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明清紫禁城的几场大火
明清紫禁城的几场大火
萨苏
我国古建筑绝大多数是木结构，它最大的灾难是火灾。在明、清两代，曾有过几次毁灭性的火灾记录。
第一次“天火”
永乐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初步建成，明永乐皇帝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转年正月元旦，朱棣在奉天殿接受朝贺。不料刚过了四个月，这座金銮宝殿便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被烧光了。这件事引起全国震动，使朱棣非常狼狈，只好下诏“求直言”。当时的御史邹缉在《奉天殿灾疏》中，也流露出对这场火灾的恐惧，他说：“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宫服役。”结果一旦化为焦土，重建不知要花费多大代价（明《经世文编》）；甚至还有一些臣子主张把首都迁回南京。这个意见使朱棣勃然大怒，为此杀了一个主事肖议，说是：当初决定在北京建都，本来是“群臣合议”商量好了的，为什么又要迁都？由此看来，诏求直言只是个形式，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皇宫损失之惨重了。
这次火灾后，隔了二十多年，到正统六年（1441年）冬十月才重新建成三大殿。
第二次大火
第二次皇宫大火发生在嘉靖三十六年夏（1557年），“奉天、谨身、华盖三殿灾”，延烧奉天门、左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这次大火后，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才重新建成，改名皇极、中极、建极三殿。
嘉靖号称“盛明”，营建也最多。但这次火灾在明史上却是最厉害的一次。这位皇帝崇信道教，在宫廷内营建了大高玄殿、雷坛等道教庙宇，可是他所供奉的玄天大帝和雷神并没有帮了他什么忙，这次火灾反而把外朝的主要部分都烧光了，使这位皇帝只好在文华殿坐朝。
这次火灾损失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仅打扫火焦就动用了军工三万人，每天“寅入酉出”（晨三时到下午七时），并徵用了民间小车五千辆作运载工具（见陈继儒《见闻录》——《宝颜堂秘籍》）。
在失火的当年，嘉靖帝决定先把午门重建起来，第一件事是筹款：“议准户、兵、工三部各予处银三十万两，以备兴作。差御史四员，查解节年拖欠工部料银；仍准开例行各抚、按取赃罚款及缺官柴薪解用；决敕两京料道官清查各监、局、库、厂，收贮各省年例物料解用。”（明《会典》）看来，除向各部要钱之外，还向各省的巡抚、按察催促拖欠的料银，甚至连缺额官吏的薪金也动用了。
除此而外，还微集了大量军工和民工，“停止各处工作，其工役照先年营造乾清等宫例，用各营军及班军、锦衣卫等空闲军士，如不敷用，则北直隶及河南府近州县，量县大小，签派大役，差府佐官押送在役??。”
嘉靖一朝的频繁营建，是最残酷的扰民项目之一。由于屡次搜刮民财，加重赋税，徵集民工和工匠，曾经使各地发生“逃户”。御史刘魁为了进谏，事先买好棺材，然后上奏章说：“??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教之流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嘉靖不仅不听，反而大怒，把这位御史打了一顿“廷杖”，并把他下到“诏狱”（见《明史·刘魁传》）。这位刘御史所谏还是火灾以前的事。那么，三殿火灾以后的搜刮就更厉害了。《明史·张汉卿传》所引的一封奏章中流露过当时搜刮的情况：“??今天下一岁之供，不给一岁之用，加以水旱频仍，物力殚屈??，而中官梁栋等奏营造缺珠宝，是欲括户部之银也??。夫内库不足，取之计部；计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将安取哉？今东南氵存饥，民至骨肉相食，而搜刮之令频行??。”这就是嘉靖朝掠夺民财的写照。
尤其可恶的是，明代的腐败政治，也表现在营建皇宫时的严重贪污和层层中饱。嘉靖朝著名的奸臣严嵩乘机大肆聚敛营私，火灾后的一年，刑部主事董传策弹劾严嵩时提到：
“??侍郎刘伯跃以采木行部，擅敛民财及郡县赃罪，辇输嵩家，前后不绝。其他有司破冒攘兑攵，入献于嵩者更不可数计。嵩家私藏，富于公帑??。”严嵩知道营建皇宫的差使是“肥缺”，就鬻官售爵。得到肥缺的官员则拚命搜刮，用以贿赂严嵩；同时自己也大捞一把。严嵩的爪牙、工部侍郎赵文华不仅大量贪污，而且还动用营建皇宫的建材，私调军工和民工去建造自己的私第。
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贪官污吏无限制地营私舞弊，连官僚的奏章都说民间百姓“死亡枕藉之状，呻吟号叹之声，陛下不得而见闻”。那么真实情况就更严重了。因此，皇宫的一场火灾，无异造成了全国性的灾害。
第三场和第四场“天火”
第三场“天火”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后廷乾清宫、坤宁宫焚毁。次年旋即起了第四次“天火”，前三殿也被焚毁：“夏六月，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灾”这时明朝已经到了走下坡路的阶段。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才建成皇极殿，转年，中极、建极才竣工。看来，这项工程陆续进行了三十四、五年。
万历朝的火灾，同样造成全国性的灾难，“三殿工兴，采摘诸大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明史·食货志》）
在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是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在工程中节余了九十多万两白银。既没有向掌权的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亻表分，反而把银两上交了。其结果不但没有邀功，倒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被贬到外地作小官去了。他写过一篇《辩冤疏》向皇帝申诉，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根本不理会他的申诉，这位官员便抑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口述，写了一篇《孤儿吁天录》——即《两宫鼎建记》，详述他父亲如何秉公节省，并把那篇《辩冤疏》附在前面。这部《两宫鼎建记》并不是什么学术著述，也不涉及建筑艺术问题，实际上是一部施工记录和表功状，但却从中反映了明代万历朝营建皇宫过程中骇人听闻的贪污、勒索、侵吞的内幕，也反映出万历“盛朝”政治腐败的面貌。事实上，大明王朝在万历朝已像被白蚁蛀了的楼阁，经天启、崇祯两朝，更每况愈下，当农民起义军一起来，便如摧枯拉朽般地被推翻了。
明代在四次“天火”外，还有一次人为的火灾，即正德九年（1514年）上元节乾清宫大火。当时，在乾清宫悬挂的宫灯烧着了毡毯，结果把豪华的大内正宫乾清宫和坤宁宫全都烧掉了。
清代二百多年，紫禁城里也曾发生过不少次火灾，却没有重大的损失。光绪末年，天坛祈年殿遭雷殛而焚毁，由于祈年殿是用香楠木造成，着火时香闻数里。现在的祈年殿是那次火灾后所重建，是清代最后的一个主要皇家建筑。
辛亥革命后，紫禁城里出现了一次人为的纵火。当时溥仪仍居留在紫禁城后半部（旧称“内廷”），由于逊清皇室支出日黜，溥仪决定清查仓库。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间，西宫敬胜斋突然发生火灾，烧毁建福宫花园范围内一大片建筑，所陈设和贮存的文物，统统烧毁无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这是有偷盗行为的太监们为了掩饰盗窃罪行而故意放的火.
关于建福宫及其大火，溥仪在他的传记《我的前半生》中曾有这样的记
述：“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官那
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
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
也说不上来。??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
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
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
“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
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后来，别
的师傅也觉得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盗患。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
决定清点一下。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
给人打开了。
“事情越来越不像话，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
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
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效果。不但如此，建福官的清点
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的夜里便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的和未清点的，
全部烧个精光。
“这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
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份胡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
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
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另外，摄政的醇亲王在日记中也有记载：“正月初十日（二月二十五日）。
夕闻内廷传有巡幸消息，急电耆公，同上门，设法消弭阻止。亥刻携杰
儿同车而回。
“五月十四日。子刻骤闻宫内失慎，即上门查看，系于昨夕亥刻建福宫
内失火延及中正殿后面，火势甚猛。幸王将军等督率消防队等极力施救，
并意大利救火队帮同护防，始于卯刻渐息。王大臣等亦俱在内卫侍。此
次意外之灾诚为甚险焉。??”
另外据朱契的《明清宫苑建置沿革考》：“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六月二十六日夜，西花园敬胜斋（斋额曰德日新）失慎，延烧怡静轩、
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玉壶冰、中正
殿、香云亭十处。起火原因，人言言殊，当以点查内宫古物，宫监惧罪
纵火一说，较为可信。清室善后委员会因点查养心殿，得当时内务府报
告失火情形及修理火场价单各一纸??。”
中国的宫廷建筑，明朝多用楠、柏、桧、楩等贵重木材，且多为大木整料，明朝屡兴大工（京师宫殿、皇陵、城门，南京宫殿，中都宫殿、凤阳皇陵，承天宫殿、显陵，武当山宫观??），造成清朝中期以后珍稀木材奇缺，而且很多明代建筑连同里面的高级木料一起，都毁于明末战乱。到了清朝，除了皇宫和御园正殿之外，很多宫廷建筑，包括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里的建筑，只能用红松、白松、杉木。为了翻修紫禁城，乾隆皇帝还拆了永陵（嘉靖皇帝）的大殿，用东北杉木换下了原来的楠木。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接秀山房”全用的楠木而建，乾隆皇帝还特地写进了诗里。此外为了解决缺乏整木原料的问题，在宫廷建筑中还有拼合包镶的做法。故宫太和殿的柱子就是多块楠木拼合的，同明朝时期奉天殿内全为整根直径两米的巨大楠木的气势差得很远（而且明初的奉天殿面阔达90多米，深近50米，到嘉靖年间失火之后才改为面阔60多米、进深30多米）。如果年久失修，木头外面包裹的灰麻开裂，就更难看了。
明朝真是奢华，嘉靖发生的特大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文楼、武楼、奉天门、午门全部焚毁，中路的建筑全都是重建的（要用多少金丝楠木!）。北京的城门门楼都是整根的金丝楠木。崇文门免于李自成之火，幸存到60年代，拆城门的时候发现里面都是明朝的楠木
大柱子。然后随便丢在工地上，后来丢了好几根。估计是被识货的人偷偷拉走了。
篇二：明代士风——亡国之祸与知识分子的良心
明代士风——亡国之祸与知识分子的良心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应天称帝，建立明帝国，改元洪武。1643年崇祯帝朱由校于煤山自杀殉国，1644年明朝覆亡。作为整个明帝国政权运行的中心与庞大结构，官僚士大夫是整个明王朝的统治核心。而明代士风作为整个时代的风向标与晴雨表，它的发展与其说是深刻影响倒不如说是决定了明帝国的荣辱存亡。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士风是政治的产物，所以士风变化是帝国政治的产物。士风颓丧，根源于政治腐败。亡国非议难以厘清，但是知识分子良心泯灭却是自食苦果，遗患无穷。
明太祖朱元璋起身草莽，白手起家，他认识到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废除宰相制度，让百官直接对自己负责，还要求天下臣民无条件效忠、服从自己的意志。用高官厚禄为诱饵，大力开办学校教育并实行八股经义取人制度，以更有效地牢笼天下心智和人才。但是他始终不信任官吏，他只是把这些冠冕堂皇，满腹诗词的仕宦当做统治工具，时刻防备，处处监控。宋濂、刘基、高启，明初诗画三大家代表了明代知识分子在新政权勃兴时期的意气，但是无一例外，此三人都被朱元璋构陷弹压。时代转换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已经被蒙元破坏的面目全非的中国，但不幸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时刻充满敌意的皇帝。
明惠帝朱允炆四载覆灭于靖难之役，成祖朱棣篡位无疑是对士人的一次毁灭性打击。几千年来正统道德震动，纲常礼教与知识分子的忠君观念发动了对朱棣的讨伐。建文遗臣遭到残酷镇压，节气浩荡的儒家风骨彰显了文人的狂狷，虽然朱棣夺得皇位，但是在道德上却屡受批判。靖难之变一方面发挥了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君气节，也使他们在思想和自我定位上受到了冲击。一方面是君为臣纲、殉国死节的传统支柱，另一方面是识时务为俊杰的现实诉求。这是摆在儒士面前的重大问题，但这毕竟是暂时的。
仁宗、宣宗倚重文臣统治，文坛成绩斐然，士风积极向上，称为“仁宣之治”，知识分子参政意愿高涨，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加入帝国统治集团。在此期间享有盛名的“三杨辅政”一方面显示了内阁在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显示了杨士奇、杨溥、杨荣等文人对于帝国政治的积极作用。
英宗祁镇幼年即位，三杨相继失势，继而宠信太监王振，骄奢淫逸，仁宣盛世毁于一旦。诛杀于谦，寒天下士子之心。后“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之后景帝即位、夺门之变，竟无一人挺身而出，寺人当政却没有任何文人政治力量能与之抗衡，这表明文人集团在与邪恶势力的对抗中没有有效对策和组织力量。这也是文人集团政治幼稚的表现。
宪宗与其父相似，宠信万贵妃，宦官当政，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当政期间文人风气败坏，内阁无一能臣，甚至出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等佞臣。文人集团颓势难回，势单力孤，曲意投靠者层出不穷。孝宗朱佑樘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贤臣，提拔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名臣参与机务，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期间明代文学达到新的高度，不仅一部分文豪位居高位，而且诞生了前七子等文坛领先人物。文人集团重新占据上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明代宦官干政先河已开，隐患难除。果不其然，武宗昏庸无道，不仅宠信刘瑾等宦官，而且荒政好武，极大地破坏了礼制。而最为不解的是，正德内阁人才济济，杨廷和为帝师，刘健、李东阳、谢迁、杨廷和、杨一清等优秀人才却没能对武宗暴政有所裨益。他们只能以道德说教屡次规劝，面对奸臣当道只能束手无策、愤然求去。这就说明传统纲常体制中无尚的君主权威使得他们在暴政面前软弱无力。君主专制的前提是有一个明君，只有这样儒家知识分子充当天下为己任的角色，入仕为将为相才能匡扶社稷。只可惜这个前提有的时候真的完全错误。经历武宗一朝的摧残，世风败坏，为了迎合皇帝与当权者，文人集团不少败类曲意逢迎，朝纲败坏以至于世风日下。这也是明代知识分子良心泯灭的开端。
武宗驾崩，压抑已久的文人集团顿时活跃，首辅杨廷和立志革弊立新，澄清政治。世宗“新政”，成果斐然，“天下翕然称治”。世宗嘉靖皇帝以外藩继大统，少年老成，一心压制文官气势，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方百计树立威权。通过长达十余年的“大礼仪”之争将正直文臣排斥殆尽，驱逐杨廷和，扶植张璁等投机者对抗文人集团。经过三年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朱厚熜已经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一意独行。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
了朱厚熜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他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生活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由此引发了文臣的堕落，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治风气日益败坏。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迎合媚上便可飞黄腾达，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明代知识分子被世宗玩弄鼓掌之中，渐渐迷失了本性，为了富贵权势而把圣人之言抛诸脑后。
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些文人也因为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而入阁成为宰相，当时民间就有“青词宰相”的说法。传统文人起家于四书五经，以仁义道德为口号，到如今竟然青词为相，真是可悲之极。嘉靖皇帝工于心计，以权术驭臣下，故意挑拨文臣相斗并以此为乐。拉一派打一派，君威莫测，升沉随意，臣下莫不悚惧。为牵制严嵩，嘉靖有意提拔礼仪出身的徐阶，并尽力挑拨离间。明亡于党争，但党争之风实长于徐阶。十余年间隐忍有加，曲意逢迎严嵩以麻痹对方，最终诛杀严世蕃，驱逐严嵩。在其间虽然努力保全忠良之士，但是私心难除。一方面拉拢翰林，广收门人，另一方面结交言官，驱动攻讦。明代言官品低权重，本来闻风言事就是清议充斥朝野，严徐智斗更有言官交相弹劾，同乡同年，各种利益集团党派林立，一时间朝堂盈沸，无一人为国为民建言献策。
嘉靖移居西苑不问政事但“威柄从未下移”，控制欲极强，背地里却派遣锦衣卫加紧特务统治，暴戾刚愎，自以为是。他把文人集团压制的奄奄一息，可以说是毁灭了整个明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文臣为了官位富贵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世风堕落，政治腐败。当政期间残酷镇压文人集团的反弹，动辄廷杖、流放，不然贬谪罚俸，杨继盛、海瑞等直言上书，均受到惩处。嘉靖自以为聪明，但是后来臣下完全把握住了她的性格特点，严嵩、徐阶等人整日揣测皇帝心思，借助皇帝性格排除异己，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表示文人集团的黑暗化，以权术为追求，丧失独立知识分子精神。
神宗初年，面对积重难返的政局国势，首辅张居正开始十年改革。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改革旨在解决积弊，巩固明室。 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万历皇帝反攻倒算。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家产被抄没，家属或死于非命。此后，某些改革的成果虽然保留下来，而大部分已经废殆，就像一道光亮在明朝走向沉暮的历程中一现而逝，并不能遏止衰落的步履。海瑞高度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生”，张居正实在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而他专制产生的官吏离心失德确实难以挽救。
在改革同时，张居正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强力压制文臣言官，出于私心也构陷一些忠直人士。“污蔑亲藩，箝制言官，明辅暗蔽，阴祸机深，以致结怨上下，骚动海内”，使文臣言官对张首辅敢怒不敢言。但张居正权势熏天，阿谀奉承者络绎不绝，张居正生病，文武百官烧香拜佛，揭帖祈福；张父死，百官上门哀悼，如丧考妣。趋炎附势者如此，只能说文官风骨尽丧。“夺情”一出，无数反对新政的势力群起而攻之，虽然在万历与张居正的打压下平息，但是在道德上他已经一败涂地。固守传统的知识分子以卫道士自居，以纲常为工具公报私仇，阴鸷歹毒之流比比皆是。明亡于万历，士毁于万历。
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此后历任首辅，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他们均善于谋身，不善谋国，圆滑处世，互相推诿，为了自己的官位荣辱曲意逢迎皇帝。
奏章留中、经筵进呈，万历“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以至于“醉梦之期”。首辅均为滑头之流，谄媚无作为，朝廷之上乌烟瘴气，不仅官员缺位严重而且贪污腐败盛行。“国本、妖书、梃击”三大事件使满朝上下鸡犬不宁，首辅沈一贯借助妖书案扶植浙党，进而打击东林一党，开启了楚党、浙党、齐党、东林党相争的局面，朝廷政局失控。文人集团完全沦为利益集团，勾心斗角，栽赃陷害，动辄弹劾，小则谩骂攻击。文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完全摒弃，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原则摒弃，朋友出卖，理想颠覆，这就是这一时期世风表现。
光宗当政在一些方面改变万历弊政，大量任用东林党人，朝廷风气为之一新，但是复官使得朝廷官员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各党派势力余孽未息，这也为东林党覆亡埋下隐患。熹宗少年即位，无意朝政就全权交付忠贤处理，由此得专擅威福，明宦官专权至此达到顶峰。万历党争继续发展，以至于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边防将领都被言官所害，边防废弛，女真略地。后宫客魏篡权，魏忠贤依赖皇帝宠信滥行赐赏，大施刑罚，造成空前的宦官专政。天启五、六年间，屡兴大狱，诬杀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并毁天下东林书院。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东林党的罪名惨遭横祸，东林党人被贬、被杀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涟、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六君子。而此时满朝文武无丝毫反手之力，一大批文臣投靠魏阉，形成空前强大的势力集团——阉党。文人墨客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为首的崔呈秀、阮大铖、顾秉谦、魏广微等人摇尾乞怜，著书迫害东林党人，知识分子尊严扫地，充当爪牙帮凶，更有甚者主张魏忠贤与孔子同祭，实在是令人发指。
崇祯皇帝铲除了魏忠贤集团，曾一度使明王朝有了中兴的可能。但是也失去了对朝中朋党的制约，致使崇祯的政策受士大夫集团的摆布。明帝国日暮途穷，崇祯无力回天，大顺军攻入皇城，崇祯帝煤山自尽，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这位皇帝至死还是以为“书生误国”。
清谈误国。随明代科举制伴生的弊端已伴随着明中期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而陷入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政治上的专制腐败；社会动荡、边事不宁；经济的衰敝及流民问题的尖锐等，都使理学教条的灌输失去了人心。在艰难中挣扎的人们，朝难保夕，求生无术，哪里还会相信灭欲的“天理”。与明代以前的大王朝相比，进入明中期的不到一百年中，政治屠杀和恐怖、内战、农民起义、边患接连不断，天下富庶、稳定的局面几乎没有出现过。读书人不能不对理学的用途提出疑问。八股经义已成为士子弋取功名的工具。他们不仅不能、也不准许有对儒家经典的真正研究，八股文章反束缚了他们的才思。明初政治从造士、选士到养士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管制。这是一个无志气、无锐气、无朝气、无生气的王朝。进入明中期，士风颓败已成为令统治者担忧的主要问题之一。
进入明中期，士习士风的变化的确已明显成为社会是否安定的晴雨表。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士为四民之首，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标识，是民风民俗因之以成的表率；另一方面，士又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其素质之好坏、水平能力之高下，直接关系到仕风的好坏与政治是否清明。科举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制度，在明代既然已经以理学的强化灌输为指挥棒，其目的在于培养消弥个性与无条件忠顺的奴才，其结果自然是担当敢任、正直耿介者少；而钻营贪墨、侥倖者多。
官场中越来越多的人贪利忘义，忠孝皆失，在世人眼中，他们已是离经叛道，鲜廉寡耻。谁还会相信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教呢？为了达到卫道的目的（当然也有相当的独善意味），心学大家王阳明终于发明了自己对儒家、对“理”的新解释，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论题。他把程朱理学所规定的客观外界强加在人之上的“理”变成了人们主观可以去感知的“心”。这不仅更为直接符合了所谓内圣的倡导，也与动荡状态下知识分子急于摆脱理学羁绊，解脱因现实中遭受之挫折、空虚所带来的苦恼，求得心灵安慰的需要相吻合；加之其简便易知，王阳明心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除。
明代仕途内外较为正直的中下级官员和文士特出的行为表现有以下几类：一是直言强谏，不计利害生死。此种人多为清正之士，痛恨朝政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期望扭转颓风，二是每有意见便形于奏牍，纷纷置辩攻弹，这些官员中不乏正士，又多为言官。但亦不少投机取巧者。门户攻讦不断，无法形成正言谠论。三是对朝政失望的官员，或沉默观望，或呈请辞官。四是退出仕途，或未曾入仕的文人才士，放荡不羁。而其他官吏蝇营狗苟，上下钻结，为了私利不惜甘为走狗，尤其言官以骂人为能事，穷极无聊，贻害非轻。
明代士风堕落根源于政治腐败。政治上的高压使得文人集团畏首畏尾，逐渐转向利己不利国的阴暗面，朝局动荡也难以形成安定的政治氛围与学术空间。程朱理学空洞僵硬，再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晚明社会贪欢享乐比比皆是，拜金逐利主义盛行，艳情文学流毒于世。经济发展的同时统治思想不断受到冲击，上下离心离德，互不信任，导致文人集团内讧日益严重，学术风气颓废。王明心学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颓风，但是心学难脱理学桎梏，最终难以回天。官吏贪污成风，皇帝怠政这也加重士风堕落。经国济世重在人才，更重在防贪腐、防专制，以史为鉴方能否极泰来。
篇三：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爱新觉罗?福临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清太宗的第九子，满族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戊时生，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1643年）二月十六日承袭父位，时年六岁，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第二年甲申，正值明朝崇祯十七年正月，改元顺治。九月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于武英殿。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死，世祖始得亲政。在其母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他励精图治，宵旰靡倦。他整顿吏治，注重农业生产，提倡节约，减免苛捐杂税，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后因爱子、宠妃的相继病亡，福临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后又染上了天花，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子刻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年仅24岁。陵寝清孝陵，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桀骜不驯，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
清朝入关后面临的形势，显然比关外时期要复杂得多。为了建立持久的全国性统治，福临亲政后，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各种矛盾。作为开国之君，他保持了一定的朝气和较为清醒的头脑。
当时，南方的抗清斗争仍在风起云涌。顺治九年，由李定国统领的西南瑶、苗、僮、彝等族农民组成的义军，东出广西，七月初攻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福临看到华南局势紧张，立即派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兵十余万往征湖南、贵州，并亲自到南苑送行。不料，十一月衡阳一战，尼堪也被击毙，李定国取得了“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大捷。这对年轻的福临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迫使他进一步考虑摆脱窘境、治理天下的方针大计。
顺治十年五月下匈，福临鉴于湖南、两广地方底定，而南明永历政权还盘踞滇黔，宣布任命大学士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并授予他“便宜行事”大权，即所有的剿抚事宜，皇帝慨不制约。福临为他规定的职责是：酌量收服、录用归顺官员，随意安插招降的兵民，按照形势的发展决定攻守事宜。同时又接受洪承畴的建议，任命原大学士李率泰为两广总督，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一起镇守广东，以策应西南方面的战事。因此，从表面看来，洪承畴在西南的四年间，军事上毫无进展，徒费军饷，而福临既不催战，也不追究。实际上，洪承畴正是在这种不受任何干扰的条件下，竭力施展“剿抚并用、以守为战”的计谋，终于导致顺治十三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的严重分裂和孙可望的降清。洪承畴也趁机摸透了云贵虚实，为日后的军事征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福临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的统治，使自己在人民心日中树立起作为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四月，遣官赴山东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亲自到太学“释奠先师孔子”。以后几年，他还大修孔庙，更定孔子的谥号为“至圣先师”。他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并亲自主持编纂《顺治大训》、《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通鉴全书》，提倡封建的纲常名教。同时，特命大学士冯铨等主编《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节烈。他还多次亲祭明陵，为崇祯立碑。他赞
扬崇祯帝“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并给为崇祯帝殉难的太监王承恩建墓立碑，赞扬王承恩“赴义捐躯”，“无愧臣节”，谥号为“忠”。又为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人“给谥赐祭”。这对于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的民族矛盾，起了显著的作用。
福临还逐渐突破了汉官不得掌印的旧规，从而提高了汉官的地位。这种开明的作法，既有利于发挥汉官作用，也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对朝廷的支持，标志着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有清一代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但是，福临毕竟是满族贵族的代表，对满汉之畛域仍不能一慨免除，一旦在直接涉及满族贵族利益的问题上发生满汉矛盾时，他就毫不留情地与汉官对立起来，甚至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处理“逃人法”的问题上。
福临出于满族贵族对汉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心理，十分害怕汉官结党，处处加以防范，动辄严厉镇压。
清初任职中枢的汉族官僚，由于明末剧烈党争的影响，分成以冯铨为首的。“北党”和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两派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北党在朝廷中占着上风，南人汉官屡遭打击，双方矛盾更趋尖锐。 客观上使清初大儒多治实学，推动了清代学术的隆盛。
福临和他的祖、父一样，也十分重视满蒙两个民族的关系。早在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就通过联盟结姻与蒙古上层贵族修好。福临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法。他在亲政前后多次巡幸蒙古各部。每到一处，都要亲自接见和宴请各部的王公、贵族，并赐给他们许多贵重的礼品。
福临在顺利地略定云贵之后，即着手平定东南。郑成功于南京一战损失较大，当时又孤立无援，最后不得不撤离福建沿海率师东渡，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中国大陆的统一，在顺治统治后期得到了实现。
恢复农业经济的主要措施
开垦荒地和招抚流亡，是清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关键之举。福临亲政后，即命群臣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探讨解决的方法。顺治九年七月，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建议把流民中的老弱和湖南、四川、两广驻防官兵中的老弱组织起来，垦荒屯田。从顺治十年开始，先后采取了一些加速推行垦荒的措施。
首先是设立兴屯道、厅，专管兴屯事宜，督垦荒田。接着，福临又采取了一项奖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的新措施。 与此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农民的剥削。
福临还十分重视对失业流民的赈恤。顺治十至十二年，在京城广设粥厂，以恤流民。这同样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为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生的迫切心情。
整顿吏治，禁止宦官干政
官吏的贪污受贿，是明朝末年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清朝定都北京后，这种恶习又严重地腐蚀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福临亲政后，决心记取前朝由腐败而覆亡的教训，大力整顿吏治，建立一个比较廉洁而有行政效率的统治机构。他明确指出，朝廷治国安民，首要任务就是严厉惩处贪官污吏。
福临坚持以公正、廉洁、诚实、有才能为标准任命官吏，对一些官吏尸餐禄位、办事效率低下十分不满，因此经常去查看他们的工作情况。福临为整饬吏治，对贪官污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巡按顾仁的处理。福临还仿明太祖立铁牌，禁宦官干政。
和耶稣会士、佛教高僧的交往
在福临短暂的一生中，与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佛教高僧道志、通琇、茚溪森的关系至为密切，思想上深受影响。
汤若望于顺治元年十一月任清钦天监监正。福临亲政后，他因给孝庄文太后治好了病，被尊为“义父”，福临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此后，福临不仅在天文、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在处理国家政务时，都要向这位老教士请教。在福临的宠信下，汤若望连连进爵加级。然而，由于顺治十四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企图使福临
皈依天主教的努力终于无成，但他始终受到福临的尊重。
福临对佛教感兴趣，很可能是受了太监们的怂恿。明末以来，太监就很崇信佛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务，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十四年春夏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就召入宫廷中，请教佛法大意。十月，又在万善殿召见性聪，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此后，福临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顺治十七年八月，福临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茚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交谈。他命茚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命人取来柴薪，要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这才迫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不久，福临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城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长期以来，流传着关于“顺治出家’，的轶事。如说福临因痛悼宠妃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寺出家为僧，以寻求宗教的安慰，甚至指出该寺中一个和尚的肖象即为顺治皇帝；还有的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山西五台山为据，推断福临到五台山当了和尚。其实，这都是根据福临生前欲当和尚的想法而编造出来的，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他亲政以后不过10年。一方面革除了明朝末年的许多弊政，另一方面又克服了满族统治者自身的某些落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以笼络汉族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领土的统一。这就为康雍乾时期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临是清朝开国时的关键君主，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太监崇信》
由：免费论文网互联网用户整理提供,链接地址：
http://m.csmayi.cn/show/189602.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
- 上一篇：土地制度的演变ppt
- 下一篇：精神疾病诊断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