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经济周期的制约因素和应对机制 本文关键词：中国，跨越，应对，制约因素，机制
中国跨越经济周期的制约因素和应对机制 本文简介：摘要：经济周期是一种跨时空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及时纾解财务困境是该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和各种金融监管指标约束下，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形成正反馈机制，而这放大了融资困境，因此，解决融资困境的出路是超越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基于此，提出了三方面的路径选择：建立逆周期的企业资产评估
中国跨越经济周期的制约因素和应对机制 本文内容：
摘要： 经济周期是一种跨时空的资源配置机制， 企业及时纾解财务困境是该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但是，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和各种金融监管指标约束下，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形成正反馈机制， 而这放大了融资困境， 因此， 解决融资困境的出路是超越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 基于此， 提出了三方面的路径选择： 建立逆周期的企业资产评估体系、 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发展、 按照试验 - 推广模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 经济周期； 资源错配； 金融机构； 集体行动困境； 均衡发展； 金融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74.4万亿元。但是自2010年以来，GDP 增速连年下降， 按可比价格计算， 2016 年同比上年增长 6.7% . 在这一形势下，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产生了认识分歧。 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的增长奇迹不可持续， 不会幸免于制度造成的 “中等收入陷阱”（ Acemoglu and Robinson , 2012） ; 另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经济至少还有 8% 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林毅夫， 2015 ）， 经济放缓只是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事实上， 连续 7 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 第一， 虽然中国经济短期内难以达到年均 10% 以上的增长率， 但是也没有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 经济运行的形态既不是 U 型走势， 也不是 V型走势， 而是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 按照经济周期理论， 这符合经济运行规律， 却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资源闲置及其低效率， 二是低增长陷阱风险。 那么， 如何看待和超越这两个问题，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综述
1825 年， 英国发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危机。 自此开始， 欧美国家大约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 经 济 危 机 , 如 1837 年 、 1847 年 、 1857 年 、1866 年和 1872 年都有发生。 针对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象， 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比如基钦周期 （ 3~4 年）、 朱格拉周期 （ 9~10 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 50~60 年） 和库兹涅茨周期（ 15~25 年）。 马克思也指出： “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 每次周期又有各个不同周期性的阶段， 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
究其原因， 凯恩斯把经济周期归咎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米塞斯、 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 中央银行在信用扩张过程中刻意压低利率、 导致资本被错误分配而造成了经济周期。 熊彼特认为创新造就了经济繁荣， 而创新性投资的耗尽带来了经济萧条。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 在竞争经济条件下，技术冲击的动态影响是大多数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 例如， Prescott （ 1986 ） 研究发现， 经济波动是对技术冲击的反应， 研究经济周期需要探讨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 而不能局限于研究产出的波动。 这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不同， 也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分别强调货币冲击的短期效应和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不同。 Ben Bernanke& Mark Gertle （1989 ） 把信息不对称引入信贷市场， 开创了研究信贷、 总量均衡与经济 周 期 波 动 之 间 关 系 的 理 论 . Borio&Lowe（ 2002 ） 指出， 金融体制、 货币体制和实体经济体制三个因素影响金融 经济周期的长 度 和 广 度 .Schularick&Taylor （ 2009 ） 在研究了14个国 家1870~2008 年的货币、 信用和宏观指标后发现，信用膨胀是有力的金融危机预测指标 . Weyer鄄strass et al （2011） 的研究表明， 发达国家商业周期的同步化趋势随着金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在增强。
刘树成（ 2005 ）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并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 阐述了中国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 信念冲击与政府支出冲击均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 分别可以解释约 30% 和 60% 的经济波动 （吕朝凤， 2014 ）。 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能够显着地减缓经济周期波动 （陈乐一、 杨云， 2016 ），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银行集体行动导致了信贷及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贾甫， 2016 ）， 政府的消费和投资、 银行的货币信贷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有重大影响 （蔡群起、 龚敏， 2017 ）。
就经济周期的应对策略而言， 奥地利学派认为， 消除危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竞争性的货币发行机制， 以解决发行货币的 “成本 - 收益” 不对称问题。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失灵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 政府干预是消除危机的最优选择。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政府试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干预政策， 不仅可能无益于解决经济危机， 反而带来债务风险累积， 导致更大经济危机的爆发（郭冠清， 2014 ; 王晋斌、 金鑫， 2017 ）。 实践表明， 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 与现实不符， 可行的最优方案或许介于二者之间。 鉴于此， 本文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出发， 探讨政府在跨越经济周期中的作用。
二、 经济周期与资源的跨时空配置
经济周期一般包括危机、 萧条、 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 其中， 危机是必经阶段， 没有危机阶段， 就不存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奥地利学派认为， “萧条是一个 ‘恢复' 的过程， 所以萧条远不是充满邪恶的灾难， 在繁荣带来了扭曲之后， 萧条是经济恢复正常， 这是必要而有益的。”但是， 奥地利学派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 衰退阶段的资源闲置及其低效率问题， 而这正是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 消除危机的现实基础。
（一） 经济周期与资源跨期配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竞争和利润最大化行为与产品短缺现象不兼容，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就会发生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 由于经济危机表现为产品过剩的产物， 而经济危机降低或中断了人们的收入来源， 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水平， 所以， 人们往往从负面角度看待经济危机， 并高估产品过剩的成本。 在这一现实约束条件下， 政府通常倾向于出台短期的救助政策， 人为地制造需求。 但是，由于刺激政策是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下实施， 初衷是消化过剩产品， 救助过剩产能部门， 所以救助资金难以流向短缺部门或新型产业， 这会进一步固化和扭曲经济结构， 无益于重塑经济繁荣的新经济结构基础。 此外， 在固化和扭曲既有的经济结构之外， 刺激政策导致政府债务积累和货币超发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下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
实际上， 当把经济波动的时间跨度拉长、 从而把生产过剩问题置于经济周期中而非局部的危机阶段来考察时， 就会发现： 经济周期是实现资源跨期配置的一种机制。
首先， 危机是结束长期资源错配、 走出低效率陷阱的纠错机制。 在长期框架下， 资源配置效率不是一个静态范畴， 也并非一直处于最优水平，而是随着经济所处的阶段不同， 依次遵循 “最优 → 次优 → 低效 → 次优 → 最优 → ……” 的动态调整过程。 因此， 危机阶段的产品滞销、 物价下跌、企业减产或停工、 机器厂房设备闲置、 劳动者失业和金融机构破产等现象， 不是独立的暂时性现象， 而是资源长期错配的延续和表现形式。 就资源错配原因而言， 除了企业盲目扩张生产和居民有效需求缩小之外， 还涉及财税、 信贷、 要素定价、 产权、 地方保护主义、 官员晋升机制和企业的 “潮涌现象” 等因素， 因此， 生产过剩是一系列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产物。 据此推断， 危机只是市场力量强制性迫使生产过剩部门修正生产行为， 而不是在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下长期运行下去。 正是在结束长期低效率或无效率资源配置的层面上， 危机 “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爆发”, 促使企业及其经济体重塑新的经济结构， 跳出低效率困境， 而由此形成的经济周期自然成为了资源跨期配置的机制。 例如， 一些落后经济体从未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 但是经济长期徘徊在低收入阶段， 居民生活停滞不前， 究其原因， 这些经济体长期处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态， 落入了低收入增长陷阱。
其次， 危机阶段的资源并非处于闲置状态，而是处于持续重组和优化中。 由于各个企业的扩张程度和产品过剩情况存在差异， 所以在危机阶段遭遇的冲击不同， 从而抵御风险、 跨越危机的方式也存在差异。 其中， 一些企业扩张过于激进，债务负担沉重， 丧失了行业竞争力， 只能选择低价出售资产， 或者直接宣布破产， 退出行业； 另一些企业市场竞争力强， 在繁荣阶段行事谨慎，按照市场需求和企业战略进行适度扩张， 规避了严重的危机冲击， 所以不但不退出行业， 而且还借助其他企业低价出售资产或破产的契机， 得以低价收购行业内资产， 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成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 在这种资产收购中， 收购企业具有较高的行业内竞争力 （具体体现为企业战略、 组织制度、 生产技术、 产品质量、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一系列因素）， 而被收购企业的行业竞争力较弱， 所以， 危机是一种高效率企业替代低效率企业的机制，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理论上， 只要经济衰退时间较短， 企业就可以把衰退阶段的过剩产能转化为复苏阶段的生产优势， 从而获得 “先发优势”, 跨越经济周期。 反之， 如果衰退时间较长， 例如库兹涅茨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那么在复苏到来之前， 沉重的财务负担可能已经拖垮企业， 从而引起资源长期闲置， 造成真正的资源浪费， 如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所经历的那样。 但是， 即使在库兹涅茨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条件下， 竞争力较弱企业的厂房、 产品、 原材料和工人也会被竞争力更强的国内或全球企业收购和雇佣， 成为它们扩大市场、 进军国际市场的资源基础。 在此意义上， 危机是经济体跳出资源配置低效率状态和开启资源配置高效率进程的拐点， 因而是实现资源跨期配置的机制， 即以一个时期的资源配置低效率为代价换取另一个时期的资源配置高效率， 从而实现长期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也就是说， 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
（二） 经济周期与资源跨地区配置
落后地区与产能过剩并存的事实表明， 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产能过剩， 正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所指：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 群众贫穷和群众消费受到限制”.将这一论断稍加修正， 就可以应用到国家内部的地区不平衡发展中， 即产能过剩的最终原因是：落后地区的滞后发展和投资消费不足。 据此推演，产能过剩企业把工厂迁移至劳动力、 土地和税收等生产成本较低的落后地区， 可以获得三方面的利益： 第一， 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 扭转企业的困难局面； 第二， 新市场和庞大的市场份额可能让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利益， 提高微观效率； 第三， 产业转移接收地可以迅速复制先前的生产技术、 销售渠道、 资源供给商和市场经验等， 尽快投入生产， 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 激活国内消费市场， 化解过剩产能。 这就是所谓的 “后发优势”, 也是 “中国奇迹” 的重要原因。①
在这些有利因素的作用下， 一旦企业借助成本优势度过了衰退阶段， 过剩产能就会转化为复苏阶段的 “先发优势”, 从而既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又重塑当地的产业结构， 使落后地区步入 “收入增长 → 储蓄增长 →投资增长 → 经济增长 → 收入增长 → ……” 的良性循环。 同时， 产业转移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因而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结构性原因， 而这种产业转移在繁荣时期难以发生。 正是在此意义上， 危机阶段的跨地区产业转移， 即通过把产业从发达地区转移至落后地区， 或者从发达国家转移至落后国家，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而本质上是一种跨地区的资源配置机制。
综上， 危机既是市场力量强制性结束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纠错机制， 也是经济体开启资源配置高效率进程的拐点， 还是经济体打破地区发展不平衡困境和优化全国产业结构的契机， 因此， 由此形成的经济周期则成为企业、 地区乃至国家获得 “先发优势” 或 “后发优势” 的跨期和跨地区资源配置机制。 这一机制看似只是对短期的反常经济运行做出被动修正， 实则通过 “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 实现长期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三、 跨越经济周期的融资困境
按照前述， 在危机阶段， 如果企业资金链断裂， 就会在经济复苏来临之前破产倒闭， 从而使经济体落入长期衰退陷阱。 因此， 经济周期作为一种跨时空的资源配置机制， 其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前提条件： 企业及时纾解财务困境。 在繁荣时期， 企业通过扩大产品销售和市场融资就能够缓解财务压力， 但是在危机阶段， 产能过剩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压力， 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打开市场局面， 所以市场融资是解决融资困境的最便捷途径。
然而，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和各种金融监管指标约束下，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形成正反馈机制。具体而言， 在繁荣阶段， 实体企业产品畅销， 利润率高， 资本价格和企业净值高， 违约风险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 而这既会鼓励实体企业进行市场融资， 扩大生产规模， 也会提高金融机构的融资余额， 提高授信额度； 在衰退阶段，实体企业产品滞销， 资金回笼速度下降， 利润率下降， 资产贬值， 违约风险上升，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上升， 而这会促使金融机构降低授信额度，或者从实体企业撤资， 进一步恶化企业的财务困境。 也就是说， 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既造成了资金投放扩张、 金融市场繁荣和实体企业债务膨胀， 又促使实体企业的生产扩张， 导致产能过剩，还加剧了实体企业在危机阶段的财务困境。
因此， 解决融资困境的最终目标是超越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 实际上， 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 企业违约， 金融机构遭受资金损失； 金融机构收紧信贷或者收回资金， 企业就会破产。 按照分析， 一旦实体企业度过了衰退阶段， 其过剩产能就会转化为复苏阶段的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 在未来能够偿还债务， 所以，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 向遭遇财务困境的企业提供融资， 助其走出衰退， 而非按照经济周期进程回收资金， 将是双赢选择。但问题是： 企业的债权人数量众多， 而非限于一家金融机构。 由此造成的困境是： 在其他金融机构选择策略既定的条件下-- - 回收资金或不回收资金， 每个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是回收信贷， 以防企业违约造成资金损失。 最终， 所有金融机构都回收资金， 出现金融机构集体性 “挤兑” 实体企业的顺周期困境。
四、 超越融资顺周期困境的路径选择
由于造成金融机构一致性行动的原因众多，既有金融机构自身的体制性因素， 也有实体企业的原因， 所以需要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着手解决融资顺周期困境。
（一） 逆周期资产估值与信用评级
在危机阶段， 资产价格下跌， 企业在金融机构的抵押资产贬值， 此时银行计提损失准备和紧缩信贷， 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企业信用评级， 从而增加企业融资成本， 引起流动性危机， 使实体企业进入衰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只有三家，分别是美国标准普尔公司 （ Standard & Poor's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 （ Fitch Ratings ）， 但是这三家机构并非是完全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 而是或多或少受制于美国政府， 服务于美国经济及其全球经济战略。 因此， 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期，三家评级机构可能配合美国政府和投资者诉求，下调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务或企业信用评级， 方便投资者做空这些国家的经济， 正如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所做的那样， 从而引发金融市场震荡，加剧流动性危机。
表面上， 这种由企业抵押资产贬值引发的资金收缩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 也约束了企业债务的过度膨胀， 但是考虑到复苏阶段的先发优势和高收益， 市场价格估值法显然低估了企业的真实价值， 放大了危机阶段的流动性危机。 对此， 按照公允价值评估企业资产净值， 而非按照市场价格评估资产净值， 不仅有利于抑制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 而且有利于构建相对稳定的资产价格体系。 实际上， 按照庄学敏、 罗勇根 （ 2015 ） 的实证研究， 投资者发现了公允价值与资产损失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也正是运用公允价值的理念进行投资， 一个有力证据是公允价值信息与企业股票价格强相关。
但是， 公允价值评估法无法规避金融机构的集体性 “挤兑” 行为。 第一， 在危机阶段， 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还是收紧资金投放； 第二， 公允价值评估法依赖于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性的行业环境，而它们的有效性在危机阶段往往受到抑制， 从而使其可靠性和适用性大大降低； 第三， 即使国内市场机制健全， 行业竞争促使金融机构愿意按照公允价值评估企业资产净值， 但是国际评级机构出于国际政治或本国利益， 可能会下调企业信用评级， 从而增加其在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 而这种成本增加可能抵消或超过公允价值的纠偏收益。
理论上存在三种应对策略： 第一， 建立逆周期的资产估值因子， 如运用历史上的资产价值均值替代危机阶段的市场估值， 金融机构据此确立危机阶段的融资额度， 从而对冲市场估值带来的流动性紧缩冲击。 第二， 为了预防部分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 监管部门可以要求金融机构与企业签订长期契约， 作为对金融机构的损失补偿，企业在复苏阶段支付高于市场的利息， 也就是说，金融机构以危机阶段的低利率或负利率为代价换取复苏阶段的高利率， 而企业行为正好相反， 从而实现资金的跨周期配置。 第三， 政府鼓励、 引导和扶持国内的信用评级公司国际化， 支持其走出国内市场， 拓展国际业务， 增强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的认可度， 与三家国际评级公司良性竞争， 降低国内企业受制于三家评级机构的窘境，促使其发表独立的信用评级报告， 减少政治因素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
（二） 金融改革与经济结构转
型理论分析表明， 产能过剩是资源错配的集中体现， 而资源错配归根结底是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产物。 引起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原因众多， 如自然资源禀赋、 人力资本、 区位条件、 基础设施、 企业产权、 产业体系、 市场环境、 政府政策和改革次序等， 但是，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 金融市场的过度繁荣和金融产品创新创造了大量信用， 它们通过商业银行、 证券市场和影子银行等金融体系进入房地产市场和国有企业， 后者的较低融资成本和充足的现金流又促使所融资金回流进房地产等领域，从而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形成一个空转资金流， 而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微企业和落后地区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由此造成两个后果： 第一， 资金在金融体系和房地产等部门的资金空转导致相关资产价格不断上涨， 因而促使相关行业的资产泡沫和生产扩张， 而生产扩张最终造成产品过剩问题； 第二， 中小微企业或者落后地区融资难问题， 抑制了投资需求和居民收入增长， 最终成为繁荣经济部门的发展界限。
也就是说，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其实是由金融市场的过度发展引起的， 而这种发展是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为代价的， 因此， 资源错配及其产能过剩问题不仅是个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 更是金融层面的问题。 在此意义上，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强化金融监管， 建立合理的金融监管指标， 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而非在虚拟经济内空转， 将是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衡发展， 以及经济结构成功转型的先决条件。
（三） 资源的全球配置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资源错配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中， 也体现在国际市场中。 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 当前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数量远远少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而按照技术差距或产品生命周期等国际贸易理论， 发展中国家要改造传统经济， 推进工业化进程， 最可能的方式是采取先进口贸易后技术模仿的路径。 如图 1 所示， 在这种路径中， 依次经历三个阶段：需求、 反应和模仿。 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 将存在两条化解产能过剩的思路： 第一，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增加出口和投资， 从而既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改善当地民众生活， 又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 助其走出困境。 第二， 当发展中国家积累起足够的资本之后， 国内传统产业可以转移至国外， 这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 进入良性循环的经济生态， 并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 也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 减少机器设备闲置， 进而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可见，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推进城镇化、 工业化的内在需求， 目前看似过剩的产业其实面临很大的发展机会， 这也表明， 在跨期和跨地区的框架下， 当下强行关闭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并不合理。
但是， 发展中国家收入低， 消费水平低， 市场需求小， 同时缺乏充足的外汇储备， 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其进口和投资需求， 所以， 在发达国家市场饱和的条件下， 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难以解决危机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 对此的应对策略是：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 或者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投资。 这样， 既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难问题， 化解了国内过剩产能， 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还会对冲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不公平信用评级。 当然， 为了推进资源的跨国配置， 需要借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经验： 如借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先行试验人民币国际化， 当有了一定成效并获得其他国家的广泛认可之后， 再在其他国家推广。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济周期其实是一种跨时空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其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前提条件： 企业及时纾解财务困境。 但是，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和各种金融监管指标体系下， 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与实体企业的经济波动同步变动， 同样具有顺周期特征。因此， 解决融资困境的最终目标是超越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 问题在于， 在其他金融机构策略既定的条件下， 每个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是紧缩信用， 以防企业违约造成资金损失， 而这导致金融机构集体性 “挤兑” 实体企业的囚徒困境。 据此， 本文既论证了奥地利学派的 “经济危机有益论”, 也间接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 “资源配置低效率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政府干预无用论” 的成立， 因为政府可以在完善和健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由此提出了三方面的对策建议： 第一， 构建逆周期的资产估值体系和危机阶段的长期契约安排， 推进国内信用评级公司国际化； 第二，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 借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 按照试验 - 推广模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纾解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困境， 从而既推进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 又对冲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不公平信用评级。
[ 注 释 ]
①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欧美国家进入了“滞涨”阶段，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急需传统产业转移渠道，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这可以看作是产能过剩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次配置，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显着证据是全球经济的高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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