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孟子》读后感
《孟子》读后感
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认同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孟子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大王会相信这话吗？”话中所说的显然不符合常理。宣王说：“不会。”孟子说：“显然，一片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的柴禾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爱抚，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就这样，孟子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比起直话直说的谏臣，孟子所说的让至高无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层层递进，就像是设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让人不知不觉走进去。
孟子怀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觉，用他的“义”与“道”，从个别情况的“应该”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导人向善，也就是“觉此民”。
孟子的所有观点首先都必须建立在所谓“人性向善”观点的基础上，而这个观点也恰恰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最值得每个人去仔细思考领悟的。孟子的“人性向善”论，先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端，如果能够去扩充它的话，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所以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来的恶人呢？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即环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迁的原因，而这里的环境又不仅仅只是周围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处的时代、社会情况，还有具体到逆境与顺境的差别，《孟子》中的一篇关于嗟来之食的议论，身处逆境的人被激发的羞耻心可使之用生命维护原则，而身处顺境时的人却更易迷失，放弃了“乡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则，环境可以说是决定为善还是为恶，义或不义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孟子也在书中举了“杯水车薪”的比喻，义能克不义，仁能克不仁，然而没有坚持也无法成功。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抵御环境坚持本心时，仁义之士必是贤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够辅佐君主、诱民向善；“仁者无敌”，仁义之诸侯与民同乐、亲贤疏佞，又怎不会“王天下”呢？所以尧、舜、禹之世，孝悌礼义为人所共循，天下安乐。
虽然孟子有一套从人性向善到仁者无敌的完整理论，但是要想导善，还缺不了他的非凡辩才。孟子无论是与君主对答，还是与对手辩论，都能够引经据典，把《诗》《书》灵活应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见大，十分生动；更擅长环环设问，最后以对方的答案为自己所依托来解答对方的问题，让对方只能无言以对，认可孟子的想法。
二十一世界的中国，正值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撞击之际，从个人到家庭，至自各阶层的社会乃至于国家，在当今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进退失据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精神信仰受到很大挑战，但是，究竟是什么在变化？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面对各种所谓的领导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如孟子般真正心系国家。现在的人们大都追名逐利，惟命是从，而很少有人能真正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给我们的国家真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想法。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面对自己与领导者统治者的意见不合的情况时，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在这个充满金钱与利益的社会中，人们渐渐的迷失了自我，只会跟着金钱与利益随波逐流，也许只有当每个人如孟子般坦诚，率真且真正做到心系国家时，我们的社会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吧。
首先，社会的稳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求得前进和发展。孟子提倡的和谐相处，执中有权的原则及方法，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对我们不断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上下级之间、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处于和谐状态，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心理基础。其次，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孟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他强调治国为政要爱民、保民、利民、安民、富民、与民同忧同乐、获得民心，进而安定社会和统一天下，主张国君要把人民当作三宝之一，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卓越见解，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先秦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孟子提出了一套对社会进行经济约制的主张。这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制度、制民恒产的土地制度、“取于民有制”和薄收赋税的财政赋税制度、优先照顾穷困的抚恤制度。
当我们今天做事时，总会不由的想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当我们面对灾难，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不禁要感慨：华夏儿女的优良传统与善良之心。爱人者人恒爱之，这是千年前儒家学说代表孟子的至理名言，也是以后千万年不变的美德、传统。
篇二：《孟子》读书笔记 5000字
《孟子》读书笔记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孟子》一共七篇，梁惠王章句、公孙丑章句、滕文公章句、离娄章句、万章问句、告子章句、尽心章句。主要内容两方面，一为孟子与国君讨论政治，另为孟子与门人、弟子相互交流行事为人之道。对于道本体、个人自修自立的探讨，在七篇当中所占篇幅较之《论语》少许多。而更多的是放在王道政治的阐述上，这是孟子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奈何孟老夫子的良方，和战国各诸侯国所走的霸道路线合不到一起，因而不受欢迎，这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真实写照。
孟子提出，实施道德政治，“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子思在《中庸》中提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八字，可以作为孟子王道政治的本源，“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这也是儒家一贯观点，《论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王道中心为仁和义，由仁义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旨在教导国君，心怀天下，与民同甘苦，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与人为善，推行大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现“龙行一步，百草沾恩”。而霸道政治，是当时各国君及如苏秦、张仪等说客倡导的路线，苏秦、张仪之流擅长谋略、纵横之术，唯利是图，追求的是眼前的权和利，这种思想所以被当时执政者所接受，和战国时期周朝衰微，朝纲紊乱、道德伦理堕落，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弱肉强食的世道风气分不开。
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乃至个人为人处事的一个大原则，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春秋战国时期，以力假仁称霸之风极盛，真正为仁义而发动的战争，如商汤之征“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不复得见，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做佳话，供世人流传。故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说：“《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讎；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王道与霸道，这两条路线，看起来针锋相对，但若于利的角度来看，可找到共同点。
王道求大利、长远的利，霸道求小利、眼前的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浓于酒，有谁不想酣畅淋漓的喝几杯。实行王道，推行仁政，为的是利泽众生，济天下利，求万世名；讲修身，行仁义，图的是个人自适。是人就有离苦得乐的思想，圣人、高僧清心寡欲，“帚影扫台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的境界和修养，我想也不完全否定七情六欲，毕竟真佛只说家常，《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河。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备焉。所以为圣人，就是“致中和”，能明心见性。并非绝对的无欲无求，“神仙无别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你看，连神仙也有所求嘛！故圣人是不会违背人情事理的，《论语》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些都是对人性的肯定，而后来的心学派代表人王守仁，更是提出天理即人欲的思想。足见，人活一世，要么功名富贵，要么修身养性，终有所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贤又何尝不是？有多少人能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
孟子提出的许多政治学观点，都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君臣之道，五伦之首，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
仇” 。于君，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
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于臣，则“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这即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孟子对君子的诠释，延续了儒家一贯思想。做君子，为仕之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修身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处世之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交友之道，“友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与《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意同）。事亲之道，“不以天下俭其亲”，“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
好事半从苦中来，欲修得此番功夫，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意志，“君子之志于道，不成章不达”。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吃苦精神，“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有正视过错的勇气，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过则勿惮改，《论语》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孟子也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
篇三：《孟子》读后感
孟子的治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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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孟子作为战国中后期儒家的领军人物，也在积极地向各路诸侯推行儒家的治国思想。通过借助梁涛先生所编著的《孟子解读》一书，我在此想谈一谈自己对孟子推行的治国之策的理解。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孟子所在时期的局势，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孟子生于公元前３７２年卒于公元前２８９年。在这期间发生了以下重要事件：赵韩分周为二，秦商鞅变法，齐稷下之学复兴，五国合纵伐秦，齐灭燕。当时各国战乱不断，秦国还没能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各国尚有一战之力，各诸侯国为了争霸需要，纷纷开设学馆，招揽人才，稷下学宫的复兴就是显著标志。所以当时士的地位有所提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名气的士人往往成为国君的座上宾，为其实现各自的政治抱负创造了条件。
《孟子》一书中，记录了孟子游说滕文公，魏惠王和齐宣王等国君。滕国相信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在史书中也很难见到踪迹。就目前的资料看，滕国是周初姬姓封国之一，方圆五十里，夹在齐楚两国之间，历史上曾被宋所灭后复国。滕文公时期，滕国是鲁国的附属国。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写道“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滕文公向孟子询问治国的策略，孟子则告诉滕文公，百姓的事情不可以延缓。随后，孟子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
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即孟子主张老百姓需要仓廪实才能知礼节，衣食足才能知荣辱。 在关系老百姓衣食饱暖的土地问题上，孟子提出实行井田制，即税率为十分之一，并且孟子主张统治阶层官员需要拥有用来祭祀的“圭田”。在百姓衣食饱暖的基础上，注重对百姓的教育。这样就会使社会和谐，国力强盛。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jiàn)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下》）。在此滕文公提出了很实际的问题，即滕国地理位置很不利，应该依附齐国还是楚国。孟子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孟子提出“与民守之”，即治民强国，和百姓一起与城共存亡。在治理滕国这个小国的策略上，孟子的主张简单概括就是两条，第一富民，使人民丰衣足食。第二是培养君子，让君子来领导农民，让农民来供养君子。
接下来再说说齐国，齐国在孟子那个时代可谓国富兵强，齐威王改革使齐国迅速富强，期间田忌，孙膑，匡章，孟尝君田文等名臣辈出，孟子也寄希望于齐国实现自己的仁政思想。当时齐国在位的齐宣王十分注重招揽人才，希望借此恢复霸业。所以齐宣王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没有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随后经过一系列的问答，孟子又提出了他的仁政观点，即“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无恒心”。不过，在游说齐宣王的过程中，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即不反对君主进行物质享受，但要“与民同之”。孟子首先从齐宣王好乐入手，指出“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
乐”，孟子还通过古代贤君与百姓共享园林，巡游视察百姓疾苦来劝说齐宣王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无论在弱小的滕国，还是在强盛的齐国，孟子给出了近乎相同的治国策略，经济上，通过实行井田制，来使农民富足，通过“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1]等降低税率的方法，来使所有百姓富足。政治上，提高士人的待遇，招揽人才。文化上，在百姓衣食饱暖的基础上进行教化，君主要和民众共同分享自己的文化娱乐设施，与民同乐。外交上，不进行攻伐，主张自保。在我看来，孟子的治国之策在当时的时代是有效的，但是实施起来有困难。当时战国各国互相攻伐纷争，军队的来源主要是被征发兵役的农民。要使这样的军队保证战斗力，那么首先是农民对国君要认可，其次是接受足够的忠君爱国教育，再者是人口数量。孟子的恒产说和与民同乐说，无疑可以增加征发兵的忠诚度，同时能刺激人口增长。但是孟子的策略实施起来难度很大。首先是分田，如何公正精确地划分井田，孟子也曾说“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2]。而且井田制采取的是“藉而不征”，即征收的是公田的粮食，这样的税法不利于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孟子的低税政策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但当时战火连绵，各国军费支出庞大，且当时主要国家都已经发展精锐雇佣军，例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都是职业军人，对他们的封赏是爵位和金钱，而且
战国时期纵横捭阖，各国结盟时，携带的礼物标准大多为“黄金千镒，驷马车百辆，白璧十双”，低税率下的税收能否支持战国时庞大的支出是个未知数。而且军队的职业化，使雇佣军在面对农民组成的征发兵时有着巨大优势，孟子依靠百姓防守的策略也会遭受冲击。最后，凡是有一定实力的国君，大都怀有兼并天下之心，礼崩乐坏的时代丛林法则深入君主之心，他们基本上只对孟子策略中强国富兵的政策感兴趣，而从根本上反对孟子保境安民的出发点，所以孟子的治国之策难以在大国推行，相反会在小国中被接受，但是小国面对大国强兵压境时也无能为力。所以孟子的治国之策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导向，真正的全盘实施就有些理想化了。
参考文献：世本
《《孟子》读后感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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