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怀柔外交思想研究 本文关键词：鸦片战争，怀柔，外交，清政府，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怀柔外交思想研究 本文简介：摘要：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坚持的怀柔外交思想是一种没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它反映了历史大转折年代清朝执政者的世界观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当时起到了闭塞视听、启辱招侮的恶劣作用,是清政府在战争指导和决策上发生失误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鸦片战争;怀柔;外交思想; GlanceatAppeas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怀柔外交思想研究 本文内容：
摘要：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坚持的怀柔外交思想是一种没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它反映了历史大转折年代清朝执政者的世界观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当时起到了闭塞视听、启辱招侮的恶劣作用, 是清政府在战争指导和决策上发生失误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鸦片战争; 怀柔; 外交思想;
Glance at Appeasement Diplomatic Policy of Qing Dynasty in Opium War-era
Abstract：The appeasement diplomatic policy of Qing Dynasty in Opium War era is a sinking autocratic thinking from feudal monarchs,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world outlook and basic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rulers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and also has an effect of block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ut of China and leading the country to insult.So it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failure of Qing Dynasty.
Keyword：Opium War;appeasement;diplomatic policy;
虽然说“南京条约是一座界标, 使中外关系由‘天朝’时代转入了条约时代”[1](P497), 但综观鸦片战争前后, 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并无多大变化。包括鸦片战争前夕、鸦片战争过程中和鸦片战争结束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在内的整个鸦片战争时期,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过程中, 在处理和对待中西方之间日益尖锐的国际关系矛盾和冲突时, 一直坚持其怀柔的外交思想。这正是蒋廷黻在其书中所说的“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 力图改革”的“民族致命伤”[2](P23)。深入探析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怀柔外交思想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鸦片战争有关目的和性质以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原因等重大问题,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怀柔外交思想源于古代中
（一）国怀柔政治思想
怀柔, 按《辞海》上解释, 为“招来并使之安宁”;《诗·周颂·时迈》有云:“怀柔百神”, 毛传:怀, 来;柔, 安。怀柔, 本是古代中国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的一种政治术语, 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用来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指导思想。
它最初作为一种伦理原则, 用来指导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即通过调整政策, 减轻黔首负担,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P159), 从而达到人心归附、天下大同的局面。怀柔思想也曾经被用做处理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 希冀形成“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4](P15)状态。更主要的是, 在古代中国, 怀柔思想长时期地被中原王朝用作处理同周边落后民族国家关系的政治指导思想, 即通过和亲、赐姓、册封、封赏和觐见等制度, 实施怀柔政治, 保证边疆安全, 促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内附的进程。
怀柔思想的基本内容是, 它反对采用激烈的措施、威压的政策求得矛盾的解决、对峙冲突双方的和谐共处, 而主张以和缓的方式, 采取让步政策以求得自己的进步和意志的实现。表现在对内政策上是轻徭薄赋,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甚至组织和督促百姓兴修水利, 劝课农桑, 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 关心民间的疾苦、水患、旱情、虫灾等以及通过科举制度把封建知识分子中种种精英人物统揽在自己政权内部或周围, 此即儒家所谓德政;表现在对外政策上, 是出于皇天之仁, 承认和允许与天子王朝并存的诸政权、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等的存在, 强调通过正常交流中的对比、对比过程中的感化使周边民族国家真正屈服和归附于中原国家政权, 倾心向化, 而非穷兵黩武, 通过武力郡县其国家、民人其百姓。
中国古代的怀柔思想在本质上还是儒家的“仁者爱人”的仁政思想, 但在内涵上又远远发展了仁政思想。儒家的仁政思想是关于小国寡民时代君民关系的伦理思想, 论述的是国君与黔首之间民贵君轻的道理及原始的博爱思想, “仁者爱人也”, 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在野的政治家们对封建政治秩序温情脉脉的理想建构。而怀柔思想则是自西汉以后为了适应大帝国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统揽全局的政治指导思想。它不再满足于确立仁政思想指导下关于小国寡民的理想的政治秩序。这时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已经产生, 它需要对大帝国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大政方针进行全面的阐述, 它需要确立的就是以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政治秩序, 即构建或形成严格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及等级分明或藩属性质的外交关系。因此, 儒家的仁政思想与怀柔思想的区别在于, 一种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关于新社会秩序的理想建构, 一种是君主专制政体确立后大帝国时代封建君主专制思想。这种政治思想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譬如, 清政府准许夷商来华贸易是体现大清皇帝怀远之仁;夷商来华贸易则是他们“仰慕大皇帝绥柔盛德”[5] (P284) 。
二、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怀柔外交思想特点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怀柔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在怀柔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蛮夷之邦”之间的外交关系。首先是清朝同朝鲜、安南、缅甸、琉球、暹罗、廓尔喀、老挝等七国的宗藩关系。这种外交关系没有条约保障, 只有单方面的义务, 即诸属国向清廷纳贡, 或三年一贡, 或五年、八年一贡;诸属国均奉大清正朔。清朝怀柔措施有二:一是中央设立相应机关掌管属国朝贡和封赏事务, 理藩院掌北、西两方由陆路朝贡的属国, 礼部之主客清吏司、会同四译馆等为接待东、南两方由海路来贡的属国。二是准许中外商人互市, 但不能违反各项禁令。清朝政府也将怀柔思想推行于与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即来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关系上, 并把这种思想变成公开的外交方针。清朝皇帝在谕旨中屡屡发布“各国夷商倘属恭顺自应加恩, 准予照常互市, 以示怀柔”[5](P161)之类的命令;天朝的百姓也深谙国家外交政令, 从而把英军在沙角炮台的侵略、清军未予以迅速的反击看作是“皇上深仁, 不忍加诛”[6](P22), 即看作一种“怀柔”。西方在华官民对清廷的这种外交思想也颇为熟知。如英国领事义律在林则徐下达给予英人买办、工人的谕令后立即递禀称颂林则徐“威言最佳”, “昭彰怀柔远人之至意无疆”[5](P277);连臭名昭著的鸦片烟贩子颠地在接到林则徐驱逐其回国的命令后, 也在递禀请求展限回国时声称“仰慕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5](P289-291), 用清政府的怀柔政策作幌子, 拖延返回英国时间。
（一）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怀柔外交思想特点如下:
第一, 已经形成了怀柔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怀柔主义者道光帝及其大臣们那里, 整个世界是以天朝为中心、为主宰的, “天朝以四海为家, 大皇帝如天之仁, 无所不服, 而遐荒绝域, 亦在并生并育之中”[7](P16)。按照怀柔主义观点, 世界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中央朝廷直接统辖的“天朝上国”, 二是有“向化之心”的附属国、藩属国, 三是汉文化圈之外的“化外之民”、“蛮夷之邦”。其中, “天朝上国”“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8](P36), 而海隅化外地区却不得不攀附大清帝国, 依靠通商赖以活命。在这种世界观里, 封建落后的中国被怀柔主义者们自封为第一世界, 是文明的榜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被列为第三世界, 属于愚蠢、野蛮、未开化之邦。既然英、法等夷们是为贸易而来, 不贸易则不得其生, 如林则徐所言“尔等虽生外国而身家性命养活全靠天朝”[7](P11), 而我“准令诸夷互市, 原系推恩外服, 普示怀柔, 并非内地赖其食用之资, 更非关榷利其抽分之税”, “外来之货物皆不过以供玩好, 可有可无”[5](P200、170)。因此制夷之道在于控制通商, 若夷商不遵循法令, 嚣张放肆, 则下令封舱, 以断其生计, 迫使其不得不服从天朝的法度, 这就是怀柔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二百年间清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思想根源。至于林则徐、曾望颜等认为“外夷所需以为命, 不可一日而缺者, 乃中国之大黄、茶叶”[5](P128), 把大黄、茶叶当作怀柔逆夷的核武器, 则是怀柔方法论发展的极致了。
第二, 鸦片战争时期怀柔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是, 强调中外的抚局, 强调清政府在中外关系中高高在上的主导地位, 即通过册封王位、赏赐御物、准许中外贸易等恩典, 将封建的朝鲜、安南、缅甸、琉球、暹罗等国以及资本主义的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统统纳入对清朝称臣纳贡、倾心向化的藩属国轨道。
第三, 从本质讲, 鸦片战争时期清廷的怀柔外交思想是一种没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在中国过去各个辉煌的年代里怀柔思想所赖以盛行的各种内在依据, 诸如稳定的不断发展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展起来的封建政治法律设施、文明传统、文化艺术、道德风尚、庞大的军事力量等, 在鸦片战争时期已不足为据。怀柔思想的经济基石——封建的小农经济早在明代中叶就因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而失去生命力, 走不出发展缓慢、迟滞的境地。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代怀柔外交思想的重要支柱, 但从乾隆年间后即逐渐腐败, 士兵漫无纪律, 缺乏训练, 一些地方驻军竟“三五成群, 手提雀笼雀架, 终日闲游, 甚或相集赌博”, 而值班当差“不过雇人顶替, 点缀了事”[1](P72)。对于这样一支事实上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军队, 能够保障民族国家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奇迹, 而希冀它为怀柔远人保驾护航则简直就是奢望。怀柔, 柔远, 不过是清朝统治者于怀柔之梦中反复重复的梦呓。
三、鸦片战争时期怀柔外交思想的历史作用
评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历史作用必须着眼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社会运动、国家政治, 看它在特定的社会运动或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起过什么作用, 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方面, 看它是引导社会文明向着不断进步的方向发展, 促进着社会的和谐、全民的幸福, 还是引导社会停滞不前或作茧自缚, 甚至引导社会走向沉沦、历史走向死胡同。鉴此, 笔者认为,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怀柔外交思想有过三个方面历史作用。
第一, 它驱使清朝统治者顽固地坚持中外关系中传统落后的体制和格局。怀柔外交思想就是为这种体制和格局服务的思想。清朝建立后, 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在怀柔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到乾隆年间终于建构起了大清王朝同周边的朝鲜、安南、缅甸、琉球、暹罗等国之间的宗主国与藩属国型外交体制。清朝统治者们把这种体制也推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 一厢情愿地规定了中西方之间外交关系的体制。这就形成了鸦片战争前清朝外交关系的基本格局:宗主国, 清朝;呈辐射状藩属国是, 东方的朝鲜、琉球, 东南方的安南、缅甸、暹罗、廓尔喀、老挝, 北方的俄罗斯, 以及“海隅”的英吉利、佛郎西、美利坚、荷兰、葡萄牙等蛮夷。这种怀柔思想指导下的中外关系体制是: (1) 中外关系主要是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朝贡、觐见和封赏关系。所有藩属国来华使节都是贡使, 藩属国必须对清朝遵行君臣之礼; (2) 通商是恩赐。藩属国只可与宗主国通商贸易, 但不许在华居住, 不许与中国官民私自往来。商人有事不许与官府平等传书, 只能呈递禀贴。
由于怀柔的失据, 鸦片战争时期怀柔思想所规定的中外关系体制和格局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清朝统治者凭空设想地虚构其至高无上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那种大皇帝、大宗主国的形象和地位, 把子虚乌有的宗藩关系推加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身上, 使中西方之间围绕着那些本不存在的体统发生不必要的争执和斗争, 如蒋廷黻在其书中所言“争所不当争, 放弃所不应当放弃”[2](P27)。综观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对外争端的一切应对和处理, 怀柔外交思想不仅没有起到调和国际关系中矛盾、捍卫民族国家威严的积极作用, 反而因暴露了清朝政府妄自尊大、虚骄傲慢、愚昧无知的虚弱形象, 起到了闭塞视听、启辱招侮的恶劣作用, 是一种对中华民族造成重大灾难的封建外交思想。清朝统治者企图以这种思想抚驭中外, 在中外关系中占住高高在上的主导地位, 结果处处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看透了外强中干的本质和愚昧腐朽的落后状态。这种自欺欺人的怀柔主义根本不可能为中华民族争得一个中外关系上的主导地位。
第二, 鸦片战争时期的怀柔外交思想是清政府在战争指导和决策上发生失误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者, 从道光帝到地方督抚大员、前线将军, 从怀柔主义出发, 战争甫未开始就寄希望于在传统的怀柔体制内解决中英之间全部矛盾和冲突。当侵略者的大炮已经隆隆地轰响起来、战争已不可避免之后, 清统治者才暴怒不已地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前线, 但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求得一个“抚”字结局, 怀柔体制的稳固。因此在鸦片战争中出现了三战三抚的局面。这种与维护传统的封建宗藩体制战争目的相伴随的、在军事上剿抚并用的指导方针, 是一种把民族矛盾视为阶级矛盾对待的方针。清朝统治者错误地把远在“海隅”英夷当作国内起义的人民施以剿抚的政策, 结果是“抚”无明确而进步的目的, “剿”竟也遥遥无期。鸦片战争的失败, 不只是清廷剿抚并用政策和怀柔“海隅”蓝图的失败, 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惨败。怀柔主义思想、剿抚的策略是导致这种惨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怀柔主义外交思想笼罩和堙没了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正义的光辉。
第三, 怀柔主义外交思想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继续阻止清政府正确认识当时的国内国外形势, 总结和吸取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抚驭万方、怀柔世界的清朝统治者们那里, 战争的败北不过是怀柔夷敌的一次小小的挫折。军机大臣穆彰阿说, “兵兴三载, 糜饷劳师, 曾无尺寸之效, 剿之与抚, 功费正等, 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 于计为便”[9](P117)。怀柔主义思想欺骗了清朝的统治者们, 而他们又以“靖难息民”来自欺欺人, 也愚弄国民。江苏巡抚梁章钜甚至认为白门城下之盟不过是大清王朝的“不得已权宜之计”, 是“皇上顺民情以顺夷情, 此经中之权, 史传中屡有之”[7](P119)。战后, 林则徐、魏源等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及梁廷枏、王廷兰等东南沿海爱国忧民的正直绅士, 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总结, 提出了改革军事、修铸火器、建立水师舰队, 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 但他们的总结也最终不过是为了“痛施惩创”、“永绝根株”, 使“化外顽蠢之辈, 晓然知此时天威震怒, 迈绝寻常“而”悔从前轻侮之愆”[7](P97), 也就是使桀骜不驯的化外蛮夷重新回到战争爆发前的怀柔体制内。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并没有惊醒清朝政府的怀柔之梦。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只不过将“怀柔远人”一词在内部行文中置换成“抚绥夷人”的字样。怀柔夷人, 使夷人服帖于已经破碎的中外宗藩关系体制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 清政府仍是想当然中的中外关系的主导者。故此, 在事隔十多年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又遭败北, 以致今人回首往事不由得不抚卷长叹, “与前次战争相比, 清朝没有丝毫的进步, 完全是重复错误”[1](P582)。
当然,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清廷的怀柔之梦后, 事情又是另外一种局面了。1858年6月的《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 无论京外, 内叙大英国官民, 自不得提书夷字”;清朝政府也再不能于内部上谕、奏折、信函等公文中使用“怀柔”的字样了。怀柔外交思想曾经使清政府自吹自擂, 自己把自己捧上了天, 成为自鸣得意的世界主宰者,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与自己从前的侵略者相勾结, 以后逐渐又成为“洋人的朝廷”, 从不可一世的怀柔主义跌到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 清朝统治者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 先强为主人, 后甘为奴才, 又有谁会想到事情的发展会是如此结果?在这一事实面前, 又有谁会相信,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大清帝国的抗争, 就是中华民族的抗争;大清帝国的屈辱, 就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大清帝国, 对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 两者的命运, 大致是同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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