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抗战老兵的晚年生活
抗战老兵的晚年生活
6月30日，河南省滑县老店镇齐寨村，93岁的抗战老兵齐修体弓腰驼背，手拄木棍拐杖，肩扛一编织袋“战利品”——拾荒得来的饮料瓶、垃圾品，举步维艰，走到家中；并把捡来的“宝贝”放到屋里。老人说：进入夏季，一天可以捡到
20多个饮料瓶，能收入一块钱。
老人所在的村子叫齐寨村，是河南省直管县——豫北滑县老店镇最偏远的一个
村。齐修体生于1922年3月2日，今年93岁。1938年4月，16岁的齐修体因为家庭贫穷报名参军，到中国国民革命军195师服役。在开封、江苏一带与日本鬼子打过很多恶仗。这就是抗战老兵齐修体的“家”，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坯房现已鲜见。
6月30日下午，在当地志愿者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这位抗战老兵的家。病床上，躺着清瘦如柴、现年83岁的老伴任秀英。据老人的闺女齐爱见讲，父亲一共当了三年兵。但老人年事已高，脑子有些糊涂，很多情况已表述不清了，好多打仗故事都是母亲以前讲给他们的。上世纪80年代初，老人在外地漂泊了十几年才回到了齐寨老家。如今老两口已失去了劳动能力，承包到户的责任田只好租给邻居耕种，每年只有300斤小麦100斤玉米做口粮。
因为自己身负“国民党、杂牌军”的“罪名”，直到今日老人还是不敢承认自己是国军老兵。如今93岁的老人在村子里“还是抬不起头”，甚至遭人背后“说三道四”。图为齐修体老人在打水。
日前，齐修体83岁的老伴任秀英“总吃不下”，在新乡医学院住院几天，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两个儿子一个入赘山西，另一个光棍儿子也五十开外。一个嫁在附近村庄的女儿经常来看老人，但婆家有老有小也帮不了爹娘很多。图为老人正在用“井凉水”洗脸。
如今已93岁高龄且意识不清的他却依然记得每天提上编织袋到村子里转一转，捡些柴禾，捡些垃圾、破烂、饮料瓶背回家，再给卧病的老伴烧火做饭。老人提起之前含辛茹苦积攒了一辈子“体己钱”1.8万元“不翼而飞”，老人哭得极为伤心。
齐修体在整理刚从自家菜园里拔来的青菜。
老人就着蒜瓣儿，津津有味地啃起了“菜窝窝”。知情人讲，老人的身板很结实。
老人正在给卧病在床的老伴儿晾晒被褥。
篇二：抗日老兵故事系列---叶于良
抗日老兵叶于良的故事
7月下旬的北平燥热难耐，西四大街上行人寥寥。
突然，“砰”“砰”两声枪响，随即警哨声大作。一辆黄包车斜在路边，车前站着一个大男孩，手里举着枪；车上的人身中两枪，气息全无。
举枪的男孩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旁边伸出一双手，一把将他拽进七拐八弯的胡同里??
那一年是1940年。刺客叫叶于良，只有18岁。车上的死者叫俞大纯，时任伪政府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他所掌控的机构长期将中国的铜、铁资源输送给日本，供其制造大炮、子弹侵略中国。
虽已过去了75年，但那一幕依然不停闪回在叶于良的记忆中，不曾模糊。 “那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我希望杀了他之后，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能少死几个。”年过九旬的叶于良端坐在沙发上，手指微微颤抖，枪管的灼热感仿佛还残留在指间。 1937年7月，北平志成中学放了暑假。15岁的叶于良兴冲冲赶到天津，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他要去叔叔家过暑假。两天后，叶于良见到了叔叔，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毁了他快乐的暑假。“良子，北平打起来了，你回不去了??”叔叔神色黯然。
这一天是7月8日，十多个小时前，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叶于良也随着叔婶借道上海坐船回福州老家避难。叶于良在福州第一中学借读，所有的课程都在讲抗日。每天听抗日报告、学抗日歌曲，参加黄埔军校教官教授的义勇军训练课??一个念头在叶于良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我要回家，我要抗日！”
次年1月，仍在北平的父亲终于有了音信。攥着父亲辗转经香港汇来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叶于良决定告别叔婶，回家！
从福州坐船到了天津，叶于良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刚抓着门把手，他就被一个日本人狠踹了一脚，差点儿掉下车去。年轻气盛的叶于良正要上前理论，就被旁边的一位长者死死拽住，“孩子，忍忍吧！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 憋着一肚子气的叶于良回到北平，虽然家人尚在、学校尚存，但大街上到处是耀武扬威的日伪军——这里，已不是他记忆中的北平。
回到学校后，虽每天继续上学，但叶于良的内心已不再平静，他期待着能有机会，释放出心中的憋闷与屈辱。
一天，一对兄妹找到叶于良，哥哥问：“你这么恨日本人，敢抗日吗？” 论起来，这对兄妹与叶于良沾点儿亲，他们的身世可不寻常，其祖父正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
“我为什么不敢？！”叶于良一梗脖子，脱口而出。兄妹相视而笑，向叶于良伸出了手，这时，叶于良才知道他们已经加入了抗日组织。“连汉奸的后代都懂得抗击日寇，我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叶于良紧紧握住这对兄妹的手。
1939年7月，又是一个暑假。叶于良不再盼着出游，而是乖乖待在家里，他在等一个人。
一天傍晚，那个人悄悄地来了。
来人叫李振英，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声音很低，左手背有一处伤痕，那是他炸日本人仓库时留下的。叶于良这才惊喜地发现，自己加入的组织竟是平津地区有名的学生抗日组织“抗日杀奸团”，李振英正是他的上线。
叶于良举起右手，一脸郑重，轻声念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严守组织秘密，违者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完毕，他按照要求，将写有誓言的纸条烧掉。
从这一刻起，17岁的叶于良投身抗日的洪流。
情报搜集、跟踪、爆破、用枪??接受一系列训练后，叶于良被派去调查伪政府商会会长邹泉荪。
叶于良的爷爷是晚清进士，父亲是律师，他所就读的志成中学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弟。邹泉荪的侄子正是叶于良的同班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叶于良很快查清了邹泉荪的家庭住址、上下班时间，选好了行刺和撤退的路线。可惜，邹泉荪的夫人做了替死鬼——行动失败。
叶于良来不及沮丧，因为不断又有新的任务。不久，抗日杀奸团根据叶于良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伪政府工务局局长舒壮怀，炸掉了日军军需仓库。
半年实习期满，表现突出的叶于良被调进行动组。刚到行动组，就接了个大任务。
1940年春的一个下午，李振英找到叶于良，低声说：“川岛做寿，我们去一下。”叶于良心领神会。
这一天，川岛芳子包下了位于六部口的新新戏院二层庆祝34岁生日。大戏开演，川岛芳子身着男士长袍马褂，戴着墨镜，前呼后拥而来，于二层正中落座。
川岛芳子带了十多个保镖，李振英和叶于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李振英决定等戏散场时趁乱刺杀。不料，川岛芳子只待了半小时就突然抽身离席。等两人追出戏院时，她已经乘车远去。 “遗憾！这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如果她那时死了，许多抗日的人就能活。”时至今日，叶于良仍对没能成功刺杀川岛芳子而耿耿于怀。
7月7日，是烙印在北平人心头的一道疤。日本人却把这一天看作是胜利日。 1940年的7月7日，中山公园内举行“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台上，一人身着长衫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满口“皇军万岁”。此人正是号称北平伪报界“第一支笔”的《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台下，李振英、叶于良等抗团成员隐藏在人群中，义愤填膺。行动组枪手冯运修按捺不住，低声说：“不如现在就把这个卖国贼毙了吧！”叶于良连忙摇头，低声说：“这里全是日本兵，不可白白送死，等他落单儿不迟。”
会后，叶于良负责后方接应，李振英与冯运修一路跟踪吴菊痴到了南新华街。正逢一支出殡的队伍，唢呐声、哭丧声一片，冯运修趁机紧追上前，对准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随后，趁着夜幕迅速撤离。
次日，一份内部报告震动日伪高层：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被匪徒用枪击伤身死。
如今，这份报告的翻拍电子版仍保留在叶于良的电脑中。“吴菊痴的死激怒了日本军方，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些‘匪徒’只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
日军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擅长爆炸、放火、刺杀的抗日杀奸团主要成员并非穷人，而是衣食无忧、出身显赫的名流子弟，甚至很多人的长辈就在伪政权中担任要职。例如刺杀吴菊痴的冯运修就来头不小，他的姨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冯运修长得瘦小，谁也想不到他是我们抗团里最厉害的枪手。”叶于良说到这里，神情怅然。这个仅年长他一岁的战友、伪军口中的“冯少爷”，最终壮烈牺牲，没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1940年8月，日本人封锁消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和北平日本宪兵队对抗团实施“8月大搜捕”，抗团的情报系统完全失灵。
8月6日深夜，叶于良刚进家门，就被日伪军警抓住。直到这时，叶于良的父母才知道自己养育的9个孩子中，竟然出了一个“抗日分子”！
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甲12号的住所。冯运修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起床焚毁由他保管的抗团文件。此时，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冯运修寡不敌众，身中数枪，以身殉国，年仅19岁。
“8月大搜捕”中，包括李振英在内有四十余人被捕，北平抗日杀奸团大部分骨干入狱。
叶于良被判终身监禁，关进位于雍和宫的北平炮局监狱。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年轻的学生们也曾害怕，但他们怕的不是牺牲，而是怕胜利不属于中国。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中国就一定可获新生。“胜利”的念头支撑着他们，顶住了一次次的过堂、用刑和威逼、利诱，没有一个人背叛组织投降日伪。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人一字一字地念道。这是他心头的信念，这信念使这个文弱书生，变成了拥有钢铁意志的战士。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了！
1945年9月2日，日军签署投降书。第二天，叶于良与四五百名幸存的爱国志士大步走出监狱。此时的北平已是初秋，阳光和煦。亲人们涌上前来，向他们张开温暖的双臂。
这一刻，叶于良和同伴们抬头挺胸，谁也没有哭。
1945年10月10日10时，平津地区受降大典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山响。北平十余万市民从各处涌来，见证日军司令官根本博带领21名军官献刀投降。“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排山倒海的欢呼声，直冲天际。太和殿前，23岁的叶于良与幸存的抗团战友们比肩而立，泪洒胸襟??
讲到此处，老人显得有些疲惫，慢慢将老花镜推到光光的头顶，露出有些红肿的眼睛。他的脸很瘦削，双颊下凹，鼻梁挺直，依然显得风骨硬朗。“那些牺牲的同伴，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但他们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活着的我可以为他们证明??”
拿出一张照片，叶于良久久凝望。那是1939年他加入抗团后特地拍的，上面的他梳着当时流行的分头，穿着白色西装，眉眼清秀，书生意气。老人的目光划过照片中年轻的自己，口中喃喃：“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
篇三：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
抗战胜利纪念日迎来95
岁生日
尤广才：“从未后悔弃笔从戎”
尤广才，1919年9月生，山东台儿庄人，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50师特务连长，曾两次深入缅甸作战。
对尤广才老人来说，9月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不仅迎来了自己的95岁生日，也要度过首个国家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作为至今健在抗战老兵中的明星人物，他难掩喜悦之情，连连向北京晨报记者表示，“定下这个纪念日，好！真好！”
76年前，尤老跪别60多岁的母亲，孤身一人从故乡台儿庄出发，辗转江苏、安徽和河南，报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走上杀敌报国之路。1941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升任国民革命军新六军50师特务连长后驻防滇越边境，抵御进犯日军。1944年4月，他所在的50师又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作战，是为中国军队二度远征，其间尤老亲历西保战役并在实战演习中负伤，“只要能把侵略者赶出去，牺牲也在所不惜。”他说。
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尤老从1959年除夕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起，之后八年经历劳教，直到1980年平反才重新过上普通人的安稳日子，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但自始至终，他从未后悔过弃笔从戎的救国选择。“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挺好的，全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抗战老兵，我很满足。”他告诉记者，今年7月7日他和赵振英、卢少忱两名老人一起在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受习总书记亲切接见时也感到非常激动。
记者同时了解到，虽患有轻微白内障，尤老至今却仍坚持每天6小时左右的阅读时间，除书籍之外还阅读英文报纸，用尤老的话说，“必须关心时政”，他表示年轻人更应该多了解国事，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无愧那些抗战英雄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再有国难仍愿挺身而出
卢少忱：“年轻人要勿忘国耻”
卢少忱，1922年3月生，北京人，考取西南联大历史系后从军，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战车营战士，亲历缅北八莫战役。
“我只说一句话：如果国难再次降临，我依然愿意去为保卫这个国家挺身而出。”92岁的卢少忱老人发言时，台下掌声雷动。
“那时候青年学子一腔热血，什么都不想，就是要去打鬼子，不怕死”。他对北京晨报记者说。这名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战车营战士，也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壮士”之一，曾亲历密支那战役。
抗战爆发时卢老年仅15岁，“北平沦陷，一觉起来我就成了亡国奴，日本兵每天在街上耀武扬威，我一点也不愿意待在北平念书，就想当兵，但直到报考西南联大后才辗转去了军营。”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卢老经“驼峰航线”抵达印度，起初被分配在野战医院负责美国医官和伤员之间的翻译，密支那战役打响后就申请上了前线。“奇袭机场是中美混合突击队去打日本人，从机场往市中心走，一路上都是原始森林，别说打仗，疟疾、蚂蟥都是大问题，晚上没地方睡觉，人全泡在水坑里，但更要小心敌人”。
他告诉记者，在中美联合作战的部队里，每个营都有美军联络官，卢老介绍，彼时他就在新30师90团2营专门配合美国联络官工作，营部紧邻战场，几十米外便是枪林弹雨，前后80天的时间里，“敌人死守，我们硬攻”，随着包围圈逐渐缩小，战事日益激烈，最终以中美突击队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赢得胜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的年轻人要勿忘国耻，要爱国。”70年后，
一边红着眼眶，卢老说出了对后辈的期望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顺德，字骥生。河南确山人。 杨靖宇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河南刘店秋收起义，任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等职。
1929年至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东北反日救国会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磐石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一路军总指挥、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被誉为“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深江（今靖宇县）与日本侵略军战斗中英勇牺牲。尸体被敌人解剖，发现胃里除尚未消化的草根、树皮、棉絮外，竟没有一粒粮食，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人，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早年入伍北洋陆军。辛亥年为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滦州起义。以后历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职，曾参加护国战争、反对张勋复辟及各次军阀混战。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通电全国，多次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
将所部改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皇宫。1926年出访苏联，是年9月回国，率部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出兵陕豫。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9至1930年，举兵反对蒋介石，先后发动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隐居山西汾阳。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冯主张“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1932年10月9日，冯自泰山抵达张家口进行抗日活动。同月，驻察第二十九军东开长城一线，冯派人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对此，蒋介石屡电冯晋京，并派人到张家口劝冯放弃抗日活动，南下赴宁，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均被冯拒绝。1933年四五月间，日军相继侵占多伦，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被推为总司令。6月中下旬冯部署军事，派大军北上收复察东失地，先后克复康保、宝昌、沽源。康、宝、沽三县相继克复后，蒋介石密电汪精卫，部署围剿抗日同盟军，令冯即刻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冯予以严拒。7月11日，冯向多伦前线将士发出最后决战以死报国电。12日，吉鸿昌部攻克多伦，冯发电嘉勉和犒赏官兵大洋5万元。7月27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8月中旬，准备进攻张家口之国民党军已达8个师12万人，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关东军也乘机向冯提出“严重抗议”。在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夹击下，冯坚持抗日强硬态度，加强战备，同时坚守枪口不对内的宣言。7月28日，蒋汪向冯发出最后通谍，同时又增调5个师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至此，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师15万人。为瓦解同盟军，蒋介石、何应钦又先后收买了抗日同盟军的邓文、檀自新、张人杰等将领，引起抗日同盟军内部混乱和动摇。在此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冯的态度开始变化。8月5日，冯发出歌电，正式宣布下野。冯下野后，拒绝蒋汪电邀其赴南京“共商大计”，决定仍回泰山。8月14日，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离察赴鲁。
1936年，冯以蒋介石答应抗日为条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初期，他曾任第三、六战区司令长官，后被蒋介石撤职。1939年以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冯据理力争，营救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多人。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与卖国政策。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次年11月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援蒋内战。1948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失火，不幸遇难。终年66岁。
《抗战老兵孙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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