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论语小论文 3000-5000字
论语小论文之论君子不器
摘 要：孔子曾说“君子不器”，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通说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一定的用途，而应该多才多艺，无所不能。但其实这句话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得到新的解读。
关键词：论语；君子不器；工具；解读
在《论语?为政》中有这样一句很值得让人玩味的话：“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由于该句没有上下文，也无太多可确证的资料，因此人们很难断定孔子是在什么情景下讲出它的。这简短的四个字，给后学之人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
一
“君子”一词在西周指贵族。《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曰：“君子止位在官长者。”在《论语》中，“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通说认为，“君子不器”之“君子”专指有德者。但笔者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只不过指有德者的成份更大一些罢了。因为“君子不器”这句话出自《为政》篇中，该篇的内容中涉及到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如何谋求官职和从政为官的基本原则（当然，该篇还包括其他一些有关学习方法和孝悌思想的内容），由此观之，孔子在这里说出“君子不器”，虽然可以认为君子是指有德者，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有位者，理解为孔子有对为官者、有位者隔空喊话的味道。可能有人会驳斥说“为政”这一标题乃为《论语》编撰者所加，不足以说明孔子此处之“君子”有指有位者之嫌。但是，我认为，既然编撰
者将“君子不器”一章列入《为政》篇中，必然有它的道理，要不然，为何不把此章列入其他篇中呢？況且将此处之“君子”理解为二者兼具，也完全能够讲得通。
“器”字作何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守之。” [1]可见，“器”字的本意是“器皿”、“容器”之义，后引申为“器量”、“才用”和“人才”以及“器重”等意思。而在《易传?系辞上》中所讲的“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则是一个哲学术语，指有形的具体事物。那么在“君子不器”中的“器”是什么意思呢？“君子不器”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二
对于“君子不器”之含义，何晏在《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这是目前已知的对“君子不器”的最早文本解释。”）又引邢疏：“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济川，车舆以行路，反之则不能。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其用，见几而作，无所不施也。”[2] 朱熹则在《论语集注》中进一步讲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3]
何晏、邢昺和朱熹对“君子不器”之解释对后来的学者影响甚大，多数人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即便有所阐发，也皆以此为本，把“器”字理解为有形的、具有某种特定用途的含义。把“君子不器”理解为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一定的用途，而应该多才多艺，无所不能。现举出几例为证。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把这句话译为：“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并在注释中讲到：“古代知识范围狭窄，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后人还曾说，一事之不知，儒者之耻。虽然有人批评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但孔子仍说‘君子不器’”[4] 。南怀瑾在其《论语别裁》中说：“因为‘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样样懂。‘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所以君子不器放在”《为政》篇，
就是说明为政在这方面的道理，换句话说：‘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说明。”[5]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将此句释为：“孔子说：“君子不是器具。”并写到：“这句话今天可以读作人非robot（机器人），即人不要被异化，不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机械。人‘活’着不是作为任何机器或机器（科技的、社会的、政治的）部件，不是作为某种自己创造出来而又压迫、占领、控制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从科技成果到权力意志到消费广告）的奴隶。人应使自己的潜在才能、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和实现。”[6]
在主流释义因其信者众多而无所顾忌地大行其道、肆意蔓延之时，不免让人产生这样一种疑问：“这种主流的说法真的权威吗？”带着这种疑问，我特意在下文中介绍几种非主流的说法。
有人把“器”解释成“东西”，于是“君子不器”这句话就可译成“君子不是东西”。但这在汉语里面是一句骂人的话，孔子显然不是要去骂君子的，所以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前段时间我读毛起先生的《论语章句》，他对“君子不器”的解释很有意思。他把“器”字理解成通假字，即通“气”。他说：“君子不怒者，以一切事物皆有其繁杂之成因，非可仓卒而变动，若一不如意，辄对之发怒，则非特于事无补，且于己身有大害也。孔子不怨天，不尤人。” [7] 或许，在毛起先生看来，当时孔子讲的就是生气的“气”，而《论语》的编撰者在编撰此书时，却出现了笔误，把“气”写成了“器”，后学之人误以为孔子说的就是“器”，故皆从“器”字而释之。
法国学者安德列?莱维（Andre Levy）在其《试论〈论语〉中一个四言句的翻译》一文中列举了一些法国汉学家对“君子不器”这句话的解释。例如玻狄耶（G.Pauthier）（1845）：“哲人说：‘高级的人不是一个被用作日常用途的无足轻重的工具。’”顾赛芬（S.Couvreur）（1895）：“大师说：‘智慧之人不象器皿或工具，（只有一种用途，他是什么都能干的）。’”奥托（H.Otto）（1896）：“孔子说：‘智者无局限性，（他一切皆善长）。’”莱斯利（D.IJeslie）（1962）：智者说：‘一个高贵的人既非器皿，亦非工具。’”程艾兰（A.Cheng）（1981）：“大
师说：‘君子不是只有一种用途的工具。’”利柯曼（P.Ryckmans）（1987）“大师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并非一只瓦盆。’”对于这些解释，安德列?莱维认为它们并不够好，他认为“君子不器”应解释为“君子不把任何人当器皿对待”。[8] 因为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似乎更接近于一种积极进取的道德观念，而非防御思想。我认为他说得有一定道理。
记得杜维明先生有一次来四川大学讲学，在谈到“君子不器”时，他把此句与康德的道德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君子不器”应理解为君子不以人为手段而以人为目的。丁纪先生在理解杜维明先生的这种解释时认为：“他人（‘民’）非我之手段、工具而为其自身之目的，我（‘君子’）亦非我之手段、工具也，我于任何意义上一旦为工具，他人亦无时不有堕为工具之危险。”[9] 这种讲法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三
前而罗列了一些学者对“君子不器”的解释，究竟何种解释正确，我认为只要能够自圆其说，皆为正确。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因为谁也不敢肯定孔子当时就是在此种情形下而非彼种情形下说出这句话的，大家所做的只能是揣测而已。不过，虽然不存在谁对谁错这一说，但对于一种解释，毕竟有着孰优孰劣的问题。《论语》编撰者将“君子不器”一章列于《为政》篇之下必然意有所指。若仅从是否为通才来作为君子之判断标准似有庸俗化之嫌。而毛起先生将“器”解释为“气”，由于笔者在其他古籍文献资料中尚未找到“器”通“气”之佐证，因此这种解释实难让人信服，即使它能够说得通，也不免让人觉得此种释义之境界似乎过低了点。安德列?莱维把“君子不器”解释为“君子不把任何人当器皿对待”其实也就是说君子不把任何人当工具对待，亦即君子不以人为工具，这实则与杜维明的解释相差不远。当然，杜维明的解释似乎更为明确更为精辟一些。但杜氏之解释与孔夫子之本意是否吻合，实难断言，我在此亦无意深究，不过，总觉得用西方哲人所提之理念来阐释东方大儒所说之话语，似乎尚值得
商榷。
在参考了诸学者之解释后，对于“君子不器”这句话之含义我的确应该给出自己的一番解读了。对此，我还是打算从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易传?系辞上》中的“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中寻找突破口。在这里，“器”与“道”是相对的，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有形的具体的物，一个是无形的抽象的理。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两个基本概念。我认为，“君子不器”的实质是在强调与“器”相对的“道”，孔子在此并非认为君子根本就不能追求“器”，而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过多地追求“器”，而应该致于“道”。我不喜欢教科书和一些相对权威的学者所做之讲解，我更倾向于把这里的“器”理解为物质利益或功利性的东西，而把“道”理解为某种更为崇高的东西（虽然我尚未想出较为恰当的词语来将之表达出来）。我将“君子不器”这句话解释为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过多地追求功利性的东西，不应该沉湎于酒色财气，而应该崇尚“道”，追崇那些看似无用实则颇为有用之“道”。这种“道”要求君子应该有远大之抱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君子之称号，也即是说，只有达到“不器”之境的君子，才是真正的君子。总之，在我看来，“君子不器”这句话，既是孔夫子对当时那些自诩为君子之人的所作所为的针砭和批评，又是孔夫子为后学之人所指出的一个君子（或欲成为君子之人）所应该秉持的处世操守和所应该追求的人生奋斗目标。钱穆先生曾说：“读《论语》，于通解本文后，仍贵能博参众说，多方面体究，斯能智慧日进，道义日开矣。”[10] 我对“君子不器”之解读究竟能否让他人眼前一亮并有所感触，实不敢苛求与希冀，只要能让我自己“智慧日进，道义日开”，实已足矣！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49.
［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
篇二：论语论文内容
论《论语》之孝道
一、导论
《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语录，其中阐述的仁、德、学、治国之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乃至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有古人说“得《论语》半部，则得江山”，《论语》的重要性和博大精深可见一斑。本人现单就论语中的孝道文化，从《论语》孝道之详析、《论语》孝道对后世之利、《论语》孝道对后世之弊三方面并结合当今社会孝道文化来阐述个人的见解。
二、《论语》孝道之详析
据统计，《论语》一书中出现“孝”字13处，与孝有关的内容也出现多处，在为政篇中有子游问孝、子夏问孝、孟武伯问孝、孟懿子问孝，学而篇中也有多处孔子弟子问孝，虽然这些文字分布的比较涣散且没给“孝”下明确的概念，但每段话都从不同角度对儒家倡导的孝行作了解释说明。综合分析来看，可以大概分为赡养、敬爱、守礼三方面。
赡养是孝道的物质标准。为子之道，则需使老者有所衣、有所食、无所忧，这是放之四海而皆需的原则。古代十大孝子中，仲由百里负米、每见佳肴而感双亲不能同食的故事广为流传。民间也有“有酒食，先生馔”的优良传统。
敬爱是孝道的精神标准。它是孝的基础，是孝的最高准则，也是最难达到的。为政篇：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强调对父母的“敬”，是儿女对父母在感情上的真情投入，只有用真实的尊敬爱戴之心，才算是“孝”。若“不敬”，则父母之养无异于犬马之养，孝也失去了它的本质意义。《论语》中敬爱的表现有三，其一：于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为政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在回答子夏关于孝的子夏问孝时，明确说明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有酒有佳肴让给年长的吃不算是多么孝，孝道中最难的是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从心里尊敬父母，让父母精神上愉悦，让其人格得到尊重。其二：正确对待父母的不足之处。里仁篇：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告诉我们，面对父母的不足之处我们要委婉的劝告，若父母没有听从，仍然恭敬地不触犯他们，保持理性的态度。这种思想理念在当今尤其重要。如今随着80、90后大量涌入社会舞台，也大量出现各种家庭纠纷，其原因就是父母子女之间欠缺一种沟通。要是为子女者可以做到孔子所说，相信家庭也会更加和谐；其三：父母之命不可违。古时也有诸如“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说法，尽管它们过于极端，但也侧面说明了父母的意愿对子女的重要性和有力的影响性。
守礼是孝道更高层次的表现，可谓大成，其孝由父母在世之时延伸到去世之后。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提倡的孝道是父母之后“无改于父之道”，任何时候都是以父母的行为为标准的，而封建社会也有守孝三年的说话。父母时候必须守陵三年，不得婚嫁，不得升迁。为政篇中也有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要求无论父母是生是死，都要以礼相
待。由此可见，《论语》中的孝道上升到了很高的层次，真正的孝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三、《论语》孝道对后世之利
“孝”最早出现在殷墟的龟壳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孝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的产生也说明早期人类开始有家和财产私有化的意识。《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它其中的孝道文化也是儒家孝道的精华。孔子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深刻内容，提出了“仁”的思想，使得儒家孝文化成为后世贤者治国、齐家的工具，也使得孝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
孝道对后世治国之利。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孝入政以来，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三纲”学说，确定了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妇卑的伦理关系，孝开始直接服从于“父为子纲”、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木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实中华民族立国之木，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至宝，今当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也发出《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面对当今社会上频繁出现的家庭问题，本人认为《论语》中的孝道也值得我们党和每个人借鉴学习，相信合理化的孝道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孝道对后世齐家之利。宋以后的家训族规，无一不有“孝父母”一条，尽管有些条规迂腐不堪，但是从整个历史上来看，孝对于每个家庭的和谐发展作用极大，家庭的和谐也保证了社会的和谐，从而更加利于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文化影响下，孝已经潜移默化的进入每个人的意识，成为约束个人行为、加固家庭纽带、缓解家庭矛盾不可或缺的准则。试想一下，若没有孝道，老者何去，社会的伦理道德何在。可以说，没有孝道，就没有家的存在，没有家的存在，进而也不会有国的存在。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是华夏子民的精神瑰宝。儒家泛孝之义的积极事功、光宗耀祖、报效国家民族等观念，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文化资源的原动力作用，对社会的长治久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论语》孝道对后世之弊
关于《论语》孝道弊处之说，本人需要在此特别说明阐述自己的看法。《论语》中关于孝道的描述其本意并无弊处，孔子确实向我们阐述了为人之子所应该做得事情。但《论语》内的孝道被后世统治者所用，他们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
不断的将其进行扭曲，以固化僵化百姓的思想，让百姓失去反叛抵抗的决心。这就是本文指出《论语》孝道之弊端的原因所在。
孝道是统治者固化百姓思想的工具，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对人民进行愚忠愚孝教化，孝文化的人伦合理性逐渐被其封建的神秘色彩所掩盖，家庭中的父与子、夫与妻，社会中的君与臣，都成为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这样的宿命思想，成为人们在生活中处理矛盾冲突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孝文化走向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在这样的思想统治下，大量的“顺民”涌现，他们不“犯上作乱”，常常用牺牲自我、消灭自我来“尽孝”，以满足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愚孝。孝子对待父母，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丧失独立人格，如同行尸走肉；孝子侍奉父母，失去理智，如割大腿肉，挖内脏，为父母治病，有的甚至上吊投水，可谓愚不可及；父母去世，孝子守丧多年，不结婚，不耕作，虚度年华。中国古代相传的董永卖身葬父、郭巨埋儿奉母之举本人认为都是愚孝，完全不可取。
五、结论
《论语》作为中国古代著作的瑰宝，其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孝道系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如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当今社会，面对《论语》及其背后的儒家文化，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华民族的孝道精神发扬开来，让社会和谐稳定，让国家长治久安，让华夏子民更加平稳的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之上。
[参考文献]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论语》之“孝”的情感基础，《陕西社会科学论丛》，2011年第三期.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
郭锋航：《论语》中关于“孝”的论述及孔子“孝论”形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四期。
篇三：《论语》论文选题报告
一、论文题目：从《论语》看当代复兴儒学为政治目的还是文化自身的需求
——如何看待《论语》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二、选题依据（选题背景）
近代中国以来，出现了三次反孔的高潮：五四运动的反孔、毛氏的批林批孔、现代的随着在天安门立孔子像而出现的反孔。儒学在近代以来由于丧失了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封建制度，再加上西方工业文明大潮的涌入，古老儒学不得不失去了官学的地位。然而，正统地位的丧失并不代表儒学就此消亡，其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未消失。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已沉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深深植根在其中。80年代以来，复兴复学的思潮重新流入中国大陆，“复兴儒学”派提出，儒家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传统儒学可以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动力，可以解决当代中国存在的一切问题。“永恒”和“一切”让不少人觉得太绝对，但不可否认，至少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仍是具备价值的。因此大打“复兴儒学”旗号的大军诸多，这让我们有些迷惘，到底复兴儒学是当政者的手段，还是我们民族文化自身建设的需要？《论语》是儒学文化形态的逻辑起点，因此谈儒学定少不了孔子，谈孔子定少不了《论语》。
三、选题目的和意义（与选题相关的前人研究现状简述和个人预期目的）
《论语》,一共二十卷，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其中不仅记载了孔子圣平重要的言行，甚至连他的饮食起居、生活细节也有所记述。《论语》作为涉及中国人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对后世影响久远。在当代，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儒学有不同的见解，而《论语》更是作为代表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有褒亦是有贬，有推崇亦有打击。说法众多，我们唯有亲身去读，去体悟，方能有所分辨。
主要参考文献
1、《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1980
2、《孔子与中国文化》张岱年 （《孔子研究论文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年11月第1版）
3、《孔子轮完全的人格》
《论语论文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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