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冲锋陷阵像样子
冲锋陷阵像样子
精神不抖不写字，
感情不到不做事。
激情不来不作文，
思想不健不立志。
没有诚信不交友，
没有真情不做诗。
没有泥土不种树，
没有责任不生子。
吃好穿好休息好，
养精蓄锐事不迟！
要干干出一身汗，
要闲闲得就像死。
全副武装出战壕，
义无反顾玩杀厮！
篇二：冲锋陷阵观后感 张淑娟1
突然想到了俞敏洪在《赢在中国》的一段话：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会是泥沙。你可能慢慢地就会像泥沙一样，沉淀下去了。 一旦你沉淀下去了， 也许你不用再为了前进而努力了， 但是你却永远见不到阳光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管你现在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一定要有水的精神。 像水一样不断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不断地冲破障碍。 当你发现时机不到的时候， 把自己的厚度给积累起来， 当有一天时机来临的时候， 你就能够奔腾入海， 成就自己的生命。这段话非常精彩，社会是现实的，我们的对事物的认知也是由简单到复杂再到成熟的简单。
再者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现在公司一当提到执行力这个词，很多人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找理由。影片中，黑人教练在带团队的时候，刚开始就以强硬作风统治了他的团队。过分么？我们要明白，不过分！教练是什么？是对老板、对顾客、对员工都要负起责任的人，自己能力不足，只是试图用感恩和感动的方法去做事，你能够实现应该担负的责任么？作为员工，老板请我们来做什么？就是要你对老板、对顾客负责的；作为经理高管，不是请你来当好好先生的，你交不出满意的答卷，你就是失职！就好象一个快递员，他给你送快递，路上遇到了大雨，车又出故障，路又坏了……或许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送到，你不会因为他很努力了给他快递费。所以，要是没有结果，公司也就因为没有业绩，最后慢慢在竞争中倒下，我想，每一个人应该都很心痛，除非，你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责任感的人。
还有，就是个人怎么样去成长锻炼。影片中，小皮在比赛中被撞伤，黑人教练决定要那个阳光男孩担负起组织和指挥的责任。阳光男孩担心自己做不到，而教练只告诉他一句话：你的队友需要你。在教练的激励下，阳光男孩找到了方向，突破了自己，最终率队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实社会中，我们往往对希望培养的对象呵护有加，总是担心还没准备好，担心无法面对生活残酷。结果往往反而会对我们对成长构成障碍。能够成功的人一定是能够自我面对，自我突破的人。所以我们即使遭受挫折也一定要微笑着收获经验。自我设限的人有再好的条件也注定只能庸碌一生。所以一定要自我突破，自我成长。这才是我们生命的关键。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去发掘，所以，我们要找到一切的关键，找到本质，不断的去努力，成就自己的人生。最后，送给自己一句话：“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的心死去！”
篇三：冲锋陷阵者吴江
冲锋陷阵者吴江
徐庆全
《财经》2013年第5期
以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看，当年引领思想解放大潮的人，譬如胡耀邦、譬如周扬、譬如本文的主人公吴江，大都既是冲锋者也是陷阵者
2012年11月13日，吴老以95岁高龄仙逝。
11月18日，我才得知消息。致电吴老的公子吴家英兄，得知告别仪式已于15日举行。家英说，老人生前有嘱咐——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所以，15日在八宝山给老人送行，也未曾通知他人，只是以亲友为主，并表示抱歉云云。
我很能理解，这与老人一生低调行事的为人有关。尽管他的名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1982年老人被迫离开中央党校，至1990年从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位置上离休后，一直刻意躲避喧嚣。
吴老后半辈子的经历，常常让我想起“冲锋陷阵”这个词。说到这个词，人们想到的是褒扬一个人作战威猛之功，其实，溯源这个词的本义，讲的倒不是战功。这个词出自《北齐书·崔暹传》，说的是文官崔暹为官清廉正直，经常上书弹劾贪官污吏，并把他们送进监狱，得到执掌大权的高欢的赞语：“冲锋陷阵，大有其人。”但崔暹却命途多舛，后被以“谋反罪”检控，差点丢掉小命。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说，崔暹的命运都具有代表性。在官场多人皆醉有人独醒时，在政治场域明昧不分、多人昧有人独明时，醒者或明者是冲锋者，往往也是陷阵者——“冲锋陷阵”这个词拆分开来理解，或许更具这个词的本义。即以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看，当年引领思想解放大潮的人，譬如胡耀邦、譬如周扬、譬如本文的主人公吴江，大都既是冲锋者也是陷阵者。
冲锋者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基础。而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可以说是这场讨论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名字也是因为这场大讨论而载入历史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江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源。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召开小型理论座谈会，讨论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后，怎样辅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问题。吴江作了关于继续革命问题探讨的发言，胡耀邦很赞赏吴江的这个发言。当时，胡耀邦正在筹办《理论动态》，立即决定以吴江的发言为基础，写成文章，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文章。
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出刊，刊登的就是吴江的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对当时还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 “继续革命理论”提出探讨，实际是质疑。文章认为，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应是技术革命。文章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技术革命是不行的。”这同当时领导人讲的是另一个调，同题异调。文章还指出，认为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并说，现实情况是有“左”，也有“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这篇文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理论”，但提出探讨的几个问题，都是这个理论的要害。
《理论动态》创刊号发出以后，首先在中央党校引起强烈反响。在7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小型理论座谈会上，胡耀邦说：“我们本来是讨论五卷的辅导问题，吴江同志提出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五卷的中心问题，对我也很有启发。吴江同志，再写他一篇嘛！”
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邓小平。胡耀邦说：“小平同志完全同意这篇的观点，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我还记得，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发行几天之后，我和孟凡同志两个人在办公室，孟凡接了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后高兴地对我说，老沈，这是中央办公厅来的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后说，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以后，孟凡将这件事写进了向校委汇报的“汇报提纲”。
胡耀邦后来回顾这篇文章时说：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胡耀邦称之为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也是推进思想解放的启蒙文章。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拨乱反正史，应当提到这篇文章。
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开始的。其实，在中央党校，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1977年9月就开始了。
这个月底，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的吴江，作了一个讲两条战线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吴江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多年后的2005年4月11日，我采访老人时，特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年为何要在哲学课程提出这个问题。老人说，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按照什么来判别是非功过，提一个什么标准呢？以语录为标准？以权力为标准？还是以派别为标准？“文革”中大致按照这三条标准来的，结果越搞越乱，越搞是非越颠倒。甚至到了1977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为了推翻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错误估计，竟非用迟群（“四人帮”的属下）笔记本上两条来历不明的“语录”不可，否则就好像没有推翻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如果没有那两条“语录”怎么办呢？难道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不算数吗？党史的是非标准也是这样。这可以说是他思考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这个报告的“两条战线”部分首先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在党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一年的11月，中央党校关于党史课程的设置，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复校工作后，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很重视。9月22日，胡耀邦在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10月9日，叶剑英在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要求“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耀邦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
两个月后，党史党建教研室拿出了一个方案，但被胡耀邦否定了。他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在吴江的主持下，工作进展很顺利。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后，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胡耀邦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报送胡耀邦，这个“草稿”中指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
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1月20日，胡耀邦肯定了这个方案，他批示说：“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吴江很快拿出了提纲初稿，在中央党校的学员中进行内部讨论。大家对于胡耀邦提出的“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这条原则都很赞成，认为实践的检验是分清党史是非的标准，并从这个角度对“文革”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学员将这个“提纲”寄回本单位去了，把用实践检验“文革”的思想“扩散”到了全国各地和各部门。
所以，党史权威人士金春明在《否定“文革”的先导》一文中认为，这场讨论，无疑是后来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前奏，也是向“文革”、向极左思想发起冲击的第一次响亮的号角，成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导。而吴江，毫无疑问是这场大讨论的“冲锋者”。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哪一个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吴江的关注，他认为应该有一篇文章来做解答。吴江和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孙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吴江同意，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月、3月的事。
后来成为我的领导和同事的孙长江，也曾向我谈起起草这篇文章的过程。他说，中央党校是在1977年12月研究党史问题时，由胡耀邦提出真理标准的问题的，随后在校的1000多位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1978年3月，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并向时任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孙长江写作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在处理一篇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得知孙长江也在写作同类主题的文章时，4月13日，特意邀请孙长江和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及报社理论部的编辑，共同讨论了这篇文章的修改方案。4月21日，杨将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吴江和孙长江。
吴江看了稿子以后，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他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
原定的题目。文章最后由吴江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吴江特地在电话里向胡耀邦报告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5月3日，胡耀邦审阅了文章，完全赞成发表，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5月6日，胡耀邦召集吴江等人在家里开会，又仔细审阅了文章。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文章发表后，在“凡是派”主导中央舆论的历史条件下，上至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下至吴冷西这样的官员，包括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内的宣传官员，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压制的。当时的党主席也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做沉痛检查，吴江也感到了周围空气的沉重。怎么办？吴江没有退缩，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这就是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吴江在起草这篇文章时没有事先向胡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稿送给他看看。胡耀邦看后让秘书给吴江打电话，只交代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为什么要等三个月，因为当时《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能刊登这类文章。胡耀邦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太不明朗。”
吴江回忆说：我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
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吴江说，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我忽然想起这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求助于《解放军报》。不想《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和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我提议不用我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议员”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他们也同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刊登文章。文章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在显著位置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这是这些报纸负责人之间经过商量的），因此
《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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