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案例分析
企业道德与责任案例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简介
●2008年6月28日，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据家长们反映，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随即展开了调查，并报告卫生部。随后短短两个多月，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就迅速扩大到14名。
●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各相关部门对“肾结石事件”也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闻讯后立即作了批示：“立即采取措施，及时妥善处理”。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健身也于9月10日作出批示，要求卫生部门及各监管部门做好患儿救治，迅速排查。
●9月11日，除甘肃省外，陕西、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都有类似案例发生。
●9月11日晚卫生部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卫生部专家指出，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
●9月11日晚，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为对消费者负责，该公司决定立即对该批次奶粉全部召回。
●9月12日，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咸辉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解放军第一医院看望、慰问该院收治的肾结石患儿。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作出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9月13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情况发布会上指出，“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事故是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三鹿牌部分批次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
●9月1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带领有关司局领导及专家飞抵兰州，针对我省有关三鹿奶粉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展开专题调研。
●9月15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甘谷、临洮两名婴幼儿死亡，确认与三鹿奶粉有关。
●10月27日，三元股份首次正式承认正与三鹿进行并购谈判。 ●10月31日，经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三鹿集团资产总额为15.61亿元，总负债17.62亿元，净资产-2.01亿元，已资不抵债。
●12月2日，曾是三鹿集团最大液态奶生产基地的邢台三鹿乳业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河北贝兰德乳业有限公司。
●12月8日，三元股份公告称，其董事会已经批准了《关于在河北石家庄成立子公司的议案》。三元股份以现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
●12月13日前后，三鹿二厂开工复产，这是三元在“托管”模式下，启动生产的首个厂区。此后传出消息，三鹿集团的七家非核心企业已陆续开工生产，但全部更名。
●12月19日，三鹿集团又借款9.02亿元付给全国奶协，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
●12月下旬，债权人石家庄商业银行和平西路支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对债务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12月23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三鹿集团破产。●12月24日，三鹿集团收到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民事裁定书，一切工作正在按法律程序进行。三鹿将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三鹿商贸公司)来管理，管理人将对三鹿资产进行拍卖，然后偿还给债权人。这一过程将在六个月内完成。
●12月24日，河北石家庄市政府、三鹿集团选取20多个代理商代表，到三鹿集团商谈，最终三鹿与代理商达成还款意向。
●12月25日，三元回应三鹿破产：重组方案调整须董事会决定。
●12月26日—31日，法院将审查债权人申请。
●12月26日，清算工作组已进驻三鹿。
●12月26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张玉军、张彦章非法制售三聚氰胺案。无极县人民法院、赵县人民法院、行唐县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张合社、张太珍以及杨京敏、谷国平生产、销售有毒食品三案。
●12月31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田文华等4名原三鹿集团高级管理人员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庭审持续14小时。
●1月22日，三鹿系列刑事案件，分别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无极县人民法院等4个基层法院一审宣判。田文华被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
另悉，这批宣判的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被告人高俊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月1日提起上诉，田文华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构成指控所涉罪名。
分析: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凸显企业道德缺失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安全、放心。然而在市场上，“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瘦肉精”猪肉等有毒害的食品屡见不鲜、防不胜防。一系列公共食品安全事件背后，人们拷问政府和企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此类事件频发，酿成了“大头娃娃”、“婴儿尿结石”等悲剧。
毫无疑问，出现一次又一次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难脱其责，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执行形同虚设，这是政府最大的失职。但是，除了政府职能的缺失外，我们的企业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是否有社会良知、身体里是否流淌着“道德血液”不能不让人怀疑。因此，要解决食品安全这一关系亿万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既要靠政府部门的有力监管，也要靠企业的道德自律。
企业道德是指在企业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准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综合。古人曰：人无德不立。做企业就是做人，做人需要道德，那么企业也同样，没有道德的企业是很难做强做大，持续发展，在竞争中获胜的。企业作为市场的细胞，其直接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必须使自身的获利过程同时也成为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即必须注重企业道德建设。在当代中国，正是因为企业道德缺失，才会发生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
中国企业在过去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如今双汇瘦肉猪事件,以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把企业道德伦理丧失现象为何层出不穷,归根结底是企业价值观出了问题,企业战略思维模式出现了问题。
中国企业为什么很难成为百年企业,很难做到基业长青,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使命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使命定位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股东是少数几个人而不是社会和广大人民,所以这里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就成了为少数人挣钱的最大化。
于是企业的理念就是不择手段的赚钱。在这样的企业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企业就会牺牲社会信誉和商业道德,由于他们太注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了,而把最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抛在了脑后。他们丢弃的商业信誉和道德,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最基本的部分。作为中国企业一定要遵循中国传统文化所构建的道德伦理原则,脱离了这个基本原则,企业不仅不会走很远的,就连生存的根也没有。而企业价值观和企业使命确立属于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范畴。
篇二：社会道德类案例(最新整理)
案例：道德滑坡已到严重地步
中新社北京4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官方媒体17日播发了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全文。
温家宝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为其提供指导和奠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
温家宝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同时，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温家宝在座谈中再次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格言。他要求参事、馆员从事调查研究，要有不畏艰辛、不怕牺牲、求实崇真的精神。温家宝说，深入实际而不浮躁，独立思考而不跟风，敢说真话而不人云亦云，这是参事、馆员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提高咨询国是水平的关键。
案例：事件描述
9月3日，武汉市88岁的李老汉在离家不到百米的菜场口摔倒后，众多围观者无人敢伸出援手，直到老人家人赶到才被送往医院。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自从南京“彭宇案”之后，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这样的新闻已经不少。
不久前，武汉一电动车主因好心扶起不慎摔倒的八旬老太，反被老太认定是撞人者。就在车主自认倒霉，准备赔200元了事时，在数名现场目击者的坚持下，交警判定这起事故并非交通事故，让车主离开现场。无独有偶，在江苏如皋，也有监控视频证实，一位被老太认定是在路边撞倒自己的大巴司机，实际上是出手相助的热心人。事后，老人全家内疚之余，为司机送去锦旗。
一方称好心助人为乐，一方称对方肇事扶人，这样的“罗生门”案件并不罕见。就在几年前，南京“彭宇案”曾引发全国关注，不久前，天津“许云鹤案”二审开庭。有网友评论，
自“彭宇案”后，社会道德滑坡30年。各地频现的翻版“彭宇案”，恰是道德丧失、信任危机的体现。
如果没有了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人们还敢做好事吗？
相关评论
谁都没有权利去批判那些围观者。在当前的环境下，也许每个人在相似的场景下，都很难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因为谁都不想变成第二个彭宇、第二个许云鹤、第二个殷红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围观那群围观者，实际上也是在围观我们自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人性的荒漠上，在勇气流失的土壤里，任何人或许都有选择懦弱的权利。环境的冰冷和内心的炙热在此碰撞，围观的民众成为了纠结的矛盾体，并非冷漠的看客。
这，并不是在为围观以及围观制造的遗憾寻找借口，而是在为那些悬停在半空中的援手寻找释放的理由。那些诬赖救助者的老人，为什么背叛自己的良知？想到子女肩上的沉重负担、医疗没有保障，在这种焦虑之下，道德的天平难免失去平衡。诬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转移风险和压力的缩影。
因而，打通上升通道，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才是让民众放下忧虑、摒弃自私的根本之策，释放了这种生存焦虑，实际上也就释放了人性。
当然，法律规章承载着惩恶扬善的功能，并且不应该是冰冷的。只有制度法律向善，才是善法。但是从当前的环境看，一些判决显然是缺乏温情的。
还有多少“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悲剧要上演？何时才能趟过冷漠和懦弱的河流？何时助人为乐能够回归到人性的自然流露？举在半空中的援手，急切地等待着落下的一天。因为，我们都会变老，我们都会遭遇生活的变故，我们都不希望冷漠围观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模拟题
助人为乐反被诬陷，人们都怕成为第二个彭宇、第二个许云鹤、第二个殷红彬??因此，出现了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情况，甚至武汉的一位老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参考解析：
近来，一些助人为乐者反被诬陷为肇事者，这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多次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状况，比如天津“许云鹤案”后，福州、武汉等地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件，再次引发热议。综观这些热议不难发现，仅从道德和心理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人对路遇伤病者应及时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见，所谓的“纠结”在于，救助伤病者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在这种疑虑之下，助人为乐变成了助人为“忧”。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彭宇案”引发了社会道德滑坡，各地频现的翻版“彭宇案”，也恰是道德丧失、信任危机的体现，这些事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使我们社会在帮助他人的问题上已经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人素质和社会压力。诬赖现象反映了某些人素质不高，但更大程度上是转移风险和压力的缩影，子女肩上的沉重负担、医疗没有保障，在这种焦虑之下，道德的天平难免失去平衡，很多老人及其子女无力承担巨额的医药费，选择诬陷他人。
第二，司法判别有失公正。南京彭宇案的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许云鹤案一审结果直接影响人们对助人后果判断。在这两起案件的审判中，法院“疑罪从有”的断案思维和对“和稀泥”式审理结果的追求伤及了社会公平正义。如此司法行为，即使被告人最终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也会让人们担心惹上耗时费力的官司而对救助他人心生恐惧。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以所谓的“常理”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也许在个案中有利于年迈体衰的“弱者”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社会氛围影响。一些媒体在报道彭宇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强化“好
心没好报”的负面预期，放大了社会道德滑坡，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们在遇到倒地的老人时都不敢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我们全社会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争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提升道德水平。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过时，更不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救人官司”而失色。从长江大学勇救落水少年而献出生命的3名大学生到只身赤手承接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再到“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奔忙在救人现场和献血路上的温州市民，无数英雄的义举让人坚信，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仍是社会主流，善念与真情依旧蕴藏众人心中。政府和媒体应加大对此类事件的宣传，积极匡扶道德和正义。
第二，司法判别公正。律规章承载着惩恶扬善的功能，并且不应该是冰冷的。只有制度法律向善，才是善法。但是从当前的环境看，一些判决显然是缺乏温情的。扶起老人容易，"扶起"道德难，要想匡扶道德、匡正良知，要靠司法的支撑。只有司法在判决此类"扶老"案件的时候，给人信心，给人方向性指引，让人消除做好事的风险和成本。
第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教育与引导。在一个众人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伸手扶摔倒老人的时候，需要政府代表社会公信力来发声、发言，来明确要弘扬什么摒弃什么、要奖什么又要罚什么，就算小题大做也未尝不可。
第四，完善制度、法律法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建立完善便捷可及、保障充分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备无忧的养老制度等等。政府出台相关的指南，民众及时学习已经出台的指南，响应《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要求，发现老年人跌倒时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总之，解决助人为乐与助人为忧的疑虑，需要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秉持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需要人们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保持冷静与理性，进而共同悉心维护好扶危济困的每一丝善念，营造助人为乐的社会大环境。
评论称中国道德滑坡现象真实存在 错不单在百姓
“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是一些人在道德取向上一时之间犯了糊涂，这让我们很遗憾。”在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文明办一官员否认“道德滑坡”这一社会判断。此言论见诸报端，立刻引来质疑，因为公众的感受与官员的感受似乎存在不小的落差。
其实，仔细想来，这位文明办官员的话也没有错，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中，对老人倒地不去搀扶帮助的现象，的确一贯持有批判态度。国人的道德价值体系，在一系列的新闻事件发生后，生成的巨大舆论压力中可见一斑。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人们嫌恶官二代的嚣张；在杭州“70码飙车”事件中，人们鄙视富二代的跋扈；在郭美美、卢美美事件后，慈善组织受捐额急剧下降也表明了国人的道德立场。从这些舆论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公众道德观念的沦丧，而是在道德立场上的严苛与严肃。
然而，现实中，我们的确不能否认，道德滑坡的现象真实存在。否则，便不会有上述的官二代嚣张、富二代跋扈等等刺激大众神经的新闻事件。由此，笔者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弄坏了国人的道德观？
曾经聆听一位史学专家的演讲，他认为，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价值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下的耻感文化，而现代社会打破了以往由大家庭组成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以小家庭为单位
的陌生人社会，人们在陌生人面前的耻感下降，产生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由此看来，现代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滑坡，似乎是一种自然规律和必然现象。
但是，现代社会的礼法秩序是建立在现代法律的基础之上，与过去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实际上，礼法盛行的时代，就是一个道德仁义败落的社会时代，比如法家盛行的战国时期、秦帝国时期。实际上，无论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其依据的标准，内在的价值体系应该是一贯的。只是，法律将社会的道德观以最低标准的形式，明晰地给予规定。那么，以法律为准绳的社会道德观念，必然需要仰赖法律以公平、公正、合理的维护来加以固化。反观之，在现阶段的道德滑坡问题中，究竟谁做了那个破坏者的角色？
彭宇案实在太典型了，以至于当需要论述法律以及官方对于民间道德的引导、影响的巨大作用时，你很难绕开这个被引用了无数次的故事。当法官判彭宇赔偿4万多元时，他惩罚的远不止一个彭宇，而是剥夺了全体公民在道德取舍中不犯糊涂的权利。当天津的法官要用“惊吓”为由判许云鹤承担责任时，他惊吓到的不止一个许云鹤，而是扰乱了全体公民的道德体系。
古语有云，仓禀实而知礼仪。道德与文明一样，从来都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对于自身更高要求的一种自我约束。这种约束，是从现实生活中思考总结而来。当下社会，如果说民众的道德犯了糊涂，首先需要审视是否为官者、执法者的道德犯了糊涂？把道德取向出现的偏差完全归咎于百姓，就像反贪局在农民工身上反贪污一样，搞不清影响道德教化的核心要点，又怎能倡导出一个道德高尚的当代社会？
申论热点:如何才能止住道德的滑坡?
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温家宝总理在《讲真话 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的这番话，振聋发聩，催人思考：如何才能止住道德的滑坡？
物质财富剧增的今天，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这条腿短就短在，与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相比，道德财富增长速度慢得多，与物质利益的吸引力相比，道德的魅力微弱得多。
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才能止住道德的滑坡。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道德责任。要让人们以讲道德为荣，不讲道德为耻。
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止住道德的滑坡。法律和道德是两个范畴的事情，不能互相替代。法律和道德也是互相关联的，完善的法律法规，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对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是一种威慑。
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温总理的这番话也指出了加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世界先进的文明也需要“拿来”。在社会上形成讲道德、讲诚信的风气，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美好。
2012江苏公考申论热点时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不断爬坡、与时俱进的过程，跟经济建设一样需要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积极调整，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改革发展攻坚期、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利益分化、思想多元，社会现象不尽如人意，道德焦虑普遍存在。
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完成法律、行政、经济的“基本建设”，最终构建起可信、可靠的现代社会良善秩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的期盼。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近日反驳了“国人道德滑坡说”。他表示，从主流看，国人道德风貌良好。“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当下，许多人习惯用“道德滑坡”之类说法表达对自身际遇或社会现象的不满，以简单的“妥”或“不妥”来定义这种道德评判其实很难。但有一点能够肯定，那就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当他们传诵“最美妈妈”徒手去接坠楼孩子这样的义举、善举时，心中无不涌动着感佩与温暖。
当他们痛陈“老人倒地无人敢扶”时，言下之意都是“无人扶”十二万分的不应该。可以说，在“扶老”这类事儿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相当一致，社会舆论纠结于“扶不扶”，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能让许多人直抒道德焦虑的题材。公众对这样那样的道德失范现象高度敏感、焦虑，正反映了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国人对“知礼节、知荣辱”，对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的要求和祈盼。
中国人需要经济蓬勃发展，也需要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环境和心情。许多人言必称“道德滑坡”，说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重构主流道德观的任务重大而紧迫。遗憾的是，当不少人天天对现实做出负面道德评判的时候，却依然只是诉诸于传统的道德情感。
似乎一提到道德，就是传统美德，一提到失德，就是世风日下。但对传统美德一味怀旧，为“田园牧歌”大唱赞歌，并不能有效解决今天复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对身边的义举、善举视而不见，草草拉起道德大旗来质疑一切，甚至每每偏离主题，众声喧哗演变成了无休止的相互指责、攻击乃至谩骂，更不可能碰撞出一个与时代合拍的社会道德规范。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道德并非一成不变，一定意义上说，思想道德建设就是一个不断爬坡、与时俱进的过程，跟经济建设一样需要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积极调整，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任何时代的道德都不那么完美，与过去相比，现在的道德建设可能更复杂、更困难。
必须正视，改革发展攻坚期、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中国，不同人群利益分化、对立、博弈，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这已是一种常态。
农耕时代或计划经济下那种基于共同生活经验或共同利益的道德正显得日渐单薄，口号化、形式化的东西，也很难再凝聚起“分裂的民意”、形成主流价值判断；必须正视，市场经济在不断加剧社会竞争，而保障良性竞争的法治堤坝还没有合龙，诚信体系更不完整，打道德和法律“擦边球”谋利甚至干脆冲破底线者常常没有受到足够的“报应”；必须正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正加大社会运行成本，互不信任也让人们的情绪变得负面，这种情绪与利益纠葛交织在一起，平添了许多对道德、对他人、对社会的抱怨。
今时今日，围绕国人道德所热议的种种问题，都不是靠振臂疾呼，或在道德上动个大手术就能够解决的。提高国民素质、引导道德选择，还有很多法律、行政、经济的“基本建设”要做。诚然，如王世明所言，“老人摔倒二话不说就该扶”。
老人摔倒众人扶起，好人受到感谢而非冤枉；搭便车回家的老人意外身亡，其子女拒绝赔偿——我相信，事情确实就应该这样发生，而且在生活中也真实发生着，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大家不愿看到的纠纷就不会出现。应当承认，创造一个让更多人愿于、乐于“二话
篇三：职业道德缺失背后的伦理困境
职业道德缺失背后的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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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21日 10:57 中国经营报
作者：陈伟 来源：中国经营报
职业操守是商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来说，拥有一批有信仰、遵守职业操守的企业管理者是必须的。那种忽视商业伦理和职业操守,没有规则意识与职业素养的企业管理者阶层,不足以担当构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重任。
但是，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或者是一些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已经屡屡暴露出问题。下面这一例是国内企业管理者缺乏职业操守的典型例证：不久前，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宋寿顺挑唆引诱三十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导致我国新型干法水泥技术与装备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泄露，造成国有知识产权严重流失。而根据国资委的调查，这一出走事件，乃精心策划，预谋已久。
事实上，在国外企业人员流动也很频繁，跨国公司的高层人物“投奔敌方”也并不鲜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企业很少因为高层经理人离职对企业造成巨大伤害。这些职业经理人跳槽，基本上是纯商业行为，一些“挑唆部下、揭短企业”等伎俩几乎绝迹。甚至，一些国家的猎头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条“潜规则”：即不挖其他企业掌握核心机密的人。
中外对比，差异立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严格遵行职业操守的理念已经侵入到西方企业经营者的骨髓。因为，无数事实已经表明，一个不具有职业道德的经理人将会无情地被市场所抛弃，“越界”的成本常常大得难以想象。
客观地看，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基础，追溯以往，中国近代的成功企业无一不是把“信”和“义”放在自己的商业伦理首位。只是从近二十年经济改革开始，快速的商业化浪潮在迅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商业伦理的无所适从和集体迷失。
于是，当我们要面临全球化的时候才发现，竞争手段以及技术的差距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落后的主要原因，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缺失才真正严重威胁着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以上宋寿顺的例子中，一个“背叛者”就可能轻易地使一个前途光明的企业立刻陷入巨大困境，究其原因是中国的企业管理者阶层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更高的层面上凸现的是转轨时期中国的新型商业伦理远未成型。
不过，笔者有理由相信，尽管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文化的重建必然是长期与艰巨的过程，但是只要遵循一些商业世界的基本原则，构建中国式的新型的商业伦理并非遥不可及。正如西方一位投资银行家所说：“我们不敢犯错，因为我们是从出生就被木棍敲打到现在的猴子。”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中国的企业家尽快成为那只猴子，而社会则要多一些木棍。 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研大纲
2007-2-11 16:19 《会计之友》·叶陈刚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以德治国”是长期以来中国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创造并维护着光辉璀璨的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仁义礼智信，信内求财；温良恭谦让，让中取利”的儒商伦理道德文化思想与理念，使我们炎黄子孙沐浴在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灿烂阳光之中，并在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时代价值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客观反映。道德与法律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都是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对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同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是深化改革，越是扩大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越要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以法治国”。现在“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应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实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切实加强道德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良好的道德环境。
其实，早在18世纪，以《国富论》闻名天下的英国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一生倾注了大部分心血的《道德情操论》名著中就向世人强调：人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可伤害他人，而要帮助他人，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道德与正义对于社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19世纪西方思想家傅立叶（Fourier）明确指出，伦理协作是普遍的完善，在经营制度上有极其光辉一面；他把物质利益与情感的平衡视为善与美、有益与愉快的关系。西方国家数百年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企业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诚信与道德是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违反诚信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毁了自己，还会危害社会。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经济、管理、法律、商务界崇尚伦理道德，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发展趋势。西方企业、教育机构及政府高举伦理道德旗帜，成为西方经济社会活动的一道亮丽景观。中西方现代企业迎来了一个伟大的伦理道德时代。1987年，美国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约翰。沙德成为社会公众的焦点人物，他捐赠2000万美元给哈佛商学院时，倡议设立“管理决策与伦理价值”这门课题。全美最佳10所商学院MBA的9门核心课题中，就有企业伦理学。现在，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以及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了企业伦理学、管理及商业伦理道德、企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课程，重视企业伦理教学成为世界各地商学院或管理学院MBA、EMBA、MPAcc（会计专业硕士）培养的一大特色。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坚持在MBA与本科教学中开设《管理伦理学》，取得良好效果。进入世纪之交后，企业伦理日益备受世人关注。特别是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企业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和本世纪初欧美等地相继曝出的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控股股东侵害公司利益、独立董事形同虚设、中小股东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内外部会计审计假账等问题相当突出，看上去这些都是法律规章制度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到位所致，究其根源则是这些企业的伦理道德严重缺失，从而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公司治理与企业伦理，以寻找因法律滞后与法规真空而出现贿赂、胁迫、欺骗、盗窃、贪污浪费、损公肥私、违规低效不作为与不公正歧视等日趋严重有违伦理道德问题（因有些未达到违法界限而无法制裁）的应对之策。基于以上考虑，我国大学的社会、管理、经济、会计专业纷纷增开《企业伦理学》、《管理伦理学》及《会计职业道德》等课程，我国于2004年开办的MPAcc（会计专业硕士）教育，已经将《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作为核心必修课程在对全国首批MPAcc（会计专业硕士）学员教育中全面推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已经在研究生、本科生、远程教育中分别开设《企业伦理》《商业伦理》《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在形成本校“博学、诚信、求索、笃行”校风中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市场经济首先体现为竞争经济，竞争的规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公信原则，用以规范竞争者的行为活动；其次，市场经济体现为法制经济，通过对各种市场行为的立法、执法来规范正当的市场秩序，采用法律约束控制竞争者的行为；市场经济还体现为伦理经济，讲究仁义礼智信，信内求财；倡导温良恭谦让，让中取利；依靠义务、良心、荣誉、节操、人格来建立相互交往的友好关系，以确保社会成员的行为合法、合情、合理，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2005年10月27日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2006年3月份，胡锦涛同志提出包括丰富伦理道德思想的“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对于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进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宣告：“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显然，在中华民族深厚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所以现在，我国大学的商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尽快开设企业伦理学、经济管理及商业伦理道德、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课程教学与研究，这既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更是我们重视德才兼备教育、培养知能兼备与德业双馨人才的明智选择。
二、《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主要特点
由笔者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主要课程教材《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一书综合运用现代管理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科学、系统论、博弈论和伦理学以及会计学理论、思想与方法，体现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定量分析与定性论述相结合的风格，在查阅与研究中外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和突出的企业伦理与会计假账问题，全面进行企业伦理与企业信用分析、会计假账的道德透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新颖的观点，构建了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及其应用体系。该书的研究体现以下主要特点与创新：
（一）资料丰富、内容新颖。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本书采用案例研究法，介绍了北京同仁堂、美国安利等成功案例与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著名会计专家顾准等楷模，列出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十大造假案简表与美英中等国多家知名公司会计审计假账案例主要数据，解剖安然、郑百文、银广厦等公司造假重组案的艰难历程。本书论述市场经济中伦理道德的功能与义利共生理论，契约经济、道德契约和信用机制有关内容；从委托——代理失灵和供求曲线模型两方面分析会计行业道德滑坡的表现——会计败德行为，展开了权钱交易的制度与博弈分析及会计寻租分析，探讨了不公正经济与会计假账成因。
（二）联系实际、信息量大。为了使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分析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本书设计了大量颇具代表性的调查问卷、调查表。叶陈刚博士在国家会计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设计参与全国性调研活动，取得216家总会计师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15大问题60个答案的问卷调查分析数据、323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关于独立审计诚信的15大问题60个答案的问卷调查分析数据和13所高校48位会计专家教授关于会计道德教育的15大问题60个答案的问卷调查分析数据，第8章提供了关于目前中国企业信用状况的625份调查问卷，集中反映10大问题40个答案结果的统计数据，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富有成效的整理与分析。这是本书最大的特点。本书还大量引用了相关链接和实例，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阅读信息量，从而为本书的理论阐述提供大量佐证。
（三）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本书提出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两种结构模式，论述该体系如何由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子系统和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应用子系统有机构成。前者论述企业伦理与会计道德理论基础、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后者论述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实践活动、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机制及环境。笔者认为，企业经营管理与会计工作应借助伦理道德建立强有力的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与会计管理水平。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道德问题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些对于企业员工或会计人员成为致命的道德困境问题，对于其他专业人员乃至一切从事经济与管理活动的人员来说也都可能是难以回避的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希望本书能够使企业员工或职业会计人员以及关注此事的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刻意义以及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文化重建过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并把人格信誉、行业自律和执业操守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永远珍惜。
三、《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
《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一书分十一章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对企业经营活动与会计工作中的道德现象及其规律性，即企业伦理行为与会计职业道德活动展开全面研究，以期科学地揭示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职能作用及其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第1章“绪论”中，介绍道德的特点、演进与当代道德沦丧的困惑、说明企业伦理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会计职业道德涵义、特征及其职能，明确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研究方法、研究背景与主体构架。
在第2章“企业伦理与会计假账的道德透视”中，探讨企业伦理道德的功能与原则、契约经济、道德契约与信用机制，展开“道德滑坡”及会计败德行为分析，辩识权钱交易、腐败及寻租与会计假账的关系，进行不公正经济与会计假账成因探析。
在第3章“企业伦理道德原则”中，指出企业伦理道德原则的特征与要求，认为推行集体主义原则旨在形成企业团队精神、依法为民理财原则是企业活动终极目标、诚信为本原则是经商理财之灵魂、廉洁奉公原则是经商理财活动之行为准绳。
在第4章“企业对外经营伦理道德规范”中，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本质是道德责任，论述企业经营的道德规范，在企业与购销客户之间明确顾客就是上帝，企业与竞争者之间要做到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在第5章“企业内部管理伦理道德规范”中，分析伦理道德规范的特殊管理功能，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实现委托经营、信息对称，在企业与员工之间体现同舟共济、风险共担的思想，说明了企业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规范。
在第6章“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中，进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模式的比较与选择，展开了中国企业信用状况的625份问卷调查分析，探讨我国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创新的途径与内容。
在第7章“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指出应大力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了关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48位会计专家教授问卷调查分析；认为应从重视会计职业、提高会计地位，尊重会计人员、配合会计工作，利用会计信息、做好经营决策， 遵守会计法规、强化会计责任等方面为会计行业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在第8章“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中，分析市场经济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开展了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216家企业总会计师问卷调查分析；重点提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主要有：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当好参谋、参与管理，如实反映、正确核算，遵纪守法、严格监督，坚持准则、不做假账，公私分明、勤俭理财，保守秘密、内外协调，大胆改革、讲究效益。
在第9章“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中，探讨加入WTO后中国注册会计师市场面临的道德问题与对策，进行了关于独立审计诚信的323位注册会计师问卷调查分析；重点提出注册会计师审计审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主要包括：超然独立、客观求是，公正审计、廉洁守法，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严谨执业、踏实进取，保密守时、收费合理，公平竞争、协同发展，服务社会、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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