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屠呦呦与诺贝尔奖
屠呦呦与诺贝尔奖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
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
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
主任。
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
有效提取物, 1972年又分离出新型结构
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1979年获国家
发明奖二等奖。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
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
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2015年10月，发现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教授:“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拷问院士制度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2015年10月5日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而社交媒体微信上则是相关消息“刷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的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 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被广泛转载。
对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觉得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 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
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
这些拷问是好事情！可以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东风，推动中国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觉得借由屠 呦呦的获奖，还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做更深的思考！不可否认，虽然这两年国家在科技计划管理、院士制度上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国科技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屠呦呦的获奖却恰恰在这方面提出反问。她的获奖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那么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全 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他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共病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极其糟糕的环境，科研人员为何却能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所以，认为只有好的科技制度下才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萨米·马哈鲁姆（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创新与政策中心的主任，他用各国制度和创新指数的关系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民主，并不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曾在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当过编辑，爱尔兰籍的著名媒体人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认为，科技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钱肯定不是决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科学家的精神、使命感，是决定科学家工作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屠呦呦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科研工作，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撑，因为别的原因难对她获奖做出合理解释！而科学家的 精神、使命感，是当下中国特别缺乏的，也是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更加应该提倡的！
此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参加当时中国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中完成的。据报道“523任务”是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作出决定，让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开展的治理疟疾的科研攻关。之所以叫“523任务”，因为研 究工作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命名。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科技工作者是凭个人兴趣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还是根据国家需要，开展“需求导向式”研究更能出高水平、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目前在中国，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需求导向式”或者“任务导向式”研究是主导的模式，连以支持自由探索为主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特别地强调支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研项目。这种做法在中国科技人员中有一定的不同意见，但屠呦呦的案例又表明这种“任务导向”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不过在科研经费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时，怎样更好地平衡“自由探索 式”和“需求导向式”研究的关系，中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再次提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问题。这些年尽管中国的研发经费快速增加，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 索引）和EI（工程索引）文章，以及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国科学家由于对中国的科研制度和文化环境有意见，总认为中国科学家很难做出世界级具有原创性的高水平成果，各种不满和抱怨的言论很多。但是，如果屠呦呦在40多年前，在那样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中国科 学家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我始终认为，科研的设备和仪器还有科研制度对科研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精神和追求。文学家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说：“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做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坚决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们做出惊人的事业！而怎样激发科学家的使命 感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却是需要中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篇二：屠呦呦获诺奖带给我们的启示
屠呦呦获诺奖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因为青蒿素的发现,获得2015年世界生理学或医学的诺贝尔奖,引爆了国人继莫言之后对诺贝尔奖这一至高荣誉的再一次狂欢。如果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奖励和弘扬的话，那么，此次屠呦呦的获奖，则是对中医这一国粹的认定和传承。
首先，追寻青蒿素的来历，早在1700年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就有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而屠呦呦的研究正是藉于这一典籍，所以，对于中医这一中华文化的传统经典据此以正视听，不应再存质疑。
其次，关于青蒿素治疟疾这一项目的研究背景也应有所了解，以对新中国在生命科技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加以肯定。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着手研究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一科研项目，虽然耗时漫长，但是终让颇具争议的中医学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再次，加强保护、弘扬中医刻不容缓。对于中医的理疗效果，各界仍然争论不一，但是，经过了几千年发展的中医，其中草药的种类成百上千，这是由国人通过一代一代发现、实验、总结、提炼出来的，青蒿素的治疗疟疾的成功，正是现代科技对传统中医的最好验证。所以，加强保护、开发利用中医刻不容缓。 美国《生命科学》杂志上发布了一项极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系研究赖亨利和助理研究教授纳伦德拉星在离体实验中
证实，从中草药艾蒿中提炼的青蒿素具有神奇的杀死癌细胞的能力。药理研究证实：青蒿尚有调节免疫、抗血吸虫病、抗病毒、抗菌、抗内毒素及祛痰、镇咳、平喘等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青蒿的抗肿瘤研究中，并称“它有可能成为无毒的抗癌药”，那么 能有一种价廉、高效、无毒、能使门诊病人接受的青蒿口服药这是我们制药人的责任，更是世界人民的期待。
黄小军
篇三：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物学奖后感
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物学奖后感
——中医文化的发展
屠呦呦肯定是现下最受关注的科学家了。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屠哟哟获奖“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
也许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情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人欢欣鼓舞的同时,也稍有遗憾,中国大陆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屠呦呦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者,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消息传来,全球华人无不振奋。这让中国科技界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但发现青蒿素被贴上了“成果诞生于70年代”的标签，又恰好是在存有阶级性的“笼罩着阴云”的70年代的背景下。
毛泽东曾落笔，“天连五领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足以见得，在革命抗战的年代，“疟疾”已是影响中华民族百姓健康的大病。青蒿素强大的诞生背景很难让一个接受过中国近代史教育的中国人想起心酸的血泪史。这首《送瘟神》赤裸裸的揭示出这种病早年为人们带来的危害。然而我认为，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诺奖风向标”绝不仅仅是屠呦呦个人荣誉的产物，而是特定历史及人们生活环境下，科学精神普及大众所带来的巨大前进力量，是科学前沿的必然走向。
据悉，屠呦呦团队在历经190次左右的失败后，以沸点较低的乙醚作为提取物，图去出成功率达100%抗疟药物青蒿素。这一最后的成果研究自1967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下令开启“523”项目时遍已初现原形了。中国全方位动用人才、设备、资金、理论知识和技术资源，在科学团队夜以继日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青蒿的提取，在科学家们的通力配合下合成了这一并不昂贵又有效的抗疟药物。
追寻青蒿素的来历，早在1700年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就有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而屠呦呦的研究正是藉于这一典籍，所以，对于中医这
一中华文化的传统经典据此以正视听，不应再存质疑。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就个人而言，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喝着中药罐子里熬出的草药，我并没有厌弃它，反而认为这是中国的神秘财富，它值得中国去发展传承。但国外社会对中医却一直保持一种抗拒的态度，甚至于去诋毁中医是巫医。而然屠呦呦的获奖，从间接来说，也是中医的成功。
虽然对于屠呦呦获奖研究项目与中国传统中医药的关系，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大会成员安德森解释称，“早在1700年前，人们就知道这种草药（青蒿素）能治疗发烧症状，屠呦呦做的就是阐释了这种草药的哪一成分具有生物活性，让后来临床治疗和生产药物成为可能。”新闻发布会主持、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委员会秘书兰达尔也表示，草药只是起到了“激发创新”的作用，最终通过技术做成了“现代的、有效的药”。弗斯伯格最后明确：“这不是对传统中医药的颁奖，我们颁的奖是给从中医药当中获得启发、作出贡献的个人，她能够从中做出新药，让我们在全世界销售。”
但美国《财富》杂志在题为“2015年诺贝尔奖对传统中医药的意义”文章中称，青蒿素是“传统处方下的现代药物”，而屠呦呦在青蒿素上的开创性研究，可以被看做是揭开了对传统中医药药物活性进行全球范围研究的冰山一角。韩国《中央日报》7日的报道认为，屠呦呦的获奖与中医是有紧密联系的。报道称，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是中医的骄傲，“屠呦呦的业绩是中国传统医药。她开发疟疾特效药的源泉是4世纪东晋时期的医书《肘后备急方》和遍布中国大陆的野生青蒿。” 这对于中医登上世界舞台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因屠呦呦获奖，韩国韩医学界也备受鼓舞。报道援引韩国韩医师协会一份声明称，“此次中国获得诺贝尔奖是利用中医学治疗疟疾，这是中国努力发展中医学的结果”。声明说，中医师通过使用X光或超声波等现代医疗器械，进行统合医学发展，由此而获奖。“韩国要发展成为世界级医学强国，也须为韩医科学化进行革新性努力了”。
真正的科学永远是以大众的科学精神为支持砥柱，而大众化的科学精神永远植根于大众又回馈于大众，形成科学进步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应用于各类科学研究。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一直是时代发展进步的信条，指引着各科研团队不懈地坚持伟大的科学领域事业，完成一个个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让老百姓脑海中模糊抽象的科学理论逐渐清晰，让人们更加坚信科学的力量。所以中医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巫医，而是中国发展千百年的药草的科学。
加强保护、弘扬中医刻不容缓。对于中医的理疗效果，各界仍然争论不一，但是，经过了几千年发展的中医，其中草药的种类成百上千，这是由国人通过一代一代发现、实验、总结、提炼出来的，青蒿素的治疗疟疾的成功，正是现代科技对传统中医的最好验证。所以，加强保护、开发利用中医刻不容缓。之前，对中医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而相关政府部门的对中医药的成果也是模棱两可。甚至连韩国也争相申遗，为什么？还是因为国人对自己先人传承的文化缺少自信。 在此，并不是说这次屠呦呦获了诺贝尔奖，就大谈特谈中医的重要性，而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的道路上，要知道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复兴什么，就是复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就是让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复兴盛世文明和富强，而中医是中华文化中最博大精深的文化之一。从中医中走来的青蒿素，对世界人类的贡献得到了认可，那么，藉此希望更多的中医成果问世，一方面，挽救更多的人类生命。另一方面，可传承光大中医文化，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每一位像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心中都是整个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福祉的时候，诺贝尔奖也不再是一个载满荣誉光环的标志，它属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也不再重要了，当名利逐渐淡化，在历史经验的积累与沉淀下，科学的发展道路也将不断长远，不断宽大。亦如中医的发展，最终也将成为世界人民的福祉。
《论屠呦呦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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