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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3-27 06:19:43 来源:免费论文网

篇一:安徽地方戏

青阳腔

青阳腔因形成于青阳县而名;又因古时青阳县属池州府,还称"池州调"。青阳腔与徽州腔驰名于明清两代,誉为"徽池雅调",成为"天下时尚"的新调。宋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萌生的南戏,后来形成号称"四大声腔"之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腔,先后都在池州流行过,很快与青阳丰富的民歌、九华山佛俗说唱、大型宗教戏剧"目连"(俗'还愿戏')等民间艺术融合,约至元代形成青阳腔。

青阳腔形成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因青阳属池州府,故又称池州调或徽池雅调。目前主要存在于安徽省青阳县及江西省湖口县等少部分地区。明代嘉靖年间,弋阳腔流入青阳地区,与当地方言及民歌小曲相结合,形成青阳腔。这一新起的声腔突破曲牌联套体的音乐结构,发展了“滚调”,创造了腔、滚结合的歌唱形式,将我国戏曲声腔的演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青阳腔的剧目上起元明南戏,下到后世的各种文人传奇,数量众多,历史上曾出现过《词林一枝》、《摘锦奇音》、《玉谷新簧》、《徽池雅调》等一批青阳腔剧目刊本,现在能收集到的青阳腔大小剧目有94个。青阳腔演唱时一般只用大鼓、大铙、大锣等伴奏而不用管弦,独唱与帮腔结合,一唱众和,同时在演唱中运用“滚调”的方法,在唱腔中加入“滚白”和“滚唱”,形成长于叙事的特点。其唱腔灵活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极大地提高了戏曲声腔的可塑性和表现力。青阳腔继承古南戏的脚色体制,有生、旦、净、末、丑、外、贴7个行当,后来又增加了小、夫两个脚色。其表演讲究“文戏武唱”,娱乐性、趣味性强,火爆热闹,常穿插表演窜刀门、盘吊杆、翻高台、跳火圈等技艺。青阳腔中还有各种纸质面具,在舞美上极具特色。

青阳腔从皖南流布到闽、湘、川、豫、晋、鲁等地,成为“天下时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徽剧、赣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的形成与发展,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然而,由于战争、瘟疫和外来文化冲击等多种原因,青阳腔日渐式微,基本上已从舞台上消失,濒于灭绝,急需抢救、保护和传承。

历史溯源

诞生

《中国大百科全书》载:"青阳腔是在(明)嘉靖年间,因弋(阳)腔流入当地,与地方语音及民歌小曲结合形成",广为流传。并创造了腔、滚结合的歌唱形式--"滚调",实现了戏曲声腔上的重大革新,在我国戏曲声腔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发展

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传入青阳,吸收其精髓,并与当地九华山锣鼓佛俗说唱、民歌小曲等民间艺术相融合,"错用乡语,融合土调",冶炼而成富有民间地方特色的青阳腔。因为青阳古属池州府,故称为"池州调。" 兴盛

作为南戏中一支突起的新军,青阳腔兴盛于明清,持续500余年,有《青阳时调》、《时调青阳》、《时调青昆》、《昆池新调》、《滚调乐府》等青阳腔剧本选集并广为流传。青阳腔由皖南发展到省城安庆,赣、鄂、川、湘等地。明代万历年间,青阳腔红遍全国,影响了目连戏、徽剧、黄梅戏、川剧、赣剧、京剧等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并与全国几十个地方戏曲剧种产生和发展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青阳腔的剧目上起元明南戏,下到后世的各种文人传奇,数量众多,历史上曾出现过《词林一枝》、《摘锦奇音》、《玉谷新簧》、《徽池雅调》等一批青阳腔剧目刊本,现在能收集到的青阳腔大小剧目有94个。青阳腔演唱时一般只用大鼓、大铙、大锣等伴奏而不用管弦,独唱与帮腔结合,一唱众和,同时在演唱中运用"滚调"的方法,在唱腔中加入"滚白"和"滚唱",形成长于叙事的特点。其唱腔灵活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极大地提高了戏曲声腔的可塑性和表现力。

传播

明末清初,青阳腔影响了全国各地许多高腔的唱法。岳西高腔、江西湖口高腔,均为青阳腔的遗脉。目连戏的唱腔,即是古老的青阳腔,同时,目连戏的上演也助兴了青阳腔的发展和传播。

青阳腔滋养了黄梅戏,又哺育了徽剧。黄梅戏是青阳腔融合湖北黄梅采茶调、徽调发展而形成的戏曲艺术。明代嘉靖年间,池州、徽州青阳腔兴起,它吸收了徽调、目连戏、昆山腔等曲调的精华,便形成徽剧。又因青阳腔曲调清秀高雅,池州、徽州盛兴,故又有"徽池雅调"之称,从而青阳腔"为天下时尚"的新调。

明末清初,青阳腔随徽剧涌入安徽省城安庆,以及怀宁、枞阳、桐城等地,其后徽剧走向省内外各地。乾隆年间,安庆四大徽班进京献艺,享誉京师舞台半个多世纪,在京城吸收了秦、晋、梆等北方剧种的精华,于是孕育产生了京剧。

因此,青阳腔是徽剧的前身,徽剧又是京剧的前身,滋养了第三代地方大戏黄梅戏,包括京剧、赣剧、湘剧、川剧等戏曲剧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该唱腔,借鉴其唱法,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故青阳腔被誉称京剧"鼻祖"。青阳腔又被誉称戏曲的活化石,它对我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唱腔特色

青阳腔拙扑、高昂、刚健、原始,它不用管弦伴奏,一般是用锣鼓伴唱,一唱众和,杂白混唱,腔滚结合(滚调),唱腔灵活多样,曲调清秀婉转,戏曲语言、唱词通俗易懂,尤为平民百姓所喜爱。

青阳腔属南戏高腔体系,其行当继承了古南戏的脚色体制,有生、旦 、净、末、丑、外、贴7个行当,后来又增加了小、夫两个脚色。其表演讲究"文戏武唱",娱乐性、趣味性强,火爆热闹,常穿插表演窜刀门、盘吊杆、翻高台、跳火圈等技艺。青阳腔中还有各种纸质面具,在舞美上极具特色。

青阳腔在声腔上属南曲五声系统,其演唱特征:①用锣鼓伴唱,不用管弦;②一唱众和,独唱与帮腔结合;③运用腔滚结合的歌唱方法--滚调。

相关曲目

青阳腔的剧目上起元明南戏,下到后世的各种文人传奇,数量众多,历史上曾出现过《词林一枝》、《摘锦奇音》、《玉谷新簧》、《徽池雅调》等一批青阳腔剧目刊本,现在能收集到的青阳腔大小剧目有94个。青阳腔演唱时一般只用大鼓、大铙、大锣等伴奏而不用管弦,独唱与帮腔结合,一唱众和,同时在演唱中运用"滚调"的方法,在唱腔中加入"滚白"和"滚唱",形成长于叙事的特点。其唱腔灵活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极大地提高了戏曲声腔的可塑性和表现力。

传承发展

青阳腔从皖南流布到闽、湘、川、豫、晋、鲁等地,成为"天下时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徽剧、赣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的形成与发展,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然而,由于战争、瘟疫和外来文化冲击等多种原因,青阳腔日渐式微,基本上已从舞台上消失,濒于灭绝,急需抢救、保护和传承。

保护工作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青阳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青阳腔 后来形成号称"四大声腔"之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腔,先后都在池州流行过,很快与青阳丰富的民歌、九华山佛俗说唱、大型宗教戏剧"目连"(俗'还愿戏')等民间艺术融合,约至元代形成青阳腔。

青阳县的青阳腔在明嘉庆年间就已形成,有专家认为或在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万历时已在安徽南部产生轰动并流传省外。

青阳区位优越,山水灵秀,不仅兵家之争,也是道家、佛教建立道场、传经弘法的好处所。宗教的兴盛,是青阳腔在青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宗教祭祀、九华山佛教活动,目连戏的上演,助兴了青阳腔的发展与传播。据专家考证:南陵、青阳目连戏的唱腔即是古老的青阳腔。

“以古老的青阳腔为主要唱腔的目连戏,反映了皖南农村民间风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口传文学。”由于目连戏中充斥着鬼神形象和宗教内容,因此它的演出场合也渐由 青阳腔单纯的祭祀鬼神扩展到民间祈福禳灾,驱疫避邪等各个方面。戏剧是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青阳腔所产生的嘉庆、万历年间,恰是九华山佛事最为繁盛、兴旺之时,宗教文化、佛教文化直接支配作用于戏曲艺术。

外部条件对青阳腔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载:青阳腔是在(明)嘉庆年间,因弋阳腔流入当地,与地方语音及民歌小曲结合而成,并创造了腔、滚结合的歌唱形式—“滚调”。经专家研究认为:青阳腔是南戏中一支突起的新军,是南戏声腔在池州一带融会佛俗说唱、歌曲等多种民间艺术,经过冶炼而成。青阳腔包罗甚广,就其某些组成部分而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元以前,甚至更远一些。宋代,东南沿海出现南戏,入明以后进入安徽南部。其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都先后在池州一带流行过。然南戏四大声腔中,海盐腔、昆山腔趋于精致高雅,得到士大夫的赏识,余姚腔、弋阳腔较为通俗粗犷,为劳动群众所喜爱。青阳腔吸收其精髓,采用村坊小曲、里巷歌谣为之和“错用乡语,融合土调”的做法,将多种民间艺术(如九华民歌、包括道士做道场、和尚放“焰口”的音乐舞蹈等)熔为一炉,演出剧目以改编南戏老本和文人传奇为主,“改调歌之”,唱时声调高昂,一唱众和,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尤为平民百姓所喜。不仅在皖南广为传唱,“俳优四出”,还随着商路、兵路等等而传遍天下,为众多当地剧种结合 青阳腔、借鉴,产生积极影响。

岳西高腔

岳西高腔是安徽省岳西县独存的古老稀有剧种,由明代青阳腔沿袭变化而来,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明末清初,文人商贾溯潜水、长河将青阳腔传入岳西,当地文人围鼓习唱,组班结社,岳西高腔初步成型;光绪初期,外来职业高腔艺人系统传授舞台表演艺术,促成了岳西高腔的进一步发展。

剧目

西高腔艺术遗产丰厚,其戏曲文学、戏曲音乐、表演艺术及基本活动形式都自成体系,风格独特。通过对岳西境内民间抄本的发掘、搜集、整理,已累积剧目一百二十余种,二百五十多出,可分为"正戏"和"喜曲"两类,其中"正戏"占绝大多数,包括《荆钗记》等南戏五大传奇剧目的精彩折子,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文学价值,其最大特征是继承了"滚调"艺术并发展成"畅滚";"喜曲"所唱均为吉庆之词,主要用于民俗活动,是岳西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岳西高腔的音乐体制基本属曲牌联套体,一唱众和,锣鼓伴奏,"唱、帮、打"三位一体,风格古朴。艺人以独有的"箍点"标记指导唱腔,传承艺业。

表演特色

岳西高腔剧目的最大特点,便是大量运用"滚调"。它将传统曲牌结构破开,在曲词的曲前、曲中、曲尾、曲外,自由地增加不拘韵律、句式、字数的唱词和说白。"滚调"的大量运用,带有明显的曲牌体向板腔体过渡变化的印痕。从音乐方面看,岳西高腔具有声调高锐、人声帮和、以锣鼓伴奏的特点,表演起来一唱众和,既古朴喧闹,又委婉抒情。

岳西高腔的另一大特色是演唱与民风民俗融为一体,特定的场合必须唱特定的"专题剧目"。如寿戏要唱《庆寿》、《讨寿》、《上朝》等。贺新屋要唱《观门楼》、《修造》、《贺屋》等。部分演出还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形成固定的"戏俗"。比如"闹绣"用于"闹新房",先在大门外唱《观门楼》,进大门后过中厅时唱《过府》,至堂轩落座时唱《坐场》,用过茶烟稍事休息后再进新房。少则十几出,多则几十出,常通宵达旦,尽兴方休。

表演时分两种形式,其一是"围鼓",属清唱,由五七艺人围鼓而坐,各执一件打击乐器,以鼓板师领头,一唱众和;另一类是岳西高腔表演中居主导地位的表演形式,化装登台演出。岳西高腔的艺人分为正生、正旦、小生、小旦、净、丑、末、夫、外、杂10行角色,扮演剧中人物,基本沿用青阳腔的行当角色体制。 现状

清末以来,岳西高腔几度兴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处于濒危境地。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组建专业高腔剧团,专门对岳西高腔进行传承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珍贵史料损毁严重,专业剧团体制变异,民间班社活动萎缩,岳西高腔后继乏人,再次面临绝灭的危险。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岳西高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徽剧

徽剧是解放后的定名。徽剧的含义并不等于徽戏,它的声腔包括青阳腔、徽戏、徽昆和花腔小调几大部分,以徽戏和青阳腔为主。

徽剧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戏曲声腔,主要流行于安徽省境内和江西省婺源县一带。明末清初,乱弹声腔传入安徽,与地方声腔及民间音乐结合,在安庆府的石牌、枞阳、桐城等地形成拨子。乾 隆年间,拨子与四平腔脱胎而来的吹腔逐渐融合,形成二簧腔。二黄腔又与湖北西皮形成皮簧合奏,奠定了徽剧的基础。

徽剧的音乐唱腔可分徽昆、吹腔、拨子、二簧、西皮、花腔小调等类。徽昆以演武戏为主,多用唢呐、锣鼓,气势宏大;吹腔兼有曲牌体和板腔体形式,以笛和小唢呐为主奏乐器;拨子用枣木梆击节,以唢呐、笛、徽胡伴奏;二簧以徽胡为主奏乐器,有导板、原板、回龙、流水等板式;西皮则有文武导板、散板、摇板、二六等板式,同样用徽胡为主奏乐器;花腔小调多为民间俗曲,生活气息浓郁。徽剧脚色行当包括末、生、小生、外、旦、贴、净、丑等类,表演火爆热烈,气势豪壮,动作粗犷,特别擅长武戏,有翻台子、跳圈、窜火、飞叉、滚灯、变脸等特技。 徽剧传统剧目丰富,其中徽昆剧目以武戏为主,有《七擒孟获》、《八阵图》、《八达岭》、《英雄义》、《倒铜旗》、《白鹿血》等;昆弋腔剧目有《昭君出塞》、《贵妃醉酒》、《芦花絮》等;吹腔、拨子剧目有《千里驹》、《双合印》、《凤凰山》、《淤泥河》等;西皮剧目有《战樊城》、《让成都》等;皮簧剧目有《龙虎斗》、《反昭关》、《宇宙锋》、《花田错》等;花腔小戏有《李大打更》、《探亲相骂》等。

清初,徽剧盛行于安徽及江浙一带,在南方流布甚广;清中期,风靡全国。清乾隆年间,“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演出,名噪华夏,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清道光、咸丰年间,徽剧在北京同湖北汉剧等剧种结合,逐渐演变成京剧。清代后期,京剧兴盛,徽剧艺人多改学新腔,但徽剧在徽州部分地区仍然流行。徽剧是一个包罗万象、五彩缤纷的艺术宝库,是新安文化灿烂篇章的重要一页。

历史

徽剧是解放后的定名。徽剧的含义并不等于徽戏,它的声腔包括青阳腔、徽戏、徽昆和花腔小调几大部分,以徽戏和青阳腔为主。

1790年(乾隆55年),徽班名艺人高朗亭率三庆班入京。接着,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又相继进京,即所谓“徽班进京”。徽班进京后,又吸取京腔、秦腔、昆曲、汉调等剧种的长处,经程长庚等名艺人的创造改革,大约经过了五十年的孕育,到道光、咸丰年间,遂形成为后来的京剧而流行全国徽剧

明代中叶,皖南的徽州、池州成为中国东南商业、文化的中心之一,当时著名的戏曲声腔如余姚腔、弋阳腔已在这一带流行。嘉靖、万历年间,这一带产生了徽州腔、青阳腔(亦称池州腔)、太平腔、四平腔等多种声腔。这些声腔兴起后,很快风靡各地,如徽州腔和青阳腔被称为"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明末清初,西秦腔等乱弹声腔流入安徽,受当地诸腔影响,逐渐衍变,形成了徽调主要唱腔之一的拨子。拨子高亢激越,常和当地委婉柔和的吹腔在同一个剧目中配合使用,习称“吹拨”。由于它产生和流行在枞阳、石牌(今怀宁)、安庆一带,先后被称为枞阳腔、石牌调或安庆梆子。吹腔脱胎于由弋阳腔和昆山腔衍变而成的四平腔,五声音阶,属南曲系统。早期的吹腔(昆弋腔)为曲牌体,后受滚调的影响,逐渐形成七字句或十字句,有正板、叠板、散板、哭板、顿脚板等一套板式的唱腔。拨子为五声音阶,有时亦出现“变宫(si)”,但无"变徽(fa)"。

徽剧虽曾盛行一时,但到清代末叶,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京剧兴起后,艺人纷纷改学新腔(京剧),从而京剧风行,徽剧却日益衰落,至20世纪40年代,已濒于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建立了安徽省徽剧团,吸收徽剧老艺人,积极进行培养年轻演员和挖掘整理剧目的工作。60年代初,徽剧再度进入北京,演出《水淹七军》、《淤泥河》等剧,获得好评。

传统剧目

徽剧传统剧目非常丰富,其中徽昆剧目以武戏为主,有《七擒孟获》、《八阵图》、《八达岭》、《英雄义》、《倒铜旗》、《白鹿血》等;昆弋腔剧目有《昭君出塞》、《贵妃醉酒》、《芦花絮》等;吹腔、拨子剧目有《千里驹》、《双合印》、《巧姻缘》、《凤凰山》、《淤泥河》等;西皮戏,多与汉剧类同;皮簧剧目有《龙虎斗》、《反昭关》、《宇宙锋》、《月(肉)龙头》、《花田错》、《春秋配》等;花腔小戏有《骂鸡》、《李大打更》、《探亲相骂》等。1957年后,安徽省徽剧团也整理演出了部分青阳腔和四平腔的剧目如《出猎回猎》、《磨房会》和《借靴》等。经过整理较有影响的徽剧剧目有:《齐王点马》、《百花赠剑》、《七擒孟获》、《八阵图》、《水淹七军》、《淤泥河》、《打百弹》、《拿虎》等。 艺术特色

徽剧的音乐唱腔可分徽昆、吹腔、拨子、二簧、西皮、花腔小调等类。徽昆的唱腔曲牌较苏昆粗犷强烈,以演武戏为主,多用大小唢呐伴奏,配以大锣大鼓,气势宏伟。吹腔以笛和小唢呐为主要伴奏乐器,有曲牌、板式变化加曲牌体、板式变化体等三类唱腔结构体制。拨子以枣木梆击节,初用弹拨乐器伴奏,与吹腔结合后改用唢呐,笛和徽胡。二簧除老二簧用唢呐伴奏外,其他都以徽胡为主,分男女宫,有导板、原板、回龙、哭板、散板、流水等板式。西皮也以徽胡为主要伴奏乐器,有文、武导板、散板、摇板、二六(亦称慢垛子)、流水(亦称紧垛子)、原板、叠板、哭板等板式,分男女宫,有西皮、反西皮两类。花腔小调多为民间俗曲俚歌,也包括□□腔,生活气息较浓,已记录下来的有70多首曲调。伴奏乐器多以徽胡、笛、唢呐为主。徽胡又称科胡,木杆、丝弦,琴筒内直径为二指,用短弓弓法,配以揉、滑等指法,有独特风味。另有一种乐器,称为"先锋"(亦叫"挑子"、"虾须"),喇叭形,长五尺,铜制,分三截,可伸缩,用于出将、法场、出鬼怪。打击乐器有单皮鼓、牙板、大堂鼓、云鼓、徽锣、大钹、小锣、小钹、云锣等。

角色分行早期为:末、生、小生、外、旦、贴、夫、净、丑 9行。浙江徽班分老生、老外、付末、小生、正旦、花旦、作旦、老旦、武小旦、三梁旦、大花脸、二花脸、小花脸(丑)、四花脸、杂(扮演龙套、老虎、狗,兼管三箱即道具箱)共15行。

徽剧在表演上具有动作粗犷、气势豪壮的特点,由于继承了安徽旌阳(今旌德)一带目连戏艺人的技艺,徽戏表演一直擅长武戏,有翻台子、跳圈、窜火、飞叉、滚灯、变脸等许多特技,并吸收民间武术如"红拳"等成为武打中具有特色的招式。

现状

徽剧迄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它不仅孕育了京剧,而且中国南北几十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同时,徽剧还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直观的方式反映了徽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值得深入研究。但目前徽剧面临着"断种"的危险,演员老化,传承乏人,经费紧张,从业人员越来越少,现在必须加紧从保护老艺人入手,进行徽剧的抢救、挖掘、整理工作,否则将会错失良机,造成巨大的遗憾。

徽剧中的青阳腔剧目,除目连戏外,大多为明清的传奇。解放后,安徽省徽剧团整理并演出了《出猎·回书》、《磨房会》、《双下山》、《贵妃醉酒》等近十出青阳腔剧目。徽剧中的徽戏剧目还包括了部分四平腔(如《借靴》、《审乌盆》)、昆弋腔(如《昭君和番》、《兰关渡》、《百花赠剑》等十多出)剧目,和大量吹腔、拨子、西皮、二黄的剧目(如《水淹七军》、《齐王点马》、《打百弹》……等)。 徽剧在清代乾隆以后,广泛流传于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在川剧、湘剧、赣剧、闽剧、粤剧、滇剧、黔剧、婺剧、淮剧等兄弟剧种里,都可以找到徽戏的影响。

徽昆以演出《七擒》、《八阵》、《八达岭》、《英雄义》等摮∶嫦窋和武戏形成自己的特点。徽剧的表演讲究群歌齐舞的雄伟气派,高台、平台的武功技巧均注重舞台画面和身段、亮相的雕塑美。旦角的表演因早期没有水袖,故有很多手腕、手指的舞蹈动作。净角亮相双手过顶,似举千斤,用“滚喉”喑呜叱咤,辅之以顿足,令人惊心动魄。 徽剧的文场曲牌也很丰富,现已记录了210多首。徽剧青阳腔和徽戏各有一套锣鼓经,打击乐音色低沉、浑厚,并常以大钹和大鼓的闷击,造成独特效果。

徽剧迄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它不仅孕育了京剧,而且中国南北几十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同时,徽剧还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直观的方式反映了徽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值得深入研究。但目前徽剧面临着“断种”的危险,演员老化,传承乏人,经费紧张,从业人员越来越少,现在必须加紧从保护老艺人入手,进行徽剧的抢救、挖掘、整理工作,否则将会错失良机,造成巨大的遗憾。

四大徽班概况

“徽”指的是徽调或徽戏,“徽班”是指演徽调的戏班。清代(公元1644——公元1911)徽调在南方非常受欢迎,有许多著名的徽班。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当时被称为“四大徽班”。四大徽班在表演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徽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黄梅戏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与京剧、越剧、评剧 、豫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它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黄梅多云山,与鄂东和赣东北的采茶戏同出一源,其最初形式是湖北黄梅一带的采茶歌。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 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她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剧种,发源于以安徽省安庆市为中心的皖江流域(上至皖鄂交界的大别山地区,下至安徽安庆宿松、岳西、太湖、望江、潜山、怀宁、安庆市区、枞阳、桐城以及安徽池州在内的广大皖江流域),并最终以完整的独立剧种的形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怀腔或府调等,现主要流布于安徽省安庆市及其周边地区。

黄梅戏的最早源头可能是来自湖北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地区(目前此观点较为普遍)。传说清朝乾隆时期,湖北省黄梅县一带的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当时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早期的黄梅戏。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后以安庆为中心,经过一百多年(19世纪初至解放前)的发展,黄梅戏成为安徽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和全国知名的大剧种。

黄梅戏的唱腔属板式变化体,有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花腔以演小戏为主,曲调健康朴实,优美欢快,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小调色彩;彩腔曲调欢畅,曾在花腔小戏中广泛使用;主调是黄梅戏传统正本大戏常用的唱腔,有平词、火攻、二行、三行之分,其中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曲调严肃庄重,优美大方。黄梅戏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厚,唱腔纯朴清新,细腻动人,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

篇二:方言研究30年

汉语方言研究30年

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八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时期:一是发端期,即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这个时期以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开始,以赵元任、罗常培等一批著名语言学家为代表,从汉语方言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包括两广、陕南、徽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区的方言调查,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重要著作,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迈出了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第一步,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积累期,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到文革时期。1956年、1957年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和《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补充通知》,同时,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自1955年至195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张家口、昌黎等地对全国方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和专门调查。调查成果《方言和普通话丛刊》、《昌黎方言志》,与丁声树、李荣编撰的《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方言调查词汇表》等,对全国范围的方言普查工作起了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这一时期,共调查了1800余个市县的方言材料,撰写调查报告近1200份、学习普通话手册320余种,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河北方言概况》、《四川方言音系》、《安徽方言概况》、《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等著作或论集,为汉语方言的进一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金有景、金欣欣:《20世纪汉语方言研究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三是发展期,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到今天。这个时期以1979年2月汉语方言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方言》杂志创刊为标志,上承前两个时期老一辈学者开创的方言研究的优良传统,吸收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走上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快速发展之路。

下面,对1978年至2008年30年的汉语方言研究情况做个简述。

一、研究状况:

(一)成果显著

根据《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聂建民、李琦,1994)、《国际汉语语言学文献索引》(潘海华、徐烈炯,2007)及有关材料统计,1978年至2008年共出版汉语方言著作一千余种,学术论文七千余篇。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丰富,涵盖了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

1、区点方言的基本面貌与特点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随着方言调查的点面逐渐铺开,对方言区点的基本面貌与特点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大大增多,各个方言大区及代表区点都有成果问世。比如,由贺巍、张振兴主持的“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研究成果,选择洛阳、武汉、博山、嘉定、舟山、黎川、福清、漳平、江永等12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出版《漳平方言研究》(张振兴,1992)、《武汉方言研究》(朱建颂,1992)、《洛阳方言研究》(贺巍,1993)、《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1993)、《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1993)、《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1993)、《福清方言研究》(冯爱珍,1993)、《舟山方言研究》(方松熹,1993)、《黎川方言研究》(颜森,1993),调查细致,内容丰富,考察深入,体例一致,又各具特色,是区点方言研究的优秀代表。由吴启主为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出版湖南东安、邵阳、祁阳、常宁、益阳、浏阳(1998)、溆浦、长沙、衡山、涟源、宜章、宁远、沅陵、常德(1999)等地方言研究,既反映了湖南方言的面貌,又着重突出了湘语研究特色。其它还有:

官话区:《浠水方言纪要》(詹伯慧,1981)、《烟台方言报告》(钱曾怡,1982)、《河南方言资料》(卢甲文,198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1984)、《北京话初探》(胡明扬,1987)、《获嘉方言研究》(贺巍,1989)、《天门方言研究》(邵则遂,1991)、《荆楚方言研究》(刘海章,1992)、《河南方言研究》(张启焕,1993)、《偃师方言研究撷萃》(马克章,1993) 、《宜昌方言研究》(刘兴策,1994)、《焉耆汉语方言研究》(刘俐李,1994) 、《李实学术研讨会文集》(李行健、贺巍、张振兴,1996)、《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钱曾怡、李行杰,2000)、《山东方言研究》(钱曾怡,2001)、《户县方言研究》(孙立新,2001)、《宁夏方言研究论集》(李树俨、李倩,2001)、《鄂东方言研究》(汪化云,2004)、《同心方言研究》(张安生,2006)等。

晋语区:《山西方言研究》(侯精一、温端政,1989)、《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1993)、《洪洞方言研究》(乔全生,1999)、《现代晋语的研究》(侯精一,1999)、《山西方言与普通话》(史秀菊,2005)等。

吴语区:《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1992)承继和发展了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吴方言在音系、词汇、语法范畴、句法等方面的特点。《吴语论丛》(1988)、《吴语概说》(颜逸明,1992)、《义乌方言研究》(方松熹,2000)、《绍兴方言》(杨葳、杨乃浚,2000)、《天台方言初探》(戴昭铭,2002)、《北部吴语研究》(钱乃荣,2003)、《绍兴方言①

研究》(寿永明,2005)、《上海方言》(钱乃荣,2007)等。

赣语区:《赣方言概要》(陈昌仪,1991)、客赣方言研究系列丛书(2007)等。

湘语区:《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崔荣昌,1996)、《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罗昕如,2001)、《湘方言概要》(鲍厚星,2006)等。

徽语区:《严州方言研究》(曹志耘,1996)、《徽州方言》(孟庆惠,2005)、《徽州方言探秘》(江声皖,2006)等。

闽语话:《台湾闽南方言记略》(张振兴,1983)、《闽语研究》(陈章太、李如龙,1991)、《澄海方言研究》(林伦伦,1996)、《福建方言》(李如龙,1997)、《福州方言研究》(陈泽平,1998)、《闽语新探索》(陈泽平,2003)、《粤西闽语雷州话研究》(林伦伦,2006)等。

客家话:1993年饶长溶等发起召开了首届客家方言研讨会,2007年已是第七届,出版了多部会议论文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1992)、《梅县客方言研究》(陈修,1993)、《客家方言》(罗美珍、邓晓华,1995)、《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1999)、《闽西客家方言》(蓝小玲,1999)、《江西客家方言概况》(刘纶鑫,2001)、《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陈立中,2003)、《中山客家话研究》(甘甲才,2003)、《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2004)、《客家方言》(温昌衍,2006)、《泰兴客家方言研究》(兰玉英,2007)等。

粤语区:《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升,1987)、《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1998)、《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升,1994)、《广东粤方言概要》(詹伯慧,2002)、《广州方言研究》(高华年,1980)、《广东的方言》(李新魁,1994)、《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1995)、《广东海丰方言研究》(杨必胜1996)、《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陈滔,2005)、《新时空粤语》(詹伯慧、丘学强,2006)等。自1987年始,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两年举办一届,并出版《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一到十届)。

平话区: 郑作广、林亦主编的《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丛书,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五”的重点课题,包括全州文桥土话、兴安高尚软士话、资源延东直话、灌阳观音阁土话、临桂义宁话、临桂两江平话、永福塘堡平话、阳朔葡萄平声话、钟山方言、贺州九都声、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重在揭示方言的面貌,并指导当地人学习普通话。其它还有李连进《平话音韵研究》(2000)等。

另外,全国各地新修的地方志大多包括有方言志,专门的方言志也大量出现。比如:

温端政主编的“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共出版38种山西县市方言志,总字数约350万字。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志丛书”,共出版山东境内潍坊、利津、即墨、德州、牟平、新泰、诸城、金乡、临沂等十几种县市方言志。这些具有统一体例、统一要求的方言志丛书,集中反映了某一区域方言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也为进一步汉语方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其它还有李申的《徐州方言志》(1985)、张成材、朱世奎的《西宁方言志》(1987)、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志》(1988)、许宝华、汤珍珠的《上海市区方言志》(1988)、刘伶的《敦煌方言志》(1988)、胡双宝的《文水方言志》(1990)、周日建的《新丰方言志》(1990)、张建民的《泰县方言志》(1991)、刘若云的《惠州方言志》(1991)、胡明扬的《海盐方言志》(1992)、卢甲文的《郑州方言志 》(1992)、王李英、罗兆荣的《增城方言志》(1993)、蔡叶青的《海康方言志》(1993)、高葆泰、 林涛的《银川方言志 》(1993)、黄群建的《通山方言志》(1994)、谢永昌的《梅县客家方言志》(1994)、林立芳、 庄初升的《南雄珠玑方言志》(1995)、谭邦君的《厦门方言志》(1996)、马国凡的《内蒙古汉语方言志》(1997)、李永明主编的《湖南省方言志》(2000)、刘传贤的《赣榆方言志》(2001)、《黔东南方言志——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2007),等等。

2、方言语音研究。

有汉语方音汇编。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撰的《汉语方音字汇》(1989),收集整理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以上官话),苏州、温州(以上吴语),长沙、双峰(以上湘语),南昌(赣语),梅县(客家话),广州、阳江(以上粤语),厦门、潮州、福州、建瓯(以上闽语)等20个汉语方言点的字音材料。共收入3000个字目,按普通话音序排列,注中古音切,用国际音标标写方言读音。本书是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为汉语语音比较研究、了解方音之间的共同特点和差异,以及古今语音的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其它还有《湖南汉语方音字汇》(1993)、《中古音与青海方音字汇》(张成材,2006)、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2.3)、张盛裕 、汪平 、沈同《湖南桃江(高桥)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8.4)、熊正辉《南昌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9.3)、顾黔《泰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0.4)、叶祥苓 、郭宗俊《宜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1.2)、 张盛裕《太平(仙源)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1.3)、温端政、陈子明《太原方言同音字汇》(语文研究,1992.3)、马重奇《漳州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93.3)、梁金荣《临桂两江平话同音字汇》(方言,1996.3)、孙宜志《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002.4)、王临惠《山西临猗方言同音

字汇》(方言,2003.3)、谢奇勇《湖南新田南乡土话同音字汇》(方言,2004.2)、王福堂《绍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008.1)等。

有方言区点语音系统的调查研究。比如专著有:《兰州方言音系》(高葆泰,1985)、《丹阳方言语音编》(吕叔湘,1993)、《苏州方言语音研究》(汪平,1996)、《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林伦伦,1996)、《南部吴语语音研究》(曹志耘,2002)、《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王临惠,2003)、《客家方言语音研究》(谢留文,2003)、《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庄初升,2004)、《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刘新中,2006)、《湘方言语音研究》(陈晖,2006)、《安徽江淮官话语音研究》(孙宜志,2006)、《江西赣方言语音研究 》(孙宜志,2007)、《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徐越,2007)等。论文有: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1)、汪平《贵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2)、钱曾怡、曹志赟、罗福腾《河北省东南部三十九县市方音概况》(方言,1987.3)、周日健《广东惠阳客家话音系》(方言,1987.3)、鲍厚星《湖南邵阳方言音系》(方言,1989.3)、刘纶鑫《江西大余(南安)方言音系》(方言,1995.1)、周磊《吐鲁番汉语方言音系》(方言,1998.2)、钱曾怡《长乐话音系》(方言,2003.4)、曹延杰《浙江金华珊瑚客家话音系》(方言,2004.3)、《山东临邑方言音系》(方言,2005.1)、林伦伦、林春雨《粤东的一个福建闽南方言点:云澳方言语音研究》(方言,2006.1)、黄群《广西昭平方言音系》(方言,2006.2)、黄晓东《浙江临海方言音系》(方言,2007.1)、刘泽民《浙江泰顺司前畲话音系》(方言,2007.4)、麦耘《广西八步鹅塘“八都话”音系》(方言,2008.1)等。

有方言语音特点或问题的研究。比如专著有:《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林茂灿、颜景助,1980)、《浙北吴语声韵调研究》(俞允海、苏向红,2001)、《吴语声调的实验研究》(游汝杰,2001)、《上海声调实验录》(朱晓农,2005)、《上海话发声类型和塞辅音的区别特征》(任念麒,2006)、《晋语五台片入声调的演变》(沈明,2007)、《江淮方言声调实验研究和折度分析》(刘俐李,2007)、《大连方言声调研究》(高玉娟,2007)等。

论文有:熊正辉《南昌方言的声调及其演变》(方言,1979.4)、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1980.2)、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单字调》(方言,1982.4)、张盛裕《银川方言的声调》(方言,1984.1)、黄雪贞《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方言,1988.4)、《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续论》(方言,1989.2)、钱曾怡 、曹志耘 、罗福腾《山东肥城方言的语音特点》(方言,1991.3)、《梅县客家话语音特点》(方言,1992. 4)、汪平《苏州方言的声调系统》(语言研究,1994.2)、王福堂《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中国语文,1994.6)、曹志耘《严州方言语音特点》(语言研究,1997.1)、邵宜、詹伯慧、伍巍《粤西十县(市)粤方言的语音特点》(方言,1997.1)、麦耘《广州话介音问题商榷》(中山大学学报,1999.4)、陈晓锦《广东粤语的鼻音韵尾和入声》(方言,2001.2)、李小平《山西临县方言的语音特点》(语文研究,2001.3)、彭泽润《湖南宜章大地岭土话的语音特点》(方言,2002.3)、覃远雄《桂南平话的声调及其演变》(方言,2004.3)、邢向东、孟万春《陕北甘泉、延长方言人声字读音研究》(中国语文,2006.5)等。

有复杂语音问题的探讨。例如对变调问题的揭示,在《方言》上连续发表了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1)、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1980.2)、叶祥苓《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1)、《再论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1979.4)、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2)、《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二)》(1980.2)、《太平(仙源)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1983.3)、贺巍《获嘉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2)、张家茂的《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1979.4)、张惠英《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4)、《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1980.1)、侯精一《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1980.1)、《平遥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1982.1)、《平遥方言广用式三字组的连读变调》(1982.2)、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1981.2)、《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二)》(1982.2)、《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三)》(1983.3)、沈同《老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1981.2)、《老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二)》(1982.2)、谢自立的《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1982.4)、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连读变调》(1983.3)、梁玉璋《福州方言连读音变与语义分别》(1983.3)、汪平《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调格式》(1983.4)、《常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88.3)、钱乃荣、石汝杰《苏州方言连读变调讨论之二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意见》(1983.4)、傅国通《武义方言的连读变调》(1984.2)、张洪年《镇江方言的连读变调》(1985.3)、董绍克《山东阳谷方言的变调》(1993.1)等。另外还有熊正辉《怎样求出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1984.2)、李小凡《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和类型》(2004.1)等,对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此外还有对方言轻重音、小称变音、情意变调、儿化音变、语法音变等复杂语音问题的讨论。如:白宛如《广州话中的省略性变音》(方言,1989.2)、 钱惠英《屯溪方言的小称音变及其功能》(方言,1991.3)、汪国胜《湖北大冶话的情意变调》(中国语文,1996.5)、《湖北大冶方言人称代词的变调》(中国语文,2003.6)、黄群建《湖北阳新方言的小称音变》(方言,1993.1)、邢向东《神木方言的儿化变调》(1996.1)、赵日新《徽语的小称音变和儿化音变》(方言,1999.2)、庄初

升、林立芳《曲江县白沙镇大村土话的小称变音》(方言,2000.3)、蒋平、谢留文《南昌县(蒋巷)方言的轻重音与变调》(方言,2001.2)、蒋平、沈明《晋语的儿尾变调和儿化变调》(2002.4)、温昌衍《江西石城(高田)方言的完成变调》(中国语文,2006.1)、辛永芬《河南浚县方言的动词变韵》(中国语文,2006.1)、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轻声变化》(方言,2007.2)等。

有历史方言语音研究。比如专著有:《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胡明扬,1981)、《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邵荣芬,1985)、《六朝金陵吴语辨》(鲍明炜,1988)、《明清官话音系》(叶宝奎,2001)、《上海话语音简史》(刘民钢,2004)、《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张树铮,2005)、《明清皖南方音研究》(高永安,2007)等。论文有: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1)、《二百年前的潮州音》(汕头大学学报,1993.1)、鲁国尧《宋元江西诗人用韵的研究》(近代汉语研究,1992)、施其生《一百年前广州话的阴平调》(方言,2004.1)、林伦伦《从<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看120年前的潮州方言音系》(语言科学,2005.2)、陈泽平《十九世纪的福州音系》(中国语文,2002.5)、沈钟伟《辽代北方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中国语文,2006.6)、李军《<乡音字类>所反映的十九世纪中叶苏州话读书音》(方言,2008.2)等。

有共时、历时的语音对比研究。比如专著有:《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詹伯慧、张日升、甘于恩等,1987)、《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刘淑学,2000)、《广州音北京音对应手册》(施仲谋,2001)、《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张维佳,2002)、《广西粤方言比较音韵研究》(黎曙光,2003)、《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辛世彪,2004)、《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陈立中,2004)、《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庄初升,2004)、 《南宁市周边地区平话与白话音韵比较研究》(黎曙光,2006)等。

论文有:贺巍《河南省西南部方言的语音异同》(方言,1985.2)、邓晓华《闽西客话的韵元音韵特征及其演变》(语言研究,1988.1)、李荣《南昌、温岭、娄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中国语文,1989.6)、李新魁《数百年来粤方言韵母的发展》(学术研究,1990.4)、谢留文《客家方言古入声次浊声母字的分化》(中国语文,1995.1)、贺巍《汉语官话方言入声消失的成因》(中国语文,1995.3)、张双庆、万波《赣语南城方言古全浊上声字今读的考察》(中国语文,1996.5)、李小凡《新派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方言,1997.3)、黄雪贞《客家方言古入声字的分化条件》(方言,1997.4)、王福堂《原始闽语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第九调”》(中国语文,2004.2)、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声调比较》(语言研究,2003.2)、钱曾怡《古知庄章声母在山东方言中的分化及其跟精见组的关系》(中国语文,2004.6)、徐越《杭州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方言,2007.1)、刘镇发《从方言比较看广州话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字文白异读的由来》(方言,2007.4)等。

有语音特点在汉语分区、方言之间关系研究上的应用研究。比如有:鲍厚星《常德十县市方言声调的特点——兼论常德地区方言的系属》(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5)、邢向东、孟万春《陕北甘泉、延长方言人声字读音研究》(中国语文,2006.5)、陈小枫《中山隆都闽语的分区类属》(方言,2007.1)、李冬香《湖南赣语的分片》(方言,2007.3),详细调查了常德方言、陕北甘泉、延长方言、中山隆都闽语、湖南赣语的语音状况,根据其语音特点,对常德方言的系属、陕北甘泉、延长方言的归属、闽语的分区类属、湖南赣语的分片进行了讨论。

3、方言语汇研究。比如:

有方言词汇汇编。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撰的《汉语方言词汇》(1995),收集了18个方言点的 905条词语,按词类和词义相结合的分类法排列,用国际音标标音,为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调查、记录了官话方言93个调查点的2645条词语,反映了官话方言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动态。此外还有《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刘俐李、王洪钟、柏莹,2007)等。

有汉语语汇面貌与特点研究。比如专著:《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李如龙,2002)、《方言与俗语研究》(温端政,2003)等。论文有: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语文研究,1982.2)、许宝华《加强汉语方言的词汇研究》(方言,1999.1)、陈泽平《方言词汇的同源分化》(中国语文,2002.2)、游汝杰《汉语方言同源词的判别原则》(方言,2004.1)、温端政《“语词分立”和方言语汇研究——重温吕叔湘先生<中国俗语大辞典·序>》(语文研究,2005.2)、邢向东《关于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2)等。

有区点方言词汇研究。比如专著有:《鄂东方言词汇》(1989)、《潮汕方言词考释》(李新魁、林伦伦,1992)、《关中方言词语考释》(任克,1995)、《湘南土话词汇研究》(罗昕如,2004)、《关中方言古词论稿》(朱正义,2004)、《黑龙江方言词汇研究》(聂志平,2005)、《北京话儿化词研究》(彭宗平,2005)、《湘方言词汇研究》(罗昕如,2006)、《成都方言词汇》(黄尚军,2006)、《宁波方言词语考释》(崔山佳,2007)、《长汀客家方言熟语歌谣》(陈泽平、彭怡玢,2007)、《宁德方言熟语歌谣》

(钟逢帮,2007)、《广东南澳岛方言语音词汇研究》(林伦伦、林春雨,2007)等。论文有:朱建颂、刘兴策《武汉方言词汇(一)

(二)(三)》(方言,1981.1、2、3)、许宝华 、汤珍珠《上海方言词汇略说》(复旦学报,1981.1)、温端政《太原方言词汇》(方言,1981.4)、许宝华 、汤珍珠 、钱乃荣《上海方言的熟语(一)(二)》(方言,1985.2、3)、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的词法特点》(语言研究,1987.3)、张惠英《广州方言词考释》(方言,1990.2)、吴继光、李建《扬州方言单音词汇释(一)(二)》(方言,1991.3)、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诃汇(一)(二)》(方言,1993.1、2)、林立芳《马坝方言词汇》(韶关大学学报,1994.1)、陈章太《北方话词汇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1994.2)、顾黔《泰兴方言词汇(一)(二)》(方言,1994.3、4)、黄雪贞《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方言,1994.4)、 汪平、廖毛英等《宜兴(张渚)方言词汇

(一)(二)(三)》(方言,1999.2、3;2000.1)、刘丽华《涟源(蓝田)方言词汇(一)(二)》(方言,2000.4、2001.1)、刘晓梅、李如龙《官话方言特征词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方言词为例》(语文研究,2003.1)、 张振兴《闽语特征词举例》(汉语学报,2004.1)等。

有区点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词汇比较研究。比如邢福义《说“兄弟”和“弟兄”》(方言,1999.4),利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所收相关词条,对汉语方言中的“兄弟”和“弟兄”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他专著有:《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詹伯慧、张日升、 甘于恩等,1987)、《广州话·普通话语词对比研究》(曾子凡,1995)、《云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涂良军,2001)、《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查中林,2002)、《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董绍克,2006)等。论文有:刘俐李《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词汇比较》(新疆大学学报,1987.4)、林立芳、邝永辉、庄初升《闽、粤、客方言共同的方言词考略》(韶关大学学报,1995.3)、林伦伦 、高于山《汕头话借用粤语词的三种方式》(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6.1)、李蓝《贵州汉语受当地民族影响三例》(方言,1999.1)、邢向东《神木方言词汇的内外比较》(语言研究,2002.1)、邵敬敏《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0.3)、解海江、李如龙《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语言科学,2004.3)、周磊《乌鲁木齐方言借词研究》(方言,2004.4)等。

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方言词典的编撰上。相继出现《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998)、《汉语方言大词典》(1998)等鸿篇巨制,另外还有《广州话方言词典》(饶秉才等,1981)、《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北京方言词典》(陈刚,1985)、《四川方言词典》(王文虎等,1987)、《北京土语词典》(徐世荣,1990)、《北京话儿化词典》(贾采珠,1990)、《上海方言词汇》(许宝华 汤珍珠主编,1991)、《东北方言词典》(马思周、姜光辉,1991)、《关东方言词汇》(王长元、王博,1991)、《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闵家骥、晁继周、刘介明,1991)、《崇明方言词典》(张惠英,1993)、《潮汕方言熟语词典》(林伦伦,1993)、《福州方言词典》(李如龙、梁玉璋、邹光椿、陈泽平,1994)、《湖北常用方言词典》(高进智,1994)、《吴方言词典》(吴连生,1995)、《客家话词典》(张维耿,1995)、《平遥方言民俗语汇》(侯精一,1995)、《洛阳方言词典》(贺巍,1996)、《实用方言词典》(韩品夫,1996)、《香港粤语词典》(郑定欧,1997)、《现代北京口语词典 》(陈刚、 宋孝才、张秀珍,1997)、《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麦耘、潭步云,1997)、《香港话普通话对照词典》(朱永锴,1997)、《粤港俗语谚语歇后语词典》(魏伟新,1997)、《闽南方言与古汉语同源词典》(林宝卿,1998)、《客家话通用词典》(罗美珍,2004)、《东北方言词典》(马思周,2005)、《闽南方言大词典》(周长楫,2006)等重要成果。

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已出版十大方言区崇明、苏州、厦门、长沙、娄底、西宁、太原、贵阳、南昌、武汉、梅县、乌鲁木齐、南京、丹阳、忻州、柳州、黎川、西安、扬州、徐州、金华、海口、银川、洛阳、济南、东莞、万荣、杭州、温州、上海、宁波、萍乡、南宁、牟平、成都、哈尔滨、福州、建瓯、广州、雷州、于都等41种分地词典,各搜集整理万条左右条目,按音序编排。每条都用国际音标注音,并释义,部分条目有例句、书证、本字或词源考证。

由许宝华等编撰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共收全国两千多个县的21万多条方言词语,篇幅长达一千五百多万字,涉及上迄先秦两汉,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千多年间各个历史时期的方言材料。内容包括方言词语、成语、谚语、方言读音、口语用例、文献佐证等,是一部涵盖古今的方言词汇集。

3、方言语法研究。

在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前两个时期,调查研究的重点在语音,词汇特别是语法很少涉及。近30年来,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体现,出现大量有份量的成果。不仅对方言某些特殊的语法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如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方言,1980.4)把指代词分成人称代词、有定指代词、无定指代词三类,说明每个词的语音和用法特点,并与邻近方言作比较,对语源略作推测。其他还有汪平《湖北省西南官话的重叠式》(方言,1987.1)、张盛裕《潮阳方言形容词的程度状语补语与宾语》(方言,1989.4)、林伦伦《潮汕方言的虚词及其语法意义》(汕头大学学报,1992.1)、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句与“可VP”句式》(中国语文,1991.2)、《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中国语言学报,1995.6)、 汪国胜《湖北大冶方言

篇三:安徽卫视 《超级演说家》许豪杰 《认真说话》

超级演说家许豪杰 《认真说话》

有一点很可怕,当我在酝酿这篇演讲稿的时候,我不自觉的把重心从我的初衷,向大家传递我想说的话,变成了如何应对一场比赛。很多人说《超级演说家》只是一个综艺娱乐节目,认真你就输了。我不这么认为,我会作为一个公民认真说的。

小时候我很喜欢和外婆家附近的小朋友一起玩蚯蚓,或者在小花园附近捉迷藏拍拍卡什么的,超级开心。而现在打开电视,一场场选秀,同时也是一场场作秀,那些唱歌节目评委导师的耳朵都很厉害,都能从选手翻唱的别人的一首歌里面,听出来他自己的故事,然后VCR一转,果然是有故事的。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超能力。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想赢得比赛。这也是我害怕的地方,害怕致使某个人在今天因为他尖锐的观点得到了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在明天他就可能因为各种压力,而不能再认真说话。老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说真话,说真话是有力量的。但是却忘记告诉我们说出真话的代价,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纠结,是该说出真话,还是说一个自以为善意的谎言。我们在生活中,会对我们的伴侣编造一个理由,因为怕他想多了,我们会对同事说恭维的话,即使你很讨厌他。我也不觉得你必须无时无刻保持实话实说,句句大实话,毕竟我自己就做不到。但至少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真诚,都应该认真说话。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奥斯卡影帝,刻意地煽情和无病呻吟,都是伪装的真诚,这简直就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对不对?

若干年后,可能没有人会记得,谁赢得了2013年《超级演说家》的冠军,没人会记得谁在台上哭过,谁在台上拿着毛绒玩具自言自语,也没人会记得当年舞台上有一个九零后,在虚张声势地演讲。如果有一天,你们还能想起,当年有一档演讲类节目,叫超什么演说家什么的,有一个叫许什么豪来着的,挺有意思的,这就够了。那时候我可能锋芒不再,和这个世界妥协,安于现状。可能我会有一个儿子,在他抢我话讲的时候,我会和他说:OK你不要反驳我,你在反驳我是在打断我说话,我在说很重要的话,一是因为你现在打断我的话,你可能会错过很重要的信息,二是因为我是你爸爸。可能我会翻出一个被称之为古董的16G优盘,把我当年演讲的视频放给他看,然后告诉他,儿子,我情愿你是一个不善于言词,但不虚伪做作的人。因为中国不缺那些巧舌如簧唯利是图的演说者蛊惑者,缺的是认真说话的人。黄小山小山哥就是那个认真说话的人,我会告诉我的儿子,你爸爸当年和小山哥一起做过《超级演说家》这个节目,和他一起吃过饭和他一起唱过K,这会比我告诉他我和林志颖在一起开过赛车更值得炫耀。这个世界太大,我们总是要的太多,但其实一点点就够了。所有的观众,你们如果今天看完这场演出,你们能够改变一点点,那你们今天的收获,会比今天得到一张林志颖的签名收获得更大。我希望我的演讲和小山哥的演讲,都能够改变所有人的一点点,哪怕是一丝。

无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无论今天谁输谁赢,我都会想办法找出小山哥的那段演讲,我会在我的微博上置顶一个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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