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时间：2017-10-31 11:09:29 来源：免费论文网

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本文关键词：社会问题，婚恋，悲剧，婚姻

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本文简介：摘要：民国上海，中西两种婚恋文化交织并存，开启了社会生活中婚恋生活的多元局面。这在紧跟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轰动一时的黄慧如与陆根荣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过梳理与黄陆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由黄陆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可以探讨民国上海存在的婚恋社会问题。关键词：近代

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本文内容：

摘要：民国上海，中西两种婚恋文化交织并存，开启了社会生活中婚恋生活的多元局面。这在紧跟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轰动一时的黄慧如与陆根荣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过梳理与黄陆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由黄陆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可以探讨民国上海存在的婚恋社会问题。

关键词：近代上海；婚恋史；黄慧如；陆根荣

20世纪20年代末，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姻案（以下简称“黄陆案”）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各大报刊竞相报道与言说的对象，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该案件在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持续存在生命力。学术界对“黄陆案”也不乏关注。前人论及黄陆案之时，多从以下三个视角出发：一是该案件的故事性和新闻价值，认为黄陆案不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恋爱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当时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崎岖坎坷[1]；一是该案历史文本的演变，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陆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人们的消费对象[2][3]；一是从观念史的角度，阐述该案呈现的民国时期婚恋观念、法律观念、社会观念冲突[4]。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他们的婚姻案曾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5]。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呈现了近代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使得“黄陆案”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从“黄陆案”的婚姻悲剧出发，论述该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和呈现的婚恋社会问题。

一、“黄陆案”的婚姻悲剧

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恋，被认为是当时上海主仆之间自由恋爱的先导。这一婚姻案的具体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此案男主角陆根荣是当时沪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黄慧如是湖州富商黄楚卿之孙女。黄楚卿在京病故后，黄家迁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黄慧如曾就读于启明女中。案发之前陆根荣受雇于黄家，构成了两者的主仆关系。这一号称沪上自由恋爱之先导的婚恋，起因却是婚姻的不自由。黄慧如到适婚年龄之后，时有为她作伐之人，但屡为其祖母所阻。后来，有人为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贝淞荪胞弟来黄家提亲。黄母对此婚事颇为满意，她考虑到黄之祖母对待婚姻的审慎，打算先令人算过两人的八字，并将婚事基本谈妥之后，再向黄老夫人禀明。至于黄慧如，虽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触过不少描绘婚恋的小说，加之她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对婚恋之事满是幻想。所以，尽管与贝家的订婚，一切全凭母亲做主，她并不参与其中，但她早已从母亲口中得知对方供职于银行，品貌不错，而且贝家经济雄厚，颇有名誉，心暗许之。因此，黄慧如对贝黄婚事充满了期待，并无异议。然而，黄之祖母得知这一婚事后，却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理由，认为贝家有财有势，黄家与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唯恐慧如嫁入贝家之后，难以融入贝家的生活，从而令其兄长设法拒绝此门亲事。黄之兄长即以黄慧如患不育之症为借口，迫使贝家主动解除与黄家的婚约。婚姻不成致使黄慧如郁郁不振，贝家悔婚的理由更使她羞愧难当。考虑到民国时期传统婚姻中有“祭祀”和“继嗣”这两大主题，黄慧如认为患不育之症的谣言传扬出去，已将自己陷于无法继嗣之十分难堪的境地，将不会再有人前来提亲，因而懊恼不已、闷闷不乐，欲自寻短见。黄家上下均无法开解其心中的积郁。为此，黄家认为家中男仆陆根荣为人机敏，深受雇主信任，遂令陆根荣前去劝说黄慧如，令其放弃寻死的念头。此外，慧如之兄长亦有若陆根荣能劝慧如放弃寻死的念头，可以将她嫁给陆根荣之说。至于陆根荣，据《黄慧如亲笔日记》记载，自从到了黄家之后，他与黄慧如多有互动：其一，协助其打发走胡搅蛮缠的黄包车夫，避免其受到祖母的责怪；其二，掩护其阅读坊间流行书摊所售之言情小说，使其得以摆脱兄长之责怪；其三，时常与其谈笑，并关心其日常所需，诸如买水果之类。此外，陆根荣心存“上进”，希望得到雇主的青睐而改变境遇。黄慧如一方面认识到不育之谣言已使自己无望再许配给门当户对之好人家，另一方面认为陆根荣为人和气，性格活泼，而且有情有义，可托付终身，对陆根荣渐生情愫。因此，黄陆二人以此事为契机，朝夕相谈，颇为融洽，并私订终身。到谈婚论嫁之时，他们考虑到黄之祖母婚姻观念之保守，料想在这一旧式大家庭中，难以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另外，黄慧如已有孕在身，若继续留在家中，必定会被人发现其未婚先孕，从而有辱门风。于是，在某日清晨，他们先后离家，一同乘车出走松江，借住旅馆，希望组织家庭，结成夫妇。然而，事情却没有往自由恋爱获得美满婚姻的方向发展。他们不幸遭遇当地流氓的讹诈，不能在松江久居，随即前往苏州，租住在位于护龙街（人民路）的古董店楼上。虽然黄陆两人深居简出，但松江的流氓还是追踪到了苏州。同时，不知黄慧如行踪的黄家也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松江流氓获悉后，便前去告知黄家。黄母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苏州，并向苏州警察厅报案。随后黄陆二人被抓获，并移解吴县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法院在未细究详情的情况下，认定陆根荣诱奸黄慧如，以犯奸科罪论处，判有期徒刑3年。黄慧如则由黄母带回加以管束。陆根荣不服判决，延请律师宋铭勋提起上诉。尽管宋律师举证陆黄两人发生过恋爱关系，且当时两人均已成年，并未违背当时的刑律，但是开庭之时，法官仍认为此等自由恋爱之事为“伤风败俗”之举，并在询问词中充满等级观念的色彩，认为陆根荣一个小车夫，勾引良家妇女，是为大逆不道之事。法院不仅没有改正判罚，反而比原判多加了1年的刑罚。随后，陆根荣继续请宋律师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查阅陆根荣申诉之力主婚姻自主、反对传统礼教，请求撤销原判并宣告无罪后，认为不无道理，便发还原法院“更新审理”。此时，这一案件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舆论对宋铭勋陈述的黄陆两人反传统礼教、保护工人利益和提高工人地位之言辞颇为拥护。检察官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改判陆根荣未犯奸科罪，但是，因为他曾帮助携带黄慧如所盗家中衣饰，认定他犯了帮忙盗窃罪，判处刑罚2年。为此，陆根荣再次上诉，在律师宋铭勋和社会舆论的帮助下，终于历经3年取得胜诉，撤销了所有判罚[6]。由黄母带回家中严加管束的黄慧如，命运又如何呢？已怀有身孕的黄慧如回到上海后，决定前往陆根荣的乡下老家江苏吴县，看望陆根荣的亲人，并以陆根荣妻子的身份在陆家待产。产后随母回沪，黄家宣称其产后虚弱，经不住舟车劳顿，病逝而终。

二、“黄陆案”引发的讨论

黄陆案发生之后，引发了热烈的社会讨论，使其成为当时不同文化背景之人进行文化宣教的绝佳案例：守旧之人视其为等级不分的有辱门风之事，趋新之士认为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阶级观念”的典范[7]。总体而言，对黄慧如的褒扬多于贬斥，以至于她在医院中待产之时，收到不少寄给她的书信，赞扬她为“女界革命的先锋，自由恋爱的勇将”。在这些被作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开始思考黄陆案的归责问题，认为这既有社会风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个人操守的原因，“决非一事一因”如此简单[8]。亦有人一分为二地看待黄陆案。如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力子，曾与戏剧专家洪深一同访问过陆根荣，他认为“黄陆之恋爱，原则未尝有差，而其行为则不尽可取”。他推测黄慧如之所以与陆根荣出走并甘愿在陆家待产，是因为“事后已至无可如何之地位”，“不得不出此一着，以示高洁”。因此，他指出社会上无论是攻击黄慧如之恋爱原则，还是褒誉提倡其恋爱过程之行为，均存在流弊，并不妥当[9]56。当时社会上，对黄陆案之本质剖析最深者，当属《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在参与黄陆之事讨论时，邹韬奋并不认同这是纯洁的恋爱，但仍对黄慧如深表怜惜之情。他认为陆根荣和黄慧如并不懂真正的恋爱，这是由“不良的家庭环境”和“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幸又畸形的现象。首先，当陆黄两人被抓获受到解送之时，虽然黄慧如坚决不乘车前往，而是与陆根荣一同步行，承受与分担相应的“屈辱”与“罪责”，但是陆根荣仅仅心系钱财，三番两次对黄说他身边无一个铜钿；其次，陆根荣并未及时告知黄慧如他已有妻室；再次，陆根荣视黄慧如为被“高等人家”贝家摒弃，若不与“低等”的他“姘头”，便要终身搁置家中，并将责任推卸到黄慧如身上，在法院申辩时提出“是对方（黄慧如）要和他轧姘头，他不好意思拒绝”，而非社会舆论为其申辩的打破阶级观念与争取恋爱自由；最后，黄慧如亦未真正觉得陆根荣可爱，而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并深受传统从一而终思想之影响，即使早知走错了，亦打定主意走下去。正是由于家庭环境的保守与封闭，缺乏“高尚的男女社交的机会”，加之社会对不幸受愚之女子的冷酷，使得深受感情创伤的黄慧如遇到有人对其大献殷勤，便不慎失足，身陷囹圄[10]。其后，亦有评论认为黄慧如之事罪不在父母，而在社会环境之恶劣，并倡导青年男女联合起来打破重围。该评论提出，以婢为妻为妾之人并不会受到社会之谴责与非笑，而一位自愿嫁给仆人之女子，却会受到社会舆论之讥笑。这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应加以注意[11]。无论是守旧者的谩骂，还是趋新者的推崇，都指向了黄陆案，成为当时众多知识分子进行趋新或守旧舆论造势的武器。这无法挽救黄慧如的人生，只能将其一步步推向无法逃脱的婚恋悲剧的深渊。以至于当时有人预测黄慧如的结果已至极其恶劣的境地，无论是否继续与陆根荣一起生活，都将了无乐趣[9]50-52。

三、“黄陆案”呈现的社会问题

从黄陆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际矛盾与主仆之恋，象征着从家庭内部与社会阶级两个层面对传统礼教的反抗，颇具改革的意味。事实上，黄陆案是民国上海这一过渡时代的产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现了当时婚恋方面的社会问题。舆论对婚姻自由的宣传与社会对婚姻自由的接纳，仍存在错位与误解之现象。错位现象，即舆论宣传先于社会接纳，社会接纳滞后于舆论宣传；误解现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认为传统礼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实不构成法律约束力，只需两两相愿，便可自由恋爱与同居，从而成立自由婚姻。这一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无独有偶，与黄陆案发生之年份相近，也发生了过渡时代的婚姻悲剧，尽管这一悲剧的主角没有阶级差别，因而未曾像黄陆案那样受到各大报刊的广泛关注，但是同样在婚姻问题上描绘了过渡时代的社会问题。1928年前后，浦东日华纱厂机器间工人川沙人顾德明与该厂女工金招弟发生自由恋爱、自由同居，并曾延请律师登报谓两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招弟之母金吴氏和其赘婿金泉生得知他们同居于交通旅馆后，将此事报告给捕房，将招弟领回。因为招弟已经被许配给罗店施阿小为妻室，经过招弟与顾德明之事后，金吴氏难负重责，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结婚礼。然而，顾德明因为金招弟自愿为自己的妻子，却突然被他人夺取，心有不甘，遂延请律师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顾德明所主张之自由婚约，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谛，只能鉴定为自由恋爱，无法鉴定为自由结婚。因此，不予所请，顾德明败诉[12]。对过渡时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电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电影《新女性》，同样讲述了一个争取婚恋自由之后的新知识女性的婚姻悲剧。也许因为婚姻之社会问题在艺术表演上具有张力，当时的艺术家在挑战传统、构建未来之时，也将其作为元素纳入艺术创作之中。它的悲剧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多元文化，以及无法跟上文化变迁的社会生活环境，曾给当时人带来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进退维谷，从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当时上海存在的这一社会问题，外侨社会亦有所关注。他们认为婚姻自由给中国人带来了轻松结婚、轻松离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们在争取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身上寻找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社会问题，是因为寻求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忽视了从父母等长辈处听取他们对婚姻问题的参考意见，忽视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对对方家庭的调查[13]。在此处，被众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摈弃的父母等长辈的意见，摇身一变成了当时西方人眼中解决中国社会婚姻问题的密钥。在对待“婚恋自由”与“私奔”这一问题之时，中西社会存在差异。当时的西方社会，在婚恋文化方面，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宽容与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起在沪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军上校查尔斯•马克斯•科克伦（Capt.CharlesMaxCochran）的主持下，女主角玛丽•约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国地方检察官伦纳德•G•胡萨尔（Mr.LeonardG.Husar）在公海上结婚。最后新娘却从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萨尔那里收到一封无线电报，声称他将在日本滞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无其他信息。虽然这个戏剧性的结局将会震惊上海，但是他们的婚姻通告却并未让他们的诸多亲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见西方社会有追踪这一事情的后续报道。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语境下可知，黄陆案所代表的民国上海时期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结果，也是思想文化的发展相对超前，而社会生活的变迁相对滞后的结果。

结语

黄陆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有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趋新者的热烈追捧，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黄陆案为着眼点，去进一步挖掘民国上海的婚恋报道，可以发现尽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职业不一，案件的过程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都呈现了民国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其间有矛盾、有融合，导致婚恋观出现多元化，容易让青年男女迷失其中，无法正确看待“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会剥夺男女当事人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带来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问题，那么以民国上海为舞台上演的诸如黄陆案之类的婚姻自由带来的悲剧，同样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值得当时人深思，并影响着当今之人对民国上海婚恋图景的构建与想象，也可以为当今的婚恋生活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作者：王瀛培徐华博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上海图书馆信息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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