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接受史研究 本文关键词：史记，史研究，接受
《史记》接受史研究 本文简介：1、绪论 1.1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是指文献对人的有用性。文献的产生就是为了用的--或是为记录知识，或是为抒发情感，抑或是为着表达思想。然而，文献价值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没有被接受和利用的文献只具有潜在价值。贺巷超认为：“文献著作者所赋予文献的使用价值，相对
《史记》接受史研究 本文内容：
1、绪论
1.1 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是指文献对人的有用性。文献的产生就是为了用的--或是为记录知识，或是为抒发情感，抑或是为着表达思想。然而，文献价值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没有被接受和利用的文献只具有潜在价值。贺巷超认为：“文献著作者所赋予文献的使用价值，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在它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感知、判断、利用时，它无法发挥它的使用价值，无法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只是一种潜在的未实现的价值，只有当它被广泛地传播出去，作为社会成员的客体对象而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它潜在的价值才成为一种现实的价值。”[1]另外，人们对文献价值的理解和判断会受到动机、兴趣、教育、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同一文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这就是文献价值的历史变迁，卿家康称之为文献价值的“动态整合性”（作为历史形态的流动整合）[2].
1.2 接受理论
上述观点与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读者的传递、接受、理解的过程中，作品的历史意义得以确定、审美价值得以证实[3].可知一部作品的接受史也就是其价值实现的过程。
1.3 本文研究目的
本文以《史记》被接受的历史过程为例，分析文献价值如何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2、《史记》接受史研究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22年）的历史，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当时人们思想活动等方方面面，其资料来源广泛，有传世典籍、档案资料、官方记录，又有民间流传的内容。《史记》在今天看来拥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其独创的体例、写作方式以及书中不拘一格的思想都给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史记》崇高地位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2.1 唐前《史记》接受史
2.1.1 两汉
汉代是封建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儒学经学。而司马迁写《史记》重视还原历史真实，对于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败毫不避讳，即便是当朝皇帝的恶言陋行也都诚诚实实记录在案。不仅如此，司马迁对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小人物”和“失败者”具有包容和悲悯的情怀。比如他在《伯夷列传》中为那些在历史中虽有出色表現却因无人宣扬提携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鸣不平；他列陈胜入世家，视其与王侯平等，并高度评价秦末农民大起义；他称赞项羽的骁勇，肯定刺客的侠义……落入统治阶级眼中自然是大逆不道，也与当时崇尚“圣人之道”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史记》在成书时便不为汉武帝认可。成帝时的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橘之谋……”[4].东汉初，汉明帝认定司马迁“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5].当然，《史记》的流传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刘向《别录》直接引用《史记》原文，褚少孙甚爱《史记》并补全其缺失篇目。班固、王充纷纷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他的《汉书》更是仿照《史记》体例作成，而且保留了《史记》部分原文，继承了司马迁对人、事的众多评价。王充认为《史记》既有集大成的特色，又有保存文献典籍之功，对《史记》的史学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中肯的评价[6].然而，《史记》的思想价值并不被接受。司马迁对待刺客、游侠等的看法被认为“是非颇谬于圣人”,《史记》与《汉书》相比，大多数人“扬班抑马”,甚至称《史记》为“谤书”.
《史记》在两汉时期并未得到正统文人学者或王公贵族等统治阶级的认同和接受，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只是被极少数的文人士大夫部分地接受和认可，传播和影响的范围都不大，受重视的程度也低于《汉书》，《史记》的价值尚未得到重视。
2.1.2 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统治者为加强统治，重视以史为鉴，《史记》公开在统治者和王公贵族中传阅，据《梁书·曹景宗传》所载，可知曹景宗对《史记》的接受和认可：“……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7].另外，《史记》的“谤书”说得到平反，据《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记载，王肃第一个为《史记》正名并与魏明帝公开辩论，后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也驳斥了“谤书”之说，肯定《史记》开纪传体先河之功。晋人张辅以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得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班固……不如迁一也”[8]的结论，傅玄也认为《汉书》不如《史记》，《史记》的地位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不复存在，面对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世人皆期盼明君贤臣，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司马迁笔下鲜明生动又满腔热血的英雄人物受到关注，《史记》强烈的抒情性和浓厚的正义感、忧患隐忍的思想以及司马迁发愤、独立的精神也与这一时期文人学子的情感和精神相契合。所以无论是从内容引用的角度，还是从文学表现手法或创作手法的角度来看，《史记》都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史记》注释类文献，最著名的是裴骃的《史记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在文人学子中间广为流传，在民间也开始广泛传播。《史记》以独特的文学魅力大放光彩，成为文人创作的源头和借鉴的对象，文学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史记》的地位比汉时有所提高，人们对《史记》的研究更加深入。
2.1.3隋朝
隋朝虽短暂，然国家结束了分裂走向统一，史学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杨素曾奏请著作郎陆从典续写《史记》，虽没能完成，但可以看出朝廷对《史记》的重视。发端于东汉王充的“班马优劣说”,历经魏晋南北朝，到了隋代，《史记》、《汉书》均被列入正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班马并称”[6].
两汉时期《史记》尚未受到重视，其传播和影响的范围很小。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史记》的价值逐渐被接受，地位逐渐提高，为唐宋时期《史记》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
2.2 唐宋《史记》接受史
唐宋时期是《史记》发扬光大的时代。俞樟华认为，《史记》的读者群不在汉魏六朝，而是在这以后，从唐代开始，《史记》终于从尘封已久的记忆中脱颖而出，它的意义与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9].
唐代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唐初统治者极为重视修史，《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都是仿照司马迁的纪传体修撰。《隋书·经籍志》将文献类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又以纪传体《史记》为正史之首，这是首次官方正式承认《史记》的地位，从此历代正史皆以纪传体为正宗体例，确立了《史记》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此外，《史记》的文学地位也受到尊崇。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把《史记》当做古文典范来学习。唐代科举考试也将史学尤其是《史记》明确列入考试范围，带动了文人学子对《史记》的研读。大量的《史记》注释和研究成果出现，以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为主，从索隐、疏解、训纂、人名地名考据、人事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各方面进行阐释。
宋初科举和文化制度承唐代余风，《史记》在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仁宗以后，改重策论，文人士子为增加文章的深度，纷纷从《史记》中引经据典，研读评议《史记》的文章增多，再加上当时社会盛行“说理”,开创了《史记》评论之风。“泛览宋人各家选本、笔记、杂著、文集等，评者云集。文人学者们从编纂体例、班马异同、文章风格、史公三失、人物品评等方面对《史记》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阐释。”[10]关于“班马异同”论，宋前以“扬班抑马”为主导的倾向在宋代转向“扬马抑班”,史学家郑樵和宋代文人高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和史学性，影响了宋以后的《史记》研究。随着宋代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更为成熟，《史记》刻本增多，为《史记》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物质保证，上至统治阶级、文人士子，下至普通百姓阅读《史记》的热情高涨。
《史记》的文学和史学地位在唐宋时期得到确定，其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受到高度赞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广泛，掀起了《史记》研究热潮，推动了唐宋文学和史学的繁荣。
2.3 元明清《史记》接受史
元代由于政治原因，学术气氛淡薄，《史记》研究薄弱。元代《史记》主要是通过戏曲形式，即元杂剧，在普通百姓中间传播。《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广为人知，为明清《史记》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1].
明初统治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学术上呈现空疏之态，直到明中后期，文艺复古思潮兴起于文坛，司马迁的《史记》受到格外推崇。明学者研究《史记》延续了宋代点评之风，不过不再是因人、事所做的单篇点评文章或笔记的形式，而是以对《史记》全书进行整体点评的专著形式，出现了众多评点专著，还有汇集历代评论精语的《史记》评林。评点内容比宋时更加丰富，包含史事、人物、编纂体例、文章风格、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而且不再以议论为主，主要是根据原文作出分析和解释。明代《史记》研究重新繁荣，研究成果丰富，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史记》刻印种类大增，也推动了《史记》研究。
清代政治高压，文字狱盛行。为了避免引起祸端，文人学者们埋头进行古籍考证。所以清代《史记》研究的贡献不在于开拓新的领域，而是在积累了丰富资料、研究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历代研究成果，并对《史记》从文字、人名、地名、史实等方面进行考证，《史记》研究在注释、校勘、考证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考证学家能够客观地评价《史记》得失，如客观公允地总结了前代对《史记》、《汉书》评价，得出两者各有得失的结论。另外桐城派的方荀、刘大樾等多方面学习和参照《史记》的语言、艺术、写作手法等特色，深化了对《史记》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清代可以说是《史记》研究的集大成时期。[6]
3.总结
《史记》在其产生的年代并未受到重视，后来才逐渐被接受认可，于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明清时期《史记》的价值已经得到全面的認识和接受。政治环境、文化政策、战争等社会环境的演变会使受众的思想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导致其对《史记》接受程度和角度产生差异，印刷术的发展也在《史记》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正是在不断的质疑与肯定、接受与阐释的过程中，《史记》的价值不断被发掘，最终得到充分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贺巷超.文献价值论--现代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6
[2] 卿家康.论文献价值的动态整合性[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20
[3] 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25
[4]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324
[5] [晋]袁宏.后汉纪校注[M].周天游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753
[6] 蔡丹.古代诗人接受《史记》论稿[D].[硕士学位论文].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2
[7] [唐]姚思廉.梁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04
[8]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40
[9] 俞樟华，虞黎明.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24：777
[10] 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38
[11] 安治华.司马迁与《史记》[D].[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山东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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