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简牍文字
第二章简牍文字
简牍时代正值汉字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出土简牍听见，汉字由战国时期的多国异形，至秦趋于统一，但同时字体又由篆而隶，与之平行发展的还有草书，汉代又产生楷体之萌芽，展示了汉字形体演变的大部分过程，此后汉字的变化就不大了。
一、战国文字
战国时期，各国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化，推动文化的飞速发展，体现在文字上则西周时期曾被普遍使用的’‘正体”遭到巨大冲击，在东方各国字形发生较大变化，只有在秦国宗周的字形保存的比较多.所以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将秦国文字与六国文字区别为两大文字体系。称六国文字为六国古文。所谓六国古文，字形也不相同，有时区别还较大，如：
以上文字参见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74、75页，裘锡圭:《文字学概》57页。
有关六国古文的资料，见于器铭、玺印、货币、简帛等。简帛中，唯见楚国文字(曾侯乙墓曾出土200多枚竹简。曾是附属于楚的小国，文字与楚国基本相同，裘锡圭先生把它归人楚简，说是)。六国古文与秦系文字有较大区别，但亦可看出其大体结构有共同之处，以偏旁为例，如：
楚简文字是简牍中最难释读的，疑难点较多，但随着其出土数量的增多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便可掌握更多的字形特征，以资相城比照，并考察疑难字在句子中的作用，从而对其形音义有较准确的认识。楚国文字与西周春秋金文之继承演变关系之轨迹亦较明显，裘锡未先生曾以马、金、则三字展示之：
其结论云:“上举各字，节-铭的写法跟西周春秋金文相当接近，简文就很不一样了(简文“马”字写法跟三晋相似，可能受了三晋影响)。这正反映了正、俗体的区别。”又云:“各国的正体跟西周春秋文字比较接近，因此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也比较多??看来在战国晚期，至少在某些国家里，俗体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正体字”（古文字概要》58—59页)，表明早期及正体之楚国文字与西周春秋文字相近，俗体又由正体演变的，故周秦文字对释读楚简文字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说文》古文、曹魏正始石经中的古文及《汗简》一书皆保存大量的战国文字资料，亦是释读楚简文字的工具，彭浩先生曾将包山楚简文字与之比照，如：
文云：“1—3例的简文字形与《说文》古文和《汗简》相同。4一5例的简文则对《说文》古文作了个别笔画的增删。第6例的简文则省去了《说文》野字古文中的“予”和《玉篇》“野”字写作“埜”相同。了解这一特点后，我们可以根据《说文》古文、《汗简》的有关字形来辩识简文中的一些疑难字??从整体来看，包山楚简的文字与周代金文一脉相承，保留了许多与金文相同或相似的字形，这也是我们得以识读简文的前提”(《包山楚简》69页)。
二、篆书
春秋战国以来的秦系文字正体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前者年代较早，有代表性的大篆如秦襄公八年所作石鼓文，小篆则见秦统一后的刻石、诏版、虎符等。<说文》一书收集了九千多个小篆，是最丰富的篆书资料，但它成书于东汉中期，所以有的字形与秦篆不尽一致。简牍文字无疑曾使用篆书，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上古简策书体，自用篆书，至汉晋以降策命之书亦无不用篆书，(独断》云:‘策书，篆书，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又“事大者用策，篆书，事小者用木，隶书”。《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帝之下书有四，一日策书，二日制书，三日诏书，四日诫救。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今所见简牍文字未见全篇与石鼓文、秦刻石、《说文》完全相同，只是字架结构相同，用笔已趋向平直，大多为篆隶之过渡体，以秦简和《说文》比照如下：
有些秦简篆书虽与《说文》不合，但与秦金文、刻石合，如：
斗：
《说文》作
公簋合。 ，秦简作
，秦公簋作，秦简与秦
也：
《说文》作邪刻石合。 ，秦简作，琅邪刻石作，秦简与琅
上引秦简文字。就体势及结构而言，属篆书无疑，但隶意已甚多，表明篆书向隶书的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些字变得快些，而有的慢些。小篆是秦统一六国后使用的法定书体，《说文·叙》:‘.秦始皇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当然，小篆并不是秦统一后才形成的，此前当已通行，秦统一后所做的只是标准化的工作。汉以后。篆书仍做为一种字体存在，《说文·叙》述新莽六书，‘“三日篆书，即小篆”。
汉代隶书简中亦不时夹有篆书字、如：
《甲乙编》108·7之‘“长”字写作
《甲乙编》136·15之“甲子”写作
《甲乙编》16·1之“丙”字写作
篇二：荆州出土古代简牍文字展
荆州出土古代简牍文字展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文字。早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我们的祖先就使用了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这是一种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西周时期，铭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又称钟鼎文）成为当时文字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私人著述的出现，迫切需要更为广泛的书写材料和更为简便的书写方法。以竹木为载体、用笔墨书写的文字便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各类载体及字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把竹、木截劈成窄长条，这叫做“简”，南方地区多用竹简，北方地区多用木简；把竹、木锯解为较宽的长方片状，叫做“牍”。 竹简《卜筮祭祷记录》，1978年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自商、周以来，卜筮、祷告等原始宗教活动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战国时期楚国的上层贵族热衷于占卜、祷告等迷信活动，封邑领主邸阳君（天星观１号墓的墓主）是其中的代表。他延请一些巫觋为自己占卜，贞问仕途和健康状况，请教祭祀神明的方法。当他身患重病时，更是频繁地让巫觋预测病情，按巫觋获得的神意进行虔诚的祭祀，直到他不治而亡的那一刻。甚至死后还把这些卜筮的记录带入墓穴中。
竹简《遣策》，1973年江陵藤店1号楚墓出土。《遣策》的内容为墓葬中的随葬品清单，大多可以和出土实物一一对应，是研究古代器物的名称、用途以及丧葬习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竹简《司法文书》，1992年江陵砖瓦厂370号楚墓出土，这是一篇涉及人命案的司法文书。
竹简《日书》（复制品），1989年江陵九店621号楚墓出土。 战国秦汉时期有一种巫觋被称为“日者”，他们通用一套书面化的预测条文，称为”日书“。日者熟读日书，按日书的教条来从事迷信活动。目前能见到时代最早的日书出土于江陵（荆州）九店621号楚墓，内容是关于某日是否有利于建房、祭祖、娶妻、嫁女、入货等等生活事务。秦代统一了全国的文字，称为“书同文”，在“秦系文字”的基础上，规定了标准字体“小篆” 。与六国文字相比，秦系文字更多的保留了西周金文的基本结构。根据考古发现， 秦代时“小篆”主要用于诏版、刻石等庄重的场合。这里展示的秦代简牍，其文字的字体都是典型的秦隶。
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1993年沙市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此质日记载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4年冬～前213年秋）这一年中十三个月，共384天的日干支。在部分日期下还有简要的记事，可能是墓主的经历。
竹简《二十八宿占》。1993年沙市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 。《二十八宿占》是日书的一种形式，它用一幅以两个同心圆构成的图表，由内向外标注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时段、二十八宿、五行和四方。沙市关沮周家台秦简《病方》。竹简7枚。
竹简《病方》，《病方》记载了秦代的医药知识，其中有传统中医学的成分，也有一些则属于巫术范畴，可见当时在民间还存在巫、医不分的现象。
木牍《日书》，1986年江陵岳山36号秦墓出土。这两件木牍皆双面墨书，内容为水 、土、牛、马等良日，及祀大父、门、灶等的良日干支。有些内容与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极为相似。西汉简牍的文字特点，西汉简牍的常用字体也是隶书，但与秦代简牍中的隶书稍有差异，其字形更趋方正。为了区别两者，古文字学也称秦代的隶书为“秦隶”，而称汉代的隶书为“汉隶”。
接下来，我们看看汉简，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由荆州博物馆发掘并收藏的最著名的竹简是张家山汉简。江陵张家山247号墓是一座小型的西汉早期墓葬，其墓主人生前对数学、医药养生、法律、军事都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去世后也将这些方面的很多书籍带到地下的世界，直到两千多年后出土重现于世。
竹简《质日》，1983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 ，此质日共有18枚竹简，简长23厘米。简文所记是汉高祖五年四月（公元前202年夏）至吕后二年后九月（公元前186年秋）间各月朔干支，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汉初年的实用月历，对于秦汉时期的历法演变过程的研究是十分珍贵的。同时，它又是247号墓及所出竹简断代的重要依据。
竹简《二年律令》，1983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二年律令》共有526枚竹简，简长31厘米。简文含27种律和1种令，律、令之名均与律、令正文分开另简抄写。《二年律令》是全部律令的总称。简文中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法律条文。吕宣王是汉高后吕雉于其元年（公元前187年）赠与其父的谥号；与《二年律令》共存的历谱所记最后年号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故推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施行的法律。简文包含了汉律的主要部分，内容涉及西汉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竹简《奏谳书》，1983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奏谳书》共有228枚竹简，简长28.6~30.1厘米。书题写于末简背面。“谳”是议罪的意思，《奏谳书》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包含了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不少案例是完整的司法文书，是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和文书格式的具体记录。这里展示的是其中两个案例。
竹简《脉书》1983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脉书》共有66枚竹简，简长34.2~34.6厘米。书题写于简背。全书内容分作两部分：（1）各种疾病名称共60余种，依从头至足次第排序；（2）人体中经脉走向及所主病症等。后一部分内容大体与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相同，可相补足。
竹简《引书》1983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引书》之“引”即导引。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闻述四季的养生之道，第二部分记载
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三部分着重说明导引养生的理论。这里节选的是第三部分。
竹简《算数书》1983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算数书》共有190枚竹简，《算数书》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大多数算题由题文、答案、术（解法）构成。算题包括分数的性质和四则运算、各种比例问题、盈不足问题、体积问题和面积问题。很多算题反映了当时的生活水平、生产技术。它们与《九章算术》前七章的主要内容十分接近，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算数书》有的算题要早于西汉，是战国晚期或更早时期形成的。
竹简《盖庐》，1983年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盖庐》共有55枚竹简，。各章皆以春秋时期吴王盖庐（阖庐）的提问为开头，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为主体。该书除涉及治理国家和用兵作战的理论外，有浓厚的阴阳家色彩。
木牍《算钱》（复制品）。1973年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这是汉景帝时期某年南郡江陵县西乡市阳里和郑里的赋税收支帐目，征收的标准称为“算”，故名《算钱》。
木牍《令丙第九》，2004年荆州纪南松柏1号汉墓出土。这是漢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六月甲申发布的一道令，編號为“令丙第九”。令文格式为丞相、御史大夫就某事奏请皇帝批准实行旧文件。这篇令文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1）令西成等三縣補足進獻枇杷數量；（2）傳
篇三：秦系简牍文字研究综述
秦系简牍文字研究综述
[ 录入者:章草 | 时间:2010-02-04 10:14:59 | 作者:赵立伟 | 来源: | 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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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系简牍的出土与著录
1.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 年12 月, 湖北云梦睡虎地11 号墓出土竹简1, 155 枚, 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及甲、乙种《日书》, 多为法律文献。竹简书写于战国末年到秦代初年, 用秦隶写成。目前可资利用的最好版本当属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
同时在4 号墓中发现秦隶书写的木牍2 件, 内容均为家信, 文字清晰可识者520 余字。木牍的图版和释文均收录于发掘报告专集《云梦睡虎地秦墓》中。
2. 青川木牍
1979 年2 月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 号秦墓, 内容是田律, 据考木牍书写于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 年。图版及相关材料公布于《文物》1982 年第1 期。
3. 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 年4 月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1 号秦墓,共出土秦简460 枚。包括甲、乙种《日书》和《墓主记》, 竹简书写于战国末年, 字体为秦隶。
放马滩秦简出土后,《文物》1989 年第2 期曾附载《墓主记》和部分甲、乙种《日书》共58 枚竹简的照片;《书法》1990 年第4 期公布了部分图版, 为甲、乙种《日书》的片断。两次公布的材料仅为放马滩秦简的一小部分, 这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竹简经过10 多年之久仍没有全部公布, 实为简牍研究界的一大憾事。
4. 江陵岳山秦牍
1986 年初, 江陵岳山岗地以北44 号墓出土木牍2 方, 均两面墨书, 内容为日书, 其年代大致与睡虎地秦简同时。相关材料见《考古学报》2000 年第4期:《江陵岳山秦墓》。
5. 云梦龙岗秦简
1989 年10212 月, 湖北云梦县龙岗6 号秦墓出土, 计有竹简150 余枚及木牍1 方。竹简写于战国末年, 为法律文书。
1997 年版《云梦龙岗秦简》公布了全部材料,全书由墓葬情况、出土文物介绍、竹简及木牍释文、考释、图版、摹本、文字通检等部分组成, 对文字研究颇为有利。 2001 年版《龙岗秦简》对这批材料进行了重新整理, 因这次整理利用了红外线技术, 所以摹本更加清晰, 而释文也更加准确。两次整理均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但二者在竹简的考释和缀合上有不少分歧, 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6. 江陵杨家山秦简
1990 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杨家山135 号秦墓, 共5 枚, 内容为谴策。相关材料见《文物》1993 年第8期:《江陵杨家山135 号秦墓发掘简报》。
7. 沙市周家台秦墓简牍
1993 年出土于沙市周家台30 号秦墓, 共竹简387 枚、木牍1 方。竹简书写于秦代末年, 包括历谱、日书、病方三个部分。中华书局2001 年8 月出版《关沮
秦汉墓简牍》, 公布了全部释文和图版。
8. 江陵王家台秦简
1993 年3 月, 于湖北江陵县王家台15 号秦墓出土, 共计800 余枚, 内容为《效律》、《日书》及《易占》。目前这批材料还没有公布。
9. 湖南里耶秦简
2002 年发现于湖南里耶, 这批竹简共计10 万余枚, 目前正在发掘整理过程中。
以上是近年出土并见诸于著录的几批秦代简牍, 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和青川木牍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
二、文字释读
秦文字上承甲骨金文, 下与楷书一脉相承, 所以秦简文字一般不难辨识, 但简文中亦有个别难以释读不见于后世隶楷的字, 这些难字是学者们考索的主要对象。 学术界对睡虎地秦简文字释读以1990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90 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中。因精装本比较清晰的竹简照片为字形的分析和辨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因此1990 年之后的睡虎地秦简疑难字考释取得了重大进展。曾宪通《说 及其他》在核对原简后, 认为两字所从的“ ”旁是由上 下止的人形逐渐演化讹变而来的, 并从文字理论的高度对这种变化找到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陆锡兴《“敖刀 悍 暴”解》考释了《为吏之道》(《文史》33 辑, 1995 年第3期) , 考释出“除害兴利”一章中的难句, 认为“敖刀悍 暴”四字中一为通假字、一为古字、一为形讹字,“敖刀悍 暴”当指列于刑禁之列的敖民、奸人、宄人、暴人四等人。刘钊《释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氵贲”字》, 重新解释了《日书》中的“氵贲”字, 认为“氵贲”当读为“坌”, 应训为“蒙盖、覆盖”。黄文杰《睡虎地秦墓竹简疑难字试释》(《江汉考古》, 1992 年第3 期) 根据秦文字的形体特点对某些形体较为特殊的字重新加以辨析并做出了新的解释。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一书广泛参考有关论著, 在《日书》文字考定和注释方面做了大量的补充修订工作。
1997 年版《云梦龙岗秦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龙岗秦简牍研究的深入, 特别是6 号墓所出木牍尤为学界所关注。目前除木牍中的个别难字尚没有释定外, 学界对某些关键词的解释和牍文的断句还存在很大的分歧。
青川木牍字数不多, 经过诸家讨论之后, 多数难字可以释定。如木牍有一左从“ ”右从“隹”字, 有的学者认为应释作“离”, 有的则认为应释作“虽”。前一种说法于形不合, 而后一种说法则于义未安。何琳仪释为“禹离”, 并指出此为秦系文字“离”, 在牍文中读做“虽”, 此种提法后出, 于形于义都可讲通。但由于木牍图版极为模糊, 尚有少数字形难以辨认, 因此各家摹本亦不尽相同,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牍文的理解和释读。
因放马滩秦简尚未发表, 有关成果则相对较少,只有施谢捷《简帛文字考释札记》一文论及放马滩秦简文字。文章以《书法》所载刊的放马滩秦简甲、乙《日书》为主要参照, 考订了《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中的错误。
三、文字编的撰集
以文字的释读为基础, 进而编成相应的字表, 以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入, 是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秦简出土以后, 先有《秦简文字编》问世,但此书在海外发行, 国内很少见到。国内印行的文字编主要有两种:
一为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出版。全书的编排以部首笔画为序, 书后附有笔画索引; 所用字形为简文的影印照片, 字
形不清晰者则摹写其文, 字形下附有原简的简号和发掘报告的编号。此书所收字形除睡虎地秦简外, 尚附有少量龙岗简牍、青川木牍和睡虎地秦牍的资料。书后还附有通假字、异体字和讹误字表。该文字编体例得当, 使用影印照片避免了摹写失真, 为研究秦简文字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字形。另外, 每一字形下都附有辞例, 兼顾训释, 提供了认字的语境。如果是编能够标出字形出现次数的频率统计和异体字形统计, 则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更加有利; 另引文使用线装本的编号, 为研究带来许多不便。 一为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 文物出版社1994 年出版。全书共收1, 763 字, 重文2, 138 字; 收字按《说文》部首编排,《说文》中不见的字均给予注明, 书后附有笔画检字表。通篇文字为摹写字形, 未附照片; 每字注明篇名、编号和该字形的使用频率,对异体字和通假字均做出了训释。作者在摹写过程中对简文字形做了放大处理, 为字形的分析辨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又因该书晚出, 得以1990 年精装本的图版、训释为依据, 并且采用了精装本的编号,这些都无疑提高了文字编的质量, 对秦简文字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编中所附的某些《说文》所无之字实际上是见于《说文》的。另外有些问题, 由于照片不清, 则摹写中掺入了摹写者本人的主观色彩而造成失真。
另有袁仲一、刘珏《秦文字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出版。是书为秦文字的总汇,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篇摹录字形, 下编摘抄例句, 并有引器时代表、参考文献和索引等等。此书对当时所见的秦系简牍文字资料做了尽可能的收录, 还收录了金文、陶文、玉石文等其他品类的文字资料, 为简牍文字的历时、共时比较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四、文字理论的研究
李学勤《秦简古文字学考察》首先论证了“隶书应滥觞于战国末年”, 进而指出秦简文字的几个特点。第一,“秦简文字一般不难辨识——然而简文中还有个别难于读释, 不见于后世隶楷的字”。第二,“秦简中有大量假借字, 与六国古文和汉初文字相同”。第三,“秦简中有不少简俗字”。这些精辟的论述为秦简文字的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拙文《睡虎地秦墓竹简通假字、俗字研究》对俗字进行分类考释后, 指出睡简俗字的产生一方面应与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 但汉字在当时所经历的重大变化——隶变——则是其根本原因。
简帛文献中多通假早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因此秦简帛通假字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王美宜根据本字与借字之间的形体关系对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通假字进行分类整理, 并做了穷尽性统计, 对通假形成的原因做了初步的探讨。刘方《试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通假字》对异体字、通假字重新做了筛选和归类, 并初步分析了本字和借字之间的上古声韵关系。拙文则结合出土文献的用字实际, 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制定了确定通假的标准,并对睡简通假字反映的上古语音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秦简书写于战国末年到秦代, 其字体呈现出古文字起了变化而今文字尚未定形的特征, 为隶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因此秦简出土后隶变研究在其产生的时代和隶书的性质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裘锡圭先生认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所代表的字体还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隶书, 可以看做是由篆书俗体演变而成的一种新字体。吴白 《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认为睡虎地秦简是真正的秦隶,隶书起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 至少是秦昭王时期。隶变的规律是不断简化, 加快书写速度; 所用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线为直线、改断为连、改连为断、短笔改点、省简偏旁笔画、省简部分结构的篆文等11项。尹显德《小篆以前的隶书墨迹》认为青川木牍虽然比云梦秦简早80 年, 但是木牍文字与当时的金文、石刻文字有很大
差别, 而与秦简十分相似, 所以认为它是最早的隶书墨迹, 从而提出隶书最早产生于战国中后期的论断。与尹文同期的钟鸣天、左程德《从云梦秦简看秦隶》认为云梦秦简虽然是早期的隶书, 但是从它的风格多样, 用笔熟练, 为多人所写而能字体统一的情况来看, 当时的隶书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毛惠明《从天水秦简看秦统一以前的文字及书法艺术》再次证明我国的隶书不是首创于秦代, 演绎于小篆, 而是至迟流通于战国时期, 在秦统一以前已经初步成熟。该文还认为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孕育着后来草书的胚胎, 最初的草书并不是楷书草化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 隶书应产生于战国末期的论断逐渐为学界多数认可。
《简牍集字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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