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本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本文简介：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实践危机，亦即对当下世界性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现象的理论回应，其一方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结合资本主义新现实进行了时代化的实践反思。（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实践批判中所秉持的整体性思维正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本文内容：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实践危机，亦即对当下世界性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现象的理论回应，其一方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结合资本主义新现实进行了时代化的实践反思。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实践批判中所秉持的整体性思维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面临的重要课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与人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4]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是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与必要基础。随着作为人的关系集结的社会的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密不可分的。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得到了极大统一，“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5]在作为人的先天自然性条件之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虽然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以及事物自身矛盾展现过程的历史过程性，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主要表现为资本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压迫，随之而衍生的生态破坏和环境问题突出地体现在工人所遭遇的悲惨劳动和生活境况。马克思恩格斯尤为注重对处于人对自然改造过程之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矛盾的解剖和改造，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进行直接批判和全面论述，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剖析之时，始终注意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置于整体性发展过程，并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视为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源于人们生产过程的无序状况，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导致生产过程无法兼顾人的普遍生态和环境境况，马克思恩格斯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诉诸于劳动者之间的普遍联合，以及由此形成对劳动过程、劳动结果、劳动关系的彻底改造，其真实意蕴依然是通过关注作为人类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协调。
（二）资本主义实践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根本联系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实践批判的整体性思维，并进一步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进行了时代化发展，提出资本主义实践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存在根本联系。
工业化对人类发展的双面影响已经成为现当代社会的普遍共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将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纳入经济学范畴，形成环境经济学及其指导下的改造实践，“环境经济学把自然描写为资本的一种来源，也就是说，环境经济学是通过把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生态问题。”[7]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这种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以福斯特和佩伯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宗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钱滚钱”，“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8]，并引发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及其相关的思想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立足点和关注点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各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人们普遍形成的共识，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生产力增长是以商品丰富和多样化为主要外在表现，并消耗着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众多自然资源具有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增长是以人类未来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开放性的全球市场理论“没有把有限的资源和地球容纳废物的能力对经济的物理规模所施加的限制考虑进去”[9]。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虽然形式有所差别，第三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处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和地区所广泛接受，市场化和工业化形成了众多国家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路径依赖。在此条件下，民族化、区域化与全球化相并列而行。从整体上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全球化产业布局，在理论上宣传自由、竞争、开放的市场建构，在实践上以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乃至政治、军事等手段，将资本主义增长建立在“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10]之上，并持续将本国污染性企业移植至发展中国家，构成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生态“殖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饥饿和污染，正是发达国家的富人和政府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11]因此，一方面，从地域上“先进”支配着“落后”，“中心”支配“边缘”的国际和地缘分布境况在近代以来并未发生质的改变，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在对全球性资源进行掠夺的同时，“无节制的市场也造成了地方和国际社会都不应承担的不公正”[12]，工业化的消极后果——生态问题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传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区域化和民族化以一种相对隐蔽的形态存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物质财富的增长更多的是给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少数人得益”的状况未曾改变。这些“得益”的社会少数人，能够依靠自身所积累的物质财富而规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消极后果。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大多数人不但无法从这种工业化中获得与自身付出相匹配的物质财富，而且他们还需要承担这种物质财富增长的生态后果，“正如我们所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威胁着人类文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资源减少、全球气候恶化、经济衰退的问题。”[13]
因此，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14]。在对以资本、技术和产业化形式的全球化布局中，资本主义构成了对本制度下劳动者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挤压，即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诉求，与全球资产阶级力图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自然资料等比较优势而获得物质利益之间形成了某种互补性结合。但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有限，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大矛盾，而且“在现有经济体系下，让贫穷国家迎头赶上几乎是不可能的”[15]。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以及资本主义内部自我变革而达到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平衡的理念持悲观态度——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需求，“今天，技术已超越宗教成为新的人民的鸦片”[16]，当下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这种悲观态度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地球总体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利益诉求的目的性，即通过经济、政治乃至战争等手段抢夺全球自然资源，尤其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将全球自然资源资本化——“在资本主义的生态阶段，交换价值的解决方法是：自然被资本化，自然提供的服务得到经济评价。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如能量和物质流动那样，货币和资本流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活力也就变得不可或缺。外部世界的资本化，从全球变暖的全球层面一直延伸到微观层面，包括DNA这种生命本体的材料的专利化，生物技术的发展，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就像点石成金一样，把它碰到的一切都变成了资本。”[17]在自然资源资本化条件下，资产阶级一方面对非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然资源与物质财富的掠夺，另一方面则利用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存在的“比较优势”，对本国内部的劳动者进行各种利益“敲诈”——按照资产阶级理论，资产阶级不可能在带动非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条件下，无限制地提高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的整体福利，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通过借助全球性资本、技术、产业布局和人力资源向发达社会迈进过程中，相对地影响到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当整个星球正在达到消费的极限时，口口声声说是要提高下层工人的生活标准简直就是乌托邦。”[1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基于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相对优势”的掠夺，出于资本逐利性和阶级本性，趁机在本国生产过程中借助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以及社会组织等力量，对工人谋求降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等意图。而对以GDP为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国家公共组织而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挣脱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社会压力，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人的利益维护者。由此能够发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大多数人无法从工业化中获取公正的实质性利益，“最富裕国家通过设计、主导世界经济体系而使他们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对于全球日益贫困的底层大众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奴隶市场。”[19]因此，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资本主义更多的是以市场行为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占有，而“市场评估往往倾向于基于更局部和短期的问题”[20]，市场的这种盲目性和短视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兼顾人类的长远利益，经济增长以大量包括不可再生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为代价，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领域形成不持续性的发展趋势。“生态恶化的不平等分配不仅使穷人受损，而且，贫困和不平等也是全球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21]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理念的批判
有机马克思主义从人类社会整体亦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人类发展而言是一种生态灾难，他们认为造成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困境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涵的普世观念——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理念进行了驳斥。
（一）对作为整体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包含了一系列处于历史变革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对资本主义存在一种错误看法,资本主义并不是以排斥国家所有制为主要特征，“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其中最核心的价值和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殖。”[22]最初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发展理念，即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物质利益的积聚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理念的扩散，资本主义开始以一种全新形式对所遇到的东西进行商品化和外在价值化的评估，劳动资本化、关系资本化、自然资源资本化成为这种制度下的常态。其促使人们产生了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商品化的虚假认识。其中，对国家职能的渗透以及促使国家职能的历史性转换，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演变过程中实现质变的关键环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于人们对其关于人的共同体利益维护作用的认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这种国家职能和理念开始向个体利益、私人利益倾斜，“现代资本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国家存在的正当理由与支撑东西方伟大文明的理想信念截然不同”[23]。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职能和理念的转变，与资产阶级早期的财富积累有极大关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与欧洲近代的对外扩张具有同步性。近代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对外扩张、财富掠夺过程中，作为社会少数人的上层阶级获得了极大的物质财富，“随着新资本的涌入，人们需要证明，为何法律应当支持剥削外国资源，并且允许资本跨国流动”[24]，即获利的少数人必须为这种国家掠夺行为提供理论和逻辑支撑。霍布斯和洛克对国家存在合理性的新式论证为这种现实的物质利益需求提供了选择。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继承了西方文化中“人性本恶”的人性观，并将其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状态相结合，提出人类社会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原初状态。国家和政府职能作为对“原初状态”的限制，是公民个人自然权利让渡的结果，其建立在对公民财产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维护之上。因此，国家和政府职能在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理论中表现为消极的，而且此时的国家和政府职能也包含了对人的文化、艺术、教育等共同体利益的维护。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思想家通过对劳动分工、商品交换、货币、利润和价值等方面的阐述，提出了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假设。在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中，存在市场自我平衡的功能，即排除人为的干预，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其能够导致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出现，最终实现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全体人民利益最大化是一致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理论“混淆了人类基本人权的‘自由’与富人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的‘自由’”。[25]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包含了科学与宗教的双重意识形态工具。进化论思想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忽略达尔文思想“突破性科学进展中的社会性和协作性特征”[26]，片面地利用“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将“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法则引入社会关系领域，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利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资产阶级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进行辩护——富人作为“适者”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对物质财富的积极追逐符合“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并具有科学性和合法性，与此相对应，穷人注定走向消亡。这种将自然领域的竞争法则拓展至社会关系领域的做法，构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资产阶级将该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辩护，以及对外征服、战争和殖民等活动的合法性解释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借助宗教的力量为自身构建意识形态屏障。宗教改革中关于“少数人得救”原则而形成对追逐物质利益的鼓励，以及基督教中对个人选择和个体责任的重视等,都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借助于科学和宗教手段而达成的意识形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困的现实合法性进行的论证。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否定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科技、个人等方面进步所发挥的决定性推动作用，“真实客观的数据摧毁了资本主义的神话，即财富竞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你的品德、天分和技能及你的努力程度”[27]，而为现代资本主义所淡化的阶级内容，包括“资本”“教育”“所处的国家和地区”“种族”等对财富积聚更具决定性作用。这些阶级分化的内容也是塑造现代资本主义自由、人权、民主和正义等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遮掩的现实问题的揭露，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理念的否定。
（二）对资本主义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等理念的批判
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强调摆脱限制的消极自由，以及注重追求和获取美好东西的积极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更加倾向于消极自由，力图摆脱国家和政府等公共组织的限制，其导致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自由选择的损害，尤其是“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不受任何限制地花钱做一切想做的事’，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危机的主要原因。”[28]早期资产阶级对自由追求的依据在于通过经济自由推动政治自由的实现，但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少数人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互动、交换中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府与企业、资本家之间通过政治献金、政策和制度制定等形式实现彼此之间的利益捆绑，国家公器在法治化的掩盖下成为私人利益的维护者，资本主义政府守护下的自由理念成为资本主义上层阶级利益的诠释者，甚至在很多时候罔顾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穷人的利益。这种自由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人们对真正自由的追逐，具有很大的狭隘性。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虚假性和阶级性，认为必须对资本主义新形势下的以维护个人利益的自由理念进行改造，即人们应当从当下局限于对物质财富追逐的自由理念中解放出来，改变“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29]，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文化教育基础上，重视人的教育、文化和生活质量的改造。其实质是改变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理念方面的价值取向，从为少数人追逐物质利益进行辩护的自由理念和制度转为兼顾作为社会大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最终从人类社会集体和群体的整体利益出发，注重对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存环境进行改善，建立一条适合人的真正自由、全面和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次，对资本主义人权的批判。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权的价值观追求构成了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人权价值观念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国际或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取向。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立足于民族和区域特殊文化背景，人权的普世性无法得到一致的共识，但如果结合人权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辩证关系而言，能够获得一些关于人权的普遍共识的认识，其突出表现为对人权中“绿色权利”的界定。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将人权分为三种，包括蓝色权利——主要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即人的自由权；红色权利——指经济和社会权利；绿色权利——即集体人权，包括和平权、后代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蓝色权利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和政府权力的限制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蓝色权利具有很强的经济属性，逐渐形成了以维护私有财产所有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而且其不断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利益，蓝色权利“只不过是富人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的衍生品”[30]。蓝色权利和红色权利在近现代以来出现不断融合的趋势，从而遮盖了资本主义人权的阶级属性。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蓝色权利和红色权利的阐释，说明了二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其决定了二者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体系是为以富人为代表的社会少数人服务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绿色权利的概念，并认为绿色权利关涉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发展利益。绿色权利的提出，是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及其指导下的经济、政治实践的否定，也是对无限度追求物质利益的个人权利的一种否定，“为使少数人过得更好而让多数人陷入生存困境，这既不公正也不健康。”[31]在绿色权利理念中，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的存在和发展依据，必须改变将这些自然资源资本化和私人化的趋势，并着眼于整体性视角把人与自然关系置入一个不断变化和互动的环节之中，在“为了共同福祉”价值理念指导下，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类社会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
第三，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为市场服务的民主”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与自由密不可分，由欧美哲学形成的民主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以自由主义民主观为主要代表。在自由主义民主观之中，对个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维护是其核心。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民主观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人权中的蓝色权利和红色权利的范围，并充分肯定了自由主义民主观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但认为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是其理论不足所在，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同时过分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古典自由主义者注重对市场和政府职责的严格划分，认为个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不直接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能够自由地追求财富积累，并自由地支配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而且这种追逐物质财富的个人行为能够最终促使整个社会获得进步。这种兼具自由色彩的民主观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即少数人财富的积累能够带动社会整体的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民主观和自由观思维下的发展理念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的现实依据是穷人和地球生态环境正在遭受威胁与破坏的事实。北欧民主国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改造的时代代表，其主要表现为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北欧国家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实践固然对穷人利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维护，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仍把追逐个人财富（资本主义）作为其主导意识形态”，公民依然是基于个人经济利益而进行民主政治活动，以富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境况未曾改变，资产阶级推动社会改革的动力、目的、举措具有脆弱性，而且这种改革更多地发生在社会整体发展境况较好的时期，一旦社会经济、政治等状况发生变化，如经济衰退或大量移民涌入之时，北欧民主国家的公民、政策制定与决策者必然会使社会改革中的民主化举措陷入困顿，其导致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但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消极作用。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对资本主义民主理念和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其具体举措包括改变资产阶级在社会立法、行政等权力部门的主导地位，建立能够为社会乃至人类整体利益考虑，掌握决策权的共同体组织，这种内涵着具有个人、地方等各个层级的共同体组织，其体现的是对不同群体利益的兼顾。在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国家职能和权力的过分强大，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应当让渡部分权力给其他地方性社会组织，并发挥联合国的统筹协调作用。同时，要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扭转人们对物质利益追逐的观念，促使人们培育正确的自然观、生态观等价值观。这种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观念的改造方案，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弊端和不足的揭露。
第四，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分配正义存在四种差异观点，即“应得”“平等主义”“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四种分配正义理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个人能够追逐财富的公平环境。但这种聚焦于分配领域的正义理论将包括个人所处的阶级、性别、肤色、教育、个人获得资本等方面排除在外，具有很强的单一性。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中引起社会不公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必须基于具体现实中的不正义事实，立足于全面、发展和过程的观点对其进行考察，并要注重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模式化的一般分析”，进而发展多元化的正义理念，在实践上则需要采取消除阶级差别的体制性因素，听取人民的意见，提高人们的教育机会和水平，以及重新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协调和分配等。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赞同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正义原则，并注重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基于不同社会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措施。
三、结语与思考
有学者指出，“‘人—自然’系统失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价值原因、实践原因和认识原因……”[32]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人—自然关系失衡”为出发点，而他们“彻底的生态取向和生态文明的取向还在于其始终致力于将理论转化为实践”[33]。他们虽然立足于生态问题而开展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理念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所遭遇的理论和现实困境的回应。作为一种国外新兴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抛却其理论和观点方面存在的不足，从其批判理论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塑尝试，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和公正的批判及其改革方案，包含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误区，尤其是由生产无序扩展至社会各个方面失序的反映，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变动中的不变本质。从实践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基础上提出的“为了共同福祉”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原则具有相似性，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相互呼应的趋势。有学者提出，“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目前为止唯一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34]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经过近代以来艰苦曲折的探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诉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路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势中，中国由于身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而在一定程度上遭遇着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曾经乃至正在经历的困境：贫富差距加大；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影响加重；思想文化错位等现象。因此，在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进行批判性学习和借鉴。[35]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有必要“承弊通变”：从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把握西方资本主义实践发展及其理论、价值观念的特点与不足，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关系以及中外关系的辩证把握，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协同进步，在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该思想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阐释，对包含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的诉求等，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这种理论逻辑和实践探索的演绎结晶。总之，正如一些学者总结所言，“由于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揭示和分析、对全球生态危机中富国以及富人责任的强调、为穷国和穷人仗义执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肯定和期待以及对建设生态文明的若干建议和思考无疑都将对中国以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36]
作者：王超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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