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伊斯兰教名人：“四大阿訇”之一达浦生
达浦生（1874—1965年）是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被称为“四大阿訇”之一，江苏人，回族。
他出身于一个伊斯兰教经学世家，他的先辈世代担任阿訇。所以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很早就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1907年与人合作，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创立了回文师范学堂。1912年开始负责主管甘肃省的伊斯兰教教育工作，并走访了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考察了当地的穆斯林教育状况。1921—1927年又到东南亚和印度等地考察。回国后，与他人在上海合办了伊斯兰教师范学校并担任了校长；还曾经担任上海一座清真寺的教长。 1952年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65年在北京去世。主要代表作是《伊斯兰六书》。
篇二：伊斯兰教名人：中国著名的阿拉伯语学者马坚
马坚(1906-1978年)，字子实，出生于中国南方的云南，回族。20世纪30年代曾到埃及留学。194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49年起当选为中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马先生终生从事阿拉伯语教学与翻译工作，在培养阿拉伯语翻译人员、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友好往来、加强民族团结特别是在向中国介绍阿拉伯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的主要译著有《古兰经》、《回教真相》、《伊斯兰哲学史》、《穆罕默德的宝剑》、《回历纲要》、《阿拉伯通史》等。
篇三：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李兴华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对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6个方面概括了北京的清真寺在哪些方面为全国清真寺之冠，指出筛海传说与筛海坟是贯穿北京伊斯兰教从始至今的一项内容，对与北京伊斯兰教有关的人物进行了较细的分类，较详地罗列了北京伊斯兰教的大事，对北京现存的碑文进行了分类，并第一次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对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中国伊斯兰教主要在民国年间进行的近代转型。
况西则天房，中天而立；东则京师，冠世为都。此寺颓则难为教，此教衰则难为冠。 ——牛街清真寺碑语
在中国有伊斯兰教的名城名镇中，论重要性，还没有哪一个能超过北京。所以对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的研究，首选北京，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
1．元代以来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鉴于北京自无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全中国的国都；也鉴于伊斯兰教自元以来就开始遍及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所以北京伊斯兰教在全国伊斯兰教中为冠的地位，从元代起就奠定下来了。
在元代，北京是多种来源的穆斯林的云集、落籍或中转之地。在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国号加“大”字始于元）前8年，也即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1263年）的户口统计中，中都（即后来的元大都）就“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1]。在元代，有众多的穆斯林名人，如牙老瓦赤、赛
典赤·赡思丁、阿合马、倒刺沙、扎马剌丁、也黑迭儿丁、高克恭、赡思等，主要或曾经在北京活动。在元代，中央政府曾在北京设立管理全国穆斯林事务并有司属的专门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元代，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报道，元朝皇帝还在北京任命了一个“全国穆斯林的首领，并以刷德尔·知汗称呼他”①。在元代，北京还是回回司天台、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上都亦设）等与穆斯林有关的机构的所在地，并藏有与穆斯林文化有关的不少书籍。
到明代，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起，北京的伊斯兰教又逐渐恢复了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地位。这之中包括许多穆斯林随燕王扫北而来，成为北京穆斯林的一个主要来源；包括法明、普寿、礼拜、清真四大官寺的敕名；包括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穆斯林文职、武职、内廷、世袭掌教四大阶层的形成。另外，明代北京也是藏有伊斯兰教典籍较多的城市。胡登洲在燕市从一教中老妪筐中得见伊斯兰教经典一册，刘智在京师得吴氏藏经数十册，皆是证明。
进入清代，北京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较明代有明显提升。表现之一是一定数量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开始走上北京伊斯兰教的舞台，清廷又在他们定居的西长安街回回营敕建了礼拜寺，并题写了碑记。表现之二是清廷有意识地将北京伊斯兰教作为向全国伊斯兰教警示的窗口，或用北京伊斯兰教中发生的事件晓喻全国，或就地方发生的事件在北京作出反应，正所谓“敲京钟以警天下”。表现之三是北京伊斯兰教在清的大部分时间内，名副其实地在学术文化的角度也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这从王岱舆、马注、刘智、金天柱、舍蕴善、王宽、杨仲明等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在京的学术活动可以看出。
到了民国年间，北京虽并不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北京的穆斯林，包括在北京活动过的穆斯林，却忍辱负重，历经艰难，在振兴教育、振兴文化、爱国爱
教、与时俱进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走在了全国各城市的前列，仍不失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是中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所在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有全国性伊斯兰教高等专业学校——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杂志。这三大基本点连同北京700余年以来一贯下来的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传统，使北京伊斯兰教仍继续处于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位置。
2．世界各国各地区观察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
自元代起，外部世界就开始把北京伊斯兰教看作观察和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13世纪末成稿的《马可·波罗游记》，1356年书写完毕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亚穆斯林学者阿里·阿克巴尔于1516年著的《中国纪行》，1910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的英人布鲁姆霍尔的《清真教》，1911年正式出版的法多隆考察团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等，都有关于北京伊斯兰教的内容，尤其是《中国纪行》，可说是真正以北京为观察中国伊斯兰教的重心。不过北京伊斯兰教真正向全世界敞开窗口却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大多并不限于宗教本身，而是多有以此透视中国政府宗教民族政策，以及中国社会安全稳定形势的意味。二是对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应抱欢迎重视但应采用分析的态度。
3．北京的四大宗教之一
北京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一应俱全，且都有广泛重大影响的城市。今天这四大宗教的全国性宗教团
体都设在北京。伊斯兰教则以持续历史较长（如基督教是时断时续）、分布较广（各城区郊区都有）、民族性特别明显著称。
二、伊斯兰教的传入北京
像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是一个难点问题一样，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北京也是一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二：一是北宋至道二年或辽统和十四年即公元996年说，一是所谓的元初说。前者为介绍北京伊斯兰教历史，特别是牛街礼拜寺始建历史的大多数出版物，如《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伊斯兰教辞典》等所主张，主要是根据俗称“白匾”的《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后者为姜立勋等著《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提出，主要是通过对前说的一系列订误和认为历史上将蒙古军1215年攻克金中都到1271年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世纪“亦视为元，归入元初”，故持“今北京地区之有伊斯兰教”“实始于元初”之说[2]。
依笔者看，北宋至道二年说确系对“白匾”的误读。因“白匾”并未明言筛海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是入觐北宋之东京（今开封），还是入觐上京、中京、西京或南京（今北京）。从“北宋至道二年”年号看，倒更像是入觐宋之东京，而不像是辽之南京。另从“白匾”所述革哇默定及其三子的经历来看，是经历了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感异梦生下3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被授为清真寺掌教从而留居东土→这两个儿子知燕京为兴隆之地遂请颁敕建寺→于是分别建寺于燕京之东郭与南郊这样一个过程的。这样，即使按“白匾”，北京建寺或有伊斯兰教的时间，也起码要在公元996年之后的二三十年，即11世纪二三十年代。
况且，“白匾”本身又有一个先有旧有碑文，后经明崇祯三年（1630年）重修，最后又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增补重修的过程。这之中，是否有
改动，也是颇有疑问的。反正这之后北京马甸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京都德胜门外马店礼拜寺碑记》就有“至宋真宗（998—1022年）时，有筛海那速鲁丁·撒阿都的，始奉诏建礼拜寺于燕京”这样不完全同于“白匾”的说法，何况以前呢？
更重要的是，“白匾”所述，基本上是一种传说。和宛葛思传说一样，在暂没有确切材料的情况下，这种传说只能“权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时间，而不能认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确切时间。
可《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持的说法，也难以使人满意。首先将蒙古军攻克金中都到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多世纪称作“元初”，不像是中国历史分期的公认方法。其次也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辽时已在归化州（今河北宣化）、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时已在西南路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咸平府（今辽宁开原）等今北京附近有所传播②，而今北京辽金时乃松漠以至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进行商业交换的枢纽这两个最基本的现实。
鉴于第一种说法基于可能有所改动的传说；第二种说法又有些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我国北方传播的实际而有些时间偏晚，故我们想采用一种时间跨度较大、给进一步研究留有较大空间、也适当包容两说的新说法，即将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先圈在11世纪初到13世纪初这200年内。这样，这个跨度较大时期的上限则采用“白匾”，下限则采用《北京的宗教》一书，中间部分则利于进一步研究，并寄一点希望给今后的考古发掘。
三、北京的清真寺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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