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曼和卢卡斯预期理论的比较研究 本文关键词：预期，卢卡斯，理论，研究，拉赫曼
拉赫曼和卢卡斯预期理论的比较研究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因缺乏微观基础而对滞涨解释乏力，卢卡斯和拉赫曼则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主张将预期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以科学和解释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视角作为切入点，比较了理性预期学者卢卡斯和奥地利学者拉赫曼的预期理论，发现他们在涉及预期问题的核心议
拉赫曼和卢卡斯预期理论的比较研究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因缺乏微观基础而对滞涨解释乏力，卢卡斯和拉赫曼则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主张将预期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以科学和解释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视角作为切入点，比较了理性预期学者卢卡斯和奥地利学者拉赫曼的预期理论，发现他们在涉及预期问题的核心议题——行为人、时间和不确定性、均衡以及资本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认知分歧，表现为“代表性行为人与真实人”“信息和风险与知识和不确定性”“均衡与过程” 以及“同质资本与异质资本”上的观点对立。将作为凯恩斯经济学对手的卢卡斯和拉赫曼的预期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经济学发展的困境以及当前宏观经济的形势。
关键词科学的视角解释的视角行为人时间不确定性均衡资本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6-0048-12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国政府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但是至今世界经济仍深陷泥沼，复苏乏力，凯恩斯经济学遭遇严峻现实挑战。凯恩斯经济学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微观基础，而预期问题则是构建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关键问题之一。早在1943年，奥地利学者拉赫曼（L.M. Lachmann）发表了一篇题为《预期在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作用》的论文，提倡将预期问题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分析之中。1970年代“滞涨”发生后，拉赫曼又完成了一部题为《宏观经济思考和市场经济——有关忽视微观基础及其影响的论文》的著作，主张以预期作为关乎学派主观主义方法的影响的问题，将宏观经济现象还原到基于手段-目的模式的人类行为框架之内进行理解，从而展开对以萨缪尔森（P.A. Samulson）、索洛（R.M.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学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甚至剑桥学派（后凯恩斯非主流学派）的理论批评。与此同时，理性预期学者卢卡斯（R.E. Lucas）主张将宏观经济学研究回归到新古典分析框架之内，通过引入理性预期假设，从市场和经济行为人的表现进行经济分析，从而发起对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的全面挑战。
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以及著名的货币主义学派，在支持市场经济和反对政府干预上具有相同的立场（因此被学界通称为新自由经济学派），
但是，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与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学派而非与奥地利学派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前三个学派都对始于瓦尔拉斯、帕累托等人的数学形式主义的均衡分析方法推崇备至，而奥地利学派则信奉由米塞斯开创的人类行为学方法。数学形式主义的均衡分析方法仿效牛顿经典力学方法而形成。对于将这种方法不恰当地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哈耶克将其概括为“唯科学主义”并加以批判。而人类行为学方法，是一门独特的社会科学方法，它以人类的行动为研究对象，强调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和理解。后来，拉赫曼L. M. Lachmann， “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 in Walter E. Grinder， eds.，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Neel， Inc.， Subsidiary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1977， pp.94～111.和他的学生拉沃伊（Don C. Lavoie）D. C. Lavoie， “The Interpretive Dimension of Economics：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eology，”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24， no.2， 2011， pp.91～128.等人发现了人类行为学与欧洲大陆的哲学解释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积极推动奥地利经济学的解释学转向（interpretative turn）。L. M. Lachmann， “Austrian Economics： A Hermeneutic Approach，” in Don Lavoie， eds.，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Essays i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276～290.由于遵循科学和解释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视角，卢卡斯和拉赫曼在涉及预期问题的核心议题——行为人、时间和不确定性、均衡以及资本问题——上产生了根本上的认知分歧，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商业周期理论，由此在认识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上存在层次和深度上的差异。
因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由于他的理性预期假设过于严苛，与现实相去甚远，多年来不断遭到国内外学者的批判和挑战。在主流经济学内，西蒙（H.A. Simon）提出有限理性学说，H. Simon，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vol. 1～3， MIT Press， 1982.之后以有限理性学说为基础，经济学界出现了有限理性预期理论、理性疏忽理论、粘性信息理论以及粘性预期理论等的一系列预期理论。李拉亚：《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和粘性预期理论评介》，《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2期。席勒（R.J. Shiller）R. J.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Crown Business， 2006.从非理性角度研究预期，阿卡洛夫（G.A. Akerlof）和席勒（R.J. Shiller）G. A. Akerlof and R. J. Shiller，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New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谈到了动物精神和预期的关系。而在由弗莱德曼（R. Frydman）和菲尔普斯（E.S. Phelps）R. Frydman and E. S. Phelps， Rethinking Expectations： Way Forward for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編辑的书中，出现了研究预期问题的多种多样的角度，例如学习和非完全知识与预期的关系，预期协调失败和市场的波动性以及自发性的预期和资产市场等等。汪丁丁汪丁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则在“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卢卡斯批判的批判”，反对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理性主义的泛滥。与此同时，在非主流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中，加里森（R. Garisson）R.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则从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角度，严厉批判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与现实不符。与引起广泛关注的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学派——奥地利学派——中的持不同政见的成员，拉赫曼的作品在整个经济学界不出名”，D. C. Lavoie， “Introduction，” in Don Lavoie， eds.，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Essays i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特别对国内学术界则极为陌生。因此，他的预期理论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奥地利学派之内。加里森，当代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除了对拉赫曼的预期理论进行了理论剖析R. Garrison， “The Kaleidic World of Ludwig Lachmann，” Critical Review， vol. 1， no. 3， 1987， pp.77～89.并对拉赫曼预期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探讨R. Garrison， “The Lachmann Legacy： An Agenda for Macroeconomics，” South Afric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5， no.4， 1997， pp.214～223.之外，还比较了卢卡斯、哈耶克和拉赫曼三者在预期、制度和均衡趋向上的认知差异。R. Garrison， From Lachmann to Lucas： on Institutions， Expectations， and Equilibrating Tendencies，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86.此外，在由拉沃伊所编辑的拉赫曼的文集中的引言部分、D. C. Lavoie， “Introduction，” in Don Lavoie， eds.，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Essays i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1～19.由科普尔（R. Koppl）所编辑的纪念拉赫曼的文集R. Koppl and G. Mongiovi， Subjectivism and Economic Analysis： Essays in Memory of Ludwig M. Lachman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中以及在对与预期理论紧密相关的拉赫曼的制度理论的研究〔例如科普尔（R. Koppl）R. Koppl， Big Players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Expect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02.以及福斯（N. Foss）和葛莎莉（G. Garzarelli）N. Foss and G. Garzarelli， “Institutions as Knowledge Capital： Ludwig M. Lachmanns Interpretative Institutionalism，” Mpra Paper， vol. 31， no. 5， 2006， pp.789～804.〕中，我们看到奥地利学者有关拉赫曼预期理论研究的文章。而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科丁顿（A. Coddington）A. Coddington， “Deficient Foresight： A Troublesome Theme in Keynesia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2， no. 3， 1982， pp.480～487.在研究凯恩斯经济学中有缺陷的预见这一主题时，提供了有关比较凯恩斯、卢卡斯和拉赫曼之间预期理论的一个视角。
俗话说，对手是镜子。本文旨在通过对卢卡斯和拉赫曼两者的预期理论进行比较，期望获得审视当前低迷的世界经济以及凯恩斯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困境的恰当视角。在已有的有关卢卡斯和拉赫曼预期理论比较的文献中，加里森着重于描述卢卡斯、拉赫曼以及哈耶克不同的均衡立场（卢卡斯是“始终均衡”，拉赫曼是“从未均衡”，而哈耶克则是“趋向均衡”），并通过引入制度在均衡分析中的作用以表明自己与哈耶克观点相同。而科丁顿（A. Coddington）强调凯恩斯、卢卡斯以及拉赫曼三者在预期理论上的差异，不在于预期本身而是在于三者对经济体的以下不同看法而造成预期被从不同角度引入宏观经济分析：凯恩斯将整个经济体区分为投资部门和消费品部门，卢卡斯和拉赫曼都消除了这样的差异，分别将整个经济体视为像凯恩斯提到的消费品部门和投资部门。相比于加里森和科丁顿侧重于分析卢卡斯和拉赫曼两者在预期问题上认知差异的具体表现，本文则期望从两个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研究视角出发来探讨双方在预期本身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客观且准确地反映出卢卡斯和拉赫曼两者在与预期有关的多方面议题上的根本的认知差异。
二、研究视角上的差异：科学的与解释的
卢卡斯和拉赫曼在预期理论研究视角上的分歧，可追溯到边际革命时期三大巨头瓦尔拉斯、杰文斯和门格尔之间的理论分野。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被牛顿经典力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折服，前两者期望将经济学构建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体系。于是，无差异曲线、均衡分析技术、微分、函数等数学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大量出现，经济学研究踏上了一条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研究之路。后来，到了马歇尔创立新古典经济学时，这条研究思路被继承下来，并由此确立了以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为三大“硬核”的经济学研究纲领。[冰]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在这一研究纲领下，罗宾斯（L. Robbins）给出了后来被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32， p.16.之后，虽然凯恩斯以三大心理学定律为基础构建起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纲领的“硬核”，但是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的固有缺陷迫使希克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基础上发展出IS-LM曲线。虽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存在“预测”和“解释”之争，弗里德曼（M. Friedman）、卢卡斯和贝克尔（G. Becker）等学者仍然是数学形式主义的均衡分析方法这一根本的“科学主义”立场的坚定支持者。而如今这种“科学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被从原有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学派中所分离出来的新凯恩斯经济学派继承并进一步向前推进。
与瓦尔拉斯和杰文斯截然不同，受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影响，门格尔则发展出一套既研究物质世界的性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又研究人类的性质（对更大需要满足的渴望）的，追求对经济世界的本质结构进行研究的思路。E. Kaud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Roots of the Older Austrian School，”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 Konomie， vol.17， no.4， 1957， pp. 413～415. 转引自L. H. White， The Methodolog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Economists， New York： the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 1977， p.7. 这就是要发现从涉及要素的必不可少的性质中产生的，并且不管时间和空间总是正确的定律。门格尔创立的这一方法被后来的奥地利学者米塞斯（L. von Mises）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米塞斯创立了“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中“人类行动”的学科。拉赫曼发现，人类行为学与胡塞尔（E.Husserl）的以“生活世界（lebenswelt）”“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主体间性（lntersubjectivity）”为三大核心概念的现象学、韦伯（M. Weber）的强调“理解（Verstehen）”的社会历史方法、舒茨（A. Schutz）的现象学社会研究以及凯恩斯学者沙克尔（G.L.S. Shackle）的主观主义思想都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拉赫曼提出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人的行动以及计划的践行等方式，使我们所置身于期间的世界终为人所理解。”L. M. Lachmann， “Sir John Hicks as a Neo-Austrian，” in Walter E. Grinder， eds.，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Neel， Inc.， Subsidiary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1977， p.261.這样，由于强调对人的行动以及人的行动所带来的无意结果的解释和理解，奥地利学者选择采用了一种被迈尔（H. Mayer，米塞斯在维也纳的学生）称为“生成-因果的（genetic-causal）”方法这个概念最早来自Hans Mayer， “Die Erkcnntniswert der Funktionellen Preistheorien，” in Die Wirtschaftstheorie der Gegenwart， Vienna：Spinger， vol.2， 1932. 也可参见L. H. White， The Methodolog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Economists， New York： the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 1977， p.9.来进行经济学研究。生成-因果的方法设法阐释一种状态何以形成，以及一种状态是怎么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显然这是一种与主流经济学仅限于描述均衡状态完全不同的方法，它被柯兹纳（I.M. Kirzner）视为奥地利学派在理解经济理论方面重要的和与众不同的地方。I. M. Kirzner，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1， London： Macmillan， 1987， pp.145～151.
主流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分别选择数学形式主义的均衡方法与生成-因果的方法，以及罗宾斯和米塞斯对经济学做出的不同界定——前者认为，经济学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的最大化的问题（一个理性的问题），而后者研究“人类行动（human action）”，一种有意识的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行动（action）与行为（behavior）不同，行为概念要更为广泛，既包括有意识的行为，也包括无意识的行为。而人类行动是有目的性的，因此仅与有意识的行为有关。目前经济学界关于米塞斯及奥地利学者所使用的“action”一词有两种不同的译法。第一种是将“action”译为“行动”，如余晖翻译的米塞斯所著的《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王文玉翻译的多兰所主编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以及梁小民翻译的米塞斯所著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等；第二种是将“action” 译为“行为”，如台湾的夏道平所译的米塞斯所著的《人的行为》以及朱海就翻译的德索托所著的《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等。显然，从米塞斯所做的经济学方法的论述来看，将“action”译作“行动”比译作“行为”更合适。的问题，可从多兰（E.G. Dolan）[美]埃德温·多兰：《作为非常规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美]伊斯雷尔·柯兹纳、[美]穆雷·罗斯巴德等著，[美]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对行动（action）和事件（event）做出区分来加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多兰认为，对于奥地利学者来说，行动包含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事件，第二个要素是隐含在反事实命题（counterfactual proposition）中。一个行动发生，是因为行为人（agent）对事件的进程进行有目的的干预。“琼斯为了杀死正站在悬崖下面的史密斯而推下一块石头”是一个行动，它一方面表明“一块石头从悬崖上落下了并砸死了史密斯”这一事件，另一方面表明，琼斯为了达到他的谋杀目的而介入了事件，如果他没有带着这样的目的介入事件，则石头就不会掉下来，史密斯就不会死。由于反事实命题不能直接观察，因此对于以科学为研究视角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只对可观测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所谓经验关系感兴趣。而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事件意义上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只能说出真实世界中的部分事实，因为这一定会忽略或掩盖真实世界的一个至关重要且复杂的成分——有目的的行动。罗斯巴德（M. Rothbard）[美]穆雷·罗斯巴德：《人类行为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美]伊斯雷尔·柯兹纳、[美]穆雷·罗斯巴德等著，[美]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在对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进行阐释时，认为“人有目的的行动”这一人类行为公理具有如下直接含义：个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即指向目标；行动必定需要时间；人类必定行动。由于人的行动会改变事件的发展，因此人的行动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协调。显然，罗宾斯的“有效利用（economizing）”（事件层面）强调的是理性经济人（economic agents）的作用。汪丁丁曾引经据典，给出有关经济学中“理性”涵义的结论性看法：“人的自利性”假设、“极大化原则”以及行为人之间自利行为的一致性假设。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这种以数学形式主义的均衡所表现出的工具主义的假设表明，主流经济学旨在研究针对外部稀缺情况的“人类的反应（human reaction）”，人类的头脑以及头脑的言说，比如行为人的预期、判断、学习等主动行为，被排除在理论研究之外。而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则凸显了“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从米塞斯的学生格里夫斯（P.L. Greaves， Jr.）P. L. Greaves， Jr.， “What Is Economics？” Mises Daily Articles， 2012/08/03， https：//mises.org/library/what-economics.对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做出的如下解读加以理解：其一，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其二，未来也是可以改变的；其三，人的行动是独一无二的。这意味着，人类行动虽是发生在现在，但是却指向未来。而未来是不确定的，因此人的行动可能成功或失败。但是，每个行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和使用自己的想象去发现并且通过行动创造未来。
三、卢卡斯和拉赫曼预期理论上的差异
以科学和解释的不同视角出发，卢卡斯和拉赫曼在预期問题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行为人、时间和不确定性、均衡以及资本——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由于包括拉赫曼在内的许多奥地利学者喜欢用隐喻的方式来形象且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理论观点，本文也尝试遵循这样的方式来对两种不同的预期理论进行比较。
1.行为人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企鹅”与人
主流经济学中，有关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与真实世界极为不符，例如，最重要的“自利性”假设，忽略了人性中的“社会性”的一面。但是为了追求“科学”的目的，这一假设被主流经济学家欣然接受。这就为日后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对经济理论基本假设的认知——不必担心理论的假设是否真实，而是要担心假设是否有预测能力——埋下伏笔。当为宏观经济分析构建微观基础时，如何使得罗宾斯所言的微观决策理论适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一直是卢卡斯等人思考的问题所在。这时，数学形式主义的均衡方法给他们带来了整体主义的分析的便利：微观的总和就是宏观，宏观的分解就是微观。于是，他们假定所有行为人具有相同的特性（这是理性的概念所内含的），并且将这些特性总计就可获得代表性行为人（representative agent）。并且，由于代表性行为人包含所有行为人的共同特征，他们赋予代表性行为人理性预期、理性计算并采取最大化的行为的能力。卢卡斯对此做出如下解释：“就像穆斯清楚阐释的那样，理性预期假设并不是一个‘行为假设。即，它并不试图描述人们是如何理解环境、学习以及处理信息。具体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应该是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的任务。”R. E. Lucas， “Asset Prices in an Exchange Economy，” Econometrica， vol.46， no.6， 1978， p.1429.
与卢卡斯以“行为”问题为由回避研究预期形成问题形成鲜明对照，拉赫曼认为预期是人的一个心智图景，即“人的头脑中未来世界的状态的样子”，P. Lewin， “Knowledge， Expectations and Capital： the Economics of Ludwig M. Lachmann： Attempting a New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vol.1， 1994， p.238.它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的行为人的想象之中。预期不是“在云端（up in the clouds）”：C. Ferlito， “Ludwig M. Lachmann against the Cambridge School： Macroeconomics， Microfoundations， Expectations， Rate of Profit， Equilibrium and Innovations，” Journal of Reviews on Global Economics， vol.4， 2015， p.13.一方面，预期是在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即“预期总是将存在疑问的，也就是要求被解读的一种经验具体化。”③④L.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1978， p.20、15、23.另一方面，没有预期，就没有经济行动。“预期，即企业家头脑的那些所为，这些所为构成他的‘世界，诊断必须采取行动的所在的‘情况，并且在逻辑上先于计划的制定。”③预期是一个与知识有关的动态过程，可与科学假设相似，因为两者“表明在一个不完全明了的世界中在认知和取向上的一个尝试；两者具体表现将被随后的经验所验证和改善的不完全知识。”④显然，在拉赫曼的预期研究中，创造性的企业家才能有着突出的地位。
卢卡斯和拉赫曼在有关形成预期的行为人的认识上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对只为追求预测能力而做出代表性行为人的简化假设，许多学者提出批评。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哈特利（J.E. Hartley）认为，“代表性行为人模型既不是研究总体行为的一个适当的手段也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手段”，因为它的引入并非有助于实现所设想的三个目标：“作为避免卢卡斯批判的一种手段”，“有助于构建好的瓦尔拉斯均衡”以及“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 J. E. Hartley， The Representative Agent in Macroeconomics， Rouledge： Fronti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p.3.科曼（A.P. Kirman）認为，这种研究仅从孤立的个人而非从不同个体间的互动开始，因此是“原始的和根本错误的”。A. P. Kirman， “Whom or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6， no. 6， 1992， p.119.而在奥地利学者加里森眼里，宏观经济总量被代之以代表性行为人并以数学表达出来，并且假定代表性行为人形成预期、做出决定的想法只不过是“幻想”， 并且当将代表性行为人模型融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时，完全可用“冰景上的企鹅”的隐喻来加以描绘——“10000只企鹅散布在一个冰景中，其中一只不知姓名的企鹅在后面行列中高声唱出‘我需要成为我（I Gotta Be Me）”。R.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p.22～38.
加里森用“企鹅”的隐喻来评价卢卡斯的代表性行为人的方法，清楚地表明了奥地利学者对所谓经济学假定的基本立场。假定的简化与假定完全不符合现实不是一回事。忽视人类行动的复杂性（包含人类头脑间的交互作用），歪曲真实世界的多样性，是以“人类行动”为研究对象的奥地利学者所无法接受的。拉赫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强调“重要的是：我们从我们的方案中所强调的是哪一个现实的特征，以及我们从哪一个现实进行抽象”，L. M. Lachmann， The Market as an Economic Proces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p.42.因此，从他的视角来看，代表性行为人无疑是“认知的超人”，能够进行拉格朗日极值计算，无疑是对现实主义的极大冒犯。而对作为秉持理性行为分析的卢卡斯来说，他自然也“不能理解企业家对过去市场经验的解释并且尝试形成未来经验的预期”。A. M. Endres and D. A. Harper， “Wresting Meaning from the Market： A Reassessment of Ludwig Lachmanns Entrepreneur，”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ol. 9， no.3， 2013， p.309.
2.时间和不确定性问题上的差异：“钟表装置”与“万花筒”
预期问题与时间和不确定性问题密不可分。拉赫曼经常喜欢使用“万花筒”和“钟表装置”的隐喻来表达他与主流经济学者在对待时间和不确定性问题上的截然不同的看法。R. Garrison， “The Kaleidic World of Ludwig Lachmann，” Critical Review， vol. 1， no. 3， 1987， pp.77～89.
“钟表装置”反映了物理学家牛顿的时间观：时间可以被看作一个“空间”、一个同质的连续体，事件在这个连续体中发生。这样，时间就是绝对的、均匀的、独立的、真实的且可逆的。时间可用一个抽象的代数量来代替，作为描述运动的一个参量，被运用于完全抽象的函数方法之中。像钟表装置一样，钟摆的未来位置可以从它的当前位置、质量以及影响摆动的力量大小和方向计算出来，事物的变化也可以由自变量、因变量以及某个操作惯例或编码程序的一个抽象函数的想法所描述。在对待经济学中的时间问题上，主流经济学者接受了“钟表装置”的时间观，将时间看作可逆的过程，像钟表装置中的齿轮一样，因果关系将事件一个套一个地衔接起来，结果能够得到准确预测，变化被压缩到一瞬间完成。因此，时间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不过是一个坐标轴，世界被呈现出“足够安宁和闲适的” G. L. S. Shackle，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27～228.状态。但是，在哲学家柏格森眼里，这种将变化描述为“一系列同质的状态……结果就是没有变化”。H.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11， p.163.
不确定性问题包含时间和信息完备两个维度，谢志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不确定性认知观》，《学术研究》2014年第12期。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时间之剑不起作用，因此，不确定性问题就等同于信息是否完备的问题。而在信息是否完备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问题上，他们又将不确定性问题进一步等同于可以被事先计算或统计出来的（客观的）风险，于是数学的概率方法被欣然采用。当卢卡斯进行宏观分析时，正是秉持着“未来是一个风险的世界而非不确定的世界”的观点，假设个体“知道决定市场未来状态的真实概率分布以及其他人现在及未来的状态”，认为“所有的个体在他们的目标及可利用信息明确的条件下最优地行动”。[美]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朱善利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3～184页。尽管现实中随机因素的干扰可能造成预期出现偏差，但所有个体不会犯系统性错误，他们会不断搜集信息并调整自己的预期以接近实际。这样，卢卡斯建立起宏观分析的最重要的支柱，即理性预期假设。
承袭了凯恩斯对不确定性问题看法的沙克尔（G.L.S. Shackle），最早开始以“万花筒”的隐喻表达自己对经济学中时间问题的看法。他的这一看法留有柏格森生命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深深印迹。柏格森“纯粹时间”纯粹时间是指一种通过内心意识状态体现的直觉所能体验到的真正的时间，它是“绵延、无形、超空间的”。参见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51页。和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内时间意识是指，时间表现为一个由原印象、滞留和前摄组成的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结构。参见[德]艾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良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的共同点在于，“我们的意识的内容最好被看作一个持续的思想流和经验流。”⑧L. M. Lachmann， “Professor Shackle on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ime，” in Walter E. Grinder， eds.，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Neel， Inc.， Subsidiary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1977， pp.84、82～83.受到柏格森和胡塞尔的启发，沙克尔认为，在个人生命的日历轴上的任何点，即存在的瞬间，“是每一个实际的感觉经验，这个感觉经验是每一个思想、感情、决策和行动的核心”。尽管人类的大脑能够以想象和记忆超越当前的瞬间，但“在人类个人的经历中，每一个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⑧因此，经济学是“以思想为研究对象”，G. L. S. Shackle，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46.在经济学中时间不能以“空间化”的方式加以对待，也就是说，用一个坐标轴来描述人类行为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人类生活在一个“万花筒般的（kaleidic）”世界，其中一个迟早未预料的变化一定会搅乱现有模式的世界，一个“散布突然崩溃以及倾泻进一个新的模式的一個社会的瞬间或间隔的秩序、保证和美的”世界。L. M. Lachmann， “From Mises to Shackle： An Essay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Kaleidic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4， no. 1， 1976， p.224. 也参见G. L. S. Shackle，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76.显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的“无知（unknowledge）”沙克尔使用自创的词“无知（unknowledge）”以避免含有贬义的词“无知（ignorance）”，用以描述因时间产生的未来不确定性。参见G.L.S. Shackle， “Imagination， Unknowledge and Choice，” Greek Economic Review， vol.2， no.2， 1980， pp.101～102.是无法避免的。
通过韦伯的影响，奥地利学者米塞斯对时间在经济学中的看法也同样有着柏格森和胡塞尔的影子。米塞斯强调，“经济学无关于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它是研究人、人的意思和行动。”[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151页。注意此处将夏道平先生的action的译文由“行为”改做“行动”，原因已在前面的注释中给出。而此处余晖的翻译存在一些问题，如将things译作事件，将meaning译作意愿，这显然不符合米塞斯的本意，故此处没有采用他的翻译。在人类行为学的方面，“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现在是一种真实扩展的存在。行动之所以存在于真实的现在之中，乃因为它利用了每一个瞬间而体现出真实性”。②[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余晖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会，2013年，第112、126页。由于人的行动与未来的不确定性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未来的不确定性来源于生活世界中他人的行动难以确定，因此人总是犹如投机者一样不断地依据他人的行动而调整自己的行动，故而“在人生旅途中没有安定因而也没有安全”。②很明显，强调时间是人所经历的时间，真实世界总是处于无休止变化之中，这是米塞斯与沙克尔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是他与坚持用一个抽象代数形式表示时间的主流经济学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所在。但是，在这个本质上一致的认知之上，米塞斯与沙克尔对时间的看法还是存在一些显著的区别：沙克尔只注意到了人类目的在时间中无法持续存在，而米塞斯认为牵涉目的-手段框架的人类行动可以了解这个由时间造成的“无知的”世界。
拉赫曼欣然接受沙克尔的“万花筒”时间观，但与此同时，以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的立场，即以手段-目的框架下所隐藏的知识问题的角度，对沙克尔宣称只能建立一个鲁滨逊世界的动态分析进行修正，形成了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独特看法。拉赫曼认为，“未来是不可知的但不是难以想象的”，⑧L. M. Lachmann， “From Mises to Shackle： An Essay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Kaleidic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14， no.1， 1976， pp.54～62.这是“一个常识”。一方面，“人类无法知悉未来”是因为，“所有的行动依赖于知识。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行动的手段。”⑨L. M. Lachmann， “Why Expectations Matter，” in S. Gloria-Palermo，eds.，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Archaeology of a Revival， vol.I： A Multi-Directional Revival，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1982， pp.255～256、258.在一個“主体间性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行动，但是行动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他人为自己效劳的意愿。由于每个人无法获得关于自己未来行动的知识，因此更无法获得关于他人未来行动的知识。另一方面，“未来不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因为，“时间和知识属于彼此”，L. M. Lachmann， The Market as an Economic Proces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p.95.人类总是不断地“解释经验、获取知识、制定计划和修正计划”，“难以想象存在一个知识不从某些人的头脑扩散到其他人的头脑的世界”。L. M. Lachmann， “Professor Shackle on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ime，” in Walter E. Grinder， eds.，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Neel， Inc.， Subsidiary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1977， p.85.显而易见，在不确定性问题上，拉赫曼所强调的动态维度上的知识问题要比新古典学者强调的静态维度上的信息问题对于理解真实世界更为有益。
以“万花筒”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看待不确定性问题，自然拉赫曼和沙克尔、米塞斯一样，反对经济学研究中概率方法的使用。沙克尔认为，“概率涉及事件组，不涉及单个的至关重要的选择”。G. L. S. Shackle，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400.米塞斯区分了类概率和事件概率，并指出：“事件概率是我们处理人类行动问题的一个特殊的特点，……事件概率不容任何类型的数字估计”。⑧拉赫曼则指出，“‘未来是不确定的，……可以说通过概率推理的手段掌握在人类社会中因未来的不确定产生的那些问题是不充分的”。⑨
3.均衡问题上的差异：“冰景似的”一般均衡与真实的市场过程
卢卡斯在为宏观分析构建微观基础时，除了以无特征的“企鹅似的”代表性行为人代替宏观经济总量，还以“瓦尔拉斯经济之冰” R.Garrison， Time and Money：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p.22～23.——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描述这些“企鹅”活动的场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钟表装置”时间观的典型代表，因为在模型中，“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有什么要费时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时刻原样的复制的方法消解了时间。”N. Kaldor， Economics Without Equilibrium， 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5， p.20.
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卢卡斯轻易地构建起他的宏观分析的三大支柱，即理性预期假说、市场持续出清假设和意外总供给假设。邱晖：《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对时间维度认识和处理的演变与比较》，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年，第43页。首先，针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静态特点，假定代表性行为人的预期都是“理性的”，从而轻而易举地将整个未来瓦解为当前，不确定性问题被等同于信息完备问题。其次，强调瓦尔拉斯“拍卖者”存在，这样，市场调整能够以价格调整表现出来，价格调整可以引起市场参与者收入或财富的变化，理性的代表性行为人能够依据市场价格信息随时调整他们的行为，使得市场总是处于持续的出清状态。最后，也是最为复杂的，沿用瓦尔拉斯将一切经济关系视为交换关系——即将产品和要素都看成商品而不去区分投入和产出——的做法，但同时为了避免使经济恶化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即每个“企鹅”为自己提供服务，而选择巴罗（R.J. Barro）的“企鹅”之间提供“挠背服务（back-scratching service）”的范例③R.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22.作为分析的起点。紧接着，为了将预期问题隔离出来并将其提升到所认为的在宏观经济学中应得的地位，又对商品需求的变化做出真实变化和名义变化的区分。如果预期一个商品的需求变化将最后证明是一个名义变化（由一般价格水平造成），供给面不会有回应；如果预期一个商品的需求变化是一个真实变化（由需求增加所引起的），“企鹅似的”代表性行为人“就会在时间上（挠背和消费休闲之间）进行相应的重新分配”。③接着，卢卡斯构建了一个“岛屿模型”，R. E. Lucas，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4， no.2， 1972， pp.103～124.将非完全信息、非对称信息所引起的随机冲击引入对产出的周期性变化的分析之中。在“岛屿模型”中，每一个代表性行为人都有自己的经济环境（“岛屿”），但是所有行为人都在一个货币当局的管辖下行事。代表性行为人了解自己商品的现价，但只能从来自其他岛屿上的信息来判断是否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代表性行为人获取信息可能会出现“时滞”，因此，他对自己商品价格的上升的现象就存在一个“信号提取”的问题。当实际价格水平高于所预期的水平时，行为人会感到“意外”，就会错误地将货币供给的变动当作真实需求上的改变，这样就导致意外供给的产生。
与卢卡斯明显不同，拉赫曼通过从过程的角度理解市场进而论及预期。他认为，市场“过程”是知识的过程和时间的过程的统一。这里的“知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的信息。信息是客观的、可观察的，并且是可交易的。而知识是主观的，是“一个人能够在一个给定时点上准备行动和计划行动中所要求的思想的混合物”，L. M. Lachmann， The Market as an Economic Proces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p.49.它不可观察且与时间密不可分，“我们一允许时间流逝，我们就必须允许知识变化”。L. M. Lachmann， “On the Central Concept of Austrian Economics，” in Edwin G. Dolan， eds.，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 Ward， 1976，p.129.如哈耶克所言，它是默会的、分散的且不可交易的。自然地，以知識和经验为基础的，并且随时间所带来的知识变化而变化的预期，它在人际和时际上是相异的。因而，“由于随着市场过程的逐渐展开所要求的知识的主观性，以及基于但不是唯一由这个变化的知识所决定的预期的主观性，没有朝向均衡的趋势能被建立起来”。R. Garrison， “The Kaleidic World of Ludwig Lachmann，” Critical Review， vol. 1， no. 3， 1987， pp.77～89.
需要说明的是，拉赫曼对朝向均衡趋势的怀疑针对的是瓦尔拉斯式的“一般均衡”而非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在“内部市场过程（intra-market process）”中可能会出现，但是它是短期的、局部的、存量-流量的，也就是说，时间的流逝微不足道或者不存在任何经济意义上的时间流逝的时期，市场之间的影响暂时被隔离，以及由未来事件的预期所影响的持有存货的渴望暂时没有改变。在这个均衡位置，市场可以实现出清，但是均衡并不意味着市场将处于这样一个“停止状态”。然而，当为使实际市场过程的分析有意义而引入时间（也就是引入根本的“无知”）时，市场间的影响会发生，由未来事件的预期所影响的持有存货的渴望会发生变化，由此一个“市场间的过程（inter-market process）”就会发生。这样，一个跨期的，或者跨市场的均衡力量的存在或者均衡力量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根据市场的变化以及受该变化所影响的其他参与者的预期的变化，市场参与者不断调整自己头脑的定向，进而调整计划以适应由新知识和想象所导致的新的目的。因此，拉赫曼强调竞争性市场的本质正是体现在行为主体的计划协调与不协调同时存在的事实之中，熊彼特的“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的飓风（the perennial gal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是这一事实的缩影。L. M. Lachmann， The Market as an Economic Proces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p.5.
“反复出现的创造性破坏的飓风”反映了拉赫曼对市场过程的独特见解：“从我们的描述中所出现的是市场作为一个特别种类的过程——一个由均衡的力量和变化的力量之间的互动所推动的，没有开始或结束的连续过程——的一个图像。”L. M. Lachmann， “From Mises to Shackle： An Essay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Kaleidic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4， no. 1， 1976， p.59.这里，拉赫曼没有否认哈耶克所强调的价格在市场协调中的作用，但他对此做了一些修正：存在价格无弹性的特殊情况，即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变化无法在价格变化上表现出来。此外，因行为人的不同解读，价格变化应当被区别对待为“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变化，前者传递知识并成为行动的依据，而后者在经济上是“无功能的”。L.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1978， p.24.并且，他强调有关价格的知识只是与市场过程有关的知识问题的一部分。资产市场（如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市场间的过程”的一个重要实例）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在其中使之协调的力量和使之失调的力量同时存在，其波动性的后果对于理解市场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卢卡斯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视为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宏观经济模型，在奥地利学者眼里这“太过乌托邦”[西]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朱海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了。如前文所述，当前理性预期假设遭受严重的理论挑战。而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对市场持续出清假设提出严重的质疑，动摇了该假说所隐含的两大前提——预期具有收敛性和瓦尔拉斯拍卖者的存在。至于意外总供给假设，卢卡斯将与时间有关的不确定性处理为真实冲击和随机冲击、岛屿内环境和岛屿外环境，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加里森批评其是一个“贫乏无与的模型”。R.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 22.
4.资本问题上的差异：“玩具什穆（shmoo）”资本与异质资本
以理性预期、市场持续出清以及意外总供给三大假设为基础，卢卡斯认为，经济周期是一个外生现象，它源自非预期的货币供给变化对均衡状态所形成的冲击。在短期中，非预期的货币供给变化会造成人们价格预期出现误差，即人们出现“货币错觉”，因此会导致产出和就业背离其长期均衡水平；然而在长期中，“货币幻觉”是不会发生的，经济将始终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基于这样的分析，卢卡斯提出了针对后凯恩斯主流学者的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显然，卢卡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完全忽略了货币的改变对经济的真实面——如实际的生产结构和价格结构——的影响。而对于卢卡斯来说，这种忽略有其必然性。因为，像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卢卡斯接受同质资本的概念，一个被萨缪尔森形象地称为“玩具什穆”——即形象像有腿的保龄球的完全相同的生物——资本的概念。并且认为，资本和土地、劳动力一样，都是同质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中能够带来产出，可以用生产函数形式描述生产过程。然而，瑞典经济学家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一语道破了这种描述生产过程方法的缺陷：“没有将生产描述为一个过程，即，一个组织有序的系列活动。生产更像普罗旺斯鱼汤的食谱，在这里所有的原料，（K，L），被随便堆放在一口锅中，使加热，f （·），并且准备好产出X。”A. Leijonhufvud， “Capitalism and the Factory System，” in Richard N. Langlois，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03～204.同样，奥地利学者哈珀（D.A. Harper）和恩德雷斯（A.M. Endres）也批评这种描述生产活动的做法：与同质资本“相联系的生产的幻象是一个黑箱：投入和产出被同步但是生产的结构是遮蔽的。”D. A. Harper and A. M. Endres， “Capital as a Layer Cake： A Systems Approach to Capital and Its Multi-level Struc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74， no.1～2， 2010， p.30.
拉赫曼以及其他奥地利学者，不是以生产函数中的生产要素的数学处理方式来看待资本，而是从企业家的主观认知和评价的角度来看待资本品。资本品首先是一种经济财货，因为它们相对于人类对它们的需求而言是稀缺的；其次它们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但能够生产最终消费品。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资本品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但是对企业家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这些资本品的不同的物理特性而是它们能够发挥的经济功能。由于不同资本品所能够发挥的经济功能不同，因此资本品是异质的。同一个资本品可以发挥多个但又是有限的经济功能，为实现特定的生产目的，资本品通常要被组合起来使用。故而，资本品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关系。这样的资本品的互补关系，通过企业家在预期基础上所形成的生产计划指导下形成的资本组合反映出来。不同企业形成不同的资本组合，而这些资本组合体现了现实中资源安排的秩序，从整体上形成了社会的资本结构。然而，在“万花筒般的”社会中，意料不到的变化总会使得企业家改变预期进而不断修正计划。计划的修正必然牵涉资本重组，一些资本品要从已有的资本组合中被撤出，而一些新的资本品将被加入到已有的资本组合中。这是一种“内部资本的变化”，反映了资本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因此，相比于接受“玩具什穆”资本假设的主流经济学家，拉赫曼所研究的资本变化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投资形式存在的“外部资本的变化”，另一个是以资本替换形式存在的“内部资本的变化”。这样，与“卢卡斯批判”相比，拉赫曼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批评则更为深刻。以对凯恩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批评为例，一方面，从投资方面来看，如果遇到企业的一些互补性要素是稀缺的情况，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无法带来更大的产出；另一方面，从资本重组来看，企业家面对预料不到的变化，会改变自己的预期，进而改变生产计划和资本组合的结构，即一些其他资本品进入资本组合，而一些资本品被废弃。无数企业的资本组合的改变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资本结构的变化。这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低利率会干扰到企业的资本重组，最终不仅无法带来更大的产出，反而会扭曲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造成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的出现。过度投资、不当投资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产能过剩，是经济发展中都会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而这被以玩具什穆资本为研究出发点的卢卡斯以及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所长期忽视。
四、结论与启示
受科学主义启发，卢卡斯以具有高度“数学上易处理性”的“代表性行为人”“信息和风险”“均衡”以及“同质资本”展开预期理论的研究，以期将宏观分析回归到新古典的框架体系之内，从而形成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卢卡斯批判”。然而，他的理论分析在实现了形式上的完美的同时却呈现出一种时间无涉、缺乏差异的沉闷特征。并且，数学形式主义的工具也“没有给人的头脑的解释性行动留有位置”，[南非]路德维希·拉赫曼：《新李嘉图式反革命时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美]伊斯雷尔·柯兹纳、[美]穆雷·罗斯巴德等著，[西]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预期只是理性概念的一个引申，被他放置到他所认为的理论分析中的合适位置。对“经济科学的本质是预测的”这一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坚信，使他漠视理性预期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的事实。所有这些使得加里森对卢卡斯的预期理论做出如下尖锐的批评：卢卡斯通过引入预期问题“试图使宏观经济学重新扎根于基本原理。然而，重返基本原理的实际转变影响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实质。”R. Garrison， “The Lachmann Legacy： An Agenda for Macroeconomics，” South Afric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5， no.4， 1997，pp.214～223.“滞涨”发生后，卢卡斯提出“卢卡斯批判”，直接戳中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致命缺陷，对凯恩斯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挑战。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凯恩斯经济学呈现出卷土重来之势，这说明了卢卡斯仅仅是诊断对了世界经济的部分且非核心的病症，更不能说为世界经济开出了正确的药方。这显然是由数学形式主义的均衡方法所固有的缺陷所决定的。2011年11月14日证券时报有一则与卢卡斯有关的新闻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提出“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能够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的疑问，一年以后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卢卡斯给出这样的一个答案：“经济学也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凯先生比较客气，经过了一番认知的剖析，但在文章结尾处终于忍不住写下了这样的话：这听起来像是个白痴学者给出的回复！参见李斌：《英國女王、卢卡斯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证券时报》2011年11月14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在拉赫曼看来，预期是人类行动的唯一可能来源，预期问题是关乎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方法的影响的问题。L. M. Lachmann，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Economics as a Social Scienc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8， no. 3， 1972， pp.231～241. 也参见R. Koppl， “Introduction，” in Roger Koppl and Gary Mongiovi， eds.， Subjectivism and Economic Analysis： Essays in Memory of Ludwig M. Lachman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1～11.因此，他的预期理论研究是以“真实人”“知识和不确定性”“经济过程”和“异质资本”为核心概念，集中注意力于随知识改变的动态市场过程的解释，由此突出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拉赫曼及其他奥地利学者看来，与预期密不可分的异质资本的问题才是构建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的关键所在。L.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1956. 也参见R.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Universals of Macroeconomic Theorizing，”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6， no. 2， 1984， pp.459～481； S. Horwitz，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New York： Rouledge， 2000.凯恩斯的经济学就是以预期分析为特色，但是却忽略了资本结构，而“没有一个合乎需要的资本理论，预期变成了凯恩斯论点中的一个百变牌，”R.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16.由此埋下了“卢卡斯批判”的祸根。而卢卡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同样忽略了资本结构，预期被裹挟在理性的概念之下，显然也已埋下“卢卡斯批判的批判”的祸根。
显而易见，在预期问题上，拉赫曼与卢卡斯之间的认知差异是根本性的，是关注于真实世界的实质经济学（substantive economics）实质经济学反对遍及主流经济学中例如个人的、语言的、选择的以及时间的不证自明的解释。参见D. C. Lavoie， “Introduction，” in Don Lavoie， eds.，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Essays i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5.與由科学主义所主导的形式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危机已体现在包括预期问题研究在内的方方面面，它们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越来越缺乏说服力，科斯对此以形象的“黑板经济学”加以嘲讽。这种“黑板经济学”显然不“能够恰当处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并且特别在一个剧烈的时代中人类行动的问题。”因此，“经济思想的方法危机正在成形。”L. M. Lachmann， “Economic Theory in Tempestuous Seas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984， p.1. 转引自D. C. Lavoie， “The Interpretive Dimension of Economics：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eology，”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24， no. 2， 2011， p.91.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G.M. Hogson）痛惜：形式主义经济学所主导的20世纪已经是“失去机会的世纪”。[英]乔弗·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我们不禁会问：难道21世纪的经济学还要继续失去机会吗？
作者单位：武玲娣，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杨建飞，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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