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常识》读书笔记
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
——《常识》读书笔记
梁文道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梁文道1988年开始撰写时事评论，论述简洁有力，文字语言一针见血。这本《常识》为他近两年来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
他是主持人，文化人，他兢兢业业地的当着这个常识稀缺年代的的常识普及者。有人说他是不幸中的万幸乱世中的慧眼智者，他却觉得自己的出色是乘了时代变革之便，江山不幸诗家幸。
他写到大局问题，历史洪流中无数朝代兴替，一个皇帝取代另一个，取代他的地位，他的国家，他的家庭，唯一不能取代的是他的历史。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现实中的时事评论员就像当朝史官，而很多人时事评论写多了，不由自主的爱站在政府角度探讨问题。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
08年汶川地震时，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而余秋雨在此时发表文章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
梁文道在文中说到：“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
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叫人“顾全大局”似乎成了我们的习惯，书中非常不赞成这种行为。他同意钱钢先生所说，这种时候，政府更应该仁厚包容灾民的情绪。
读此，我很钦佩他不故弄玄虚、在浅滩中戏水为乐，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对余秋雨这类“优秀知识分子”某些行为的不满。
一个时事评论家，孜孜不倦地向民众传输普世价值和学术通识，也就只有梁文道了。
《常识》中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集体，这个社会的集体病症——浮躁。他写道：“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此番话缘起清史学家阎崇年在签售会上被一激愤青年掌掴。
这是一个喧嚣浮躁的年代，政府喜欢将工程做大做好，房子要盖的高，火车要跑的快，年轻人出名也要趁早。我们更是急于释放自我，表达个性。
就像不久前因为钓鱼岛事件的西安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青年人们，甚至尤其是大学生，一个个慷慨激昂地走上大街，高喊着“打到小日本，还我钓鱼岛！”之类的口号。一路不仅制造了各种交通混乱拥堵，踩踏危险，更是打砸贩卖日本产品的店铺及日本轿车。这其中不乏反社会分子，趁机煽动学生，去政府前抗议。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似乎是困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密室中，每个人都想放声大叫。又或许是我们当乖孩子太久了，不想再去听话，我们有话要说？！ “让别人听见我说的话！”，也许这是浮躁的人们心底的话。
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用梁文道的话来说就是：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常识》一书非常出色——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谦虚但不过份，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大实话。能冷静分析他人功过，详实笃慎、旁征博引。关于政治与时事，也许很多事，我们看的不够清明，而梁文道就像天堂门口的引路人，将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繁而化简、苦而化乐，引着我们这些蒙昧众生入窄门、通大路去了解他谓之“常识”的东西。
篇二：《常识》读书笔记
《常识》读书笔记
————梁文道之书
常识，这是一个简单得连小学生都熟的不能再熟的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不仅用简短的两个字描述了它的本意，更是代表一系列人们正常所见所闻的符号。常识，一个人人都了解的词汇，生活中的常识，学习中的常识，工作中的常识，甚至感情上的常识。大大小小它都在影响着我们。
今天，书店里看到一本白色的书皮上大大的“常识”两字，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瞬间吸引我的双眼，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会在这本书里用上常识，但我知道，它带给我的一定不是我心里所想象的那样。带着好奇，带着思考，带着疑问，我打开了这门书。
一瞬间恍然大悟，《常识》，实际上是一本有关时事社会评论的书籍，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其文字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本书名曰《常识》，正如梁先生道：“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本书为梁文道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梁先生站在港岛近观内地社会，遥眺世界局势，文不长、字不多，但寰宇都在其中，真相都得披露，道理全然道出，可谓“闻到非常道”。
在他的《序言》里，他对这部书从题目到内容都做了点解释，很有意思。有关题目呢，他是想效仿美国开国“客贤”托马斯潘恩的同名著作：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以下是我摘录的笔记和我的个人感受：
1、有些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按照传统智能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和术语，大谈市场推广与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
没错啊，不是么，舍本逐末，忘记了自己的本业，靠着这些抬高物价，打发民财，我不反对正当利益的挣钱，但是这种令人汗颜的事情看多了，也就没有了说服的理由了。
2、“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
其实，自己觉得自己很优秀的，那种过分自信的人，得到的更多是骂名，相反一路兢兢业业，最终一个小小的举动令人惊叹，大有一鸣惊人的举动者，才更让人感受的到那种人格魅力的存在。
3、“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且徒添了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4、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
5、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6、信任是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7、以前，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
变全世界的大志。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
8、跳出你的思维框架：你觉得拥护毛的人和反对毛的人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恐怕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两种人之所以将一切好的或者坏的东西都强加到毛一个人头上，原因是因为他们都相信强人创造历史，也即英雄史观。但是姑且不说历史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创造的，而且一个民主社会难道能在没有主动自觉负责且敢于抗争的公民群体的情况下维持吗？所以那些高谈民主并且高调反毛的人你实在不必在意他，他们丝毫也不比毛进步——这还是在我们将毛以最坏的观点看待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
看过很多梁先生的书，算是作为一个知“道”者吧，这本书给了我们了一个思考角度的进行。一句“凭什么”的前提是能够客观看待社会发展、不被单方面的导向所禁锢以及拥有敢于提出质疑的勇气。你也可以设身处地从多个角度想一下，从身边开始反问，反问多了，脑子就清晰多了。
篇三：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梁文道，文化学者，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 1970 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足迹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剧评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称。著有《常识》等作品。
精彩摘要：
1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2 、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
3 、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能逼你完善想法和理论。
4 、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
5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6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
以下为讲座实录：
左派“落荒而逃”是否就代表自由派的胜利？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过去几天知识分子界，如果有这个界的话，出了一件大家很关注的事情，一名叫周燕的女记者与北京学者吴法天闹得很不好，二人“约架”。网友很兴奋还去围观，看看知识分子打架是什么样。吴法天说没打算真打架，只是想普法，后来争执起来，据说有拳脚冲突，吴法天还是被打了，被护送离场。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有一些争论，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达到“新高潮”，干脆动手。而动手的结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结束，那么请问：这能不能视作自由派的胜利？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
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于是大家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越来越暴力。过去几年我们目睹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过去一年最让人关注的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最初方舟子怀疑韩寒作品代笔，后来怀疑其身高，最后发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客。战到最后，出现两派，这两派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过世的大哲学家 G-A-科亨（编者注： Gerald Allan Cohen ， 1941 ～ 2009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出现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在英美分析传统上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伟大哲学家。他在 2009 年去世时，很多英美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罗纳德 -德沃金（编者注： Ronald M Dworkin ， 1931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写的。德沃金的很多观点跟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 1960 年代开始认识，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又曾经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 A 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编者注： Amartya Sen ， 193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71 年执教牛津大学， 1988 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98 年任剑桥大学任三一学院院长），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大家想一想，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科亨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与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
我讲这些例子是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
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兰 -昆德拉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在巴黎的书房常年挂着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一个是有名的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一位法国大诗人勒内 -夏尔。海德格尔不止是大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纳粹同情者，有人认为他是德国希特勒哲学时期最伟大的教皇。而勒内 -夏尔是个犹太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在法国从事地下抵抗阵线的工作。这两个人看上去完全是水火不容的，战后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比起吴法天和周燕，更应该干一场，但是他们成为了朋友，不是敌人成为了朋友，而是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对他们来讲，后来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杀掉彼此的友谊。昆德拉很喜欢这张照片，他觉得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尊严，他所指尊严是很古典、很绅士的传统尊严，也就是体面。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让人觉得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人更懂得互相尊重，更懂得差异。我读一些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门人、同行开学术研讨会，谈谈他的学术思想，每个人贡献一篇文章，最后编辑成书，你会发现书中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称赞老师多牛，像圣人一样。但是西方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和同行也会赞许一下老人家的成就，但话锋一转就开始批判。这是不是不尊敬？不是，恰恰相反，这是最大的尊敬。如果后辈想要迈进，当然要跨越前辈大师。也就是说，批评是因为你重要。弟子对得起老师的方法就是做得比老师还好，找出老师的漏洞。文集最后由大师写一篇对批判回应的文章，客客气气，但也是毫不留情。学术讨论毫不留情，眼睛很毒很冷酷，指出所有问题，但是言语上斯文、有度、节制。这样的书是很体面的书，看这样的书会让你很感动。
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立场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这个群体怎么维持，怎么相互合作，这是群体问题。
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
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比较有知识，而是因为服膺真理，关怀知识，关怀人类。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巧妙之处在于，大家都服从真理，但是却都不敢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一边，因为大家同时了解到真理获得的困难，所以需要谨慎。知识分子的讨论要有所保留，有节有度，政治立场的讨论也是这样。
今天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有，也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政治立场在这个领域中是无足轻重的。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平台，只服从真理的原则可以推理出一些行事规范，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假如你是一个厨师，煮饭，做菜，你的职业伦理是尽量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如果有追求，应该追求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这是我们对厨师职业伦理的要求，那我们假设下，今天有两个厨师都被认为是广州地面上最好的厨师，于是有人挑拨他们两个，请问他们应该怎样一分高下？当然应该看看谁做的菜更好。假如他们相约在火车站打架，各位觉得可以接受吗？假如真的有一个厨师把另一个厨师打败了，我们会不会说他是最好的厨师？当然不会，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打架比较厉害的厨师。
同样，知识分子讨论问题，为什么不该约出来打架，这是职业伦理，不是个人斯文不斯文，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行业的伦理，讨论问题，既然追求真理，追求胜负的手段就应该是辩论，以理服人。
知识分子以讲理分高下，就等于是厨师以厨艺来分高下是一样，假如今天不以讲理分高下，不以厨艺分高下，全部出来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个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你们就是普通两个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知识分子侮辱对方人格，甚至打架，我不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做这个事的那一刹那，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用的不是知识分子应该用来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职业修养，不只是个人修为。
职业伦理很重要，但要求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做到。比如我是一个厨师，也知道职业伦理，问题是我也是人，有意志软弱的时候，也会懒惰，有这样或那样的诱惑，使得我没有执行好职业伦理。这时就面临第二种问题了，也就是个人修养问题。个人修养关系到的不是职业伦理，而是一般所讲的伦理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做不到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
个人修养牵涉到的不再是某一行业特有现象，而是每个人的共有现象。做报纸、杂志编辑，我知道应该诚信对待读者，但又实在忍不住编造一些明星的绯闻，洒一些盐巴，或加一些调味料，让报纸更畅销。我知道这违反职业伦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另一方面的诱惑实在太大，我的老板会欣赏我，关系到会不会升职。这时候面临的是考验，是控制自己的问题，控制自己就是自我修养。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在伦理学上有两种情况，第一，道德无力感，在马路上看到人抢劫，你会不会觉得应该帮助他，但实际上又不敢，怕出事，这就叫道德无力感。第二，道德冷漠，对抢劫视若无睹，拍一下看热闹就好，不关自己的事。很多古代哲学家有一些很奇怪的看法，认为道德无力和道德冷漠是不可能出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就认为一个人只要知道善和恶就不会做坏事。我们知行之间会断裂，为什么？因为无力，受诱惑，要不然就是冷漠。王阳明与苏格拉底基本一样，认为人知道善就不会为恶，一个人做坏事，就表现出不知道什么叫善，明知说谎不好，但还说谎，可见你还不知道不说谎的好处，如果足够深切地体悟到不说谎的好处，就不可能再说谎。
这么听好像还很荒谬，没关系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王阳明的《传习录》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好好色，恶恶臭”，比如，眼前这盆花真好看，首先看到花好，然后有了判断好看。我不可能首先看到有花，然后同时有一个评价，认为它好，然后再产生欲望喜欢它。我再重复一遍，比如看到一位帅哥或美女，你的认识过程是怎么样的？第一步，这是个女的，有眼睛，有鼻子；第二步，判断她是美女；第三步，我很喜欢美女；第四步，所以我也挺喜欢她。王阳明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心理认知过程，我们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叫美女，而知道她是美女的那一刹那，同时，心里对她的喜欢，想多看一眼的倾向就出来了，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是这种“知”。闻到粪坑说好臭，不会说先闻到臭，然后看一看这个是粪坑，说好臭，随之而来的是情感趋向，留下来多看一眼，还是闻到的时候马上走，这时“知”和“行”是合起来的。
“行”不是行动，而是行为和行动足以发生的倾向，看到好看的花，真喜欢想多看一眼，这已经是行了。知是什么呢？我一看到它是好花，马上喜欢，这叫做知行合一。看到美女多看一眼，闻到化粪池的臭马上走，“好好色，恶恶臭”。
按照王阳明所讲，人类对于道德的知识，也是一种好恶而已，所有好恶首先在于你能不能体会到东西的好。这样问题也就出现了，我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真正的“好”呢？这就是王阳明乃至中国儒家传统最强调的一个东西“功夫”，也就是儒家所讲的怎么修炼自己。
儒家学者君子要做的修炼，有人认为是节制欲望。王阳明也讲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日常生活的行为成为新的对象就叫物，我拿着麦克风对大家说话，这是我的行动和处境，处境中的行动就是物。格是指我在这个处境当中说这些话做这些事，背后的那颗心是什么，要把它“格”
《常识,梁文道,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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