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唐太宗三鉴之一。它向人们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凡是政治清明，顺天应人，则可兴盛；反之，凡是黑暗腐败，倒行逆施，则必然灭亡，概莫例外，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唐太宗深谙此律，故造就了一个辉煌的贞观之治。
值得效法的治绩，方方面面非三言两语所能尽陈。仅就用人不滥而言，则是独树一帜。据史书记载，在贞观年间，太宗大刀阔斧的精简机构，将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人减至六百四十三人。从而减轻了人民和社会的负担。
到了北宋时期，宋仁宗则与此相反，官员浮滥成灾。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授官，甚至在襁褓之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以致中央政府内外官署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北宋所管辖疆域仅为唐朝的二分之一。有很多官员只挂空衔，不做实事，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领取薪俸。故宋祁曰：“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意思是说，州县的面积和范围并没有扩大，而官员则是以前的五倍。
臃肿是溃烂之始，宋朝由于吏治腐败和人才政策的失误，使宋王朝积弱积贫，显示出封建末路的本色。
有比较才有鉴别，两相对照，孰优孰劣，孰兴孰衰，不问可知矣！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构成历史的两个方面。总结历史，学习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是历代统治者必备的取舍常识。是取贞观之治的善政呢？还是取宋王朝的吏治腐败呢？无需讨论，百分之百应取前舍后。然而，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2011年10月13日，据《华商报》报道，日前有网民发帖称：“陕西山阳县房管所长张惠阳任所长达20年，其间本人很少上班办公，特别是2001年以来脱岗在外承包工程，个人在西安成立了陕西惠众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房管所的事他用电话指挥。”
无独有偶，2011年10月11日长沙政法频道报道：银行副行长，十年不上班，领走百万工资。该事件是由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分行退休行长易国梁实名举报的。举报称：副行长万志能，十年不上班，照常领工资，并享受所有的福利待遇。而他自己在这十年间，一方面挂着副行长的头衔，另一方面在老家曲尺乡投资了几百万，跟别人合伙搞了一个砂石厂，据记者现场调查，老闆就是万志能。
哀哉！宋王朝的“寄禄官”又展现在我们眼前。弊政万端，莫甚于十羊九牧，人浮于事。曾记得，蒋家王朝覆灭之前，吃空饷的现象极为普遍，府库因此空竭。只有恃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苟延残喘，但曾几何时，飞灰烟灭，退出了历史舞台。
国人应清醒的看到，我国的现状并非尽如浮夸和粉饰那么乐观，必须直面现实，深切体会百姓之疾苦。2011年4月16日，据有关媒体报道，改革开放以来，造就出96万千万富翁。即便是事实，岂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它和十三亿人口，二亿四千万打工族比较占多大比例？单就二亿四千万打工者而言，其中包括农民和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这一群体，背井离乡，抛家舍子，聚少离多，成年累月拼死拼活，到头来结果如何？真是一言难尽！
因为某种原因，笔者先后与三个中型公司有所往来，情况了如指掌。跻身于所谓金领阶层的不到10%，他们的薪酬根据地域的差别分别在3500-5000元不等，或更多些。部门主管或经理，薪酬均在2500-3500元之间，这部分人也不到10%。剩余的80%以上的一般打工者，月薪均在2500以下。面对当今物价比胡子长得都快，工资比眉毛长得还慢的时代，这些打工者尽管节衣缩食，仍然难逃月月光或略有剩余的窘境。有位毕业工作三年的陈某某，在互动时对我说：“真是死死不了，活活不好哇！”余闻之，惊讶之余，细细想想，也是实情。通常说来，大专院校毕业生平均年龄在二十二、三岁，三年下来即是二十五、六岁。这是人生不可逾越的谈婚论嫁的年龄，依然两手空空，何以为计？这就是打工者面对的严峻现实。君若有疑，请打工者自己说说看，便可证明在下所言不虚。
回过头来，再看看房管所所长张惠阳、银行副行长万志能，张惠阳薪水几何？未经报道，在下不能妄加猜测，但绝不会低于一般的打工者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副行长万志能脱岗吃空饷，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将百万巨款轻易地收入囊中，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窃取普通打工者三十多年的收入。
百姓还有活路吗？看官诸君，可能还不晓得对万志能的处理结果吧？笔者特别关注对该事件的后续报道。此事曝光两天之后，政法频道记者到该行追踪采访，只见万志能坐在办公室，头也不抬的说了句“我向大家道歉”！当记者问到对万志能如何处理时，领导回答说：“让他脱离砂石厂，上下班严格考勤。”这一严重事件就此轻描淡写地草草收场了！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常理而言，最公平最宽容的处理有二：
其一，缴回百万非法所得；
其二，开除公职。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万志能却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架势，鱼与熊掌兼得！岂非咄咄怪事？
“官不可以私予，人不可以私取官。”《晋书·陆华传》
意思是说：官爵职务不能根据私人感情随便给人，人们也不可以凭借私人关系猎取官职。
俱往矣，今非昔比。不倚仗私人关系想谋取一顶乌纱帽，难于上青天！难怪素闻百姓说：“如今要办事没有背景，跑断腿也没用！”背景是什么？就是现代版的朝里有人好做官嘛！
岂止百姓早已看透如今的世道？连官老爷们自己也常常以此炫耀。
据2011年10月8日《南方日报》报道，安徽桐城县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在桐城市人民医院大打出手，将一位医生打成重伤，拳脚相加的同时，狂吠道：“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
这是赤裸裸的自供状。竞选，我上面有人罩着，我怕谁？横行霸道，我上面有人保着，我怕谁？
篇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演讲稿)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尊敬的评委，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五千年文明积淀，六十载奋勇争先。在这短短几十年里。中国这条巨龙完成了蜕变，令世界为之惊叹。也许今天的我们会因为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但当我们向前看，回首那段灰暗的历史，我们更多应是学习一种精神，一种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唐太宗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的记忆总是闪烁着微茫的灯火，文明的脚步一直在探索中风雨兼程。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回首中国三千年文明史，盛衰之事，历历在目。
在隋唐时期，中国可谓兴旺发达，繁荣昌盛，曾使多少人引以为豪。然而，到了清代，统治者沉醉在即成的果实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到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中国角角落落的时候，等到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相继签订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美梦也就走到了尽头。他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也没有铭记历史的经验。
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 “东亚病夫”到“华
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
中华民族每位儿女都是祖国的孩子，祖国不够强大，就像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子女的父母，不光是家庭的悲哀，更是孩子的不幸！！堂堂中国偌大民族，居然任一弹丸之国欺凌日久日甚！
中华之所以大而不坚，众而不精关键在意识不足，觉悟不到；人人只为自己着想，人人为私己之利不择手国人自残，哀哉！！国人就不能够凝做一团，厚积博发吗？
同学们！复兴中华，我们的责任！让我们以史为鉴，带着先祖留下的5000载文化积淀的自信，在由英雄前辈努力换来的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时代里，努力而踏实的过完大学生活的每一天。当我们大四毕业踏出校门的那一刻，我们有知识，有能力，有自信的接过时代给我们的接力棒
也许，没有人为我们的青春呐喊助威，也没有人为我们的艰辛著书立传，但我相信，那执着的奋斗与追求将载入我们的生命，沉淀出最美的诗句。跋涉中的山水只是屏障，跨过去的艰险才是最美的风景！
篇三：刘家和-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
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
《历史学》201005
[摘要]“以史为鉴”，中国传统对此深信不疑。可是，它的存在与价值一方面面临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有力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隐喻”，也非全无问题，有必要加以逻辑与事实的论证。
关于第一方面。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历史经验的存在和价值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从他的话里可以揭示出三个问题：
其一，历史经验给了我们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人从中得到任何教训； 其二，即使有历史经验教训，人们也有拒绝的自由；
其三，在古今变易中究竟有无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教训。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黑氏所说乃是悖论(paradox)。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对于历史教训之取舍。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可是对这一自由的选择结果，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了。而且，选择的历史前提条件也是不可以自由选择的。从拒绝接受历史教训而失败的例证，
人们可以证明历史教训是存在而且起作用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是不自由中的自由而已。
关于问题三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然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它就必然离不开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性。人类既然生存于历史长河中，那就只能满足于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过，历史的“变”之中也有其“常”，历史流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常”在不同层次上并不相同，总之，只要在某个层次上有关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相应的经验教训就是有效的。
关于第二方面。可以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以镜为鉴(就是镜)，看到的是自己，而以史为鉴(镜)，看到的却是它者，历史如何能够为镜?
其二，“鉴”字源于“监”字，监的本又是人从器皿的静水中照见自己，而历史则是长江大河，江河流水如何可以为镜?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我们通过作为中介的镜子里所见到的自己只是自己的影象，它并非真实的自己，而是自己的它者、反映了自己相貌本质的它者。自我的认识实际上是必须经过作为它者的中介的反映(reflexion)才能实现的。
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人们认识自己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需要或意向决定不同中介的选择，例如，欲知自己的形象可选用镜子，如
须知道肺部健康情况可选用)C射线照相，欲知自己的历史处境与前程則须选用历史书等。因此，对于“以史为鉴”这种隐喻的意义的深入理解，实际上也是需要逻辑分析的。
[关键词]以史为鉴；历史经验教训；黑格尔；《历史哲学》；反映；反思；中介；隐喻
[作者简介]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5—1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題攻关项目“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04JZD00027)。
日前，友人某君来访，就“以史为鉴”问题与我作了讨论。兹记宾主对话如下。
宾问(以下简作“宾”)：听说近年您和一些学界朋友曾经就“以史为鉴”问题作过一些讨论，还专门开过研讨会，所以今天想和您谈谈这个问题。
主答(以下简作“主”)：欢迎惠临赐教。
宾：“以史为鉴”，这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而且也为历代统治者所肯定与重视。例如，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原拟名为《通志》，宋神宗觉得它对统治很有参考价值，所以才赐以今名。可是，好像您对“以史为鉴”似乎总有一些“放心不下”的意思。
主：您的眼光真敏锐，我是有一点“杞人忧天”的意思。不过，敢请教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宾：我是从您过去的文章里开始逐渐看出的。首先，您在《史学理论》(1987年2期)中发表的《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里就谈到了“以史为鉴”观念在殷周之际的出现，并且引用《尚书》、《诗经》的许多篇章说明了周初“以史为鉴”观念出现的三个条件：即在求借鉴价值之善时以历史知识之真为条件，在看殷周关系时从二者之异中认识同、从特殊中认识一般，并且在谈所谓“天命”时不忘其背后之人心。特别使我注意的，是其中的第二条，即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已经能够从殷周历史之“异”中看出了“同”，从二者历史之“特殊”中看到了“一般”。好像您正是以此作为“以史为鉴”在认识上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的，是吗?
主：您说的很对。您想，如果殷与周只是各为特殊、只是有异而无同，那么，周怎么可能从与自己毫无一般性、共同性的殷朝的历史来取得借鉴呢?因为二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嘛。当然，如果殷与周只
是有一般性、共同性，那么，它们二者就完全雷同，从自己就看到自己，这样就还有什么必要来以对方为鉴呢?
宾：的确如此，所以当时就有朋友说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的深度。不过，看来您对这个问题好像还是长期放心不下。
主：是的。上述文章发表不久之后，我就感到自己的思考仍然没有到位。于是继续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讨。发表在1996年卷《中国历史学年鉴》《又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同年第5期)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继续讨论了“同”、“异”与“一”、“多”对于比较研究的意义。此文发表后不久，我又觉得仍然没有到位。2004年夏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史学理论研讨会上，我就库恩(T．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转换中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
surability)问题作了简短的发言，随后在此基础上和陈新君合作写了《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一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期上。此文要点说明，比较是建立在“可公度”与“不可公度”的对立统一之上的，而“可公度”与“不可公度”又是建立在逻辑的科(genus)属(species，对此二词有不同译法，姑从一说)关系构架及其运动之上的。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谈到“以史为鉴”的问题，不过根据这篇文章的论证可以推知，一个认识主体是可以用他的同科而异属的对象为借鉴的；或者说，“以史为鉴”必须在逻辑的科属结构里才有可能实现。前后经过了18年，才稍稍取得了一些进展，真惭愧。
《以史为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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