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魏晋风度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具体表现形式：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参考阅读：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清谈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二、“魏晋名士”中的名士，哪位你最喜欢，理由？
如嵇康：嵇康是七贤领袖，他具有令后人羡慕不已的人格魅力：
首先，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之才。他是当时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及演奏家。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
其次，他是一位容止绝佳的美男子。他身材伟岸，风姿挺秀，时常采药游于山泽，樵夫遇见他，以为是神仙。
最后，嵇康魅力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其人格：高洁、正直、孤傲、独立特行。嵇康喜好老庄，他是玄学思潮在人生追求上的典型代表。他厌恶仕途，傲视世俗，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以己之高洁而独立于世。这种孤高的品性为汉魏以来名士所崇仰追求，并成为汉末以来人物品鉴中最受推崇的品格。
总之，嵇康颖慧过人，卓尔不群，“风姿清秀，高爽任真”，其风采魅力，成为当时士子偶像式的人物，他集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体现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格。
三、雅量——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物的品评用语会有所不同，有的用语代表了一个时代中人们最为崇尚的品格，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文化特征。魏晋时期这样的用语就是“雅量”。
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心胸宽广在以前的时代中也被视为具有良好修养的表现。但魏晋时代所说的“雅量”不仅内涵要丰富得多，而且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表示的价值也重要得多。它最简单的意义当然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但很多情况下，“雅量’’是和士族的高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内涵的广度和人格的稳定性，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为外力(无论成与败、荣与辱)所动摇；这说到底就是希望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正是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雅量”是魏晋时代士人的理想人格。
一、雅量的核心内涵——人格的稳定性
嵇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和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这种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特意显示的姿态，具有贵族阶级所崇尚的优雅从容。诚然，贵族文化有时带有做作和程式化的意味，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追求人生高贵和美丽的心情，当有强烈的情感在内时，即使
只是追求一种姿态，也会让人感动。对嵇康之死，后人写下了许多悼念的文字，最美的是其旧友向秀的《思旧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在说到反映“雅量”的具体事迹时，我们首先引嵇康之死的故事，并以夏侯玄之死相映照，原因就在这种故事最能显示其核心的内涵——人格的稳定性。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只有坚守对自我的期许，才能证明生命确然是高贵的。而死亡的威胁最易使人慌乱失措，在死亡的阴影下，仍然能保持镇定从容，这就是最大的“雅量”。
二 、脱略荣辱，善于忍耐
“雅量”的又一种重要表现，是遭遇他人轻辱时淡然处之，不兴计较。这好像与前面强调的雅量表现着士族的高贵意识之说相矛盾，其实不然。轻辱常常来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欲兴计较，便是自居于与之对等的一方，这就有自我贬损的危险；轻辱又常常起于琐碎的原因，欲兴计较，便是使自己陷于琐碎，这同样是自我贬损；轻辱也有可能缘于无意的误会，欲兴计较，便显出了自己的浮躁，这依然是自我贬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轻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应。心胸宽广、人格稳定之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不赖于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够站在轻辱所不能触及的位置上，它当然是对自我的高贵意识的维护。
《老子》中说“宠辱皆惊”，“得之亦惊，失之亦惊”，是人生大害。既然雅量的根本在于超脱尘俗的胸怀和人格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不仅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轻辱，而且也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尊荣(“宠”之古义为尊荣)和成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表现。
谢安在《世说新语》中形象最为凸显，描写他的故事有一百多则，而从“雅量”来看，他更是典范式的人物。他经历过重大的危机，也获取了超凡的成功。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始终不会表现出忧虑、恐惧或者兴奋的情绪。人可以也应该做一个他所期望的自我，这是贵族社会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一种理解，而谢安正是凭借着他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受到人们普遍的景仰。
三、豁达与从容
跟雅量有关的故事有些显得严峻，有些则颇为琐细，但在表现人物胸襟的宽豁和行事的从容自如方面，却仍有其一致之处。
四、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及认识
王羲之书法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行书。王羲之成熟的行书，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等。
王羲之的书法，表现了东晋文人的精神面貌，完成了魏晋时期书法史上的一次最重大的变革，将书法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成为后世文人书法取之不尽的源泉。 认识：
书法是以自由精神为艺术创作手段的。其本质形式是以汉字书写的方式，通过笔墨起伏的轻重粗细、行笔速度的快慢顿挫和空间布局的大小疏密，使线条产生优美的诗意感和流畅的节奏感。正是这些线条自由而无穷的变化，造就了书法的魅力。任何一种书体，书法线条的审美哲学就是气韵生动。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之一。梁启超认为：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中国书法之美，源于中国汉字之美。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
化的最高代表。字的创造、使用、演变、发展和无穷组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灿烂和流光溢彩，造就了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和缩影。
五 魏晋名士通过饮酒服药反映的诗意人生
饮酒与诗意人生：
魏晋名士之饮酒受到重视，还在于他们用诗意的、玄学的、畅快的语言描述酒，用夸张的、放诞的行为饮用酒。
1、以寥寥数语表达对酒的嗜好2、饮酒时的狂放 3、酒后的狂态
通过表现饮酒人的狂放与狂态，表达饮酒者的无拘无束，尽情尽兴，饮者沉浸酒中，呈现的是自我的个性胸怀，酒助长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之态与豪迈之气。刘伶酒后是赤身裸体，王敦酒后是慷慨放咏等。通过醉酒使身体处于麻醉状态，不能完全受意识的支配。醉的状态在于，使身体返归本心，并成为一种艺术化的存在。这些酒后百态，彰显着魏晋名士的纵逸、豪迈、适性、深情。
酒之于魏晋名士具有独特的意义，在魏晋名士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酒成就了他们纵逸不拘的气质情性，成就了他们的生前之乐，成就了他们的身后之名。
服药与诗意人生：
1、服药构筑了魏晋名士的诗意形象。魏晋名士服用的五石散多为亲手动手炼制，因此，欲炼药散，首先必须入山采集药石，这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名士的登山游览活动，同时也促进了魏晋时期山水诗文的创作。
这些名士（如嵇康、王羲之等）通过登山采药活动与自然山水的相亲相近从而生发出心里的审美愉悦。在那种状态下，他们远离了庸人的搅扰，远离了世俗的羁绊，心中的所有不平不快涤荡一空，面对清明爽朗的自然山水，体验到与之相亲相近，与天地大化融合为一自由无碍的超越心境。
2、服药之后的“行散”活动同样构筑了这种诗意的人生。行散虽是因服药被迫进行的散步游走，不过这种活动方式本身就具有休闲的轻松意味，另一方面，更由于得其药力者会感到“骨髓充实”、“举措轻便”甚至有着“行动如飞”的美妙体验，此时的心意状态应当是畅朗愉悦的，更可以抛却尘俗之事，进行自由无滞的诗性思考。王恭在前一条提到了古诗，评出了古诗中的最佳之句“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想必是行散路上触景生情，抚古思今，心头笼上了一股诗意的沧桑，浮想这两句带有悲情意味的诗句，发出生命短暂之叹，这也是汉末魏晋士人反复吟咏的共同话题。
六、如何认识魏晋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这个时期的人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应当由私人的日常生活。看成事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
当时名士们这样的举止，虽与世俗相逆，但他们却以此为表。魏晋名士都持反“常”的人生态度。就人性而言，世间俗礼，烦人、伪人。繁文缛节、正统观念，无不是束缚人的枷锁。处在个性觉醒时代的名士们，深深感受到这种危害，所以就努力以自已的率真个性挣脱世俗的僵绳，展示出自已独特的个性。
篇二：论述魏晋风度的范畴
论述“魏晋风度”的范畴
“魏晋风度”一词出自鲁迅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凝练概括，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与东汉末年至东晋灭亡时期，由于战乱、饥荒和瘟疫，以及王朝更迭、政治斗争等原因带来的大规模死亡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带来的儒家思想的颠覆和玄学的兴起有关。“魏晋风度”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范畴。
一、崇尚老庄，惟尚清淡
魏晋时期，名士们为了避祸远嫌，消极避世，常聚山林高谈老庄，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推崇老庄学说，特别是老庄的生命哲学。他们经常聚会，清谈名理，如《世说新语》记载的，中军将军殷浩问道：“大自然赋予人类什么样的天性，本来是无心的，为什么世上恰恰好人少，坏人多？”在座的人没有谁回答得了。只有丹阳尹刘淡回答说：“这好比把水倾泻地上，水只是四处流淌、绝没有恰好流成方形或圆形的。”他们认为善谈名理就是博学多通的表现。当时清谈之风大行，名士们交谈讲究机智和善于应付，要求语言简练有味，寓意深刻，见解精辟，且声调抑扬顿挫、押韵等，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谈话时，顺便一同说那种表明一切都终了的事。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注：旒旐（liúzhào），招魂幡，出殡时在棺材前引路的旗子。）”殷仲堪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又说处于险境的事。桓玄说：“矛头浙米剑头炊。”殷仲堪说：“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仲堪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仲堪说：“咄咄逼人！”这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中每人所和的句子后面字都是押韵的。名士们喜欢引用古代言论、事实或典籍，说话时强调能言善辩，善用比喻，增强说服力，也能增添许多情趣，活跃气氛。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安悠闲地凝神遐想，有超尘脱俗的志趣。王羲之就对他说：“夏禹操劳国事，手脚都长了趼子；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战乱四起，人人都应当自觉地为国效劳。而空谈荒废政务，浮辞妨害国事，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做的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可是秦朝只传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也是清谈所造成的灾祸吗？”
二、灭弃礼法，任情放诞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朝代更替十分频繁，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名士们已无心去继续遵守儒家的传统礼教，不愿意再让它束缚自己的思想，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思考自己的价值上面。他们开始不断的追求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追求自己感官上的享受。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嵇康以道家的“从欲”、“无为”思想批判儒家思想，主张“从欲”，拥有绝对的个人自由, 认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即是说“从欲”才是自然，而“六经以抑引为主”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放诞，即任性放纵，这是魏晋名士们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倜傥不羁的生活。阮籍，“竹林七贤”之一，是至情至性之人，不为礼法所拘。按照礼法，“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而阮籍在葬母亲的时候，蒸熟一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是叫“完了！”总共才号哭了一声，就吐血，倒下了很久。他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阮籍好喝酒，喝起酒来放荡不羁，有一次阮氏家族的人在一起喝酒，他的侄子阮仲容不用普通的杯子倒酒喝，而用大酒瓮装酒。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他们只是把浮面一层酒舀掉，就又一道喝起来。如王子猷雪夜去拜访戴安道，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王子猷的言行，可以说是任性放诞的最好体现。“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中的“兴”是什么呢？这里的“兴”实际上就是“任性”，不拘束、不勉强自己。
三、寄情世外，仕不事事
当时司马氏一手把持朝政，取代曹魏的之心路人皆知，其采用严格的手段排除异己，培植同党，形成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很多名仕们既不肯党附司马氏，又不愿成为曹魏的贰臣，选择远离政治，以求自保，他们归隐山林，流连于山水之间。阮籍有济世之志，因畏于司马氏的淫威，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或闭门读书、或游山玩水、或酣醉不醒、或缄口不言。但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但又不能明言，为避害计，他常常驾车出游而不问路径，任其走到路尽头则痛哭而返。他本不欲出仕，由于嗜酒，后来听说某地仓库储有好酒，就自荐当了管仓库的官职，官名为“步兵”，这也是后世称他“阮步兵”之来由。这种仕不事事，玩世不恭，对所掌管的事务一问三不知，所谓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王子猷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过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量”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活着的还不知道，哪能知道死的！”
四、纵情酒药，寻求超脱
东汉末年、魏晋这种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从政之人普遍产生朝不保夕的感觉，名士们感到人生和生命的可贵，普遍崇尚老庄道家的养生的思想。何晏认为，服食五石散，不只能治病，也觉得精神很清爽。在他的倡导下，当时服食五石散人很多，成为有钱人家的一种时尚生活。南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以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要想安身立命，最好的办法自然莫如饮酒了。喝醉了，即使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是情有可原有理由推脱的。《晋书阮籍传》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为防止女儿入虎口，酒醉是逃避最好的方式。魏晋的名士爱喝酒，《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张季鹰任情适性，放诞不羁，当时的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对他说：“你怎么可以放纵、安逸一时，难道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季鹰回答说：“与其让我身后有名，还不如现在喝一杯酒！”还有毕茂世说：“一只手拿着蟹螯，一只手拿着酒杯，在酒池里游泳，这就足以了结这一辈子了。” “竹林七贤“中有一位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的人物，就是刘伶。有一次，刘伶患酒病，口渴得厉害，就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把装酒的家什也毁了，哭着劝告他说：“您喝得太过分了，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刘伶说：“很好。不过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祷告发誓才能戒掉啊。你该赶快准备酒肉。”他妻子说：“遵命。”于是把酒肉供在神前，请刘伶祷告、发誓。刘伶跪着祷告说：“天生我刘伶，靠喝酒出名；一喝就十斗，五斗除酒病。妇人家的话，千万不要听。”说完就拿过酒肉吃喝，一会儿就又喝得醉熏熏地倒下了。
五、坦然面对，视死如归
魏晋时代的名士讲究风度，要求注意举止、姿势的旷达、潇洒，见喜不喜，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人最畏惧的，莫过于死亡，而魏晋的名士们面对人的生与死问题上则坦然和谈定。《世说新语》中记载，张湛喜欢在房屋前栽种松柏；当时袁山松外出游赏，常常喜欢叫随从唱挽歌。人们形容说：“张湛是在房前停放尸首，袁山松是在道上出殡。”嵇康因得罪司马氏，被判死刑，他在临死前，要求奏一曲《广陵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忧伤，没有恐惧。而只对他的著名古琴曲《广陵散》将要失传，表现出无尽的惋惜。嵇康面对死亡不仅神气不变，而且还抚曲一首，那种儒雅从容的人生态度，我在这里能够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视死如归”。
参考材料：
一、崇尚老庄，惟尚清谈
1、《世说新语 文学》：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问道：“大自然赋予人类什么样的天性，本来是无心的，为什么世上恰恰好人少，坏人多？”在座的人没有谁回答得了。只有丹阳尹刘淡回答说：“这好比把水倾泻地上，水只是四处流淌、绝没有恰好流成方形或圆形的。”当时大家非常赞赏，认为是名言通论。
2、《世说新语 排调》：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浙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译文：
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谈话时，顺便一同说那种表明一切都终了的事。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殷仲堪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又说处于险境的事。桓玄说：“矛头浙米剑头炊。”殷仲堪说：“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仲堪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仲堪说：“咄咄逼人！”这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
3、《世说新语 言语》：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安悠闲地凝神遐想，有超尘脱俗的志趣。王羲之就对他说：“夏禹操劳国事，手脚都长了趼子；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战乱四起，人人都应当自觉地为国效劳。而空谈荒废政务，浮辞妨害国事，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做的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可是秦朝只传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也是清谈所造成的灾祸吗？”
二、灭弃礼法，任情放诞
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4、《世说新语 任诞》：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译文：
阮籍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
5、《世说新语 任诞》：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译文：
阮籍在葬母亲的时候，蒸熟一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是叫“完了！”总共才号哭了一声，就吐血，身体损伤。衰弱了很久。
6、《世说新语 任诞》：王子猷雪夜造访戴安道，经宿方至，不入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译文：
王子猷雪夜去拜访戴安道，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
7、《世说新语 任诞》：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译文：
姓阮这一族的人都能喝酒，阮仲容来到族人中聚会，就不再用普通的杯子倒酒喝，而用大酒瓮装酒，大家坐成个圆圈，面对面大喝一番。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他们径直把浮面一层酒舀掉，就又一道喝起来。
三、寄情世外，仕不事事
8、《世说新语 任诞》：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译文：
步兵校尉的职位空出来了，步兵厨中储存着几百斜酒，阮籍就请求调去做步兵校尉。
9、《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反。意思是：阮籍经常独自一人驾着马车出门，没有目的地乱走，直至没有路可走了，才恸哭着返回。
10、《世说新语 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译文：
王子猷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过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引”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活着的还不知道，哪能知道死的！”
四、纵情酒药，寻求超脱
1、《世说新语 言语》：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郎。”
译文：
何平叔说：“服食五石散，不只能治病，也觉得精神很清爽。”
2、《世说新语 任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译文：
张季鹰任情适性，放诞不羁，当时的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对他说：“你怎么可以放纵、安逸一时，难道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季鹰回答说：“与其让我身后有名，还不如现在喝一杯酒！”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译文：
毕茂世说：“一只手拿着蟹螯，一只手拿着酒杯，在酒池里游泳，这就足以了结这一辈子了。”
3、《世说新语 任诞》：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魄然已醉矣。
译文：
刘伶患酒病，口渴得厉害，就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把装酒的家什也毁了，哭着劝告他说：“您喝得太过分了，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刘伶说：“很好。不过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祷告发誓才能戒掉啊。你该赶快准备酒肉。”他妻子说：“遵命。”于是把酒肉供在神前，请刘伶祷告、发誓。刘伶跪着祷告说：“天生我刘伶，靠喝酒出名；一喝就十斗，五斗除酒病。妇人家的话，千万不要听。”说完就拿过酒肉吃喝，一会儿就又喝得醉醺醺地倒下了。
南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以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也可以理解为，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要想安身立命，最好的办法自然莫如饮酒了。喝醉了，即使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是情有可原有理由推脱的。
五、坦然面对，视死若归
1、《世说新语 任诞》：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译文：张湛喜欢在房屋前栽种松柏；当时袁山松外出游赏，常常喜欢叫随从唱挽歌。人们形容说：“张湛是在房前停放尸首，袁山松是在道上出殡。”
2、《世说新语 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译文：
中散大夫嵇康在法场处决时，神态不变，要求给他琴弹，弹奏《广陵散》曲。弹完后说：“袁孝尼曾经请求学这支曲子，我吝惜固执，不肯传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要失传了！”当时，三千名太学生曾上书，请求拜他为师，朝廷不准许。嵇康被杀后，文王司马昭随即也后悔了。
篇三：论“魏晋风度”的多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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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风度”的多重内涵
作者：邹娣
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5年第02期
摘 要：“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代，在名士中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是当时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也有其特定的社会内蕴。长久以来，以“建安七子”、正始士人、“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形象深入人心，“魏晋风度”在后世成为任诞放达，高蹈玄远的代名词，而理解并不够全面和深刻。本研究试将魏晋士人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文学创作与所处时代背景相结合，重点梳理其外在行止、内在精神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系列相悖之处，旨在通过剖析矛盾的深层根源与外化表现，探究魏晋风度在表面“风流”之下的多重内涵。
关键词：魏晋风度；多重内涵
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对其多重内涵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解析，避免浅薄与片面理解所造成的误读，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也是对文化本来面貌的复原，将有助于准确把握魏晋时期文学作品的真实内涵，乃至引导今人在处事哲学上对“魏晋风度”进行正确积极的学习与借鉴。
鲁迅于1927年7月在广州作的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后，魏晋风度这一概念开始普遍被学界重新发现，广泛使用，不断阐释，其内涵日益丰富。鲁迅将“魏晋风度”与文章、药及酒联系在一起；李泽厚则认为它是药、酒、姿容、神韵，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辞章”。当代对于“魏晋风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起源与流变
刘娟在《浅析魏晋风度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文从社会历史角度指出：门阀士族是魏晋风度形成的阶级基础；复杂的社会环境促成了魏晋风度的形成；政治环境影响魏晋风度。
安萍在《“魏晋风度”源起考述》中则指出：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包括社会的动乱，老庄思想的盛行，以及儒学独尊地位的衰微。
范毓周《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的渊源与形成历程》中指出：所谓魏晋风度，其要素服药、饮酒、清谈和雅量，其渊源始自汉末，其酝酿是在汉、魏递嬗和魏、晋兴替的动乱年代，是由汉末名士开端、三曹与建安七子殿后、正始名士过渡、竹林七贤完善的一种士风。王永平在《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中从东汉后期士人在居丧守孝方面的“激诡之行”、东汉后期的众“狂生”及其“诡圣”与“倨傲”之表现、东汉后期
《什么是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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