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刘国新
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由于本次年会的题目只是60年代的战备，不包括70年代及其以后，在叙述对象上不免有所局限，因为真正有争论或意见存有分歧的恰恰是70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另外，还有专人负责撰写三线研究综述，这就使本题目的写作进一步受到局限，因为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是分不开绕不过的，二者的厚薄关系是呈反比的。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的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1］、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2］、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3］、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4］、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5］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指关于研究?三五?计划的经济史文章和研究建国以来军事战略的文章），也不过三四十篇。在这不多的成果中显出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发表研究论文比较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二是发表研究论文相对比较集中的刊物是《当代中国史研究》。
至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有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6］、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7］、陈维民、张景敏的《时代的抉择》［8］、宫玉振的《中国战略文化解析》［9］、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10］、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1］、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12］、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13］以及《当代中国》丛书的国防和军事类卷中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的海军》、《当代中国的空军》、《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较早一点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杨先材主编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14］，这本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一共列了45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编、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15］一书，列了22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21世纪初，
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本专题的专家，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者是邵维正、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者是王海光、关于共和国经济史的作者是董志凯。因此，这本书在研究述评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一些高校研究生的指定阅读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分析起来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作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无论从材料的实证性还是从问题的切入点都较之战备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性，研究起来更容易一些。目前的状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判断。比如，所有的经济史类专著都有专章叙述三线建设，因为三线建设牵涉到工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再比如，前述所提到的两本综述专著均对三线建设有专门的论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一文中，刘友于以序号作标题论述了三线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的?关于共和国经济史?中，董志凯以《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为题详细分析了三线建设的利弊得失。至于研究论文更是数百倍于战备问题，约有1160多篇，其中仅综述、述评的文章就有七八篇。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一）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透视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稍显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作出论断。他认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当战争气氛发展到高度紧张的程度之后，又未能抓住机会，有效地缓和局势，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16］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
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 ［17］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18］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3］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做了一定的区隔。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经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1］（pp.204、212）
与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不同，刘志男以大国间的关系为纵轴，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横轴，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研究战备。他在考察了60年代末中国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之后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几十年领导武装斗争的经历，使得毛泽东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在加强战备制止战争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如何赢得胜利这些涉及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上，他既强调要加强对战争的物质、精神准备，制约乃至最终制止战争的爆发，又号召一旦反侵略战争打响，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要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来自不同方向的侵略者打一场人民战争、彻底消灭强大的敌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
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2］
（二）关于战备口号的由来
所谓战备的口号是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形成的?陈东林认为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陈文进一步引证说:?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19］ 廖述江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一文考察了这个口号的形成过程，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周恩来。文章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他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20］
究竟陈东林和廖述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廖述江观点有《周恩来年谱》做有力的支撑。
据查，《周恩来年谱》8月23日条是这样记述的:?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21］这一段记载证明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确实是周恩来概括出来的。除此以外，这段话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周恩来不但将毛泽东的三句话做了?顺嘴?的概括，而且还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简单明了的论述，得出?备战是阶级斗争?，?备荒是同自然界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结论。正是周恩来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使得战备口号言简意赅，能够令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切实地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这一重要内容，无论是陈文还是廖文都没有征引。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也印证了《周恩来年谱》的说法是对的。书中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22］，这就把口号形成的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关于此问题还留下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弄清楚的细节，即战备口号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哪个指示概括的?《周恩来年谱》讲是根据?毛泽东‘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得出的，而《毛泽东传》说是根据?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这三句话得出来的。两个权威的著作各执一词，令读者莫衷一是。看来最终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再开发和再利用。
（三）关于?三五?计划
按照最初的设想，从1963年开始编制十年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目标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把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23］由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和轰炸越南北方，全面发动了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提出要防备敌人的入侵，要有战略后方。工厂不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抢时间把工厂迁到二、三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由原定的解决吃穿用转向以战备为中心了。
如何看待增加了战备内容的?三五?计划，有的著作对于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是持肯定态度的。［24］有的著作认为?三五?计划不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被大大突破至976.03亿元，但比?二五?时期的实际投资1206.09亿元还是少了许多。［25］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重工业408亿元、国防工业87亿元、交通运输133亿元，三者合计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降至14.1%;轻工业37.5亿元，占4.4%。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26］还有的著作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三五?计划着重改变工业的布局，强调加强内地建设，在当时还是必要的，
篇二：战备教育制度
战 备 教 育 制 度
为了加强官兵执勤备战意识，跟好地做好执勤灭火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在补兵、退兵、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或其他特殊情况下的执勤战备教育，提高广大官兵的备战观念，时刻做好出警准备，从而圆满完成各项战斗任务。
1、在补兵、退役、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或其他特殊情况，重要时间召开军人大会或对误会，做好动员。
2、要制定计划或方案。
3、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
4、认真履行执勤制度及各项职责。
5、做好备战时期的各项文娱活动。
6、对官兵进行战备教育。
XX县消防中队XXXX年XX月
篇三：军事管理中的一般管理学智慧
人文与管理学院
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班级：5
学号：13207050159
姓名:黄淑珍
军事管理中的管理学智慧的浅析
摘要:我们都知道，当前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过渡期。那么这期间典型的战争形态就是高技术战争，高技术战争是一种既有机械化战争性质又有信息化战争特点的混合型战争。而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又促使战争体系的效能不断提高，因而对现代国防军队中人进行教育训练、战备执勤、对敌作战、人员装备、等一切军事活动和与军事有关人活动就必不可少，然而所进行的有明确目的、有具体要求、有行为规则的指导、规范、约束和检验工作等活动无不体现着管理学思想。
关键词：军事 管理
一、军事管理的日趋重要性分析
（一）必要性
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力和结构力是战场争夺的焦点。其本质区别在于：适于打机械化军队的核心战斗力和机动力，而适于打信息化战争的信息化军队的核心战斗力则是信息力和结构力，这表明作战方式和杀伤机理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结构力就与管理联系了起来，那么何为结构力呢?结构力是军队各子系统之间通过有机联系形成的组合力。军队因大量采用信息技术，特别是建成全军性综合军事信息网络系统后，而使其武器装备、军事人员、体制编制和军事理论实现科学合理的整合，使系统产生有机的协同性，战斗力从机械化战争的加法式叠加，转变为各要素乘法式的相互作用，这一转变产生了质的飞跃。
（二）军事管理中结构力的巨大作用
1.未来信息作战以控制力和信息力为中心，即控制作战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在未来信息战中，结构力与信息力同为战斗力发挥的源头，又是整个作战体系的致命弱点。从近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力的重大作用，一方面在合理有序的军事指导的条件下，促使整体协同性明显增强；从而使整体战斗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管理的作用。
二、现代军事管理思想
1.现代军事管理思想的含义
所谓现代军事管理，是指具备现代军事管理理念，应用现代军事管理手段对现代国防军队中人教育训练、战备执勤、对敌作战、人员装备、日常工作等一切军事活动和与军事有关人活动，所进行的有明确目的、有具体要求、有行为规则的指导、规范、约束和检验工作的总称。 现代军事管理学是研究军事管理活动，揭示军事管理客观规律的学科，是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相互渗透而成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军事管理的主体，是指在军事管理活动中担负对他人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职能，以达到实现一定管理目标的人员或组织。而管理组织又是为实现某种共同的管理目的，经由分工与合作，以及不同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制度而构成的人群集合系统。对此就形成了军事管理思想的概述。
三、一般管理学的概述
一般管理学的概念
1.虽还未真正系统地接触管理学，但通过翻阅书籍，网上学习等方式，我认为管理学的原理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致的，它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协调以人为中心的组织资源与职能活动，以有效地实现目标的社会活动。 管理是共同劳动的产物。没有共同劳动，人们就不会结成配合与协作关系，也不存在组织的共同目标，管理工作就成为多余。有了共同劳动，就必然存在着从事共同劳动人员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管理人员及其管理活动就有存在的必要。 管理的目的是有效地实现目标。所有的管理行为都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没有共同的目标，就没有共同劳动，也就不需要管理。目标不明确，管理就会无的放矢。 管理实现目标的手段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任何管理者，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行为与过程。综上所述就是我对于管理学的浅略认识。
2.管理的相关特性
万事万物都有其特性，当然管理也不例外，它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在这里，我主要讲解自然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即管理具有同现代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相关联的、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的特性，这就要求管理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管理组织高效化、管理方法科学化、管理手段现代化、管理人员专业化，不断提高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这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四、军事管理思想与一般管理学的联系
军事化管理在商业管理上的体现
“军事化管理改变了商业思维。”世界上最伟大的经理人杰克韦尔奇这样描述军队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关系：“当人们梳理世界管理上百年的历史时，惊奇地发现，对管理作出最大贡献的，并不是企业家、管理学者、商学院，而是军队。”具体的有：美国西点军校二战以来培养了上千名董事长、五千多名总裁，中国的不少知名企业家也同样有过从军的经历。如果把它一一列出来怕是写不完了，其中较为人们熟知的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宁高宁......不必去怀疑太多，企业家与军队带兵，军人与管理者，都有千丝万缕的相同之处。
2.在战场上，带给“士兵”的是洞察力、应变能力;恪守承诺、忠诚；对首长、部下、战友、人民有仁爱之心；不怕艰苦和风险、勇往直前；严于律己、严于治军。而这些，正与企业家的精神不谋而合。在其中人们最为崇拜的是军人的“信”，军人出身的企业家最应该学的是“信”，与一般的“信”相比，军人企业家的“信”的根基更加稳固。早在很久以前，哈佛大学的一位哲学系教授就曾论述到，忠诚是有等级体系的，最低层次的是对于个体的忠诚，中间层次的是对于团体的忠诚，而最高的忠诚则是对于一系列价值和原则的全身心的奉献。中国的军队，对军人的“忠诚”的定义是“忠于党忠于人民”，这是符合最高级别的忠。这不仅使得军人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家庭、家族上，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我们民族在面对外界危险的时候，迸发出巨大的凝聚力。
3.在另一方面，军人的“信”也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品牌效应。军人出身的企业家任志阳创业多年，做酒的生意并非第一次，但创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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