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王阳明 知行合一
王阳明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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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阳明文化的核心。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
致良知
“致良知”作为阳明文化的核心思想有三层重要意义：
第一层意义： [conscience]∶天赋的道德理念 。良知直指良心，叫做天理。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道德意识，人人俱有，是道的本体。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即可。月牙山人说：“五脏的平和健康是良知的内在生理环境，善与恶只不过是五脏健康与否的体现。” 第二层意义：良知直指良识，叫做精一，是儒家教育的核心文化，出自先王遗训“惟精惟一”。道德是素质中的内在修养，专业技术是素质中的质量，惟精惟一是技术学习和做事的质量要求，是人生的成功哲学。月牙山人说：“人贵精专，成于勤乐，功于经世致用。” 第三层意义：“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实现善与精一，知行合一。月牙山人说：“为而不知精一，何以行？学而无用，无以为功。 引自月牙山人《无知录》
知行合一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
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他声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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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背景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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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王阳明这样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句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对“知行合一”应该全面理解，这样才能正确评价。 另外，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改过”是指自己，“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还包括了“谏师之道”，即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第二是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第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第四是强调身体力行。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篇二：读《知行合一王阳明》有感
读《知行合一王阳明》一书有感
今年暑假，草草读了《知行合一王阳明》一书，对王阳明的生平与其提出的“心学”有了粗略的了解。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能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将变得格外清晰，致胜决断，了然于心。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可用一个“奇”字概括。那么，他到底“奇”在哪里？在我看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兴趣广泛，求学悟道，一波三折。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秀才，后来又高中状元，爷爷王天叙也是酷爱读书之人，因而王阳明便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他生性活泼，天资聪颖，四岁时便可将爷爷朗诵的书籍内容全部烂熟在胸，按常理，他后来肯定会在儒学研究上造诣非凡，但好景不长，很快他喜欢上了象棋，迷恋上了军事游戏，之后又对道教的养生术产生了兴趣，几经周折，又开始研究起了佛学。对于儒学，他一开始便以为“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此话一出，气坏了父亲，惹恼了老师，在他们看来，王阳明出言不逊，华而不实；对于象棋、军事游戏的热爱，更是让家人大伤脑筋，认为他是不学无术、胡作非为；对于道家与佛家的痴迷与研究，曾使他新婚之夜离家出走，两次亲上九华山，耗费了大把的青春，可后来都因自己的探索研究而全部推翻，也就是说：他想成为大儒，但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他喜欢军事，但太平年间无用武之地；他看好道家，却不能让他长生不老；他寄希望于佛家，却不能修成正果，甚至随便几句话，便让寺院里的百岁得道高僧潸然泪下，
弃道回家。如此以来，他又回到了原点，又开始站到了理学大山面前，又开始从“格物””“致知”做起，整整三天，聚精会神，企图从自己的内心世界格清楚竹子，结果一无所获，又一次让他陷入彷徨，最终，在他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之后，独创“心学”，自成一家，为万世景仰。
二、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经历别样人生
15世纪的最后一年，公元1499年，27岁的王阳明终于通过会试，正式步入仕途，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个光明的起点，可谁知命运之神又和他开起了玩笑，不久，宫廷内掀起了刘瑾风暴，许多上书言事的大臣受到打击，王阳明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向皇帝朱厚照上书，要求严惩宦官刘瑾，本是一身轻松，信心百倍，可等待他的却是当众廷杖四十，下锦衣卫狱。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蹲在牢房里，王阳明还认真的研究了《周易》，是不是算卦让他时来运转也未可知，总之，很快他结束了牢狱生活，不过，旧的厄运结束标志着新的不幸到来，他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担任站长，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一路还有杀手不依不饶，换做常人，也许早已是哭天抢地，但王阳明却是“虽不毛之地，吾往矣!”。几年龙场悟道，“心学”横空出世，王阳明名声大振，己经挫折，再次被启用，先是边疆剿匪，后是评定宁王叛乱，最终建立不世功勋，纵观整个明代，文臣受封“伯爵”的共有三人，他位列其一，受封“侯爵”的仅他一人。
三、一介书生，运筹帷幄，用兵如神
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王阳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这是一道纯粹的假命题。
1517年正月，王阳明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这一年，王阳明来到江西剿匪，在去的路上，他只带了几个随从，便与一群水盗不期而遇，王阳明指挥若定，让商人们把各自的商船插上官旗，敲锣打鼓，一字排开向前进发，并亲自站在船头向水盗喊话，亮明身份，讲清政策，说来也怪，一向无恶不做的水盗却乖乖就范，依话放行，虽说只是小试牛刀，足见其功力非凡。后来剿灭的土匪个个来头不小，有大名鼎鼎的詹师富；有极会收买人心的谢志山；有足智多谋的蓝天凤；有不可一世的金龙霸王池仲容，虽说剿灭他们的方法各有不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完全相同，无一漏网。
后来碰上宁王起兵叛乱，面对蓄谋已久的叛乱，兵力悬殊，难度可想而知，但王阳明就敢拿他的鸡蛋去碰石头，而且是鸡蛋完好无损，石头却灰飞烟灭。王阳明用临时拉起的一小股人马硬是打败了宁王经营多年的虎狼之师，真是让人心服口服。
四、身处逆境，不改初衷，专心讲学
因为上书言事，遭到宦官刘瑾忌恨，下狱未死，被贬龙场，换做他人不是悲天悯人便是牢骚满腹，或是上吊自杀都有可能，可王阳明就是王阳明，硬是咽下了这口气，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打脱牙，和血吞”，甚至要比曾国藩的心胸宽广多了。他不仅去了，而且能很快适应环境，想方设法改变环境，专心讲授“心学”，教化一方子民。面对凄苦的环境，语言的障碍，不幸的遭遇，杀手的追杀，他依然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真是奇人。
总之，读了这本书之后，有几点粗略的认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1、也许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王阳明的“心学”多少有些偏激，可保持内心平静，内心强大，仍然不失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处世之道。有资料研究表明，有70%以上的癌症病人不是死于癌细胞，而是死于恐惧心理。
2、保持好奇心，培养兴趣，多做研究与尝试，也许才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是百合花，总会迎来属于他的春天。康熙年间有个叫姚启圣的人，十年间，做官从巡抚一直降到七里河马场的厂长，但收复台湾还非他莫属，后来终于有得到重用。
3、说到做到真英雄，光说不练假把式，困难大、原因多都不是失败的根源，而且这种习惯一旦形成，还会不断的持续下去，最终会成为失败者的座右铭。真英雄如魏书生，不论带怎样的班、怎样的学生，都能管好教好。
4、远离政治，多做实事，历史上得宠专权、纸醉金迷的人大有人在，可唯有实心用事，干出业绩的人才能万世流芳，青史留名。例如司马迁，身受宫刑，忍辱负重，写成史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经历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四处碰壁，几经崩溃，可只要坚持到底，不改初衷，肯定会有长风破浪，柳暗花明之时。曾国藩初办团练很不得意，几次想自杀了事，后来终于成为“中兴名臣”。
最后，因本人学识悟性有限，读得很粗略，谈得也很肤浅，望大家见谅！
篇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是明代的一盏思想明灯，且默默地影响着后世。在其家乡浙江余姚，他本人则是一位人人敬仰的杰出乡贤。虽说“知行合一”学说是《心学》的核心要旨之一，但是几百年来对于“知行合一”的解释竟然偏离了王阳明的本意，越趋越远了。
要解释什么是“知行合一”，让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司空见惯的词组－－“道路”。现代辞典对“道路”有二个基本的释义，一是供人马车辆通行的路，或两地之间的通道。二是比喻事物发展或为人处世所遵循的途径。
也就是说，“道路”一词的词意有实指和虚指二种含义。实指的含义是指从某一地点到达另一地点的路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走的路。虚指的含义是指事物发展、扩展、繁衍过程中客观规律的轨迹。但不论是实指还是虚指，总是离不开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路径”这一层中心意思。而路径的寓意又与“践行”相关。
先撇开实指的“道路”不说，虚指的“道路”实质是指“道之路径”（在近代用得更多的“路线”一词）。
对于什么是“道”？，其解释则显得扑朔迷离。连《老子》开篇也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还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经 ?二十一章》）。事实上，所谓“道”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而“路”就是指践行的路径。
假如让我们用一句话来解释什么是“道路”，这就是符合客观真理的正确路径。
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二个先决条件。一是确立正确的目标，二是找到正确的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其中，确立正确的目标看起来似乎相对容易，但要找出正确的路径比较困难，尤其是找到最佳路径（成本最小，收效最大）则更是难上加难。有时候，正是因为找不到正确的路径，反过来证明之前所确立目标的不切实际。也就是说，一切对于目标的动摇，根源还在于路径选择的困难上。历史上变革的失败，甚至革命的阶段性失败，莫不如此。
从哲学的本义来看，目标的确立事实上就是价值观的确立（是否符合“道”的要求）；而路径的选择（走什么道路，或选择什么路线）事实上就是方法论的具体实践。
由此，哲学意义上的“道路”一词就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平常我们常听到的“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就是指“朝什么正确方向”和“如何走”这二层含义。事实上，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涉及这个二层含义，无论大事，还是小事。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道路”二字可拆开来理解。“道”就是正确的方向，人们对它只是探索和追寻，但它却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对真理只能选择去认识和感知，但不能妄想去创造或创新真理。
因此，对于“道”的选择和判断是要经过大脑深思熟虑的，所以才有“悟道”一说；“路”则是需要亲身亲为，脚踏实地去实践的，所以才有“践行”一词。“道路”一词正是合二为一的哲学概念，而王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正是这一层意思。
这就是说，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体系一旦形成后，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验证，并将实践的结果反过来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不断的“知”（感知、感悟）与不断的“行”（实践、践行）形成相互印证、循环往复的矛盾统一体，经过不断地推陈出新，更加地接近真理（致良知）。若用古代的语言表述就是“阴阳互根互寓以成太极者也”。所以，王阳明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王阳明全集》－《答友人问》）。“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
察也。”（《王阳明全集》－《答友人问》）。从而很好地解释了“知行合一”这一矛盾统一体（整体性）与其中的“知”、“行”（个体性）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同处矛盾统一体中的“知”与“行”个体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假如把“知”设定为价值观的探究和定位（“知”的过程和“知”的结果），而“行”就是方法论的具体实践（“行”的配合和“行”的验证）。那么，“知行合一”就意味着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由于现代社会的浮躁，往往“知不深，行不足”，由此也怀疑“知行合一”的当代意义，实在是道之蒙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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