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范例 本文关键词：公共政策，范例，分析，论文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范例 本文简介：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很少人涉足到成为显性学科的过程。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完善、科研人才逐年增加、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公共政策分析学的发源地美国相比，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依然十分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范例 本文内容：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很少人涉足到成为显性学科的过程。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完善、科研人才逐年增加、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公共政策分析学的发源地美国相比，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依然十分落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学的方法论落后造成的。以下是我们整理的公共政策分析论文，供你参考借鉴。
题目：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的演变及其启示
[摘要]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先后经历了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多元理性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政策分析的因果关系主义途径、实用主义途径、实证规律主义途径、建构主义途径，通过分析反思西方政策分析研究途径背后的基本预设，发现西方在政策分析研究中存在预设者、预设主义、科学主义预设、实用主义预设的基本问题。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研究要在对西方政策分析途径预设反思的基础之上注重“持续批判吸收”与“根植中国场域”相结合，推动“战略化政策分析途径”的创新，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构建“我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专有学问，避免研究“绝对主义”的误区，从而构建有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西方公共政策；政策分析途径；预设反思；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简单的以及基本重复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而是大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且具有复杂性、尖锐性、动态性、专业性等特征的矛盾与问题，这使得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经受巨大考验。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断融合，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策分析应运而生。
关于政策分析的内涵界定，国外诸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政策分析做出了不同的定义，如奈格尔、戴伊、夸德、邓恩、威廉、巴顿等人对政策分析作了不同理解层次上的定义，但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界定。
陈振明老师在总结西方学者关于政策分析概念不同界定视角的基础上认为，“政策分析是指一个应用性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采用各种研究或论证方法，产生和转变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信息，以便帮助决策者或当事人发现和解决公共政策问题”.
从该定义来看，政策分析主要定位于应用性社会问题解决的角色，其分析工具是各种分析方法与技术，分析过程是信息的产生与转化，分析的终极目的是解决公共政策领域的各种问题。
西方政策分析途径经历了“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多元理性”的转变，其中有许多值得反思与借鉴之处，通过对西方政策分析途径的梳理与反思，能够为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优化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途径
政策分析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政策分析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政策分析丰富的理论与方法使得政策分析所使用的途径必然变得多元与广泛。根据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的核心属性，可以将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主要分为如下四大类。
（一）因果关系主义分析途径
政策因果关系分析途径主要强调对政策现象做出概念界定，从而使政策现象问题具有实证可操作化特征，然后找到造成这种现象的自变量（亦即政策现象或问题的成因），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改变因变量的干预因素（处理问题的手段）的因果关系。
在政策实证主义看来，科学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具有了科学的知识，政策问题的构建才能通过先决条件来得到解决，也能够通过因果关系的确定来推断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二战后，拉斯韦尔（Lasswell）正式提出了“政策科学”的概念，力图建立一门“民主的政策科学”.拉斯韦尔认为政策科学应该追求政策的“合理性”,使用数学“公式”和实证性“数据”,是一门用科学的方法论进行分析研究的学问。
在实证主义理念的号召下，大量经济学技术和定量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成本效益分析、系统分析和定量分析模型几乎成为当时政策科学的代名词。
这种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舍去一些偶然因素来形成一些客观的假设以构造因果关系，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种独立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客观规律，一种可以指导任何政策制定和解决任何政策问题的客观规律。
在实证主义研究背景下，政策分析学者假设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是最优的，而且政策行动的结果可以被预见，至少可以在概率上做出精确的计算。
这些政策分析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只要有技术，就可以解决问题。”
（二）实用主义分析途径
实用主义强调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理解一切现象的本质及其掌握现象背后的规律来作出有效的解释，而是能够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对实用主义倡导者来说“有用便是真理”,实用主义明确强调科学方法的构建需要用来指导实践，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为了理论而构建理论与方法，评价一个理论与方法的价值标准就在于其能否具有实用价值。
美国实用主义集大成的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对政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杜威主张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杜威的许多着作当中都始终围绕着情报信息运用于社会改革这一主题所展开，正是沿着这一实用主义道路，政策科学得以产生。
同时，美国政策科学开山鼻祖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曾明确强调“政策科学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并且每一个问题都是在具体的背景下发生。
因此，政策背景也应该通过分析和其他方法来讨论。”
至此，在杜威、拉斯韦尔等人的推动之下，西方政策科学持续发展深受实用主义导向的影响，几乎在政策分析每一个领域都能得到相应的反映。
（三）实证规律主义分析途径
政策分析的实证规律主义途径与实用主义途径的观点恰恰相反。
实证规律主义并不强调政策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首先强调要理解一切政策现象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掌握政策的根本规律，以此来对政策现象做出有效的解释。
美国着名的公共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ThomasR.Dye）强调运用实证规律分析途径来透析公共政策现象背后的规律以更好地推动政策分析学的发展。
戴伊在其《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指出，政策分析涉及在政治生活中“谁得到了什么”“为何得到”“有何影响”,其不仅关心政府追寻了什么政策，而且关注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有何影响。
戴伊强调政策分析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其结合美国卫生、教育、经济、移民、贸易、环境、国防等政策的具体特征与属性，并运用相应的政策分析模型进行了解释。
戴伊通过政策分析发现，不同的政策问题有不同的本质与规律，不同的本质与规律决定了政策分析应该采用不同的分析途径与方法。
因此，政策分析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囊括所有政策问题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关键要根据政策问题本身的属性与本质来进行分析。
（四）建构主义分析途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现象研究者得出一个共识：
社会现象是以人为基础的事物联系，其生理、心理及认知因素等主观因素与外部客观因素的互动是复杂的、难以观察及量化的，因此，社会现象并非是客观存在的。
政策建构主义者认为，对政策分析的研究要注重理解政策现象的本质及其掌握政策现象背后的规律来对政策现象作出有效的解释。
与实证主义相反，政策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必须要用意义性的理解与解释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而自然科学那套的实证主义只是客观现象研究的手段，许多政策现象并非是纯客观现象，其中包括诸多“人”的因素，尤其是政策制定、执行方面。
因此，政策建构主义反对实证主义将社会现象进行分割研究，主张从系统整体、历史、社会的视角来研究政策现象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将政策问题与现象放在一个整体的网络关系中来理解才能真正推动政策分析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科学家认识到原子层是不能够被描述成为确定的或可预测的。物理学家认为对一个粒子行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
后实证主义可以使政策分析研究应用到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真实的世界中，政策分析不再是独立于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抽象理论。对于后实证主义者来说，政治领域中的商谈和辩论是很少关涉数据的。
相反，数据背后潜在的假设则是最值得关注的东西。通过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政策分析的注意力已经从狭窄的实证分析理论转向了人类丰富多彩的公共事务活动。
二、对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的反思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的演变先后经历了“技术理性分析-价值理性分析-多元理性分析”的路径，究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背后基本预设的问题，不同的分析预设，会相应地出现不同的分析途径主义。
因此，认真地分析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预设对于理解西方政策分析途径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政策分析途径
研究的预设者的反思政策分析本质上是对政策问题的解决过程。
对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每个研究主体都会按照自身的理性思维逻辑来构造和理解理论。
当代西方诸多政策分析研究者的知识体系都是以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根基，这些知识体系自然会使其在政策分析中形成诸多带有主观因素的偏见性预设。
许多提出政策分析途径的学者往往是在自己知识体系上来进行研究与实践，这就容易出现研究中以带有偏见的预设来寻找知识用武之地，这种以自身知识来决定分析方法的做法并不科学合理。
同时也会出现研究者割裂或照搬某些理论来发展政策分析途径，特别是有的研究者以自身知识、意识形态、制度背景去研究分析其他国家的政策，这就使得政策分析往往脱离实际或者处于空泛的思辨状态。
（二）政策分析途径
研究的预设主义的反思预设主义容易出现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非此即彼”研究倾向，尤其是存在政策分析途径中的绝对定量分析方法与绝对定性分析方法的研究误区，容易出现以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来分析公共政策，忽视了政策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可衡量性的特征。
另外，政策分析途径的预设主义研究还容易出现范式途径的霸权主义。
即以范式之名来研究政策分析途径，从而来打压该范式之外的其他所谓的反常理论。
这种政策分析的途径研究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使得许多研究理论往往囿于这种范式化的预设，也迫使试图进行理论创新的研究者必须系统地批判原有理论范式以在各个方面表达自身“新”的意义。如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实不过是传统理论范式的延续。
（三）政策分析途径
研究的科学预设主义的反思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科学主义的潜在预设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被经验所观察到的，可以经由逻辑思维被发现和处理，并通过量化途径得出其因果关系链条。
因此，许多政策分析途径的研究都大力提倡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实证定量研究，而缺乏对经验主义方法的倡导与鼓励。
殊不知，在科学预设研究大行其道之下，许多政策问题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许多政策问题有不同的规律与本质，并不能够用定量的数据来进行衡量与验证。
（四）对政策分析途径
研究的实用主义预设的反思由于政策分析是一门极强的应用型学科，且许多政策分析是以分析解决政策问题为导向，因此，许多政策分析的途径研究深深受到实用主义导向的影响。
在此预设主义的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在政策途径研究中往往遵循“实用即真理”的研究旨趣，往往聚焦手段与途径的实用性而割裂了政策的价值追求，使得许多政策分析途径的价值导向成为备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导致了许多政策分析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往往被边缘化而难以得到解决。
因此，政策分析途径的目的与手段之间脱节现象比较严重，政策分析的价值判断并没有有效指导事实判断。
三、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演变对中国政策分析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西方公共政策途径演变的逻辑梳理及其背后预设的反思，结合我国特殊的社情与国情，笔者认为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优化。
（一）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体系：“持续批判”与“中国场域”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的演变表明，强烈的预设主义倾向使得西方公共政策分析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以及制度导向的倾向。
这表明西方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存在重大的缺陷与不足，我国必须要在持续深刻批判其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理论与实践问题基础之上，来借鉴参考西方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从而打破西方公共政策分析模式普适性的神话。
我国未来的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尤其要以明确我国的意识形态、制度、政治、社会文化以及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具体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为前提，从而根据不同的前提条件来实行相应的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研究，唯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唯命是从”“盲目乐观”“一刀切”的研究误区。
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国家制度以及权力配置制度与西方国家具有十分巨大的差异。
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构建我国的公共政策分析尤其要注重我国具体的社情、国情，不能一味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方法与理论体系，而是要结合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传统儒家文化等具体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分析研究体系。
（二）创新我国政策分析研究的途径：“战略化的政策分析”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在强烈的预设主义影响之下，往往具有十分狭隘的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使得政策分析研究往往局限于“此时此地”的狭小范围。
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要注重对政策分析战略思维的构建，尤其要根据我国具体的制度与文化背景来构建“整体”“共赢”的政策战略分析思维。
同时，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尤其要构建发展中国家政策分析的战略思维框架，一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政策问题来具体探究相应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政策分析方法与途径；另一方面要运用战略思维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国面临的政策问题，亦即中国的政策分析要将过去（此时彼地）、现在（此时此地）、将来（跨时跨地）的情况综合考虑，从而运用综合的政策分析途径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战略化政策分析途径。
（三）政策分析理性的统一：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公共政策分析既要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指引，也要有有效的目标实现的工具。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必须要平衡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不能重蹈西方政策分析中所谓的“实用主义倾向”的覆辙，仅仅只注重工具的应用，而忽视了伦理价值方面的导向。
由于政策分析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应用领域，我国的政策分析要紧紧依靠政治学作为基本价值导向，失去了政治学研究途径、视角、方法这一支撑，政策分析的公共性将会丧失殆尽。
同时，政策分析在正确有效的价值指导下还需要借鉴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与技术，为政策分析注入新鲜血液，推动政策分析研究持续不断发展。
公共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失去了管理科学、经济学等理论框架、视角、研究方法的基础支撑，其也将失去实践性与解决现实公共问题的特性。
因此，我国的政策分析只有真正地将政策分析的目的（价值）与手段（工具）统一起来，才不会像短暂的流星一划而过，才能真正地持久地促进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分析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四）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应该构建自己的专有学问：“我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能一味地以西方政策研究方法与理论作为救命稻草，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不仅应该了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要明确“我山之石，也可以攻玉”.
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蕴含了许多精辟的、有特色的政策思想与方法。
因此，我国政策分析研究应该深入挖掘我国自身的政策历史与政策精华，从而形成自己的政策理论与方法。
如我国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就包含着大量的综合政策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我们需要将这些具体的政策经过梳理、归纳、总结并上升为抽象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同时，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应该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及有影响力的政策分析学派与流派，以这些专业、有见地的学派与流派根植于中国场域的研究成果来逐渐构建有中国特色政策分析的知识体系。
（五）政策分析应避免绝对主义的误区：考虑政策问题的“本质”与“规律”
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中应该避免西方政策分析研究的绝对主义误区，亦即政策分析必须是“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主导的非此即彼。
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应遵循依据不同政策问题的本质、属性亦即规律来决定采用何种研究途径。
我国的公共政策问题中有可衡量的政策，如科技政策、交通政策，也有不可精确衡量的模糊政策，如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等等。
因此，在我国的政策分析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政策问题的分类，明确哪些问题可衡量并能够进行定量研究，哪些问题不可衡量需要进行定性研究，从而避免陷入“一刀切”的绝对主义研究误区。
结语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分析研究体系是我国公共政策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西方政策分析具有明显的缺陷，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研究需要在持续批判西方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具体的社情与国情，根植于中国场域，挖掘中国历史上政策思想精华，创新战略化的政策分析途径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分析专业学问，从而真正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持续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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