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反贪污反腐败
反贪污反腐败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政府谈，百姓谈，媒体谈，可腐败依旧，而且呈愈发严重的态势。中国政府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可仍有四千名贪官携款外逃，这些人大部分不懂外语，靠黑金来买房子出租过活。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百万美元落地绿卡政策，成了腐败分子的‘天堂’门槛，而人民的血汗钱则成了敲门砖。拒不加入国际反腐败条约的美国，奉行在国际上一贯不得人心的双重标准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外财’来输血。争取有效的国际合作，是打击腐败逃生的形式。有人说。搞民主选举可以反贪污，呵呵，这简直是赌博。中国试行民主选举的地方普遍存在的贿选，就是因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升官发财梦的诱惑。选举，只是民主的壳子，只能有可能对候选人优胜略汰或对政治势力轮替权力，而对于制约权力毫无用处。在权力不受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情况下搞选举，那很容易造成‘李登辉换陈水扁’式的轮番贪腐。 求人不如求己，怎么有效地防范和查处腐败呢？政府职能的转换则是核心问题，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才是根本途径。权力滋生腐败，要想完全制约腐败，是不可能的。但制约权力，让权力的使用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化，受全民监督，就会根本性的遏制腐败的蔓延。我们的政府机构设置了很多反腐败部门，有纪委、检察院反贪局等，但是比较尴尬的是同级地方并不能实行有效管理。地方纪委管不了一把手甚至二把手，检察院也归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如何管上级？要想让反腐败机构完全发挥作用，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湖南郴州市委书记、纪委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等150多名官员的集体贪污案，就说明了现行监督体制的弊病。那个不愿意回国的温州区长，为什么直到出国了才开始查呢？如果纪委和检察院反贪局合并成为国家调查局，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考核选拔优秀干部任职，把地方的管辖权收回，接受全民的举报和监督。这样，贪官们会有一怕，因为贪污者的头上有了一把利剑。 完善制度是反腐败战役得胜的根本性保障，官员财产和政府帐目的审计，要彻底和完全，更要常态化。等人家跑了再去抓，得先问问自己原来为什么不查或者是为什么没查到!面对体制的漏洞，不能不亡羊补牢。对于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举行民主决策方式来决定，还要让人民监督执行。比如，拆迁问题，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火车票实名制问题，能源问题，通讯资费问题，行政收费问题，供暖问题等等。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推进，会大大减少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因为当事人有了决策和监督权。就环境污染这一事例来说，2005年就有5.1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癌症村的增加让处在高耗能高污染工厂周边的人们时刻恐惧于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而地方政府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政绩和税收补充开支。如果制度跟进迅速，民主决策，对执行者该查的查，该审计的审计，让权钱交易，非法征地等彻底曝光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贪污腐败就会受到根本性的遏制。 打击内部关系网也是抑制贪污腐败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县乡村三级，严密而又固定的关系网，水泼不进，针扎不进。比如，新毕业的大学生即便校门再高，不表示表示也不一定能进县里的某个局任职，也要被挂起，而对应的则是关系网中的内部子弟亲戚可以自由选择。于是公平得不到推崇而贿赂盛行，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很多村支书和村主任可以代行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先斩后奏甚至斩了也不奏，而村民为了求他们办事反倒要陪笑脸还要送礼。县乡村三级政府的合谋如果是谋取私利，官官相护，那是非常可怕的，这关乎9亿农民。打破关系网也就撤掉了保护伞，让贪污分子单兵作战，其‘威力’便会发生本质性变化。17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到2020年实现人大代表基层选举化，是不是会有所改观呢？
对于基层的民主，必须发扬并制度保障。但是，选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才是民主的实质。无论是任命还是选举得来的权力，只要不受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制约，那就制不住贪污腐败。基层涉及民生的政策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并监督执行，贪污的难度就会加大很多，何况众目睽睽下，敢伸手的有几个？在城市中的居住小区，竟然有近90％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有的业委会还竟然是开发商成立的，如何来维护广大业主的权益？物业公司于是变成了‘村委会’，可以公然自定收费价格，侵吞停车费等业主利益，于是冲突不断，屡见不鲜。我们的基层政府却被动地坐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式办公，全然没有主动协助的意愿和行动。 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方式是当务之急，比如，村委会和村支书，只适合让他们做主持人和召集人，一切村务均由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而我们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则要制定工作职责而让他们动起来，不能被动式服务，等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了再来不得不收拾。质量检验，工商检查等等行业管理部门，要按照实际工作效果来考核绩效。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质检部门都是干什么吃的？赔偿，处罚，换人，换机制。亡羊补牢，意犹未晚。养鲫鱼的喂避孕药，养猪的喂瘦肉精，还有层出不穷的掺杂使假现象都是监管部门监管不利的佐证。市场经济不是道德经济，需要严格而周到的监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政府职能的转换是个老问题更是个大问题，人民的满意才是检验标准。 全世界各国官员都有不同成度的贪污腐败行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完善的就少，而不完善的就多。比如号称民主国家的印度，只注重选举，然而非甘地或尼赫鲁的遗老遗少根本选不上，贪污腐败比中国多，而经济发展比中国慢。中国的总体制度是个好制度，但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很多行业和细微层次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亟待改善而且刻不容缓。只要各级政府变‘关起门来办事’为‘打开门办事’，公开公正公平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并接受人民的监督，那政府形象就会深入民心。暗箱操作的贪污腐败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人民自然会满意。笔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反贪污反腐败的根本保障，13亿双雪亮的眼睛才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权利的过分集中而得不到有效监督，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腐败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分国界，不分企业，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政府到企业，始终存在。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就高达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很多学者对腐败问题做了研究，本文试通过腐败产生的原因，并对腐败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腐败特点，试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对预防腐败提出对策。
据心理学分析，人的任何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心理动机。腐败是社会行为，其背后动机和产生原因是什么，将从人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进行分析。
（一）个体欲望（内在动因）
个体欲望是产生内在动因的根本，是人类行为产生的根源。欲望是由人的很多需求产生，而需求根据不同环境、不同个体而不同，一般而言，欲望需求由于个体贪婪心理、失衡心理、心理侥幸、从众心理等产生。
1、贪婪心理。人有自私方面的不满足性。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会追求高级需要，这无可厚非。贪污者在生存、安全、社交、尊重需要基本得到了满足后，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慢慢蜕变，他们蜕变成把享乐当作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慢慢走进了腐败的深渊。欲望是个无底洞，一种欲望满足了，另一种欲望又会产生，对腐败者来说，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便难关闭，有了钱想更有钱，有了老婆想情人，有了一点权利想更多权利，如此下去，贪污者想满足无休止的欲望，唯一方法就是用权利去交换。腐败交易成功后，会在心态上是一种成功体验，引发收益感、满足感、欢乐感乃至成就感，从而渐渐上瘾。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当一个行为结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会重复实现，不断强化这种行为。这样腐败者会更疯狂地攫取权利满足私利。
2、失衡心理。根据亚当斯公平理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身报酬的绝对量，还关心相对量，即通过与他人比较来确定自身所获报酬是否公平。这种比较结果将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贡献大于自身收入，认为自己得到的太少而失去的太多，从而产生心理失衡。当自身还在重要岗位上，掌握着重要资源，就容易滋生趁自己还有职有权时捞一把来弥补。对于企业一般员工而言，因薪酬管理中分配差距拉大，同龄人、同单位、同管理待遇有别，同工不同酬等问题而产生心理失衡。
3、侥幸心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利益大小与行为后果不成正比时，即当腐败成本很低时，而利益远远大于可能承担的风险，并有先例表明可以逃避处罚时，往往会有人铤而走险，抓到了算倒霉，抓不到是走运，冒这样的风险划算。因此，侥幸心理是在客观环境条件具备下，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心理因素。
4、从众心理。为了权利更好变现，腐败者往往形成很多利益小团体，并演化为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合作方式追求最大化利益目标，通过从众可以很快融入利益同盟，参与利益分配并增强归属感与凝聚力，通过责任分散来减少罪恶感。这也是为什么串案，窝案很多的原因。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处在中层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在集体腐败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腐败的危险性，主观上并不想参与，但因种种利害关系，“无可奈何”，最终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二）腐败机会（外部诱因）
当个体有腐败动机，却无法产生腐败，原因在于自身是否有机会，比如，一介平民，也就没有腐败可言。一般而言，产生腐败机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具有重要平台。这种平台可以是担任重要职务，或者掌握重要资源。人一旦有了权钱，就有了权钱、权物、权权交易的可能，这时有利益关系的人往往为了自己的需要而主动诱惑其犯罪。
2、监督机制缺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意识到这个并不难，理性建立这些制度也不难，可为什么腐败还是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第一，建立制度的是人，而执行制度的也是人，执行制度的人也可能把监督权“商品化”，进行腐败，使监督形同虚设。第二，制度本身存在漏洞，绝对不存在漏洞的制度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时期，市场经济制度很不健全，贪污者总千方百计找漏洞逃避监督获取非法利益，况且他们本身就可以通过权利交换来逃避惩罚。
3、中国特有的礼尚往来人情关系文化，与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巨变的特殊背景，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有极少数人滋生了享乐，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日下，有些人抵抗不住诱惑，随波逐流，联合腐败。
三、预防腐败行为产生的对策
对于烟草行业而言，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员工整体收入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据《2008年昆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昆明2008年在岗职工26169元/年，而同期当地烟草企业薪酬整体水平均明显高出该地区平均水平，员工自身生存需求和职业安全需求得到较好解决。因此，待遇不是解决产生腐败行为的根本。那么，需要从其它方面着手。
1、完善人才选拔与任用制度
一是充分应用绩效考核结果。绩效考核中，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任用要求，注重品质主导型的绩效考评，采用特征型指标，以考评员工潜力为主，主要考评员工信念、价值观、动机等，选拔有正确价值观、信念、组织承诺高、贪污动机不强的人。二是使用更加科学有效的选拔方法。诸如引用人才测评技术，如通过人格测试，了解其人格气质、性格、、动机、价值观、社会态度等，分清他隐藏的腐败动机，防患于未然。避免选拔到有很强腐败动机、有性格缺陷的人，减少让一部分自身性格特征和价值观有缺陷的人进入关键重要岗位。
2、完善职业生涯管理
开辟多条员工成长通道，避免员工职业通路中断，晋升无望而心理失衡。建立后备人才库和人才梯队，保证充足人才供应，防止对某个稀缺性人才的过分依赖，避免其恃才傲物。对于特殊岗位但掌握重要资源的员工，在晋升无望的情况下，就可能会成为高危人群，对于这部分人员，要拓宽他们成长空间，从身份上体现其价值，比如助理等职位，或者享受待遇和一定社会地位，但不掌握资源和重大决定权。
3、加强重要岗位工作轮换
对于产生腐败行为机会很大的岗位，应加强岗位轮换。按照美国学者库克研究职业周期特点的理论，员工在同一岗位工作6年以上，就会产生职业倦怠，其创造力也会逐渐减弱。如果对于这部分人及时进行岗位轮换，可以避免某些管理人员在某岗位上过多培植自己势力范围、形成难以制约。这样既断绝了腐败的机会，又丰富了职业经验。
4、建立风险岗位管理机制
对于企业内部岗位进行风险识别，明确岗位风险级别，并纳入企业管理体系。特别是要借助企业内部审计、内部监管、制度体系等管理工具，借助外部专家审核机制，对高风险岗位进行必要的“特殊”审核，让风险岗位人员在企业各项严格的管理中处于相互监督和制约中，减少侥幸心理，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5、完善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薪酬并不完全体现一个人的全部贡献，但能树立一种企业价值贡献的导向。对于贡献价值大的职位要适当提高薪酬待遇，建立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政策，激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岗位为企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激励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中，激励还包括竞争激励，只有通过竞争选拔，人们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才能时时保持危机感，不断约束自己，同时，还会减少横向比较心理，减少心理失衡现象发生。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要拓宽重要岗位竞争范围，构建基于关键岗位管理的竞争机制。在竞争中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和造就人才，通过内部竞争择优，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保证员工队伍的活力和朝气，保证处在关键岗位员工的适时保持积极性和强大的工作动力，以激发员工潜能。
6、建立心理管理制度
心理管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更能观察员工潜在的特征。一是提高心理观察与分析能力。心理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平时注意观察员工语言、表情、举止、行动等来推测其心理变化，发现腐败苗头就立刻采取行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二是提高心里沟通与交流能力。依靠信息系统、人际关系等相关活动，特别是一对一和谈心方式，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明人。对身心认知严重失调的员工，特别涉嫌腐败心理滋生员工，必须专人负责，过程追踪，进行专业心理技术与药物治疗。三是开展心理教育培训与反腐败心理教育培训。
四、结语
随着社会进步，人的心理特征更加复杂，需要从人的本性角度加以分析，需要全方位、立体式管理来预防腐败。总之，对于高危人群要特别管理，低危人群要重点管理，对于潜在人群要关注。只有不断加强研究，把企业管理的腐败容易发生的岗位纳入控制范围，严格考核，有效监控，加强教育，才能有效防范腐败行为发生。
篇二：浅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现状
暨 南 大 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现状
学 院：
学 系：
专 业：课程名称：公共行政学 学生姓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2014年 06 月 06日
浅论 “十八大” 以来中国反腐现状
[摘 要]
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
[关键词]
十八大；习近平；反腐；廉洁；
绪论
中国腐败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贪腐官员前“腐”后继，层出不穷，并且被查贪官所任的职务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像刘志军、刘铁男，都是省部级官员，其腐败行为的危害已经不单单只是金钱方面的问题了，这些高官位高权重，涉及面极广，一个案件背后所牵扯的人非常之多，影响面大，造成的危害是全方位、多层面的。
在过去，一般来说，官员职务越高，所查出的贪腐金额越大。但从现实情况来说，却并非全是如此，小官大贪现象时有发生，前段时期被查处的东莞的一个村官贪污金额竟然高达20亿元，一个村的所能产出的GDP并不多，但该村官也能贪污20亿，可见其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对当地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与损失。
社会就像个大染缸，生活在这个大染缸里，人心易变。各地各单位的首要官员，大权独揽，古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中国的权力更是缺乏有效监督，则更容易导致腐败。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每月花天酒地的费用达120万元，平均算下来，每天挥霍的钱超过４万元。当有人劝告他要收敛些时，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一年上交税款200亿，这点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俨然把企业当成自家的了,不然他就不会贪污近2亿元，最大一笔贪污款达1.6亿元，是目前全国查出的一次性贪污数额之最。
据统计，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而这些仅仅只是被查处的被公布的极少数，相信大多数有贪腐行为的官员仍在他的位置上继续着自己恶劣的行径。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贪官外逃。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指出，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 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腐败形势十分严峻，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待建立。而从“十八大”以来，多名官员下马，可见党中央在打击腐败现象上的决心。在接下来的本文中，将简单介绍一下这段时期以内的反腐成果、进步与不足。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情况
十八大报告以务实、平实的文风带给人们坚定的信心，特别是关于惩治腐败的论述，字字千斤，彰显了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报告中罕见地警示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是中国共产党直面自身风险挑战的表现，也是加强“纯洁性”建设的表现，更表明了中共中央治理腐败问题的决心。
十八大胜利召开后，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习近平总书记在多各场合强调，“新形势下，我们面临严峻挑战，尤其贪污腐败，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全党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须自身硬，要从严治党”。广大民众也一致认为十八大召开后，党的成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党中央要求我们抓好党性教育的核心，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党的十八大必将强势迎来“反腐”新时代!
篇三：201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周永康。资料图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周永康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周永康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周永康，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周永康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周永康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谷俊山案
去年是甲午年，习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谷俊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
《反贪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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