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楚辞·山鬼》中“木萧萧”之释义探析
《楚辞·山鬼》中“木萧萧”之释义探析
摘 要：现代注释者对《山鬼》中“木萧萧”的释义多有分歧。
本文将通过对古注的梳理和分析，结合古注和今释，力求探明其真
实的含义。
关键词：山鬼；古注；释义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1005-5312（2012）26-0201-01
《九歌·山鬼》最后一章是“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貁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离忧”。对于该章中“木萧萧”的释义，
现代注释者多有分歧，注释也因此也多有不同。
我们首先说一下关于“萧萧”意义的解释，“萧萧”的意思明确了，
那“木”为何指自然就清楚了。王澧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
将“萧萧”注为“落叶声”，笔者感觉这个注释值得商榷，遂查找
了其他一些收录该文的著书之中对这一部分的解释（当然都是现当
代人的注解），这些解释有这几种，第一，就是上面的这种解释，
将“萧萧”解释为“落叶声”；第二，解释为“风吹树木的声音”；
第三，解释为“风吹树叶的声音”；第四，将其理解为“风吹落叶
的声音”；第五，风吹树木，动摇做声；第六，风吹叶落的声音；
第七，草木摇落的声音。这七种解释都是将萧萧理解为象声词，但
对其具体拟什么的声音，理解不同。可以概括为这五类：叶落声；
风吹落叶发出的声音；风吹树木的声音；风吹树木动摇的声音；草
篇二：《山鬼》赏析
《山鬼》赏析
一、 导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诗经》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经》不仅占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为后世诗人、作家提供了借鉴，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有一种继《诗经》之后出现的诗歌形式，它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与《诗经》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并驾齐驱，在文学史上，它与《诗经》并称“风骚”。这种诗歌形式就是？（楚辞）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种继《诗经》之后出现的新诗体。
战国后期，在楚国出现了一批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为代表的骚体诗人。他们吸收了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的形式，创造出一种以六言、七言为主，句式长短参差，灵活多变的骚体诗——“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它在楚国的文化氛围里孕育出来，深受南方自然山水和巫术文化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屈原运用这种民歌体裁，驰骋想象，写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传世名篇。稍后有宋玉，其代表作有《九辩》。“楚辞”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的四言体，以其舒展的语句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力。
二、 “楚辞”的概念和命名：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它又是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
“楚辞”这一名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张汤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最晚也是汉初就有。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
三、 影响“楚辞”产生的因素
1、 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
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
2、 楚国的民歌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3、 楚国民间的巫歌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4、 楚国的地方音乐
春秋时期，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者不少。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楚国地方的。
5、 楚国的方言
与此有关，影响“楚辞”的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至于当时的音调的读法早已失传。但还可以看出方言的痕迹。
综上所述，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了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成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充分有利的条
篇三：《山鬼》赏析
【 前记 】这是女儿的一份大学作业，虽然学的经济学，但对文化颇有兴趣，老师给了最高分，我们都感到高兴，张贴于此！
人类对于美的不懈追求可以追溯到天地苍黄、宇宙洪荒的时代。在人类仍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上古岁月里，他们对美就有了一种原始而懵懂的感悟。包括对线条与色彩的偏爱，对舞蹈与乐声的把握等等，人们很早就懂得将自己原始而强烈的情感与对天地宇宙的膜拜和敬畏相结合，一点点形成自己的审美模式。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审美来源于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观念、理想、意义、状态）向诸心理功能特别是情感和感知的积淀”，是“感知愉快和情绪宣泄的人化，亦即动物性的愉快的社会化、文化化”，“强调自然感官的享受愉快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的交融统一”。
也就是说，人们对美的感知，是在岁月中不断劳动、不断积淀的结果。因此，这种感知必然带有文化的烙印和地域的特色。
纵观华夏五千年的漫漫文化星河，不乏闪烁华星。在西方民族尚未开化之时，国人的智慧和美学情调就已经光华初露，并且毫不生涩。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华夏文明在这个民族成长的不同时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与此同时却又不失其发展的连续性。似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生俱来的具有美学与诗性的特征。即使在久远的年代，那些神来之笔、俊彩之辞也丝毫不逊色于后来，
尤其是文学，真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深知诸多古今大家终其生命都在中华文化漫漫长河中探索，沉醉于对它的美学价值的探讨和感悟。如我之辈，必难窥其一二，只能凭借一点原始的感触，拾人牙慧。我所着眼的是屈原的《山鬼》，这虽然不是屈原的传世之作，但其中不难窥见个人性、时代性乃至民族性的美学特征。以下，将结合古今大家之言，从些微几个方面略谈谈我的一点思考。
《山鬼》取自《九歌》，是屈原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一般认同宋代朱熹的观点：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而《山鬼》就是祭典上女巫扮作山鬼进行祭祀时所唱的祭歌。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对民族文化发展颇为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巫术思维。
美学家爱德华巴拉德将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分为巫术的、神话的、文明的这三个阶段。巫术曾是人类一切文化的雏形。人类学家弗雷泽也曾把巫术说成“一种早产的艺术”，不无道理。
所谓的巫术思维其实来源于人们对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敬畏。而这种对虚构的神灵世界的巫术支配或崇拜想象，把个体分散的感性存在和活动有意识的联系起来并规范化。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到过，“巫术礼仪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明和符号生产”。在神秘的巫术礼仪的面罩下，动物性的本能游戏、自然感官和生理情感的兴奋宣泄与社会性的要求、规范、规定开始混同交融，彼此制
“从心理机制
上讲，巫术是人类高度自我中心的产物，是人用情感图式同化外在世界的一种顽强的已知。将现实向自我中心式的欲望同化，遵循一种情感逻辑，通过类比和认同两大虚构性原理将自然同化为人类形式”。而这恰恰奠定了民族性的审美基调。正如前苏联美学家莫卡冈所指出的，“巫术思维只能是一时的更加深广的形式派生出的，这种形式是同逻辑思维在一定的平行状态中发展的，同逻辑思维的区别在于，对它来说，反映和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世界，人化的世界，有灵性的世界，被视为同人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世界。我们有足够的依据吧意识的这种形式称为艺术——形象的形式，因为古人的全部艺术活动正由它产生出来，且它至今仍是艺术创作的土壤。”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更是决定了巫术精神在民族意识中的重要地位。农耕文明强化了自然界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自然在昭示其对民族生存繁续不可抗力量的同时，也在先辈的骨血中深深植入了鬼神信仰。人们相信人与动植物乃至周围其他事物间存在神秘的联系。他们凭借观察和想象揣测和创造出一种别样的智慧。这种智慧具有敏锐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维柯称之为“诗性智慧”。人们在对鬼神世界不断臆测和猜想的过程中，添加了诸多的凡俗色彩和想象。虽然夏商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日益淡化了巫术色彩，但从思维结构上讲，其整观宇宙和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却一仍其旧，并未改变。即使是在今天，国人还是抹不去血液中对神灵世界的一种淡淡的敬畏和景仰。
殷商文化是一种巫术文化。商人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神，崇神、敬神、侍神、
“神人以和”。楚国文化一方面受到殷商文化浓烈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则又受到直接弘扬周文化的儒家文化影响，有一部分理性自觉。这种人性和人本意识的觉醒过程，在楚辞特别是屈原的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可以说，这一过程首先呈现在九歌中。
九歌有着浓烈的远古文化的遗风，并将神与神、神与人间的爱恋作为主要内涵。这样的描写，在体现人们对于神的未知世界的敬畏向往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神的世界与俗世的距离，将现实生活映射到神的世界之上，显现了人们意识领域中敬神与颂人的交和，神的世界世俗化从而带有鲜明的凡俗烙印和娱乐性色彩。
我认为，巫术思维一方面奠定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审美的根基，另一方面，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世俗化的鬼神世界因其可想象却不可达到的特征而与现实生活保持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心理距离。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曾经仔细研究过“心理距离”的原则。布洛提出“距离的矛盾”说，指出：创造与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只有保持不即不离才是艺术的最好理想。托马斯曼也提出，“生糙的热烈的情感向来是平凡的不中用的??强烈的情感并无艺术的意味，艺术家一旦还到人的地位在情感中过活时，就失其为艺术家了。”这一观点也是为朱光潜先生所推崇的。他认为，美感经验在于“无所为而为的欣赏形象”。他把欣赏着对于所欣赏事物的态度分为“旁观者”和“分享者”。旁观者设身事
享受应有的美学体验。艺术的美感在于理想而非实用的，但又同时不能过分脱离现实。要达到这一点，可以通过艺术家的剪裁，时间和空间的调整来实现。
就《山鬼》来讲，首先，它的巫术仪式和神话背景就使他与审美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虽然表现的是人们极为熟悉的思慕恋人的情感，距离似乎很近，但当这样的情感若是发生在神与人之间，就拉开了与现实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这种近似神话的故事凝聚了人性纯真、幻想美丽的诗意表达，虽然迫近现实生活，富有人间趣味，但因为蒙上了神秘飘渺的色彩，一方面轻灵奇巧、自由奔放，另一方面也因其无法实现而带有悲剧性的美感。
除了这种题材上的优势外，作者的布局与剪裁也强化了这种距离感。山鬼的出场被置于远离人群的山势曲折处，虽如凡俗少女般娇俏明媚，流盼含情，但她却是香草为衣，奇兽为友，长居山林，披风带雨而来，不似凡人。可她的爱情，她的思慕，她的埋怨和怅惘又让人熟悉的仿若邻家怀春少女，忽远忽近之间，使得整个作品在若即若离之间美感自现。
当然，本文的美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保持恰到好处的心理距离。正如人们提到屈原的文章时会普遍称颂的那样，他的作品呈现了楚辞浪漫主义精神和瑰丽质朴的文风。
文韵和谐词采华丽向来是屈原作品的一大特点。正如刘勰所言，“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屈原在辞藻的雕琢与运用方面，一向华
《楚辞山鬼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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