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进展 本文关键词：辩证法，研究进展，内对，自然，世界
世界范围内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进展 本文简介：Abstract：EngelsDialecticsofNaturedescribedhowthenaturedialecticallydeveloped.Sincethepublicationofthemanuscript,DialecticsofNaturecausedagreatdealofdi
世界范围内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进展 本文内容：
Abstract：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described how the nature dialectically develop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Dialectics of Nature caused a great deal of dissens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Japan and Western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scholars always try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textbooks built by scholars in former Soviet Union, on the other hand to respond to differences made by western scholars which caused " Marx rejected Engels' dialectics".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about Dialectics of Nature can give us a better clarify views of the study of this text,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make clear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dialectics.
Keyword：Dialectics of Nature;philosophical paradigm;Engels;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于19世纪70年代搬入伦敦之后, 在十年时间构思写作的一部未完成手稿。它包含10篇论文, 169篇札记和片断, 2个计划草案, 共计181个部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结合相关科学材料描述了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 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与范畴, 强调自然科学家要从形而上学思维复归到辩证思维等。这些内容包含着如何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如何理解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问题, 人们往往将此书中所阐发的自然辩证法理论视为该书的重点, 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些问题, 在不同的时代处于不同立场与出发点形成了以下各有特点的研究范式。
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范式
作为最早编排出版《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苏联, 在该着作一出版之后, 苏联知识分子就对自然界是否是辩证运动, 形成了机械论与辩证论的论争。机械论主张, 自然界是机械的, 把辩证法歪曲为机械的还原论和形而上学的均衡论, “所有高级运动形式统统归结为机械运动。”[1]最后以德波林代表的辩证论取得胜利, 开始形成以“物质”为理论起点的本体论辩证法。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中强调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运动的普遍规律的抽象的科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是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不同等级的自然界, 辩证法在自然界中的运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苏联学者以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分为二的结构, 并将其体系化, 作为指导苏联各项事业的基本思想, 30年代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主要是内含于辩证唯物主义中。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被概括为“三大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 五对范畴 (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形式和内容) 。苏联的自然科学侧重于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如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等进行哲学解释, 在解释过程中进一步论证一些哲学范畴, 如“物质”、“因果性”、“必然性”、“本质”等。苏联学者对自然科学成果进行哲学解释, 为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提供自然科学证明, 来强调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性, 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
以哲学思辨来代替科学论证的方式, 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在60年代遭到一批苏联学者的批判, 主要代表人物有伊利因科夫、季诺维也夫、科普宁以及凯德洛夫。他们不满足自然科学服务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 力图推进辩证法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各种图景是辩证法在具体实践中创立各个领域的范畴体系, 而不是用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等辩证法一般范畴去解释自然界, “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与以往哲学体系不一样的哲学方法, 它并不绘制包括万象的世界图景。”[]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将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科学思维方法。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共同经验则是辩证法据以创立范畴的基础。人们通过范畴体系不仅能领悟认识和实践的结果, 而且还能领悟认识和实践的任务, 这样有关自然辩证法客观性问题实际就转变成以辩证法为科学认识的方法, 来分析自然界的某一类现象。
在这种范式的转变下, 出现了凯德洛夫对《自然辩证法》新的解读模式, 即认为恩格斯并不是用自然界的实例来写辩证法的教科书, 而是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这与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辩证方法相一致, 实际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如何达到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凯德洛夫的解读想要说明辩证法如何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得以运用, 这是对之前教科书模式的一种突破。
针对西方学者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 苏联学者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完整性, 强调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地位, 相继出版了锡特科夫斯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者》, 亚历山大罗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形成》, 伊利切夫主编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与现时代》等着作, 认为恩格斯的着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最先作了系统的阐述, 即率先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自然界的规律, 研究概括自然科学最新材料时, 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对唯物辩证法有突出贡献。
苏联教科书本体论解读范式, 将自然辩证法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自然界的一种运用, 形成了“正统的教科书范式”, 一方面作为完整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能够更好地被无产阶级所吸收学习, 另一方面在结构层面分割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 却成为西方学者以此为契机制造马恩对立论的主要原因。但60年代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反思, 实际是本国学者率先从科学技术领域进行范式转换的一种尝试, 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评价, 以理性的态度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批判的继承, 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自觉。
二、日本学者具体化的研究范式
日本学者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一开始也是深受30年代苏联论争的影响, 但经过广泛的学习与争论, 他们并没有满足于文献学的考据, 而是紧紧联系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 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规律等基本理论, 形成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具体化范式。
最早提出自然辩证法具体化问题的是冈邦雄在《唯研消息》第4号上发表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新途径》。他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既包含有对自然辩证法的逻辑分析, 也有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再现和具体的技术史事实。因此冈邦雄将自然辩证法研究推进到包括科学史和技术史在内的领域, 不仅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 更重要的是跳出了苏联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为本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基础。之后日本学者发表了有关自然辩证法方面的综合性论着, 例如广岛靖晃的《为了使自然辩证法具体化》, 加济令二的《关于自然辩证法》, 吉田敛、石原辰郎、冈邦雄的《自然辩证法》等, 都展现出日本学者为推进具体化研究所做出的努力。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将自然辩证法研究与具体科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史相结合, 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如物理学家武谷三男结合物理学史提出“三阶段论”, 这个基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得出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论对于后期日本科学家汤川提出的介子理论, 坂田昌一提出的二介子论、混合场理论、基本粒子的复合模型, 都有重要意义。此外, 在推进《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 日本学者也侧重吸取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探讨人类自然观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岩琦允胤和宫原将平, 他们合作编着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一书就明确指出“该书的核心是继承了《自然辩证法》的精华, 这种继承性决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恩格斯遗产的解释和训诂上的, 而是致力于力求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结合现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作发展性阐述。”[3]430宫原将平更是在他撰写的《与恩格斯虚拟会见记———围绕自然辩证法的对话》一文中, 指出“从自然科学的现阶段来看, 《自然辩证法》可以说有不少地方应该重新订正。例如, 关于热学中的‘热’概念的解释是相当不充分的, 对于克劳修斯的工作也存在着误解……但《自然辩证法》即使存在越来越多的锤炼之处, 也不会陈旧。”[]正是基于从本国自然科学发展中不断推进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日本学者有关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以及文本历史研究, 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与苏联学者存在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过程不同的是, 日本学者从一开始就侧重于将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作为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辩证法, 将其看作是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 因此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具体化研究范式。
三、西方否定自然辩证法
与苏联学者力图从本体论角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不同, 西方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就注意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区别, 但他们大都以否定的态度, 质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早在20世纪初, 埃尔文·班较早地指出, 恩格斯的思想具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5]53。30年代,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强调主客体关系, 认为辩证法只在社会历史领域, 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中, 大部分学者无不以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主要理论指向。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之后, 西方学者借以批判斯大林僵化的哲学体系为由, 进而追溯到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解读, 人为地夸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差异。西方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质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自然辩证法的客观性
西方学者反对把辩证法看作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普遍规律, 反对将辩证法本体化, 进而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卢卡奇认为, 恩格斯辩证法的错误在于抽象地考察自然界, 提出关于自然界的“自然辩证法”, 并没有看到自然和人的关系。这使得他并没有意识到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法。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学者, 如马尔库塞、施密特, 他们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作为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图式加以发展, 借助辩证法的范畴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成果。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之“教条的辩证法与批判的辩证法”中进一步点出恩格斯辩证法的特征, 是一种序列化的教条的辩证法, 对“自然是辩证的”这种原理是无法得到证实的。这只是被认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对人类历史没有任何启示意义, 而且恩格斯所抽象出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的三大规律, 实际“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 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6]164胡克从主观逻辑出发来剖析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公式, 分析了自然辩证法所包含的七层含义, 认为辩证法中作为普遍原则的三大规律既不是自然规律, 也不是逻辑和精神的规律, 只不过是科学公式。胡克认为辩证方法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时, 才有利于形成清晰思维, 进而否定客观世界中存在辩证法的客观性。
2.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关系
西方学者抓住马克思在着作中没有提到自然辩证法, 认为马克思并不赞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用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来制造两者的差别。
历史辩证法是把辩证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 对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辩证本性的说明, 相较自然辩证法而言, 历史辩证法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优势明显, 这种研究思路既有鲜明的本体论, 也有方法论和价值论指向。因此西方学者往往将历史辩证法归为马克思的哲学, 来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相对立, 形成人道主义马克思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恩格斯之间的对立。比如英国历史学家利希特海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中把恩格斯描述为技术决定论和实证论, 认为“恩格斯将马克思历史学说变成了铁的规律, 马克思以革命实践为中心的理论与恩格斯的因果科学论完全相反。”[]罗伯特·塔克尔的《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中指责恩格斯晚年提出了一种“没有人类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8]23。
施密特对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做了详细的区分, 他认为恩格斯将自然和历史看作是唯物辩证法两个不同的适用领域, 使得辩证法各个要素从具体的历史内容中分离, 浓缩为与《自然辩证法》相对应的几条规律, “于是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9]52。在施密特看来, 马克思虽然也承认具有诸种规律和诸种运动形式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外部客观自然, 但是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客观自然成为为我之物, 强调自然对于社会实践目的的重要意义。而恩格斯对“自然”的考察则建立于旧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是对自然的天然朴素状态的考察, 这就倒退成了素朴的实在论。萨特认为恩格斯的辩证法成为了先验地无须证明的自然根本规律, 使得人的自然在人之外, 是在以星云为起始的历史中。事实上, 恩格斯是将历史和社会领域中的辩证理性, 运用到自然领域中, 使历史辩证法失去了合理性。而自然界的辩证理性一定是要在人类实践中, 只有在人类历史内部确立起物质条件的优先地位, 才有意义。
与施密特、萨特认为自然辩证法需要有人的活动才有意义不同, 胡克认为自然辩证法一词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引证, 有时候是指思维活动可以能够观察到的事实, 有时又是指物理学相互作用的一种说明, 这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格格不入的, 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是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活动的原则, 它的中介物是阶级斗争, 它的矛头在阶级社会是社会革命。“不论自然辩证法可能是什么东西, 反正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基础……它同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 全然地没有关系。”[10]40这一观点得到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的支持, 他也认为恩格斯努力证明统治自然界是一种辩证过程, 就算得到科学家们证明辩证法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领域各自运作的过程, 但这种辩证法原理规律是不可能运用到其他领域的, “如果一旦运用到社会领域, 辩证法就成了一种宗教神话, 使得整个图景简单化, 将社会的复杂性浓缩为支持者与反对者两个阵营, 使人坚信反复斗争的胜利。”[]
3. 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
西方学者大都认为恩格斯的辩证法是黑格尔以逻辑运动所建构的自然哲学的另外一种化身, 来以此跟马克思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相区别。但在具体观点上略有差异。
以施密特、萨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吸收, 但恩格斯是直接套用黑格尔思想, 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借来的, 而且这部分就是黑格尔的“本体论的逻辑学”。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用物质的世界实体———这种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 来置换黑格尔的世界精神。
一些学者赞同马克思合理吸收黑格尔, 但认为恩格斯并不是直接套用黑格尔思想, 而是完全背离黑格尔。胡克认为,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是“对黑格尔的思想吸收得比较多, 而消化得比较少。”[11]331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以及马克思辩证法中的意识作用, 将其定义为: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实际上是将一切知识都包括到辩证法的范围之中。这种逻辑是典型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色彩。但恩格斯既要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前提, 又要论证辩证法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只能将辩证法与“运动”、“发展”、“变化”等同, 用物理学的“变化”和生物学的“发展”实例来进行论述。莱文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都不同程度吸收黑格尔的遗产, 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过程, 保留了黑格尔中积极的因素:“主观性、实践性与否定性概念”[], 形成了人化的自然世界观。但是恩格斯将自然科学与辩证法进行了综和, 却构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内在毁坏。科拉科夫斯基认为恩格斯对黑格尔非辩证的自然观的拯救, 实际上是落入了黑格尔所批判的康德和费希特的观点之中, 但马克思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吸收了康德和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最终导向人类联合、存在于本质的同一以及人类生活偶然性的消除”[10]372。
另外一些学者如新实证主义学派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则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 恩格斯陷入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思潮。他们认为黑格尔的“抽象-具体-抽象”的辩证法混淆了概念的发展进程和实际事物的发展过程, 而马克思提供的是“具体-抽象-具体”[5]161的循环原则, 这是科学方法的原则。但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黑格尔的“物质辩证法”本意, 就将“物质辩证法”当做新科学的标准, 即把科学标准的理智原则, 颠倒为形而上学的标志。
不管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客观性, 区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 还是从黑格尔辩证法区分入手, 西方学者以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为起点, 反对前苏联教科书的僵化体系为目标, 到最后却形成7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局面, 这对于扞卫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性带来了不少挑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制造“马恩对立”很大程度上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这在80—90年代, 引起了学者的反思, 出现了拒斥“对立论”, 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 结合解释学等方法重新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英国学者特雷尔·卡弗就认为马恩问题是“一个阐释的问题”[14]17, 即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方式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 是具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方式, 正视二者的差别才能客观地评价恩格斯对于辩证法的贡献。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理论的内在张力所具有的一致性入手, 试图消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代表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阿尔温·古德纳尔、亨利、利各比等。他们认为要走出对立论的困境, 需要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着作的解读方式, 正确对待解释者的解释, 从现实需要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
可以说, 西方学者研究《自然辩证法》伊始就是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异为出发点。虽然出现了“马恩对立”这种极端的研究范式, 但他们不拘泥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解释, 立足于挖掘马克思自身思想的独特性, 这种研究思路对于我国80年代开始走出苏联教科书解读模式起到了很大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正是受西方学者的启发, 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问题上虽然有缺点, 但总体而言, 是全面深化了历史辩证法的研究, 这有助于我们破除之前形成的理论信条, 推进自然辩证法向学术性研究范式转变, 这种转变就是以正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 以一种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四、国内研究范式
20世纪30—40年代, 自然辩证法译本在中国出现, 早期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该译本, 涌现出了以艾思奇、廖庶谦、周建人等为代表的积极传播自然辩证法的先进分子, 他们更多地是将朴素的辩证法同一般科学知识结合起来, 有利于加快自然科学在普通民众中的可读性。因此自然辩证法此时在中国是以一些通俗化的“科学小品”“哲学讲话”“数学讲话”“读书问答”等形式, 将古代的一些俗语典故与自然科学材料定理结合起来, 来解释《自然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 国内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深受苏联影响, 结合自然科学成就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因果观等, 以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分析框架渗透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中, 基本形成以《自然辩证法》阐述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自然科学, 甚至一度为政治需要, 将原着的一些观点结合现实情况, 批判一些新兴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 一些学者如于光远、龚育之、查汝强、许良英等人为剥离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教条主义与意识形态做出了很多努力, 重译《自然辩证法》 (1) 以及敢于指出《自然辩证法》的局限与不足。之后自然科学界围绕自然观领域、物质进化问题、科学认识论、科学技术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学派。
就文本的哲学思想研究而言,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一度受苏联教科书体系影响, 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 热衷于将自然科学出现的新理论与马克思基本原理进行有机嫁接。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理论的传入,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范式也试图突破传统教科书框架。在回应西方学者所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差异时, 国内学者大多是站在二者思想一致的前提下来维护恩格斯的辩证法, 存在三种不同的论证方式。
第一种, 结合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 联系其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关系, 来批判西方学者的阶级偏见与时代偏见。例如徐崇温的《保卫唯物辩证法》、余其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徐琳等人主编的《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这些着作更多地扞卫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 因发表的时间较早, 依旧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近期出版的吴家华《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 (2005) 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思路, 但总体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完整性来评价。这些着作从理论上预设了西方学者偏见, 力图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联系互动的文本中来强调二者的一致性, 就其问题域来说依旧是在前苏联的解释范式下做了更为系统、更具学术性的论证。
第二种, 从重新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入手, 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统一起来。西方学者着力区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 实质是将早期马克思与晚期恩格斯思想对立起来, 正如德国学者卡尔·巴列斯特雷姆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看重的是, 一个辩证的思想方法如何在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变得越来越普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强调的是辩证思维如何通过不断发现自己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和应用, 来证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此如何解释马克思思想, 成为我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去应对西方学者的对立理论, 扞卫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统一的重要思想来源。现在学者更倾向于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陈先达指出,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16]64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人类化的自然是无限世界的有限世界, 会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发展, 但任何时候都会留下一个人类尚未实践的世界。张一兵在回应西方学者所制造的恩格斯与人道主义倾向的马克思对立时, 指出这种错误在于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 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论证。在张一兵看来, 恩格斯早期思想中是存在着人本主义逻辑, 但后来没有形成系统的人学观框架, 虽然理论逻辑与马克思有所差异, 但他们在总体方向和理论立点上是一致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并不是西方学者曲解的机械自然观, 而是建立在人类主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实践基础上, 造成一个“以人的实践作用和结果为轴心的人的自然图景。……坚持了与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相同的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的能动性逻辑。”[]因此在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同一逻辑上是一致的。在回应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差异时, 孙正聿强调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扬弃具体体现在资本的批判中, 而恩格斯是在理论思维层面上系统阐述了辩证法, “为自然科学展现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18]106。
第三种, 文本学解读方式, 试图剥离后人所加之给恩格斯的身份与形象, 力图从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来分析恩格斯的理论。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 让学术界关注的重心转向了马克思早期与晚期思想的一致性探究上, 而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却很容易等同于苏联教科书的体系。如何通过恩格斯研读自然问题的历史线索来展现自然辩证法的构思意图, 明确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恢复恩格斯自身的学术旨趣, 成为这种范式出现的主要原因。胡大平以分析思想家在特定背景下的创作活动来解读文本, 试图将语境、作者和文本统一起来, 认为“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旨在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性提供论证的计划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 不能以完成的定论指出创造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事实上作为恩格斯叙述辩证法的载体, 自然不是实体性自然界, 而是作为‘生产’和‘消逝’规律体现者的自然界”[19]294。自然辩证法的意图是恩格斯试图以自然科学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辩护的一次尝试。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范畅, 他认为恩格斯并不是试图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哲学原则, “恩格斯的意图是让人们清楚意识到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 从而确立一种辩证的而且是未注意的自然观。”[20]
五、结语
关于《自然辩证法》所形成的研究范式, 主要是围绕如何理解自然科学的辩证法, 是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辩证法, 还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辩证法。前者意味着自然科学内容有着自身固有的运动发展的方式, 要以辩证思维的方法去研究对象, 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 日本学者的具体化范式就是侧重这一维度。而后者在对自然科学所概括出来的辩证法, 涉及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形成的科学的辩证的哲学思维是否作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体系, 反过来继续指导科学工作, 西方哲学正是从这一点上来反驳苏联教科书范式的。在我国, 《自然辩证法》中所探讨的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规律以及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思维方法问题, 实质上已经将研究领域泛化了, 自然科学界更多地关注的自然辩证法所涵盖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科学论述, 尤其是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 可能会存在着科学技术哲学取代自然辩证法的倾向, 比如现代系统论把过去以实体为中心的自然观, 转变到以系统为中心的自然观;现代信息论将物质与运动的紧密联系, 发展为信息、物质能量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将自然界随机变化、偶然性的重大作用等呈现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愈发变得神秘莫测而又更加紧密地与人的行为相联系。进而导致片面强调自然科学, 而忽视辩证法的辩证逻辑。如何在新时期处理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的关系成为自然科学界的重点。从哲学界来说, 面对西方学者所制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图景, 如何客观评价恩格斯以“物质”为逻辑起点所描绘的物质世界的理论, 以及走出前苏联所设定的教科书体系, 成为当前学界的任务。我国学者承担着更多来自现实情况与扞卫马恩一致性的学术要求, 既要试图走出传统对文本的解释模式, 又要对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系做出创新性的解读, 这样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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