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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风度

时间:2017-03-27 06:21:50 来源:免费论文网

篇一:魏晋名士风度

文法学院本科学年论文

论文题目:魏晋名士风度

----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

容俊朗

学生姓名: 1

学 号: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2012 年4月16日

魏晋名士风度

----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容俊朗

内 容 摘 要

《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种分类把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的风度刻画的淋漓尽致,有详有略,有血有肉,详者多达一百多位人物,略者仅数人耳。最有名的当属“竹林七贤”,这其中嵇康的气韵、神采最令人神往,令后来者无法企及。他的玉树临风、临终时的神态令人无法忘怀。曹操的谲诈,陶侃的母亲湛氏的聪颖捷悟,潘安、何晏的姿容俊朗,可谓绝世无双。这其中有老庄、周易思想的影响,以及曹魏、司马氏政权的淫威下所造成的影响,看《三国演义》印象很深,因此造就了他们的这些特点。

关键词: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容俊朗

2

目 录

一、魏晋名士风度…………………………………………………1

(一)疏放旷达………………………………………………………1

(二)聪颖捷悟………………………………………………………2

(三)姿容俊朗………………………………………………………3

二、总结……………………………………………………………3 参考文献……………………………………………………………3

序 言

3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夏所形成的,鲁迅有相关文章论及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它是一种欣赏的态度,我在看《世说新语》的时候,中午休息,突然脑子里闪出“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容俊朗”这三个形容词,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思索,于是写成这篇文章。

一、魏晋名士风度

(一)疏放旷达

“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①4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雄豪之举在魏晋名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桓温、王导、王敦、谢安。虽桓温、王敦二人随着权利范围的扩大,篡逆之心萌生,后来举兵谋反,但这二人言行、气度远非其他士人可比。王羲之等人坐在船上突

然风浪很大,其他人惊慌失措,而谢安镇定自若。过了一会儿,风平浪静。

壹②壹 雅量第六28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曹操、司马懿专权,加之宠幸奸佞,动辄杀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以荒诞的行为、玄远的语言来避祸,并且对伦理、礼法的蔑视,对《周易》、《道德经》、《南华经》的极其熟悉,而且作注。王弼注《道德经》、郭象注《南华经》、支道林对《庄子》

的阐发一会儿数千言,因此就塑造了他们疏放旷达的个性。

“东床”的由来是郗公为女择婿,诸王一时都变得特别矜持,只有王羲之袒腹躺在榻上,泰然自若。王粲过世了,曹丕等人去吊唁,因为王粲生前喜欢驴叫,他们每人学驴叫了一声。这种吊唁方式可谓空前绝后,不受礼节的约束。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嵇康之死与钟会的诬告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生无哀乐论》,他的绝世风采令人绝倒。而司马昭然加害,实在令人愤慨。他在临刑前尚且抚琴,不可谓不淡定。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不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这则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了夏侯玄的镇定。梁实秋《雅舍》中房屋破旧不堪,漏雨如注,蚊蚋成群。而梁实秋以苦为乐,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的心5

情,极其恬淡。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

三司。王衍嘱咐族人做事,好长时间没有做,看见他在喝酒就问原因,那人大怒,把樏砸在他脸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洗漱后和王导一块坐车谈笑自若。裴遐在周馥住的地方。裴遐和人下棋,周馥喝酒,裴遐正在玩,周馥特别生气,把他拉到地上,他还坐下,举止如常,脸色不变。以上诸人颇有唾面自干的风度。在识鉴下第十篇中,张翰被征为齐王东曹属吏,在洛阳见到秋风,因此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在使自己顺心,怎么会因为名利羁绊呢?”于是就离任。在这则中,我们看到的是张翰不以功名利禄为枷锁,注重使自己身心和谐真令人羡慕。

赏誉篇中诸则,②世2、3、4、8、10、15、16、20、32人评价李膺:“谡谡如劲松下风。”(出处?)⑧裴楷评价夏侯玄:“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出处?)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锺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廧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再如王戎评价山涛,庾子嵩评价和峤,等等,从评语中让人觉得被评价的人风度翩翩,面如冠玉,而且很有内涵,用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的话:“翩翩绝世之少年。”神往那种风度、内涵、气蕴。

再如豪爽篇中第一则,王导年少时,晋武帝与当时贤士在一块谈种植,其他人都知道,只有王导都说的无关,说话的神情也不好,他说知道打鼓吹,武帝让人给了他,他在座位上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突发奇想,晋武帝与文

篇二: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摘要:魏晋也就百年的历史,却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政治上的黑暗腐朽、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大批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深受其害。残酷的现实使得一些上层贵族和门阀士族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对人生提出新的疑问。魏晋风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魏晋名士追求个性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重新思索、发现并把握生命的意义,以一种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方式生活,并以此来反抗虚伪的礼教。

关键字:黑暗动荡;开放;避世;魏晋风度

Talking Wei Jin demeanour from the speech and

behavior of Wei Jin Celebrity

ABSTRACT:Wei Jin is a big turbulent and big transition time, a Chinese feudal society rising period although hundred years. The political darkness is decayed, fighting for power and profit of ruling class, large quantities of intellectuals are involved in deeply by its evil.The brutal reality causes some upper aristocrats and powerful family hereditary scholar classes ha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society, raised the new question to the life.Wei Jin demeanor is then born under such background. They pursue the individuality freedom,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value and dignity, think, discovers and assurance meaning of life, with a nature and true feelings, the unconventionally graceful and free and easy way life, and revolts against the false Confucianism by this.

KEY WORDS:dark and turbulence; make open to the public; disengagement; retire from the world; Wei Jin demeanor

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交织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上动荡不安,政治上腐朽黑暗,而在精神上却是极度开放、自由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时代,其多姿的文化内涵令后人心驰向往。自近现代以来,对魏晋时期的研究非常的盛行,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思想、美学、艺术等方面。而对于魏晋风度的研究更是常久不衰。

关于魏晋风度的研究,理论界是一个热门话题,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研究成果,之后成果颇多。最先开始研究并提出“魏晋风度”的是鲁迅先生在1927年广州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和酒的关系》的演讲稿。虽然通篇并未解释何谓魏晋风度,但纵观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将魏晋文章以及魏晋名士们所推崇的服药与饮酒之风总结为魏晋风度的主要内容。自此“魏晋风度”以及与魏晋人士有关的思想、艺术、文化,成为现代学者津津乐道、意蕴无穷的话题。1940年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给予魏晋以高度的评价,并且对晋人美的研究,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发现。1944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论风流》一文更是将“风度”张大为“风流”。1981年李泽厚《美得历程》出版,书中第五章题为《魏晋风度》,把这一议题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把“魏晋风度”的内涵在美学和哲学向度上推进了一层。1993年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更是从思想史角度,运用心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魏晋风度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总结和阐释,提出了不少新意的见解。纵观魏晋风度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对魏晋名士持一种同情的态度,对魏晋风度也多是正面的评价,这确实是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大多数学者都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对魏晋风度产生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有反作用的。魏晋之际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失望情绪与魏晋名士积极推崇的风度不无关系。

魏晋士人留给后世的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们所特有的“才情风貌”,这些“才情风貌”通俗的来说就是魏晋名士的精神状态及行为方式。只要翻阅《晋书》、《世说新语》等古籍就不难发现魏晋士人的“风貌”惊世骇俗,如王羲之的长子王玄之醉心于绿竹,自诉“何可一日无此君”[1];何晏喜欢穿妇人的衣服“胡粉饰貌,搔头弄姿”[2];王粲生前喜听驴叫;阮咸与猪抢食;袁山松喜欢外出游玩时唱歌,可是他唱的竟是挽歌;阮籍最喜爱的业余生活竟是打铁;刘伶最爱赤裸饮酒。这些魏晋名士们用自己偏轨的言行向世人吐露在面对黑暗的政治、动荡的时局、遥不可及的未来时内心的恐惧与迷茫。不管他们有多么的热爱生命、渴望自由、通脱放荡,他们内心还是无法摆脱那个社会所带来的压抑和恐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借嗜酒服药来麻醉自己,使自己沉浸在药、酒带来的快感之中;他们隐逸山林、醉心清谈,不问世事、不理俗事。

一、 “魏晋风度”的产生

(一) “魏晋风度”的含义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魏晋风度”一词,最先提出来的是鲁迅先生,他认为“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的文人心态跟时代精神,魏晋风度包括了魏晋时代文人华丽壮大的文章、饮酒以及以何晏为始祖的服药之风。魏晋风度是一种在独特背景下诞生的独特心态与精神,它是指魏晋时代,在名士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是魏晋名士人生观的彰显。魏晋风度,是在精神觉醒的前提下,名士们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对礼教纲常的蔑视以及为逃避现实而自我放

逐、游戏人间的种种行为的总和。到底是何种原因造就了这独特的魏晋风度。

(一) “魏晋风度”产生的背景

汉末魏晋之际,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魏晋风度作为一代特殊群体精神情感与行为方式的集合,其产生有着深刻的不可复制时代背景。

首先,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社会都充满着死亡气息的年代。魏晋时代的死亡是全方位的,因为天灾与人祸并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汉末魏晋时期是一个天灾不断的时期,蝗灾、水灾、旱灾,交替发生,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自然灾害、疾病无情的吞噬着芸芸众生,文人名士自然也是难逃厄运,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便是死于瘟疫。夺去大量生命的自然灾害,对社会和人们的心理造成了持久的震荡。除去天灾外,人祸也造成了士人的大量死亡。所谓的人祸一方面来自于汉魏之际,军阀的混战,战乱不断。对于这一时期的惨状,诗人留下了自己最真切的悲鸣。“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3],“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4],“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5],“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6]。从汉末到魏晋,文人、士大夫除了要面对自然灾害与外部战乱所造成的死亡恐惧外,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残杀。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使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士人倒在了宦官的刀下。后来曹操也大开杀戒,孔融、许攸、杨修等名士成了曹操的刀下魂。司马氏集团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孙登曾对嵇康说过“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7],对于名士嵇康的命运孙登早已预见。果不其然,嵇康终为司马昭所杀。大规模的死亡,个人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由此,士人们深感人世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他们提倡及时行乐,认为一切都是虚妄的,传统的封建礼教解决不了士人们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他们苦苦追寻可以消除内心纠结的方法,用一切可以用的方式发泄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用不为传统礼教所接受的行为掩盖自己的恐慌。残酷的政治斗争将士人们的参政热情一点点浇灭,他们试图逃离这个肮脏龌龊的政治舞台,远离那些虚伪的人情世故。魏晋名士们为了避世躲祸,或饮酒酣睡,或放纵声乐,这都是政治环境造成了士人内心的扭曲。

对死亡的恐惧引发了士人对人生的反思。世间的荣辱兴衰皆是虚妄的,唯有活着并且是毫无约束、放荡不羁的活着才是最实际的。士人们开始寻找如何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活得自由、活得舒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历来所提倡的符合纲常伦理、礼仪名教的行为方式、思想意识,便不再适合魏晋名士的需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日益僵化,儒士们整天沉浸在繁琐的章句之中。自汉末以后,动荡的时局使得儒学的地位下滑,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越来越不被接受。魏晋时期,士人们为人处世都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最终使儒家理想人格彻底破产的是曹操。出身宦官之家的他,依靠“察举”[8],入朝做官,但他却很讨厌汉末的那些清流之士,但又认识到这些清流之士对稳固政权产生的影响,于是他就鼓励这些名士们追求“通脱”,只管追求物质精神享乐,不必太涉及政治,这就助长了一部分名士的浮夸风气。“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9],曹操的“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亦在被幸之列” [10] ,“明扬仄陋,唯才是举” [11],这就彻底打破了以往选拔人才符合德行兼备的标准。既然儒家的那一套行为规范丧失了它以往强大的约束力,士人们就必须要找到另一种精神寄托,于是崇尚空谈的玄学应运而生。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士人形成了超越世俗的玄远思想,追求幽远的人生情趣。士人们寄情于山水之间,淡泊名利,崇尚空谈,随性洒脱,对生命的肯定和眷恋精神形成了魏晋风度独特的内容之一。

[12]面对社会的黑暗压抑,士人们无能为力,“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所以说,魏晋风度是在黑暗而动荡、迷茫而绝望的时代,魏晋名士们对压抑的抗争、对

自由的呼喊、对虚伪的批判,当然也包括对现实的逃避。也正是在这动荡的代背景下,使得魏晋名士想方设法的逃离自己救国救民的责任。

二、 魏晋名士身上反映出的魏晋风度的独特内涵

任何精神的产物皆以物质作为其载体。魏晋风度之特有的精神便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13]通过他们的人生实践表现出来的。魏晋士人放浪形骸、独树一帜、旷达真实、对抗名教、自尊自信,“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行迹”[14]。面对统治阶级对文人名士的残杀,名士们学习老庄,选择了消极的逃避。用自己的纵情任性、放浪形骸,向整个时代展现自己内心深处最深刻、最真实的思想情感。魏晋名士身上反映出的魏晋风度的独特内涵,可以系统总结凝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崇尚老庄,隐逸山林;二是放荡不羁,特立独行;三是嗜酒服药,麻醉自我。

(一) 崇尚老庄,隐逸山林 自汉以来的以儒学起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经学之士,在魏晋之际黑暗现实的打击与挤压下,其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名士们日益朝着虚旷方面发展。“孔子之人格、性情与老子绝异,老子看透社会恶化之原因,一心只想恢复道之世界,恢复自然之世界,与政治方面、道德方面所有之主张、所用之方法,完全为消极的。孔子于世道人情亦看的极透,但彼赋性特殊,一心只求救世,终彼一生”[15]。这就是儒家与道家的不同,都是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一个主张积极的应对,一个主张消极的避世。儒学自确立正统地位后,其思想日益僵化,儒士们整天沉浸在复杂繁琐的经学章句之中。魏晋之际的剧烈变革,使得名士们得以从繁琐的经学中解脱,而腐朽黑暗的社会现状,使得他们希望逃离政治、避灾躲难。于是他们逐渐从儒家的精神藩篱中走出来,崇尚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就是在这种现状下,玄学诞生了。其实,玄学是儒学与道家思想的糅合,其思想精髓是道家的无为、避世思想。“庄生放达其旨,而驰辩无

[16]穷;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魏晋名士弃经典而尚老庄,

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了率真自然的人格,使得在传统压抑下的个性感情得到解放。而寄情山水,隐逸山林,远离政治,不问世事,成为当时名士推崇老庄的重要表现。士人对高官厚禄的兴趣日减,钟情于自然风光。如嵇康在其诗文中就充分表现了其隐居不仕的思想,对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公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山涛推举他代替自己做选曹郎,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明其“志气所托,不可夺也”[17]。魏晋士人喜爱游玩,喜爱聚饮,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更是将魏晋名士们欢聚场面描绘的入木三分。畅然于自然之间,并未让士人们得到更大的解脱,相反的,在寄情山水之时,文人特有的敏感又让他们将自然美景与生死相联系。“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18],这些人他们是悲伤的,但是他们也看了生命的短暂与美好,更是以一种乐观的心态来对待生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魏晋名士推崇玄学,就贬低儒家思想,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玄学影响下,名士们形成了浮夸、不务实的风气,只是一味的追求清谈。何晏,能清言、好辩而无所成;王弼,通辩能言、辞才逸辩,“魏晋以来的名士将清谈老庄与善言名理,二者兼综”[19]。魏晋名士的崇老庄、隐山林,实际上是在面对危险时的一种逃避,逃避生存的艰难斗争,沉醉于山水带来的片刻安宁。魏晋之际的玄学,实际上就是用玄学的玄虚繁琐代替儒学的章句繁琐,它们都是繁琐的,只不过一个在于概念,一个在于章句。

(二) 嗜酒服药,麻醉自我

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死亡焦虑的时代。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文人骚客甘愿沉溺在酒坛之中,忍受着服药行散后的痛苦折磨,名士们用反正常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的不满。生命短暂,世事无常,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就只能增加生命的密度,酒跟药便成为当之无愧的的首选。魏晋名士们举杯酣饮,其身影洒脱放浪却又孤寂幽怨,他们将满腔愁闷给予酒中。“名仕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为名士”[20],魏晋士人多好酒,原因是魏晋虽百年历史却没有真正的安定过,外部的战乱纷争,内部的权利倾扎,名士时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所以他们沉浸酒坛,像鸵鸟一样将自己埋在酒缸里躲避危险。“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着,籍由是不与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1],还有司马昭想把阮籍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阮籍以大醉六十天推掉,可见饮酒的确是一个逃避的好方法。这时候的饮酒总是与魏晋名士的悲剧情感相挂钩。“晋人多言饮酒,有全于酒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着未必真醉也”[22]。刘伶在竹林七贤中最是能喝的,而且是不要命的喝。他从不管家计营生只求有酒,常乘鹿车,携酒而行,嘱咐仆人,一旦他死了,就随便找个地把他埋了。其妻恐其饮酒过度而伤身,捐酒毁器,力劝戒酒,其佯受劝,但要求用酒肉祭鬼神,立誓言“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23]。饮酒放达的刘伶心中是苦闷的,却只得以酒来苦中作乐。所以说,饮酒是魏晋名士们一种避世,避事,避仕的方式,政途险恶,为了自保便将自己浸泡在酒缸里来躲避可怕的现实。

饮酒之风盛行,服药之风也是旗鼓相当的。魏晋名士所服之药称五石散或寒食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五石散的确是一味药,主要功效是补肾壮阳,美容养颜,治不孕。何晏,作为魏晋服药之风的开创者,其服药为的是让自己看起来双目炯炯有神,面色红润。再加上何晏纵情酒色就更需要用药来滋补。魏晋服用五石散的皆是当时的有名之士,如果细数这些人的家世,就会发现他们中间就没有穷人,甚至大部分都是世族家族。这就解释了服药之风为何在社会上层名士中间盛行,因为五石散并不易得,购买需要花不少钱,并且五石散服用后须用冷水浸泡,不停地走路,穿宽松的大袍,饮温酒,将药效发出来,药发之时也是十分的燥热难耐,就算是大冬天也要持冷水浇灌全身。试想,普通百姓服药之后还怎么从事生产,也就整天无所事事的名士们有闲空来找刺激。魏晋名士们执着的追求饮酒与服药,承受着药酒给身体带来的痛苦,同时享受着药酒给内心带来的快感。“当一个伟大文化的创造力消耗殆尽的时候,就像一个奋力拼搏的人会感到疲倦一样,它会失去与无限对抗的力量,也会失去对抗下去的勇气?恐怖、痛苦和绝望的压迫会使它产生求解脱的欲望”[24]。于是药酒便成为魏晋名士寻求解脱的圣品。

(三) 放荡不羁,特立独行

魏晋名士的放荡不羁、特立独行主要表现在蔑弃礼法,任情放达。古人云“发乎情而止于礼”[25],魏晋名士们却追求情与礼的融合,情大于礼。“礼岂为我辈设矣”[26],阮籍更是光明正大的反驳虚伪的礼教。他们深情、真情,毫无顾忌的向世人展现自己的爱。魏晋名士在行为上废弃“礼”,废弃那些虚伪的约束人性的陈规旧俗。“谦之字予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27],按照儒家礼教,儿子叫父亲的名字是大不孝的,而胡毋辅之反而欢笑不计较,就算是现在社会这也不是常见的现象。《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28]。“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道出了魏晋名士的一往情深,说出了魏晋名士的深情款款。

篇三:浅谈魏晋风度

浅谈魏晋风度

摘要:名士们的思想与心灵开始移位,从原先的儒家集体思想中冲破出来,发展了内心深处的独享空间。它不仅是士人们精神面貌的总体反映,也是当时的文化潮流。它涉及面广,无所不包,既有政治,又有哲学思辨、文艺创作、社会习俗等。它仿佛一个酣畅淋漓的大汉,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尽其一生的风流底事。其中的竹林之游、兰亭稧事、桃源之美、山水隐逸、人物品评、饮酒服散、谈玄论道??一幅幅风采动人的历史画卷构成了魏晋人思想自由、言行飘逸、三教合流、风俗变异的社会面貌———这就是魏晋风度。

关键词:魏晋风度 名士 玄谈 礼教

“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所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草草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是所谓的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依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由此引发了魏晋人士言谈举止的风姿风采————这就是“魏晋风度”。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早在1927年,鲁迅发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后,作为魏晋文化的代名词而被学者逐渐加以研究和阐发,越来越受学者们的重视。冯友兰认为,“魏晋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条件有四个: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而笼统庞杂地展现魏晋风度的书籍,还得非《世说新语》莫属,它是一部集中展示魏晋上层人士生活的小说集。当然,这么一部小说集,除了文学价值之外,是不是因为体裁划归小说而不具史料价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按照史料分类观点来看的话,这类笔记资料为研究和还原历史面貌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论魏晋,必谈到这部笔记体小说。

冯友兰提出的“风流”四点论,在该书中无不见其绰影,比如《世说新语·德行篇》第十七则,讲述的是王戎与和峤同时遭逢“大丧”(父母之丧),晋武帝询问刘仲雄:“卿数省王和否?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刘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当然,“深情”并不局限于深桑父母而表现出“哀毁骨立”的样子,也有朋友之情等等。至于“洞见”、“玄心”、“妙赏”,不过是魏晋人士人格上的某些品质特征的概括而已,此处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似乎单有这四个人格特征是仅仅不够的,有学者在研究魏晋美学后,又把“魏晋风度”归结为:“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另外还融入了酒、药、姿容、神韵,必须有“华丽好看”的文章,这并不是绝对的,其主体是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多是身心矛盾。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内心深处重礼教、崇尚儒家所确立的社会关系,但行为又显得有些叛逆,王戎、阮籍等人曾经都因大丧而达到“哀毁骨立”的程度,可从言行举止来看,似乎有颇不检点、顾忌,常常表现出“越礼”或“反礼”的倾向。诸如此类例子,在《世说新语》中也随处可见。又比如阮籍别嫂,叔嫂之

间按礼本不该见答的,当受别人指责的时候,阮突然说道:“礼岂为我辈设也?”公然打出反对礼教的标语。竹林名士之中,虽然形骸放浪,形式上表现出很不尊礼的样子,整日狂饮高唱,抚琴幽坐,谈玄论道,不官不仕,可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时局动荡不安、世情险恶的情况下,很难以儒家的行为准则来匡济天下,虽然心怀仁术,但面对当权者把礼教视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时,整个礼教的行为准则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了一种形式,不再有实际意义时,士人们毫无办法,只有转向心灵的内省,不再以天下为己任,担心政治迫害,所以借谈老庄以避祸,远离政治,追求洒脱,可内心仍然痛苦,进而引发了饮酒、服散、裸体等一系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的变化。

汉末到曹魏期间,名士惨死,孔融反对曹操专权而被杀,祢衡击鼓骂曹,后来也遭迫害,很多正义之士惨遭横祸。曹丕称帝之后,历经二代而出现司马氏夺权,即正始年间(魏主曹芳年号),竹林名士恰处于两个政权的交替时期,政治斗争激烈,他们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半官半隐的,也使得“玄学清谈和辩论的流行,使士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个人自我意识崛起。”魏晋风度,似乎这么一个词语,只是魏晋人士在儒家正统思想下的一次“越轨”行为,可并不能这么简

单地看待。

二、“是真名士自风流”

名士们的思想与心灵开始移位,从原先的儒家集体思想中冲破出来,发展了内心深处的独享空间。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周武而薄周孔”的自然坦率之情,到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也”的铿锵呐喊之声,似乎名士们开始信步走出“孔林”而直入自然风雅的殿堂。一个行不拘法,言不拘礼的时代已经到来。

风雅的背后是清谈,而清谈的内容正是玄理。然而,谈玄之风并非始于这群竹林名士。三国之际,魏人何晏“是空谈的祖师”,名声大,地位高,喜欢研究《老子》、《易经》,其次就是王弼,何晏、王弼的主张大体一致。至于为什么魏晋时期大兴玄学呢?儒家经典的废弛与统治者崇尚清玄的哲理是分不开的,前面提到过清谈的产生原因,玄学只是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已,此处不展开细说。作为善于清谈的名士们,过分谈玄带来的是只能脱离现实,内心却常常隐逸与山林,终日只作山林之游,喝酒排遣愁闷,言语癫狂。这种闲散放荡的生活,反而促使他们有更多时间思考内心世界的幽邃和宇宙万物的深沉,为心灵和自然世界开拓了一方净土,也为后来士大夫畅心以寻山水之乐的山水田园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自然之中找到涵养心灵的奥妙,名士们相信: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个时代虽然很动乱,但精神很自由,思想很恬适????

从思想角度来看,玄学的出现继承了先秦道家的传统,儒道两家各有所长,却有各有弊病:道家主张虚无,重视个体生命超脱世俗生

活,追求精神自由;儒家重视人文发展,关心人的社会价值,是典型的人本主义,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容易使人收到束缚,不易发展自我挖掘自我。玄学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崛起的表现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从西晋到东晋,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更为明显。东晋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我宁作我。”大意是:“我最了解自己,宁作自己。”这对自我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性的觉醒。这种由思想转变所带来的自我觉醒,再东晋时代表现尤为明显。又如东床快婿、夜雪访戴等故事都较为积极地促成了魏晋以来名士的自我觉醒,包括兰亭聚会、桃花源等崇尚自然、追求精神静谧的思想要求。

三、对玄学与清谈的影响。

作为魏晋风度的主导思想——玄学,它是在不断纠正与批评中得到改进而完善的。不仅反映了魏晋时代面貌、精神特征,还曾经一度影响政治,散及文林,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产生一定影响。

西晋时期,谈玄之风遍及朝野,能玄言者大抵都有官做,《世说新语·赏誉篇》第十七则记载,平时沉默寡言的王湛,一次与侄儿王济清谈,妙语连珠、奇趣横生,令王济惊叹不已,当晋武帝戏问其叔的时候,王济说道;“臣叔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就有了令名与官职。这就是清谈所带来的政治待遇,发展到西晋末年,一发不可收拾,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士人们为了谈玄而玄,多时为了保住名位,所以在政治上,他们并没有什么作为,致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不思民治,导致了用价值乱的爆发或者说,在五


魏晋名士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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