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陈寅恪简介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了，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
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皇皇85万言著就《柳如是别传》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说：“在我们眼睛里，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更是天天这样跟我们说。他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
《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虽然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
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
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
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柳如是别传》。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学术传承泽被后世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篇二：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清朝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大哥陈衡恪，民国初年大画家。他1902年留学日本，1909年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14年回国曾任蔡锷秘书，1921年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间完成第一部专著《隋倍制度渊源略论稿》，1943年夏执教于燕京大学，期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1949年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撰写《柳如是别传》，“文革”被抄家，1969年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关于陈寅恪在1948年为什么选择岭南度过他的“最后20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似乎陈寅恪可以有很多选择，留在这古称“瘴疠之地”的岭南好没道理。
现在看到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先生的回忆。在北平临上飞机的前夜，陈寅恪对问及他今后打算的王永兴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天气好适合养病，而陈序经校长的远见卓识，还有王力等一批老朋友，使得岭南占了地利人和两大优势。
当陈寅恪决计不去台湾(他已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不去香港(他不愿留在殖民地）和国外(1945年他就有留在英国的打算)，在大陆，岭南不是一块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托身之地吗?无怪乎，陈寅恪在1951年的赠妻诗中写道：“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
应该说，岭南20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1958年的批厚古薄今运动和“文革”的4年)，陈寅恪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前八年教学、著作都较愉快，后八年虽不教学，但仍然专心著述。岭南给了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国宝级”的待遇。从中共高层领导的“点名关怀”到学校当局的悉心照顾，从工作助手的配备到每天的伙食补贴(包括膑足后的护理)，使得陈寅恪能在双目失明(后又加以膑足)的情况下仍能撰写上百万文字，几占其全部著述的一半。
虽然在1953年仍有“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度五羊”“一瞬百年强过半，不知何处觅家乡”，诗句自比岭南过客，但同时又拒绝北归(称北来的人物“北客”)理由是“畏人畏寒”，虽是托辞，但未尝不可看出岭南已和陈寅恪生活交融在一起。
可以说，岭南为这位国学大师提供了一块乱世中的绿洲，一个避风港，一个置身局外的边缘位置，在这里，他冷眼旁观当局“改男造女”，看读书人“涂脂抹粉”，宗朱颂圣。算起来，岭南是陈寅恪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埋骨之地。
而陈寅恪又为岭南留下了什么?有人说，陈寅恪的思想非形成于岭南，其学术研究与岭南无涉，有人说，岭南文化乃商业文化，市政化，与陈寅恪代表的精英文化学院文化搭不上。
对于前者，我要说，陈寅恪的到来，使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印证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活)，对岭南学术影响深远，而陈寅恪在岭南撰述的上百万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后者，涉及到对岭南文化(及广州城市文化)的定位问题。每种文化都应有多个层面，而最基础的、最底层的，我认为还是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文化(精英文化)，没有底蕴的商业文化，必然走向庸俗化，粗鄙化；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市民文化又何以形成和发展?很难设想，一个城市没有相当的大学、研究基地、报刊媒体，没有一批知识人、文化人，这座城市的文化索质何以能得到提升，文化个性得到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出现了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但他们的成就取得，他们的活动舞台大多是在广东之外。(巧的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时，就曾网罗梁启超、黄遵宪为其新政推波助澜)，这是否与岭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块原创性的土壤和一个施展的空间有关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陈寅恪留下的，正是岭南缺少的，仍需要的，这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学术独立意识，他的知识良知与人格，他与中国文化共命运的责任承担精神，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都应成为岭南文化学术和教育的灵魂。陈寅恪不应是岭南的过客，岭南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也更应是他的思想精神长驻之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8年)。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陈寅恪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是秉着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又曾经说：“我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不仅独立于政治，还要独立于金钱。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之一也在于彰显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独立、自由之意志。综观陈寅恪一生，不论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故1964年在写给他的弟子的文章中，他能坦然地说：“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月”。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说起来并非陈寅恪首创。从蔡元培的“兼容并济，思想自由”，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持中立到陈序经的“注重自由讨论”，这一本应成为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人为学底线的准则，现在却成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能身体力行而又向心无愧者有几人。陈寅恪的独异正好凸现出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陈寅恪得以走出学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原因。
保守与现代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却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或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同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重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迢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亡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王国维之死，是殉文化而死，“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既是王国维的挽词，也是挽中国文化，更是陈寅恪自已之心声表达。以文化托命人自居，陈寅恪似乎走了一条与胡适、梁启超相反的“保守”之路。然而，此“保守”又决非守旧，决非抱残守缺，这是一位饱读中国传经典籍而又深得欧美学术思想精髓的通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洞见。陈寅恪指出，中国未来思想要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未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在考察两千年中西思想接触史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文化，虽在现代日渐褒微，但其本根未坏，缓以时日，必有复振的一天，故陈寅恪所做，一方面足“承续先哲服坠之业”，一方面“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这是一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工作，“保守”与“现代”就这样统一在陈寅恪的身上。而陈寅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身心两面均与文化“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文化遭遇的痛惑与哀感，成为“以学术正面担当民族苦难的人”，这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陈寅恪
一、生平与志业
（一）富传奇色彩的学人
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十三经》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石泉访谈录》：
听陈师母说过，陈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宝箴会客，随侍
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师照述无遗。陈师母还说
过，陈师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亪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
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钸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参汪p162）。
青鸟传书海外来，王 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共产党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助手黄萱曾感慨：
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慨（参汪p172）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力量。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尺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的汴踟运输之中断。其结论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其书四次遭劫：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
（二）绝世孤衷的畸人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篇三：陈寅恪生平简介
陈寅恪生平简介2009年11月18日 16:49凤凰网文化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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