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张学良与唐德刚
《张学良的人际世界》系列之
——张学良与史家学者
当写历史的人遇上改写历史的人
——张学良与唐德刚
如皋 蒋文祥
1996年12月，我与唐德刚在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相识，我们分在同一小组讨论交流，小组召集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铁健。唐德刚提出：西安事变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改写了世界历史，张学良就是改写历史的人。他还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当时我就想，当写历史的人和改写历史的人碰到一起，会有怎样的奇遇呢？本文拟就张学良与唐德刚之间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求教于识者方家和史界同人。
一、出乎意料的初见相识
唐德刚在《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中坦言；“我与张将军相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此事可谓我平生最具戏剧性的‘奇遇’了。”
1990年初的一天，张学良在台湾《中国时报》上读到一个整版的长篇文章，题目是《吃喝嫖赌的张学良将军》，作者署名是“唐德刚”。他是用了20倍的放大镜才看完通篇的。读罢此文，张学良不但不气不恼，反而大为欣赏，大有“知我者，唐德刚也”之感，觉得这唐某人倒不失为一位“知音”。用台湾学者郭冠英的话说，可能是唐德刚的文章搔中了张学良的痒处。
就在身居孤岛的张学良百般欣赏唐德刚文章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唐德刚对此却一无所知。原来，这篇文章虽然出自唐德刚之手，但原文题目却是《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这是唐德刚应邀为他的学生傅虹霖女士的博士论文《张学良将军的政治生涯》一书所写的一个序文。
唐德刚在文章中写道：“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儿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在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上??”
唐德刚将张学良称作是集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人，认为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具有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一腔热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种的精神底子，才具有敢做壮烈之事的精神勇气。唐德刚认为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抗日，使其避免了“身败名裂”。这一历史之偶然，改变了人类历史运行的轨迹。今天，人们在品味和梳理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不免要做出某些假设。因为没人敢说，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因为假设毕竟是假设，历史无法推倒重来。历史似乎就是由多重的偶然和误会组成，所谓的“历史规律”，不过是后来人迟到的聪明而已。
唐德刚的序文随同傅虹霖的原著在中国大陆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台湾的《中国时报》看到了，报纸编辑为了吸引人眼球以招揽读者，经过掐头去尾，改成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花色标题：《吃喝嫖赌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在细读这篇文章之余，很想见见这位素未谋面的“知音”作者。张的朋友王新衡之子王一方得知张学良的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自己的朋友郭冠英。王一方没想到郭冠英认识唐德刚，郭立马写信寄往美国邀请唐德刚速来台湾与张学良相见。更让郭冠英没想到的是，恰巧此时他从报纸上看到，唐德刚正在台湾参加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请他来吃饭，请他来吃饭。”张学良得知唐德刚就在台湾开会，心里非常高兴，连忙让人通知请唐德刚来家中吃饭。
唐德刚接到“张学良将军请你吃饭”的通知，不由得心里一愣：我唐德刚不过是个一介书生，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缘何请我吃饭？虽然深感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却只好按照来人吩咐的地点准时登门赴宴。
唐德刚在《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中写道：“当我初见张将军时，我觉得我的文章写得一点也不错。当时，张先生虽然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但还是那样风流翩翩。”
两人虽然是初次相聚，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熟识之后，张学良便蒙生了有意让唐德刚为他撰写回忆录的想法。
二、一波三折的列名祝寿
唐德刚列名张学良九十华诞的祝寿发起人经过了一波三折。
台湾当局因为唐德刚在美国经常写文章今天批评台湾这个，明天批评台湾那个，而且经常又往大陆跑，便指责他是亲共分子，不同意让他加入张学良九十寿庆的祝寿发起人行列。明里的理由是唐德刚不属于国民党元老，只有国民党党政军元老才有资格列名张学良九十寿辰的祝寿发起人行列，实际的原因则是因为唐德刚在海外经常对台湾政治说三道四而令台湾当局感到头疼。还说，唐德刚是美籍华人，这么隆重的张学良九十大寿的祝寿发起人，添上一个“美国人”，如何是好？但是，由于张学良自己十分认真地坚持，非要把唐德刚放进祝寿发起人行列不可。这样，唐德刚才最终成为张学良九十华诞的九十位祝寿发起人之一。
唐德刚深感张学良对他这个晚辈后生还是十分看重的。
1990年2月，由台湾“总统府资政”张群领衔，发起为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庆筹备会。张群指定国民党“国史研究室主任”秦孝仪，“总统府国策顾问”王铁汉、何世礼（张学良部下），国民党“中央银行行长”张继正（张群之子），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赵自齐等5人，每人提出18个名字，凑齐90人，以示90之庆。到5月初，已经有80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在筹备会的邀请函上签名，其中赫然在目的有：“行政院长”郝伯村，国民党“中央委员”李国鼎、倪文亚、郭婉蓉，国民党原“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国民党“中央政策会秘书长”梁肃戎，“行政院研考会主任”马英九，“总统府资政”张群、孙运璇，“总统府国策顾问”黄少谷，国民党军队原“参谋总长”宋长志，“副总参谋长”马安澜，“空军总司令”秦乌铖，“空军总司令”马纪壮，“国家安全局长”宋心濂，以及国民党元老及资深人士辜振甫、张捷迁、宁恩承等等。除了蒋介石在世时享受过这个待遇以外，此为台湾40多年来，党政军要员一齐出动，为一位90岁老人祝寿。而台湾当局一再声称这只是私人性质的庆贺，可是，如此众多的政治人物出场，而寿星又是一位著名政治人物，谁能否认其中具有的政治意义呢？！
更何况，台湾当局的最高主宰——“总统”李登辉也向张学良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姿态。5月31日，他委派“副总统”李元簇到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暖寿，以一幅寿屏和一盒人参表达祝贺之意。宋美龄也派人送来一个精致的花篮祝寿。原国民党中统局创始人陈立夫还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参加祝寿盛会。如此隆重盛大的祝寿庆典，立即引起岛内外各方人士的极大关注。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九十华诞庆典在台北圆山大饭店12楼昆仑厅隆重举行。正午12时，发起人张群宣布寿典开始。这位已届103岁的国民党元老坐在轮椅上，首先致辞：“我和张学良在东北、华北、华中和抗日初期，同生死共患难，是60年的老朋友，今天不但为老友祝寿，还写了一篇祝寿文。”张群在祝寿文中，高度赞赏张学良早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之时，“以国家统一为重，力排众议，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其治军也，采寓兵于农方针”，“其理政也，尤重民生疾苦”，“又以发展教育、提倡科学、培养人才，为建设要务”。“先生得天独厚，阅世方新，今岁6月之吉，寿跻九秩，同人等或谊属桑梓，或性殷袍泽，或为著籍之门生，或为缟纻之故旧，永怀雅谊，愿晋一觞，谚有之曰：英雄回首即神仙，其先生之谓欤！至于南山北山台莱之开，不足为先生诵也。”
张群念完祝词，即由张学良致答。他不需策杖，腰板挺直，俨然一副军人气质。他先是向大家深鞠一躬，接着便用依然十分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道：“我真是愧不敢当，虚度了一生，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自己感觉万分惭愧。张学良何德何能，蒙各位亲友替我做寿，我有什么可做？张学良唯一能够告慰亲友的，是现在一切的生活，蒙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天父的恩典，能站立活着，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能活到90岁，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除了感谢上帝之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寿宴开始前，张学良便对记者们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也不管事了。”人们似乎感到，历史的恩怨在他举手投足间变得云淡风轻，54载的幽居岁月从他的皱纹中滑过，历史的烟尘似乎被永远埋进了时间之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知是主办者的无意，还是偶然性的巧合，寿宴主办的地点放在12楼，寿宴开始的时间定在12点，“双十二”这个特别令人敏感的数字，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从此，张学良失去自由竟然长达54年之久，这个中滋味，谁能说得清楚？！
对此，唐德刚撰文指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三、不了了之的“我讲你写”
唐德刚在对张学良采访时说：“你的故事我全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只须你自己讲。”张学良忙说：“那我讲，你写。”唐德刚笑着说：“那我就要出本书，书名就叫做《张学良“我讲你写”录》。”两人一拍即合，事情很快就这样定了下来。
唐德刚从美国飞到台湾与张学良前后相聚十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前后共非正式地录制了十一盘录音带，唐德刚也初步拟好了写作大纲，并且将写就的第一章草稿送交张学良审阅。他俩计划就这样继续访谈下去，直到访谈录出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事情的进展并不像他们设想的那样简单。
鉴于当时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以及张学良当时的处境，唐德刚为张学良作传之事逐渐节外生枝。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宋楚瑜知道此事后，就警告张学良：“台湾有那么多的史学家，你为什么偏要找唐德刚来作传呢？”言外之意，唐德刚虽然是从美国来的华人史学家，
但他对台湾的事经常说三道四，态度很不友好，他是亲共的。这样一来，张学良就有点左右为难、招架不住了。
由于台湾当局出面干涉，加之唐德刚当时也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一年到头，除了教书之外，还在海内外东奔西走，也是个大忙人。虽然，唐德刚自我解嘲说，做事犯不着太过分。在他家中的书架上，已经摆着30多本张学良将军的传记书，觉得自己再写上一本，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为了不给张学良添麻烦，这本拟议中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因此就不了了之。
但是，平心而论，这件事对于一个以搞口述历史闻名于世的唐德刚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好在后来唐德刚的学生王书君利用他的这十一盘录音带，写出了近百万字上下两册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注明访谈者是唐德刚，著述者是王书君，这对唐德刚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唐德刚曾经说过：“百年沧桑，是非自有公论。评价张学良将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记录是不偏不倚的。试问今日之华人，有谁能否认张学良将军有一股莽劲，有何人能够否认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有何人能够否认他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我们搞近现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怎么能不去‘秉笔直书’呢？” “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具有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家民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如果我们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张学良“口述历史”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姐妹操刀，对唐德刚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唐德刚不仅是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口述历史这种史学研究形式最早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这样评价唐德刚。
何为“口述历史”？有人望文生义，以为就是一个人口头讲述，另一个人倾听记录。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在史学专业领域，口述历史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形式，为后人提供独特的原始史料。作者不能是一个机械的录音机和速记员，他不仅要做详细的案头准备工作，提出细致入微犀利入骨的问题，对当事人的讲述还要进行整理归纳，更要查阅大量文献作为印证和补充，这对作者的治学功底和职业道德要求极高。
唐德刚说：“我们写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唐德刚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他认为既不能做访问对象的鼓吹者，也不能做有闻必录的枪手，而应做杀手，在质询和求证中逼近真相。
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唐德刚就萌生了搞口述历史的念头。他后来回忆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带着这样“沉重的使命感”，尚在求学的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他也成为华人历史学家中“口述历史”的积极推动者；而他与胡适的相遇，使他成为“口述历史”最早的践行者。
唐德刚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相会。当时胡适经常到哥伦比亚的图书馆借阅书刊，而唐德刚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勤工俭学，两人因此而相遇相识。由于是老乡的缘故，胡适和唐德刚走得很近。那时，胡适已从叱咤风云的圣人的位置沦落为穷愁潦倒的寓公，生活境况甚至比唐德刚还差。唐德刚说：“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
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与胡适有这样的缘分，当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后，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开始了对胡适的“口述历史”。
有学者戏言：《胡适口述自传》是“三分胡说，七分唐著”。在这部胡适“口述历史”著作中，唐德刚的批注占了大部分内容。这些批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历史事实严谨的考证，透露出唐德刚扎实的史学功底；一部分是对口述者所言而有感而发之论，正是这些性之所至甚至有些率真的唐氏风格的言论，传达出唐德刚客观、公正，不为尊者讳的治史风格，也让读者有了“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全新感觉。
在唐德刚看来，历史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如“帆随湘转，望衡九面”的衡山，而非单调一致的富士山，因此，不应当用死气沉沉的态度和文字来应付。唐德刚以其流畅华美的文笔，开创传记人物的新写法。他笔下的人物，也活灵活现地走近民间。他以严肃的态度写严肃的历史，却带着说书人的亲切气质，这是唐德刚与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读过他书的人都能感觉到，唐德刚写史如与读者面对面交谈。
唐德刚有句名言：活在别人的历史中，意指他一生为别人写历史。比如为胡适、为顾维钧、为李宗仁、为张学良做口述历史，为袁世凯、梅兰芳写传记等等。我们说，这些风流人物及其身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又何尝不活在他的笔下？唐德刚以其严肃的学术态度及其专业的传世之作，自己也因此永远活在了历史之中。2009年10月26日，唐德刚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患肾衰竭不幸离世。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唐德刚一生研究历史，如今，他这个写历史的人，也同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张学良一样，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对象。
篇二：《张学良传》有感
在中国没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但是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对张将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用很恶劣的语言攻击张将军，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我善意的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盲，而不是别有用心。
如何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过呢？恐怕周总理说的“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吧。
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谁让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呢？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活了100多岁如何如何，呵呵，这是小事，说说权当玩笑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无非两件事，一是918，二是西安事变。
918事变，无需多说，传统上我们都说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不许抵抗的密电，但是最近几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蒋介石没有发这样的电报，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其实，无论有没有蒋的密电，张学良在这件事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是必须承认的。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是怎么处理918的呢？他有抵抗有反击吗？他面对侵略的态度是什么？不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丝毫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所以说，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
说到西安事变，也是传统说法和新派说法互相冲突。新派说法的种种，我就不多阐述了。但是我想这些用种种猜测质疑张学良将军的人，把张学良看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我们看各种张学良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直性子人，甚至可以说相当单纯，这种性格的人处于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的确是很容易出事。
比如说中东路事件，老蒋说，中东路是不平等条约，你张学良要给我把路权
从苏联人手里收回来。张学良根本不多思考，OK，既然领袖要我做，那我就做。根本不看当时东北军有无实力与苏联抗衡，也不考虑蒋介石此举是否有削弱东北军实力之意。结果呢？仗打了，输惨了，当初老蒋允诺的种种帮助一分一毫没有看见。这一仗东北军精锐部队损失惨重，同时东北军的实际战斗力被一旁观战的小日本看在眼里，可以说是满盘皆输。不要说换成老帅张作霖，就是换成任何一个其他的军阀，都不可能对蒋介石的命令如此言听计从的。随后爆发中原大战，即便吃了老蒋的暗亏，但是张学良并没有记仇，还是从大局出发率领10万大军入关调停，让蒋介石得以坐稳的位置，也让老百姓不再受战火的涂炭，更让中国维持了统一的局面。由此可见，张学良绝对不是一个虚伪的唯利是图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不计私利从大局着想的人。
回到西安事变上来，当时的张学良身背国恨家仇，头上顶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心情可想而知。而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打仗，一方面东北军远离乡土士气低落严重受挫，另一方面蒋介石不停的催战而丝毫不顾华北面临的危机。是中国人继续打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这个问题如果让其他的政治家们想，会有很多种答案。但是在单纯的张学良这里，没有其他的答案！简单的人往往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西安事变过去好久了，现在有些吃饱了撑着的人发出种种非议，他们就想不到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蒋介石当时势必调“中央军”精锐到西北打红军，双方如此消耗下去，到了七七事变之时，面对日军的突然侵略，我们中国人拿什么抵抗？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是张学良将军用一生的命运挽回了局势。再次回到我的观点，就是张学良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是合格的中国人！
不计私利的政治家，在政坛上也许会被看做傻瓜；不计私利的军阀，除了张学良将军找不出第二个。西安事变只是张将军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个失去故土的东北人，一个身背国恨家仇的将领的本能做法，真正让张将军永垂中华青史的，则是东北易帜。
我们都知道，奉系的地盘，是张作霖和一帮铁哥们十几年打下来的。作为东
北的地方军阀，当然是不服从任何人的号令，包括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东北军数十万之众，打内战也是一把好手，真要不服南京，你蒋介石能耐张家如何？何况当时日本视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又是最怕日本人的，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对奉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皇姑屯事件之后，把日本鬼子戏耍的恼羞成怒的张大帅被炸死，东北的大权，落在了不到30岁的张学良手中，东北的前途，也掌握在他的手里。这时的张学良一方面手握重兵是土皇帝，另一方面日本人已经把话挑明（和他们合作如何如何，反之如何如何）。何况在东北举足轻重的元老们，大多看不上蒋介石，支持张学良自立山头反对易帜。当此时，换成别人会怎么做？
但凡有一点私心的人，都不会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去服从一个刚刚和自己打完仗的政权。但是张学良就是做到了，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族再次统一。有人说，这不都是张学良一句话吗，有什么难的？这么说的人一定要知道，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有多大，气焰有多嚣张；要知道，当时东北高层内部的反对声有多激烈，张学良顶住的多少压力。还有人说，东北本来就是中国的，易帜不易帜区别不大。其实不然，在当时的强权时代，如果一块领土没有国际法的认可，弱势的一方你真守不住。就像外蒙古，从清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看上去毫无争议，但是你到后来就是保不住。东北也一样，如果张学良不易帜，那么东三省当时就不是国民政府管辖，以后出了什么事，你真的说理都没地方说，苏联人能让贫瘠的外蒙古独立了，某个列强要是不放过沃野千里的东北黑土地，你能有什么办法？纵观近代史，这样的事太多了。
所以说，东北易帜从形式上使中国完成了统一，从这以后无论哪条国际法，都不能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即便日本人强占东北并扶持傀儡政权，一样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正是因为东北易帜，二战后东北才能顺利的回到中国的版图，从这一点上说，张学良将军当之无愧的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时光流转，现在张将军早已作古，然而他的一生，还是留给了后人很多谈资。在近现代的中国，被大书特书的英雄有很多；在当代的中国，被追封的英雄和被翻案的“好人”也不少，但是有几人能做到张学良将军的所做的呢？放弃私利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在先，力挽民族危局于即到在后。还是那句话，他也许不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是他是个对民族立有大功的中国人。
篇三：张学良读后感
在中国没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但是最近几年不
知道怎么了，对张将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很多
人甚至用很恶劣的语言攻击张将军，把很多不实
之词加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
我善意的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盲，而不是别有用
心。
如何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过呢？
恐怕周总理说的“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吧。
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
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在他的身上有
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谁让他是东北王张
作霖的长子呢？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
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活了100
多岁如何如何，呵呵，这是小事，说说权当玩笑
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无非两件事，
一是918，二是西安事变。
918事变，无需多说，传统上我们都说
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不许抵抗的密电，但是最
近几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蒋介石没有发这样的电报，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其实，无论有没有蒋的密电，张学良在这件事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是必须承认的。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是怎么处理918的呢？他有抵抗有反击吗？他面对侵略的态度是什么？不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丝毫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所以说，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
西安事变，也是传统说法和新派说法互相冲突。新派说法的种种。但是我想这些用种种猜测质疑张学良将军的人，把张学良看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我看各种张学良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
直性子人，甚至可以说相当单纯，这种性格的人处于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的确是很容易出事西安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身背国恨家仇，头上顶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心情可想而知。而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打仗，一方面东北军远离乡土士气低落严重受挫，另一方面蒋介石不停的催战而丝毫不顾华北面临的危机。是中国人继续打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这个问题如果让其他的政治家们想，会有很多种答案。但是在单纯的张学良这里，没有其他的答案！简单的人往往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西安事变过去好久了，现在有些吃饱了撑着的人发出种种非议，他们就想不到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蒋介石当时势必调“中央军”精锐到西北打红军，双方如此消耗下去，到了七七事变之时，面对日军的突然侵略，我们中国人拿什么抵抗？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是张学良将军用一生的命运挽回了局势。再次回到我的观点，就是张学良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是合格的中国人！
不计私利的政治家，在政坛上也许会被看做傻瓜；不计私利的军阀，除了张学良将军找不出第二个。西安事变只是张将军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个失去故土的东北人，一个身背国恨家仇的将领的本能做法，真正让张将军永垂中华青史的，则是东北易帜。
我们都知道，奉系的地盘，是张作霖和一帮铁哥们十几年打下来的。作为东北的地方军阀，当然是不服从任何人的号令，包括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东北军数十万之众，打内战也是一把好手，真要不服南京，你蒋介石能耐张家如何？何况当时日本视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又是最怕日本人的，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对奉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皇姑屯事件之后，把日本鬼子戏耍的恼羞成怒的张大帅被炸死，东北的大权，落在了不到30岁的张学良手中，东北的前途，也掌握在他的手里。这时的张学良一方面手握重兵是土皇帝，另一方面日本人已经把话挑明（和他们合作如何如何，反之如何如何）。何况在东北举足轻重的元老们，大多看不上蒋介
石，支持张学良自立山头反对易帜。当此时，换成别人会怎么做？
但凡有一点私心的人，都不会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去服从一个刚刚和自己打完
仗的政权。但是张学良就是做到了，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族再次统一。有人说，这不都是张学良一句话吗，有什么难的？这么说的人一定要知道，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有多大，气焰有多嚣张；要知道，当时东北高层内部的反对声有多激烈，张学良顶住的多少压力。还有人说，东北本来就是中国的，易帜不易帜区别不大。其实不然，在当时的强权时代，如果一块领土没有国际法的认可，弱势的一方你真守不住。就像外蒙古，从清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看上去毫无争议，但是你到后来就是保不住。东北也一样，如果张学良不易帜，那么东三省当时就不是国民政府管
辖，以后出了什么事，你真的说理都没地方说，苏联人能让贫瘠的外蒙古独立了，某个列强要是不放过沃野千里的东北黑土地，你能有什么办法？纵观近代史，这样的事太多了。
《吃喝嫖赌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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