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例分析范文
问题探讨：
1.交通肇事中致人死亡应定交通肇事罪还是定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
2.被害人存在过错能否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3.知情不举能否构成犯罪?
一、案情介绍
[案情]
被告人肖某系某公司汽车司机，于1994年2月13日19时许酒后驾驶无牌照的小轿车，载着张某、唐某从某市街道行驶在超车时，将在机动车道上停留下来的系鞋带的妇女郑某及其子李某撞倒，致李某死亡、并将郑某带挂于车下。此时肖某将车暂停了一下。被告人张某、唐某发现该车撞人后，有人前来追车，即对肖某说：“有人追来了，快跑。”肖某在明知车底下有人的情况下，又驾车逃跑，将郑某拖拉500米，致郑某颅底骨折、广泛性脑挫裂伤、胸腹重度复合伤、急性创伤性休克而死亡。事后，张某曾两次对唐某说：“撞人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公安人员第一次讯问张某时，张某说事故发生时自己不知道，直到唐某家门口时才知道。当日公安人员第二次讯问张某时，张某即供述了全案的基本真实。某市人民检察院以肖某犯交通肇事罪恶和故意杀人罪、张某犯包庇罪、唐某犯窝藏罪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酒后驾驶无牌照的汽车在马路上行使，造成汽车撞死他人的严重后果，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又在明知他人被撞倒带挂于车底的情况下，为逃避法律制裁，不顾他人死活继续驾驶车将被害人郑某拖拉500余米致郑某死亡，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张某在案发后供述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未作虚假证明：被告人唐某未给肖某提供藏匿处所，也未帮助其逃匿，张某、唐某的行为均属于知情不举，尚不构成犯罪。该院依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人规定，判决被告人肖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告被告人张某、唐某无罪。一审宣判后，肖某以不是故意杀人、量刑重为由提起上诉;市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构成包庇罪、唐某构成窝藏罪为由提出抗诉。
[改判]
二审法院认为，肖某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酒后驾驶无牌汽车拉人肇事，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肖某在驾车逃跑时意识到车底下挂着人，但仍不停车，继续驾车逃跑，将被害人郑某拖拉500余米，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导致郑某创伤性休克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肖某所得不是故意杀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张某、唐某人行为均属知情不举，不构成犯罪，原审对二人判决并无不当，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不予采纳。肖某的犯罪手段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害人不应在快车道上停留系鞋带等具体情况，对肖某可不立即执行死刑。该院依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维持一审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六年、宣告张某、唐某无罪的部分;撤销对肖某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肖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交通肇事罪处刑六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社会评论
[评析]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实践中对于具体的交通肇事中致人死亡如何正确定性、量刑常常发生争议，就本案来讲一、二审法院也有不同意见。
一、被告人肖某有行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对此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酒一驾驶汽车在马路上行驶，将李某当场撞死，驾车逃逸中又将郑某拖拉500米，致其死亡，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运输法规，酒后驾车，将李某当场撞死，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明知郑某被拖挂车下，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顾郑某的死活，驾车逃逸，将郑某拖拉500米，致其死亡，又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对被告人肖某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
以上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从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讲，交通肇事罪是由过失构成，故意杀人罪是由故意构成，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案中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酒后驾车，将李某撞死，肖某对这一结果主观上是过失的心理，因此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之后，肖某在明知郑某被拖挂车下，为逃避制裁，仍不顾他人死活，驾车逃逸，这时肖某的主观心理已发生变化，即由撞死李某时的过失转化为对郑某造成危害结果的放任，结果使郑某被拖拉500米而死亡，肖某对这一死亡结果是持放任心理，也就是一种间接故意，因此这一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对其实行数罪并罚。
本案中如果被告人肖某将郑某撞倒但未拖挂车下。而驾车逃逸，造成郑某死亡，那么肖某的行为仍只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相同，一、二审判决被告人肖某交通肇事罪量刑相同，对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不同。一审判决对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因为被告人肖某杀害郑某的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二审判决不但考虑到被告人肖某的犯罪手段、情节、后果，而且考虑到被害人郑某快车道上停留系鞋带，也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一重要情节，因此对肖某的故意杀人罪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的这一判决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全面考虑双方的责任、过错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
三、一、二审判决张某、唐某不构成犯罪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公诉机关却认为二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对知情不举行为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张某、唐某知情不举是一种不作为行为，对于不作为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才能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律规定，不作为构成犯罪在客观方面要符合三个条件，即1.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2.行为人有履行特定义务的实际可能而未履行;3.不作为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和对象。可以看出，张某、唐某不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因此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本案中张某、唐某在事后资助肖某躲避追捕或者在公安机关向其调查取证时做虚假证言以使肖某免受刑罚，则可考虑二人是否构成包庇罪、窝藏罪或者伪证罪。
三、本人观点
1、交通肇事罪的主题是一般主体，从事机动车驾驶的任何人都可恶意成为本罪的主体(摘自《交通肇事者疑难问题两论》 孔鹏 李益鸣)。在本案中肖某是汽车的司机，则其为交通肇事的主体，同时其明知车底有人而逃逸属于恶意行为，所以肖某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专业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摘自《交通肇事者疑难问题两论》 孔鹏 李益鸣)。从上述案例中可知肖某为可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因此肖某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3、醉酒驾车肇事，出于过失，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重伤三人以上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后为了逃逸，不顾他人安危，在逃逸过程中不计后果，则又造成新的实害后果的，则又成立新的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摘自 《对“醉酒驾车造成的重大伤亡”事件的刑法学分析》 高秀东)。由此理论，则知肖某在此案中不仅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同时，还构成了公共安全罪，在此，由于存在伤亡，所以期应为故意杀人罪。
4、在司法实践中，因醉驾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依交通肇事罪定罪，则一般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有逃逸或其他恶劣情结，最重也只能判15年有期徒刑。而如果依交通肇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或仅以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则最高可判死刑(摘自 《对“醉酒驾车造成的重大伤亡”事件的刑法学分析》 高秀东)。由此，则由本案情中肖某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则对其判死刑适当的和公平的。同时，肖某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因而其构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也可以判处肖某死刑。
5、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的一部分原因在与受害人李某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所致，李某不应当在快车道上停留，李某的这种行为是其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观原因，所以，李某应当承担适当的法律责任，鉴于李某遇害身亡，则可以减轻其承担责任。但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归结为肖某。
6、张某和唐某在事故发生时，喊道：“有人追来了，快跑”。则在心理上给肖某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很大的。这也是导致肖某最终选择逃逸的一个原因吧。同时张某在第一天知情不报，使得案件的侦破被推迟，而唐某更是直接我曾罪犯，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张某和唐某应当承担适当的法律责任。
四、产生原因
1、肖某酒后驾车。
2、驾驶无证汽车，违反了国家《机动车管理办法》。
3、李某在机动车道上长时间停留。
4、张某和唐某在心理上的恐慌增加了肖某选择逃跑的心理状态。
五、解决方案
1、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拒绝饮酒上路。
2、严格遵守《机动车管理办法》，及时取得车辆号牌、行车执照，按时年检等。
3、应当加强道德观念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心理应变能力，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应该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下理性的处理问题。
4、行人应该拒绝横穿机动车道，更不能在机动车道停留。增强自身的保护能力和安全意识。
5、国家应加大交通安全规则的宣传力度，同时增大对肇事者的惩罚力度，从而在某一个层面上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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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情介绍
某日深夜0时许，被告人丁某驾驶汽车，沿一座拱桥下坡时，由于拱桥桥面的自然供起遮挡视线，加之天黑，丁某未发现醉倒在拱桥另一侧下坡桥面的被害人李某，将李某碾压于车下。事后，丁下车查看，发现有一人躺在汽车下，想将被害人从车下拉出，但没有拉动，被告人就用千斤顶将车顶起，将被害人从车底拉出来丢弃在路边，驾车逃离现场。被害人李某后来被他人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法医鉴定，李某是由于内脏损伤，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交警大队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认定死者李某趴在桥下坡约5米(桥全长14米)处偏右位置，经开车试验，该位置在汽车上桥时是不能发现的，而在汽车从桥顶下坡，如果是夜里，就较难发现，即使发现也肯定来不及采取措施。
二、案情分析
本案主要有两个争议：1、丁某撞人行为的定性，是否属于意外事件2、丁某逃逸行为应如何界定。
(一)丁某撞人的行为属于意外事件
《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根据这一规定，所谓意外事件就是指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行为人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行为人无罪过且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
虽然从法医的鉴定结论中可以认定，被害人李某的死亡和丁某的撞人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交警大队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和试验的报告材料里可认定，丁某撞人的主观状态既非故意也非过失，而是因为拱桥本身的构造和事故发生时天黑的客观原因以及被害人李某醉酒的主观过失造成的。这个有一个质疑：作为一个的司机，在下坡的时候肯定应当要减缓速度，注意安全，若是司机尽到这个注意义务，那么即使撞人了，被害人李某也不至于由于内脏损伤，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导致死亡，是不是李某主观上也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呢?
被害人李某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深夜醉酒倒在危险的地方。一般正常的人都不会选择在距离拱桥下坡处较近的位置躺着，那里是属于较为危险的地段。司机以自己的惯常思维，也无法能预料到桥下坡约5米处偏右位置会躺着一个人，尤其还是在深夜。法医的鉴定报告中说明了被害人李某并没有当场死亡。即使司机减缓速度(深夜，如果周围不安全，司机也不敢放太慢的速度)，若撞的是要害部位，也不能避免给被害人李某造成严重伤势的后果。是被告人丁某对被害人的遗弃给本身受害的李某增加死亡的几率。而且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实际情况中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并且依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没有断定被告人丁某造成损害的结果是故意或过失的证据，应当作出对被告人丁某有利的裁定和判决，不应当丁某在撞人行为上违反了交通运输法规。因此，在此案中，被告人丁某的撞人行为应当认定为意外事件。
(二)丁某逃逸行为应当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
1、首先，基于第一点的判断，由于被告人丁某的撞人行为是意外事件，因此，可以排除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交通肇事罪与交通事故中意外事件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失和客观方面是否违法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观上有过失，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则构成交通肇事罪;如行为人没有违法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且是由于不能预见、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原因引起交通事故，则不存在罪过，不能认定为犯罪。
《刑法》第133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法条中分析，交通肇事罪主要是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由于违反交通运输规章制度，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对事故后果的发生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因过于自信轻信能够避免。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是交通肇事的原因，同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还必须造成重大事故，导致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被告人丁某的撞人行为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并且被告人丁某在客观方面并没有违法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界限，主要看行为人有无违章行为，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后果，主观上有无过失，这种过失同发生的重大事故有无必然联系。综上所述，被告人丁某逃逸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2、被告人丁某的逃逸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间接故意杀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后果，但主观上却放任这种危害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当事人死亡，则行为人犯的是是间接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杀人罪中的行为人在认识意识上是明知危害行为可能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后果发生，意志因素是主观上对危害行为持放任态度，结果当事人因该危害行为而死亡。被告人丁某发现有一人被其撞伤后，想将被害人从车下拉出，但没有拉动，于是用千斤顶将车顶起，将被害人从车底拉出来丢弃在路边，驾车逃离现场。被告人丁某将被害人李某丢弃在路边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呢?是知道李某未死，害怕承担责任而逃离，还是心里觉得李某死了，害怕而逃离呢?若是前者，被告人丁某的逃离显然是明知自己的丢弃也许会造成本已重伤的李某因未及时得到救助而死亡，却对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不作为态度，最终导致被害人李某因未及时得到救治而死亡，被告人丁某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如果是后者，那么被告人丁某构成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区别是：首先，前者对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是轻信可避免，并且希望死亡结果不要发生，也即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持否定态度的，死亡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的意志的;后者则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听之任之，持放任态度。其次，前者对死亡结果认为可以避免，是有所依据的轻信;而后者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时没有任何根据的。
被告人丁某对被害人李某是具有救助义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76条第二款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而丁某却不对李某进行作为义务，对丁某的现状听之任之，并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中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持否定态度的心理状态。即使被告人丁某主观上认为李某死了，害怕而逃离，但是，没有对李某判断是生是死而大意逃离仍然是被告人丁某的过错，即使李某死亡，丁某仍然不应当丢弃被害人李某，应当由医生对李某的生死进行评断。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这不应当得到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含义是在对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裁定。张明楷教授认为此原则有以下几种适用界限：(1)只有对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才能适用该原则;(2)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3)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4)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存在疑问时，应进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5)虽然不能确信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为，但能够确信被告人肯定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应择一认定为轻罪，而不得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
对当事人的听之任之的主观心理的推断是合理的，不论被告人丁某是认为丁某已死还是未死，对与李某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死亡，而被告人丁某却放弃了给李某一丝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最坏的结果，那是法律不允许的，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是也必须合理公正。
综上所诉，被告人丁某的逃离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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