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近现代史纲要论文-三民主义的历史意义
《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试论三民主义的
历史意义
1、三民主义的内容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由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既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孙中山强调，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集国内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清政府。
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通过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的办法，把土地问题解决好，以预防出现欧美那种“贫穷不均”，避免“少数富人专制”而引起的“社会革命”。
2、三民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 方案，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其进步性可简要归纳为以下三点：①公开提出以武装斗争的手段来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明确提出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民主革命精神。②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后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资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前途与方向。③土地纲领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强烈革命愿望。
所以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
三民主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半殖半封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试图以革命手段来解决之，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革命的、进步的纲领。它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 治经济上的要求和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因而它在同改良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成为一面鲜艳的战斗旗帜。列宁也曾高度赞扬：“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列宁选集242/2）
3、三民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同盟会纲领存在着缺陷，它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义纲领： 首先，它没有正面的、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没有把斗争锋芒直接对准帝国主义，相反，却对帝国主义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
其次，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同时，也没有明确的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第三，它缺乏明确的足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力量的土地革命纲领，也即缺乏彻底的反封建的纲领。政纲中虽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不够彻底，不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采取改良的办法，即核定地价，没有和农民的土地要求联系起来。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
建斗争的不彻底性。因此列宁也说它是“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的经济革命”。
三民主义的局限性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4、三民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别性和统一性
青年学者刘小烽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 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是东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事实上，三民主义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儒家思想想吻合，但仍存在较大差异。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孙中山选集》）。由此可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主义。但是，其革命的性质却有所不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简明政治学辞典》）；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所以，作为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阶级性的不同；作为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不仅有阶级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不同。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我们要把儒家的仁和礼，看作是能够为一切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所共同适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统治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地把它仅仅看作是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和封建礼教之三纲五常。我们也不能把民生主义很局限地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致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总的称谓。我们也不能把对民权主义的理解局限在“五权宪法”的狭小范围，而应该把它扩大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我们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呆
板的缺乏联系的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营养补 充的理论体系。所以，三者之统一，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是在“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都充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所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 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会的两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没有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 谈不上按需分配；没有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谈不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才会不断加强；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加强了，集体主义才会逐渐由一种社会道德变成一种生存之道。而只有当集体主义道德变成人们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原则才会真正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须，人们才可能“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类奋斗的杰作。其所由实现的途径便是：一、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即行“仁”；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建立集体主义的社会道德秩序，即建立集体主义的“礼”。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之统一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要谛。
最后，总结起来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统一才能使中国（儒家）文化获得新生，也只有统一才能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雄壮其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列宁选集》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孙中山选集》
《毛泽东选集》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以及部分网络资料
篇二：《三民主义》读后感
观《三民主义》有感
——我谈“民族”与现代“国民”意识 《三民主义》由孙中山所著，这本书收录了孙从一九二四年一月至八月的“三民主义”十六讲。其中“民族主义”有六讲，“民权主义”有六讲，“民生主义”有四讲。
“民族主义”部分，孙中山主要给我们讲了华夏民族的发展，地位，现在所处的形势以及面临的任务。（民族主义是我这篇感想的主要内容，所以在下面主要讲解，这里不做过多描述）“民权主义”部分提到民权的概念，谈及民权在我国的状况及发展，并与外国民权发展与斗争史做了比较，提出民权在我国应如何发展，如何实现。“民生主义”部分则主要讲了什么事民生主义以及民生主义的实现步骤与要求。 孙中山对当时的情况可以说很了解，他很有先见的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且希望国民党能都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挽救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下面我主要从民族主义这个方面来谈谈我的认识。 要谈“民族主义”，首先要问何谓“民族主义”？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通俗来讲就是，以前的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观念，而对于
民族则是毫无感觉的。按照我的理解，这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家族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其次是，自从西周以来，等级森严的家族制就早已将“尊尊亲亲”、“父子尊卑”的观念深深植入人们的心里，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越长越深，人们有家谱宗谱，却从老没有族谱或族史。还有就是，这种观念也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有关，当时的皇帝以天朝自居，认为，世界就是中国，中国便是天下，自以为是宇宙的主宰者。无意识中就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除了中国人之外就再也没有别人或者说再也没有人比他们强，这样的话，人们生活在一种无比较、无竞争的环境中，没有别的民族与他们竞争，当然无需知道原来大家都是汉族人了。正是因为这样，人们便对民族意识不强。就算在元朝和清朝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夺去了汉族人的政权，人们仍然没有危机和民族意识。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都实行了汉化，他们折服于汉族，主动吸收汉文化，汉族人便骄傲自大、洋洋得意的继续生活着，在他们心里还是认为，汉族仍然“称霸天下”。由此可见，人们的民族意识在古代就没有形成。
那么当时呢？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到八国联军侵华这60年间，民族意识有没有觉醒呢？我们国人有没有
团结起来为民族而奋斗呢？??外国旁观者说我们是一盘散沙，那到底是不是呢？
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义和团曾经奋起；戊戌变法时，梁启超率先提出民族主义，民族意识便有所觉醒，但只是少数先知者而已。这些可以说是民族主义，但是，这些民族主义足够吗？仅仅是几个老百姓，几个农民被迫不得已而反抗而斗争就是民族主义吗？难道有几个先知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为民族危亡奔走呼号就是“民族主义”吗？难道就指望这些个人去拿起刀救中国吗？面对几十万大军他们又算什么。
由此可见，当时的民族意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而当时正值各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危难时期，军阀又各据一方，国民党在袁世凯的搅和下已乱七八糟，共产党作为新生力量才刚刚诞生。民众的生活更是糜烂不堪，地主强取豪夺，官府层层压迫，人民则负债累累，生不如死。中国社会看起来真的是一片狼藉，上下心不齐，力不同，取得民族独立又何从谈起。
由此可见，民族意识在当时提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它不仅能缓和阶级矛盾，才能让人们意识到，原来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何必在这个危难时候发生内讧进行窝里斗
呢？同时，它还能使人们众志成城抗击敌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可是当“民族主义”这种水泥加进来时，我想它会更坚固吧。当然，民族主义不是两个人觉醒就可以的，不是一千人觉醒就足够的，而是四万万人的事，是四万万人的任务。如果这些人全都觉醒，我想每个人拿着棍儿拿着刀组成人墙，那些拿着尖刀利枪的鬼子也会不住颤抖尿裤子吧。我们都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四万万人的力量却是可以震天动地的。
孙中山希望国民党可以领导中国胜利，可是没有，最终还是共产党人领导中国胜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胜利离不开民族意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发动游击战，搞农村革命根据地，联合各党派各阶级人士，发动人民挖地道，目的不都是激发人民民族意识，尽可能大的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如果没有人们的支持，再好的领导、再英明的将军，我想都是白搭吧。
??
总之，没有全民族的团结，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没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全民族有怎么可能团结在一起
呢？
作为一种意识，“民族意识”同样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着，那么，在今天，它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在今天，我们不用去拿着枪上战场，不用爬雪山过草地，不用长征不用吃树根，但是，它不是不用的。在今天，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国民意识。
我认为，国民意识就是你作为一个人，是有社会属性有集体属性的人，因此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也有权为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权利辩解和维护。
首先，我想说我所理解的社会属性和集体属性。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集体的，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吃饭离不开农民与厨师，穿衣离不开纺织工，出行离不开修路工人，睡觉离不开建筑工人。我们不能够脱离集体，那就要学会如何在集体里生活。当有一个“小悦悦”被碾压时，我们该怎么做？面对老人摔倒时，我们该不该救呢？公共场合还不改吸烟？手里的垃圾该丢在哪里？“希望工程”捐出去的是希望还是绝望？一幢幢豪宅后面是努力挣来的钱还是贪污受贿而来的钱？党始终高举“为人民服务”，真的做到了吗？这一串串问题接踵而至，虽然很老套，人们一直在说，可是，到底有没有付出行动呢？有没有身体力行，从我做起呢？
篇三：关于“三民主义”的讨论
关于“三民主义”研究
研究概况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最独特的思想，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建国以来，三民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单独研究“三民主义”的论著尚不多，大多研究都是穿插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进行的，而对“三民主义”的研究论文却大量出现。论著方面主要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日本山本秀夫的《关于三民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东亚研究所1941年版）。 论文前期主要有刘大年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张磊的《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李光灿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12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三民主义的研究仍是热点，大量论文涌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大大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进度。这一时期重要的文章主要有林家有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辛亥革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章开沅的《“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尹全海的《论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先民”》（《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张磊的《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关于民生主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谢刚的《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郭世佑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既有整体的宏观研究，也有细化、微观的分析。大多学者围绕三民主义的反帝、反满问题、大亚洲主义问题、平均地权问题、建国三时期问题和五权宪法等诸多问题作了说明和探讨，并逐渐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对三民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渊源、平均地权与农民问题等也作了探讨。其中对三民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基本上持一致意见，但是在其他问题上仍有很多分歧。以下就三民主义所包括的三方面内容，从多个方面对“三民主义”的研究状况作简要综述。
一、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
1．关于旧三民主义是否反帝，史学界意见分歧较大。王忍之认为孙中山是
个爱国者，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没有认识到爱国就必须反帝”，所以“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8～149页）张正明等对此持相同观点，他指出：“孙中山立志革命，虽然是为了使中国免遭被帝国主义瓜分和吞灭的厄运，但是他在旧三民主义时期一直没有把反帝国主义作为一项革命任务看待。”（《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磊也认为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反帝思想有所“深化”，但在1917年前，他仍然是摇摆的。（《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王力平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大缺陷就在于缺乏明确、彻底和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没有提出有力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和口号。”“在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之中，民族主义必须提出鲜明的反帝纲领。然而，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却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试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爆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刘真武也指出“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最后失败,是他的民族主义的前期，主要内容是反满。”“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的民族主义焕然一新，反帝思想才成为主线。（《孙中山前期民族主义没有反帝思想——与黎明同志商榷》，《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3期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同盟会时期虽没有规定反帝的口号，但实质上是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意义的。”（胡绳武《孙中山初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复旦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江海澄也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已产生了反帝思想，辛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之逐步确立起来”。（《试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2．关于“反满”问题。张磊认为“驱除鞑虏”这一反满口号，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和“相当程度的种族主义色彩”。（《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刘大年也认为：“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种族革命的色彩，此乃民族主义的一个缺陷。”（《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林家有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孙中山以‘反满’为战斗口号的民族运动主要是为了摆脱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的民
族主义思想与辛亥革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1第4期）章开沅指出，“‘排满’实质上成为反帝、反封、反君主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郭世佑认为孙中山对满人、满族、满朝政府有“满胡”、“满洲鞑子”、“满奴”、“满贼”、“异种”、“外国人”等近20种歧视性的称呼。（《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还指出“对于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应充分注意清朝的腐败，以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同民权主义紧密相连，‘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并且强调了还应从两个方面把握反满之于民族建国的必要性。（《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王力平对此持相同观点，他指出：“孙中山没有把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局限于种族复仇主义的范围内，而是把反满民族革命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民权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给民族主义赋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试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爆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1期）张晖也认为“孙中山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实践中曾使用充满‘满汉对立’、‘种族复仇’色彩的、‘民族革命’的口号。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他也有意识地消除过‘排满’言论中的消极影响。辛亥革命后,他对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改造,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民族主义观。”（《从民族主义视角对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再认识》《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5期）
3．关于“大亚洲主义”，李光灿认为，“这种联合东方的日本来抵抗西方列强的‘大亚洲主义’是含有消极因素而事实上不能实现的方法”，“籍‘大亚洲主义’联合日本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乃未认清日帝之本性，无异于与虎谋皮”。（《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12期）张磊却从相反方面指出：大亚洲主义“含有联合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积极意义，它的基本内容是健康而有现实意义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4．关于渊源问题，尹全海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渊源于‘先民所遗留’”，更重要的是他对先民问题进行研究时指出“孙中山所提出的‘先民’就是红门会党”，‘所遗留的民族思想’是‘反清复明’的思想。”（《论孙中山民族主
义之“先民”》，《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王力平认为“继承中国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在此基础上,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以革新,使民族主义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试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爆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1期）
二、关于“民权主义”的问题
李光灿认为民权主义“其伟大意义，较之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思想家，都是毫无逊色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权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张磊对民权主义作了较高的评价。他高度赞扬了民权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也实事求是地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作出较高评价。（《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饶珍芳也认为“民权主义”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对“建国三时期”的和“五权宪法”的评价方面，李光灿认为“建国三时期、权能分开，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人民群众只能是盲目随从的唯心主义观点；五权宪法也不能补三权分立之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苑书义也批评地指出民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为独裁专制开辟了道路”。（《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历史教学》1955年第8期）而李时岳却认为民权主义“其主观目的是好的，这一整套建立共和国的方案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党人的思想水平，解决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关键问题”。（《孙中山的道路》，《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黄汉升也认为“五权宪法”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外争民族独立，内争民主制度的政治要求”，“基本上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简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李华兴也反对把“五权宪法”看成是“消极因素”，并且认为：“建国三时期的‘训政’，实质上是为革命专政与民主宪政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温瑞茂则从“共和国口号在民国后是否深入人心”这个方面进行研究。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情大凡称‘民主共和国口号深入人心’。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笼统，有失简单。首先，从同盟会成员来看，真正了解民主共和含义者并不多。同盟会成立前，除兴中会外，其他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都没有在纲领上提出民主共和。同盟会成立时，其成员对孙中山民权主义在认识和理解上也存有分歧。”（《共和国口号并未深入人心》，《史学集刊》1988年第3期）
宋学文在其文章中认为：孙中山主张，“人权是时势和潮流造成的，民权不是少数资本家的专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应把间接民权同直接民权相结合并使权能分开”。并且他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如下特点：“站在‘要祖国强盛’的基本立足点上，把爱国与革命、争取外援和维护祖国主权结合起来；主张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要‘取法乎上’。”（《孙中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批判及其民权主义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
三、关于“民生主义”的问题
1．民生主义的评价问题。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因而民生主义的研究特别受到学者的重视。卢钟锋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纲领，也是孙中山关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想，并且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特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学术探索》2005年第5期）韦杰廷高度评价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占据最为突出的地位。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所提出的一切政治要求,本质上都根源于民生主义所提出的经济要求，可以说，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基础、出发点和归宿。”（《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社会作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2．对于民生主义的渊源问题，许碧晏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观是在他具有道德性、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世界观支配下逐步形成并发展的”。（《孙中山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观的变迁及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3．关于民生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蔡增清认为“民生主义不是社会主
《三民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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