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人物评价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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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

（一）李鸿章

晚清权臣李鸿章，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

1898，李鸿章赴欧洲。在俄国接受沙皇贿赂（此情节疑是日本伪造消息，存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争夺远东霸权，具有重要意义。李鸿章在1901年签定了卖国的《辛丑条约》。1901年11月去世。

有人说"李鸿章是个好人．但是生不逢时，被推到了浪尖口，结果被人们骂为汉奸．这实在是千古大冤，西太后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也有人说"李鸿章在历史上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写的一手好字，是个大才子。死后也没留下什么遗产，可谓也是个清官。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好有坏，让人感到可惜，中国就是在他那个年代才开始衰败的，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是，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

1839年3月10日，奉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

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在军事方面，他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专门派人从外国秘购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他还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巡抚怡良等在东较场检阅军队，准备迎击英国侵略军。当时，数百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演习了排枪、火炮等，林则徐看后大为赞赏。为激励官兵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林则徐当即挥毫赋写新联一副，悬挂于东较场的演武厅内。

（三）袁世凯

袁世凯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有这么几件事：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他告密、出卖维新派；1912年，他窃取革命果实，成为民国第一个总统；1913年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传闻是受袁指使；在生命最后时刻称帝，更是将他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后期思想存在某种变化的轨迹，因此不应单凭引用个别否定“告密案”的观点，就得出袁世凯与变法运动失败无因果关系。袁世凯确实参与过维新活动，且还向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力陈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是，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不断动摇。在帝党和后党分别极力拉拢的过程中，他从自身利益出发权衡利弊，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往的著述和历史教科书多认为，日本无故向袁世凯提出横蛮无理的要求，他本来完全可以拒绝接受，但为了在帝制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不惜拿“二十一条”做交换的条件。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并且非常同情和理解袁世凯当时的处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

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悲剧人物，在那外强侵入，革命蜂起，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袁世凯以强者的身份，左右逢源，自立派系，确实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好事，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但他野心私欲太大，又好迷信，其家人和部属的怂恿使他产生了称帝的闹剧，也暴露了他是乱世枭雄的面目，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综观袁世凯从政40余年的生涯来说，他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的政敌---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曾这样评论过袁世凯,他“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众所周知，黄兴是道德高尚、宽容厚道的君子，他对袁世凯的评论是公道的，确切中肯。

投身民主革命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与捍卫共和制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五)汪精卫

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１９０１年汪兆铭１８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后来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

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

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1927年2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但由于蒋介石的野心勃勃，汪精卫一直致力于反对蒋独裁的活动中。（当时，孙中山已逝世）

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

汪精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青年走上叛国之路，其根源在于他看不到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理性”的认为抗日必败，唯有“曲线救国”了。这与当代的这些“精英”们的认识：中国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完全的与国际接轨，全盘西化的主张何其相似，其本质就是自我矮化，“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

篇二：近代历史人物评价

近代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探讨

2009-11-08 14:23:08| 分类：【經典美文閱】 |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近代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探讨 ——以袁世凯为例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难知。”

这首小诗讲述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可能性问题，告诉我们辨别历史人物的困难性。姜义华先生说：“大忠大奸，若非纵观其一生，，而只凭一时一事表现，往往会得出错误的乃至是与事实真相恰好相反的结论……”[②]

而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史的波澜壮阔的洪流之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那日渐远去的话剧。由于近代历史的特殊性和建国后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有关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人物的标准和意见颇多歧异,呈现出泛化和多元化的趋势 ,这更给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来了一些困难。而在大众接触到的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历史似乎更是如同雾里看花，历史人物在学术界和普通人之间的认识差异，学术界内部的差异，普通人之间的差异都是存在的，众多的分歧更加使得人物评价的问题显现出来。本文试以袁世凯为例，略微讨论一下有关人物的评价问题。

脸谱化的袁世凯

关于对袁世凯的评价，早在建国前就有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问世，此书一出，便奠定了袁氏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袁氏的脸谱逐渐固定成了一个极其反动和违背民心的政客和暴君的形象。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史话》中提到“袁世凯生前死后至今的一个世纪中，是一个一直受人唾骂的人物。他出卖维新志士，资产阶级维新派骂他；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农民及下层劳动人民骂他；他逼宣统退位满蒙贵族骂他，骂他是奸雄，是曹操一类的人物，要和他拼命，甚至要干掉他；他残杀国民党人，扼杀民主制度，国民党人骂他；他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更遭到全国人民的痛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继续骂他，认为是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著的一个封建军事集团，他上继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③]如此的骂声一片，袁氏可谓是死后难安也。

傅德华在《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也提到这个问题，“仅从上列部分专著的书名及论文的篇名用词，如：?袁氏窃国?、?一代枭雄?、?中国近代史上翻云覆雨的政治人物?、?民国叛徒?、?现代化的保守人物?等，不难发现台湾学术界对袁世凯的一生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④] 台湾学界如此，大陆的各种出版物中也是一样的基调，尤其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口头上，袁氏的名声也是很臭的，拿本人为例，别人动辄骂我的时候总是会带上“你个袁大头”之类的话，我听了也很有点不快之感。

从侯宜杰在《袁世凯评传》的一些叙述中，我们看到袁氏的一生是怎样被描述的，书中的内容提要，“独夫民贼袁世凯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本书引用丰富而确凿的史料，对袁氏反动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叙述，深刻的分析，科学的评论，淋漓尽致地显露了袁世凯的卑鄙行径、阴谋诡计、狡诈性格。”[⑤]可见袁氏在人们所能见到的读物中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是一个刻在模子里的反动的人物。侯先生在写作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史从论出”，而非“论从史出”，带着对袁氏的固有的印象来写作和搜集材料的，带有严重的主观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某种影子。字里行间显示出对袁氏的不屑和蔑视，如“袁世凯结束了浪荡公子的生活，踏入仕途，作为清政府一个及其普通的小爪牙，开始了自己的反革命生涯。”[⑥]从其用词，浪荡、小爪牙、反革命等词汇，这些都是充满定性的文本表达。又如在描述袁氏在落榜后的言行时，“他又羞又愤，赌气把

过去所做的试问付之一炬，大言不馋的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⑦]而在同样的引述这段话时，在03年张华腾的《袁世凯与近代名流》中却是平平淡淡，没有所谓“大言不馋”等字眼。其实早在他的那本《袁世凯一生》中，也是这种笔调，这种语气。在差不多的同时代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中，对袁氏的描述也是褒多于贬。在一本编著的《中国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革命党人的退让，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了革命果实。”[⑧]即使在我读书的时候，见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袁氏的评价也是一味的否定，认为袁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面角色，没有丝毫的肯定的赞语。这种脸谱化的形象的形成，和国共两党对袁氏的认识有着直接联系，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袁世凯的定位都是一个反动的人物，所以两岸的出版物和教科书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反袁旗帜，骂声一片，下层民众接受的教育，面对文本的种种叙述，对袁氏的认识也只能是一个反面角色，一个独夫民贼，窃国大盗。

学界逐渐改变的袁世凯形象

随着90年代的到来，海峡两岸的学者的文章和著述中的袁氏的正面论述开始出现。 “台湾学者中有刘凤翰的《清末袁世凯治兵之道——现代军事传承与创新》（《近代中国》1995年第103期），独孤白的《袁世凯的一件功绩：文官保障法案》（《春秋》1997年第27期），以及“驻戍朝鲜严整军纪”、“山东剿匪保境安民”等。[⑨] 在台湾所有研究者中对袁氏的评价比较高的是唐德刚先生，在96年，他就发表文章为袁世凯的获得大总统的合法性问题辩护。“任何法学家、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合法的正式大总统。”，这篇文章据说是台湾学界当时的唯一的持有此种观点的论文。

在大陆方面，苏全有在《近年来关于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综述》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05年前后的近十年间，有关袁世凯的研究文章大约有二百余篇。苏教授梳理了袁氏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外交等层面的近代化的关系有关研究，把袁氏的一些对近代化产生的积极作用做了总结。在《袁世凯与清末立宪运动》一文中，“袁世凯以其特殊地位，参加并积极从事立宪运动，无以增强了立宪运动的力量，对立宪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⑩]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一文中，张华腾认为“袁世凯虽与民初议会的抵制多于配合，但袁氏还是给南京临时参议院以不少的合作，尤其周四立法创制方面成就显著，制订和颁布了许多政制法规，奠定了中华民国立国的基础。”[11] 在军事近代化方面，刘宏在《在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原因探析》一文中指出，袁世凯所以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兴办十余所军事学校，其用意在于三点“基于对甲午、庚子战败的反思”、“出于北洋军队近代化的需要”、“出于北洋军队迅速扩充的需要”，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控制北洋新军的考虑，把新军变成自己的政治筹码。于是在苏教授的所梳理的众多论文中就勾勒出了一个不同于在意识形态光环下所描述的袁世凯的形象，但是这仅仅限于学界的认识。几乎同时，杨海岩在《“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综述》中也总结了很多关于袁氏和近代化关系的论文。关于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何善川在《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中认为,“袁世凯内阁是在清朝统治者处于20世纪初年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出现的。他仿行宪政,欲谋国家政体的变革,力图继续其王朝的统治,终因辛亥革命的冲击,立宪势力的日渐离心,清廷的努力归于失败。尽管如此,袁世凯内阁的出现,大清王朝的国家政体已开始逾越封建专制的樊篱,在政体近代化的艰难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12] 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袁氏的“?官商合作?即?官为商助?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现有两个,一是扶持周学熙等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集团以为示范,二是扶持近代民族资本蓬勃发展以增强国力。晚清中国饱受外国资本的侵略与冲击,在这种困难情形下,脆弱的民族资本单枪匹马地发展,其困难可想而知。”[13] 杨海岩的这篇综述使我们对于袁氏在近代化中的作用有了更一步的认识，他和苏全有的综述一样是对袁氏的有关在近代化进程中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贡献的总结。在张华腾的《袁世凯与近代名流》一书中，则对袁氏的一生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袁世凯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袁世凯是清末封建大官僚，民国大总统，北洋军阀集团的总头子，从阶级感情和道德感情上，没有任何可肯定之处。但是我们不能仅凭感情用事，?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客观公正地评价袁世凯的历史功过。”。 “武昌起义后，他顺应了民主共和的潮流，和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得以在中国实现；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订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使民族经济得

到快速发展。这些，都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14]这本书对袁氏的认识也相对公正，作者所评价的角度也非常独特，从袁氏与近代名流的交往来探讨袁氏的一生功过和是非。

袁氏的原始描述和形象是如何被改造的？

在我们的印象里，袁氏的形象似乎是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独夫民贼的反面出现的，但是历史上的袁氏在时人的眼中，曾经有过怎样的评价呢？按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所述，在袁氏称帝以前，其实袁氏是众人公认的领袖和能够推翻清朝和建立民国的强人。而其对袁氏的评价也极高，“袁世凯是传统社会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15]

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说“总括一句话：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之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退饭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为止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所以南北议和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16]唐德刚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是很偶然的，当时的局势是众人对袁氏抱有期望，孙文的当选只是碰巧早几天到了上海而已。

和袁氏有着三十年交往的严复在袁氏称帝前也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17]，又有“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18]由此可以洞见，至少在袁氏称帝之前，严复对袁氏的期望和赞许是很高的。

连革命派的孙中山也是如此。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纯属偶然，他所拥有的，只是享誉内外的崇高威望和深厚扎实的建国学理，而袁世凯所拥有的却是雄厚的实力。孙中山给参议院的公报中说“袁君富於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最后还不忘提醒一句“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而当时的参议院炯于困境，采纳了孙文的意见，还吹捧袁世凯为“世界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

可知，在当时，袁世凯的名声甚佳，被寄予救国之希望。有民初的受人拥戴到帝制自为后的众叛亲离，骂声随之而来，这里面是否都是对袁氏的应该有的批评呢? 伴随着袁氏的倒台，由于背离大众的帝制行为，使得北洋军阀的内部对袁氏的评价也不得不跟着舆论的走向。袁世凯是卖国贼，袁世凯是背叛共和的可耻的反动政客，在国民大革命后得到了更充分的宣传和歪曲，原始的赞美之词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对袁氏的种种的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的描述，而对于他的那些正面的功绩则视而不见，他要为他所做的违背历史的潮流的事件而负责，也要为那些随着而来的近代化的搁浅而负责，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为之负责的人，于是历史就把责任丢到了袁氏的身上。

罗素认为人类“在每一次的不幸中，都有一种自然的冲动去寻找一个敌人，把责任归咎于他；原始人把所有的疾病都归于敌人的巫术。每当我们的各种麻烦的原因太难理解时，我们便趋向于求助这种原始的解释。……当德国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难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容易被说服相信犹太人应受到谴责。”[19]同样的一种可能，当我们中国人陷于近代化的困境之中的时候，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敌人让他来承担我们无法解释的困境的原因，袁氏就这样成了一个历史的悲剧。

唐德刚认为“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过程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这是另一种解释，即认为袁氏的悲剧是形势使然。

值得让袁氏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项城来说，人们对袁氏的印象却没有像外乡人那么强烈，甚至对袁氏有着某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或许这是我们当地人的怕，怕这个老乡是个坏蛋，那我们是坏蛋的老乡这种想法在作祟，也有可能是袁氏毕竟是我们的老乡，袁氏也为项城做出过一定贡献。

[20]总之，我们当地人对袁氏的厌恶感可能是全国最少的。这难道是地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影响么？

袁氏的一生，本来就是一个让后人捉摸不透的，我们对他的认识，既有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当然也有些人是出于某种顾虑，为了某种目的而不愿正视或者故意掩饰历史真相，去引导人们满足于若干表面现象，而对他们所要利用的对象大泼污水，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已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必然要被历史所淹没的，只有历史的真实才会经久不衰，才会历久弥真。总之，认识历史人物，既要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和描述，更要注重其所处时代对他的描述，更要结合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公正客观的是非之心，如此，则历史可辨矣！

篇三：左双文：关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偏向

臧否历史人物，一些自以为是“同情的理解”、是摆脱了历史“利害恩怨”的评

判，其实并不见得就符合历史的真实

左双文：关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偏向

2014年01月20日11:11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关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偏向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书写中应该有人的活动，有活生生的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近些年来，历史人物研究不断趋向于客观真实，但也存在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要注意人性的复杂性，避免人物研究的标签式、模式化、程式化、简单化（好人、坏人模式，非黑即白模式）。近代历史人物的多变性、多方面、多层次、多阶段，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在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会看到复杂的一面：他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有某些不受欢迎的方面；他在这个领域、这项事业中是杰出的、卓越的，但在另一些他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又是不成功的，甚至是拙劣的。尤其是一些在关键岗位、此前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往往由于在这类领域做了错误的决定，说了错误的意见，甚至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的损失；不同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也是十分常见的。

——人物研究要避免乱翻案、乱翻烧饼（避免走极端），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近来对一些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声音，例如袁世凯，例如陈炯明，例如高宗武、陶希圣，例如汪精卫，例如高岗、饶漱石。过去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对人物的判断（或政治结论）有片面性，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客观、公正，做去伪存真的“翻案”文章确实是非常必要，这既是近代史研究拨乱反正的客观需要，也是负责任的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工作。但做翻案文章必须要慎重、严谨，个人以为，不是什么案都可以翻，什么人都需要重新评价，最起码，我就不能赞成为汪精卫1938年12月之后的汉奸行为开脱。现在一些人在讨论近代历史人物时，完全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任意“穿越”，以当今某些功利化、世俗化的标准和心态作随心所欲的评判和解读，自以为是“同情的理解”，是摆脱了历史的“利害恩怨”，是“与时俱进”，其实，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将造成人们历史认知的模糊和混乱。

——人物研究要避免对研究对象的偏爱，不能只看相关这个对象的资料。研究者往往因为看某个人、某个方面的材料多，较多地看到的是对其有利的材料，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以致可能被这些材料所左右，有意无意地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史学大家研究历史必定视野非常宽广。因为只有注意并尽量寻找与所研究人物对应的、甚至相反方面的材料，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我们尤其不能陷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旁人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同意见的情况。在一些人物传记和人物评论中，明明是很有缺陷、很有问题的人物，在他的书中，却成了十全十美；明明只是很普通、作用很一般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却成了功高盖世。似乎在这些事件、这项活动、这个领域中，他研究的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只见亮点不见瑕疵，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瑕疵写成亮点。

——诞生地主导式或纪念式人物研究（近年有相当部分以人物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有其值得重视的学科价值与社会功能，但要避免“刻意重视”。某一地方出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是一个地方提升认同感、荣誉感的重要历史资源。后人对于先人的纪念和颂扬也属人之常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崇敬先贤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但这一类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客观性、学术性。如袁世凯的故乡、陈济棠的故乡、或者宋子文的后人、尹昌衡的后人、陶希圣的后人召开的会议、主办的活动及撰述的著作，要避免流于一味颂扬或刻意开脱。

——人物研究的书写要丰富、生动，不能是履历式（如某年某月任某职之类）的描述。近年来某些人物研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历史人物研究只有力图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多说几个为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才有活力和生命。这方面杨奎松最近写的《忍不住的关怀》，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邓野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以及齐邦媛的《巨流河》，以及过去读过的张忠紱的回忆录《迷惘集》，宋选铨的《宋选铨回忆录》等，都颇有特色。杨奎松以其深刻、卓越的史识，独到、冷峻的眼光，尤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精英人物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人之常情的一面，不必神圣化。最近我读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傅秉常的日记，以及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的日记，那里面的记录就颇为生动真实，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日常生活中某些人之常情的一面，包括对著名外交家王宠惠等人的记录。这些记录，与人

们在后来的回忆或纪念文章中所看到的（其中有许多应景的、颂扬式的东西），要真实生动得多。

——精英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精英人物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演员，他们具有常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同时，由于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人治社会，是一个精英主导型、甚或精英决断型的社会，精英人物对历史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就更为突出，正因为精英人物的分量重、影响大，“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就更为重大。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精英们固然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可赞可颂的杰作，对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有许多可悲可痛、可气可叹、可鄙可耻之事，出自所谓精英之手。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有无数令人振奋的篇章，也有许多令人扼腕的败笔。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无论褒扬还是批评，都要以史实为依据，慎之又慎。（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