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
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
作者：李彬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年第07期
杨绛先生的散文向来得到很高的评价：“严谨的写实作风使她的散文浑然本色，亲切可感；对道德尊严的执着追求使她的散文充满了人格的感召力；有距离的审美观照、美丑善恶互现手法形成其散文清雅隽永、豁达冲淡的艺术风格；理性与感性紧密交融的语言使其散文既富理趣又颇具小说神韵。”《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在选入中学课本后，引起界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关注焦点是大家公认的作品文眼：“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为什么杨绛先生每当想起老王，总是心生“愧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存在之前，部分意义已经存在，在文本结束的时候，意义仍然在继续延伸，读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人思想发育、灵魂苏醒，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精神大厦。就作品本身而言，笔者认为，理解《老王》中的“愧怍”，不能离开老王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想想文革中的“侮辱与被侮辱者”“损害与被损害者”，以及他们对待那段写满侮辱与损害的历史的态度，弄清老王不幸的深层原因（或者说生存环境），也许更容易把握“愧怍”的真正内涵。我们不妨从三重关系入手，探索老王的“不幸”与杨绛先生的“愧怍”。
一.“我”和老王——经济关照与心灵相隔
文章开篇就交代了“我”和老王的关系：“我”是坐车的，老王是拉车的，“坐”和“蹬”是不平等的，我们是主雇关系。一个“常”字交代了“我”照顾老王的生意，这也是老王对“我”感激不尽的原因之一。不同阶层的人认识基点存在差异，情感交流必然存在“隔”的状态，所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无话找话的“说着闲话”。老王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珍惜”：“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帮助与钱无关。尽管有些时候“拿钱”，但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这里的两个“赶忙”含义不同。老王是知道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不愿接受的。杨绛并没有理解老王的心情，“免得托人捎了”，则强调非给钱不可。出于一种自然反应，面对“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老王，杨绛“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物两讫。老王知道自己行将就木，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病体，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弥留之际要向“我”一家做最终的告别。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或者说是拒绝），使其成为一场简单的经济交易。他
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隔膜显而易见，双方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在文化上、心理上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一层“厚障壁”。所以，刘禹锡宣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同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不可能和没有文化的老王有什么共同语言，有过多的交往，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或亲如家人，只能“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写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并非《老王》一篇，诸如《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等几篇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杨绛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与怜悯又是居高临下的”。
二.老王和其他车夫们——同行却不同道
老王的生存面临三大困难。职业危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孤独——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了。身体残缺——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和同行比，同是底层的老王显得孤单无助，处境艰难：同行们有“组织”，有亲人，有健康的身体，能看透主顾趁机弄点实惠；老王只有真诚和善良以及做人的准则。
老王一只眼是“田螺眼”，瞎的。瞎眼不但让他没了乘客，而且招致了别人的诋毁——“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这句话所有的根据都来自恶意的臆测：“大约”——乱猜疑，“什么恶病”——瞎估计。老王除了要忍受独眼、独身、独户的不幸之外，还要忍受“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老王的“田螺眼”竟然成为看客嘲笑的把柄，茶余饭后的谈资，人心如此阴森！我们往往习惯地认为像老王这样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习惯地相信好人终有好报，杨绛先生以尖利的笔尖刺破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直指生活的疼痛和人性的黑暗，以老王身体、精神的双重不幸促人怵惕，催人反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孔子、太史公以来一直提倡并恪守的写实作风，杨绛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坚定地实践着这一文学主张：“不虚美，不隐恶”，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因此，老王的不幸，是一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受难的缩影，是时代的悲剧。
面对老王的死，老李的口气冷漠得如同鲁迅《祝福》中短工对祥林嫂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隔膜的不仅仅是杨绛一个人，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隔膜，虽然这两类隔膜的意义可能不同。老李不仅是老王的“同院”，而且还代他传话给作者，大概是关系较为亲近的了，老李对他竟然如此态度，其他同行就更可想而知。“埋在什么沟里”？作者对此，无意多问，也无需多问。“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这在一般看客的眼里，就像打探他的“田螺眼”一样，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人性里这里可怕的“旁观”，让我们生活在冷漠里，这只能令人更加痛心和叹息。同是底层人，与鲁迅《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对老妇人的态度大相径庭。
篇二：有关杨绛的文章整理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翻译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1911年出生，她是著名翻译家，代表译作有西班牙文学经典《堂吉诃德》；也是著名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著有《称心如意》《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更是一位德高、学厚、情真的知识分子。
丈夫钱锺书，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1998年过世；女儿钱瑗（原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1997年过世。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
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
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外圆内方的才女
“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
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啊唷，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
篇三：杨绛的魅力
杨绛百岁回眸：高贵、生动而深湛的灵魂(组图)
(2013-10-18 07:18:40)
转载文化 ▼
标签： 分类： 孝亲、教育、感恩、人生领悟
近年来，每到7月17日，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一位无官无职亦非明星的世纪老人，为什么？只因为，在她身上，人们品味出了家的温馨、人性的温暖、书香的安宁。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无锡老家——人生的第一课堂
杨绛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时爱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开心，小嘴却冻成“绛”紫色，不过她的命名却是因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志士，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父亲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浙江当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坚持原则判决了督军的恶霸亲戚；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时，坚持司法独立，毅然传讯交通总长并搜查其寓所，在因此被停职后，竟公开发表了长篇《申辩书》，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此案成为民国一桩著名公案。杨家父母关系融洽，给每个孩子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特别是对女孩，不要说是上世纪之初，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赞叹不已。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杨绛初嫁入钱家时，钱钟书父亲主张杨绛待在家里学学家务，不要出去工作，杨绛的父亲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三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时，充满自信和调皮，竟然对初次见面的三姐说：“叫声季康官嘛。”在教会学校读小学时，杨绛俨然是孩子王。她是被姆姆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她学会了两手抓着绳子双脚缠绕着一直爬到秋千架的顶端；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她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姆姆来哄她；她会当面顶撞老师姆姆，而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她也是功课好而两次跳级被宠爱地称为老师的“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的学习尖子；同学中闹两派，她不愿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老师让她送没封口的信，尽管她很想看，但还是克制住了好奇心。杨绛认为，学会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童年想着的是“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
对祖国——“我们是倔强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人们总是对钱钟书杨绛夫妇留学时沉溺于牛津总图书馆“饱蠹楼”津津乐道。在国外，甚至连他们两三岁的女儿都在埋头读书，用杨绛的话说：“圆圆坐在高凳上，也学我们读书。我们买了一大册丁尼生全集，专供圆圆学样。她拿了一支铅笔，面前摊开大书，像模像样地一面看，一面在书上乱画，不闹，很乖。”然而，他们并未忘记多难的祖国。
本来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还能再延长一年，但他们决定按期回国。在沦陷的上海，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低着的头抬起来，杨绛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地地大声呵斥：“岂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镇住了。在那个杀人如草芥的岁月里，这需要多大勇气啊！当时，钱钟书杨绛宁愿忍受贫寒，拒绝为敌伪机构工作。钱钟书写于抗战、定稿在胜利后的古典文学论集《谈艺录》序言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1949年3-4月间，钱杨夫妇在任鸿隽家和胡适讨论去留问题，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但他们依然留下来了。“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所以杨绛说“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
对人民——“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
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白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留学归来，杨绛作为大家闺秀、留学生，已然成为家族的“灶下婢”；上世纪50年代末下乡时，年近五十的杨绛居然学会了掌握平衡难度很大的推独轮车，装载着比人还高的秫秸秆上坡下坡；“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乡下劳动，杨绛说,“我并未可以和老乡打成一片，只是老乡喜欢接近我。”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
钱钟书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对杨绛的颁奖词》
由：免费论文网互联网用户整理提供,链接地址：
http://m.csmayi.cn/show/189178.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
- 上一篇：饭店牌匾图片
- 下一篇：单位审车委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