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成因及社会预警机制建立(5) 本文关键词：阿拉伯，成因，之春，预警机制，革命
“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成因及社会预警机制建立(5) 本文简介：（2）阿拉伯国家的媒介自由。 在“颜色革命”运动过程中，媒体管控对于政局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一因素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并没有继续体现。相反，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媒体管控更严厉的国家，政治动荡现象越明显。
“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成因及社会预警机制建立(5) 本文内容：
（2）阿拉伯国家的媒介自由。在“颜色革命”运动过程中，媒体管控对于政局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一因素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并没有继续体现。相反，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媒体管控更严厉的国家，政治动荡现象越明显。
阿拉伯国家由于其宗教文化特性，其媒体自由程度一直较低。但这种媒体管控的局面随着2010年前后互联网的普及发生了改变。社交媒体和卫星电视在“阿拉伯之春”中提供了一个传播信息和标志的平台，为抗议活动添加了助燃剂。总而言之，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同时集合成千万人的平台，并使大型集会即使在没有正式组织的情况下成为可能。瑐瑨 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监管难、煽动性强，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前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反对派利用网络新媒体和新技术，组建了网上反政府组织，发布当下政府的腐败、暴力、不公等一系列问题，致使政府陷入被动。但随后，政府对网络进行严格的监管。但这一举动将政府公信力和话语权降至最低点，运动的发生不可避免。
三、国际政治动荡的社会预警机制。
“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作为影响当代的两次重要政治运动，其影响力仍在全球地缘政治场域发酵。我们发现，这些经历政治动荡的国家大都面临国内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腐败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人民政治不自由以及媒体话语不自由，同时也面临西方势力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渗透等。我们试图厘清影响此类政治运动爆发的社会要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防微杜渐。
图1将前苏联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政治运动发生国运动前两年的GDP增长率倒数、媒体自由度、清廉指数、政治自由度数据计算出均值，绘制成四维度雷达图，由于叙利亚和格鲁吉亚部分数据不足，缺失数据部分由已知运动发生前几年的数据均值代替。
根据图1可以看出，图形涵盖范围越大则风险越高，越接近图形中心则风险越小。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四个指标的均值都大于前苏联国家，这说明阿拉伯国家国内的总体环境比前苏联国家差。无论是前苏联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政治运动都不是人民一朝一夕的头脑发热，而是长时间不同领域聚集起来的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通过“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我们也不难发现社会稳定的四个要件：经济发展、社会腐败、政治自由、媒体自由，通过对前苏联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数据分析，可以将政治运动的过程划分为一级预警、二级预警和相对安全三个阶段。
一级预警即最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划分选取前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中所有指标的最低点。即经济上，GDP增长率小于或等于3.16;社会腐败程度上，清廉指数小于或等于2.87;政治自由方面，自由度指数为不自由；社会文化方面，媒体自由度指标大于或等于64.68.当满足以上四个条件时，社会极易发生动荡或大规模冲突。
第二阶段为二级预警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上GDP增长率大于3.16小于或等于5.95;社会腐败程度上，清廉指数大于2.3小于或等于2.87;政治自由方面，自由度指数为部分自由；社会文化方面，媒体自由度指标大于或等于30.11小于64.68.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应该对政治运动有所警示，避免运动爆发。
第三个阶段是相对安全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率大于5.95,清廉指数大于2.87,政治自由度为自由，媒体自由度小于30.11.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增速明显、政治相对清明、社会公正、媒体能真正享有“第四种权力”.越靠近中心点，这样的社会发生政治运动的可能性较小。
四、总结和讨论。
通过分析两次国际政治运动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发现：
1.经济稳定是避免发生社会政治动荡的首要保障。稳定的经济态势能有效遏制西方文化霸权侵入所产生的煽动效力。无论是2000年初前苏联国家“颜色革命”发生的原因还是2010后阿拉伯国家发生的政权更迭，国内经济的溃败都是导致民众逆反情绪的首要原因。通过总结发生社会政治动荡国家的相关数据发现：当GDP增长率<3.16时极易发生“颜色革命”,而3.16<GDP<5.95之间也比较危险，大于5.95则较安全。也就是说3.16可以作为GDP增长率与社会政治动荡发生的一个临界值考虑。低于这个值，外部势力的煽动极易成功。
2.全力反腐，控制社会不公，降低两极分化趋势是预防社会政治动荡的必要举措。从已发生社会政治动荡国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腐败是引发社会政治动荡的导火索。事实证明，发生社会政治动荡的国家都普遍存在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严重的社会腐败，这种腐败最终侵蚀到人民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为外部势力的侵入和干预提供了契机，最终导致政权倾覆。
3.在文化政策上，走出“严厉管控”的僵化模式，促进文化社会生活的繁荣，实现社会不良情绪的软化和疏导。事实证明，互联网兴盛后，过严的媒体舆论管控效果会适得其反，这从2000年前苏联国家与2010年后阿拉伯国家的对比可见，正是社交网络的蓬勃，使得之前在部分前苏联国家强权管控媒体抑制社会动荡的政策失效。与此同时，僵化的“管控模式”也会使自身的文化失去活力，而难以与西方文化霸权所推出的文化产品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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