怎么会打上中国的主意？这种“三妇”心态下的历史教育史很难让我们正确审视历史，或者更重要的是审视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或者说是历史侧面。这并不是官方的历史教育说有负面影响，而是只有当我们知道更多、更细的时候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这本书中，我尤为欣赏张鸣教授的立场，本书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几乎不掺杂作者个人任何政治立场、情绪，完全是中立的。这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以往看过不少当代作者的历史书，不是充当现政权的喉舌，就是极力反对现政权。鲜明的政治倾向不可能写出信史，例如太平天国起义，作者客观地分析了该起义的
的来龙去脉，一方面论述了这次起义的某种必然性，但并没有给与过多的正面评价。即使从革命的观点来看，作者并不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有什么革命性，相反是封建王权思想的延续，甚至变本加厉。其次是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地评价。张教授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的观点，他总是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臧否人物。例如林则徐这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提到的历史人物，传统上对他的评价过高，认为他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虎门销烟大快人心。但是作者认为林则徐仍是一个中国传统官僚，虽然睁开了眼，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很少，甚至出现了许多笑话。再比如孙中山，虽然他屡败屡战的决心很大，但是他与日本、苏俄、会党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个人崇拜的主张使其形象受损。还比如北洋军阀，张教授认为并不是所有北洋军阀都是坏人，他们有的在下台后房无一间，身无分文可以看出并不是毫无理想的酒囊饭袋。
读完这本书感受颇深，它带给我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知道许多很有趣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而这些没有被大多数人接触过的点滴历史汇聚起来就可能产生新的历史观，而这些历史观，在我看来，更有利于我们发挥历史的真正价值。而且，这本书，给我的思想敲了警钟，它不仅告诉了我不少关于晚清的知识，更告诉了我：思考问题，不要太片面。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读后感
初次拜读袁腾飞老师的作品，感觉此书：条理分明，见解独到，旁征博引，焦点集 中，信息量大,文风新颖特别，措辞犀利，锋芒毕露，一针见血，幽默风趣。.集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身。然在总结写读后感时却又无从下手，顿笔许日，还是看看究竟历史这个玩意儿对我们的生活有何意义及指导。
书里的风格是袁老师的风格，一口京腔地道北京人。草根说史，亦正亦邪，多枯燥的历史都能给袁腾飞说的和相声一样，包袱不断、笑点不断：“骑兵打步兵，那不跟德国队踢中国队似的么，我想进几个球就进几个球。北京奥运会我给你留点脸，5分钟进一个，我不给你留脸半分钟就进一个，180比0”“现在皇陵绝对不能挖，什么时候高科技了再想办法。况且这玩意儿你挖也没用，也不能把东西卖了，还得建博物馆弄武警看着，累不累。还不如在土里埋着呢。”瞧见没，这袁老师就是厉害，看他的书，巩固了历史知识，学着也不累，是种享受。 历史什么人学了有用？大人物学了有大用，比如国家领导人学有用，吸取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教训，定国安邦。而现在的大部分高中生学习历史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工作，奔一个锦绣前程。而象我们这些在职的寻常工作青年，它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定位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可以从历史长河之中寻找有益的东西进而指引前进的征程。
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汲取先进的知识的。古代汉族的先进是因为在其基础之上学习吸收了众多少数民族的优点。部分伟人老是说是因为站在伟人的肩上成功的，那是因为人家君子般的谦虚。如果他没有创新的思想，即便一堆伟人用肩膀把他顶上云端也成不了伟人，下来这后恐怕会被风吹感冒的，运气不好再被感染上H1N1，那就残不堪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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