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周一平 毛泽东选接班人的心路历程
周一平 毛泽东选接班人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选接班人的问题，有人发表过文章，如《毛泽东六选接班人》(王玉贵， 《党史纵览》1998年第3~6期)等，但都是流于现象的叙述，而且也不完全准确。《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以下简称“《毛谱》”)，首次披露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选接班人的变化过程，也可以清楚看到他选接班人的心路历程。一
毛泽东选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这应该在延安时期就已初露端倪。《毛谱》首次披露的毛泽东1959年4月1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谈到：“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 〔1〕 (这个讲话，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未收入) 这就是说，代理、接替毛泽东的工作总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此。如《毛谱》记：1949年11月2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定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刘少奇代理……” 〔2〕《毛谱》又记：1953年12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3〕。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了，谁接替呢?自然是刘少奇，尽管刘少奇的威望并没有朱德高，但刘少奇已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
毛泽东正式宣布刘少奇是接班人，是在1960年5月27日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中，毛泽东说：“(尼赫鲁) 没有准备好继承人。我准备好了，我现在不是国家元首了，国家元首现在是刘少奇。我是共产党主席，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我死了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 〔4〕 1961年9月22日，当毛泽东知道蒙哥马利还要问继承人是谁，就对熊向晖等人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叫“接班人”好。让蒙哥马利来捅破这层纸，“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又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5〕 1964年3月，毛泽东仍然对外说，由刘少奇接班。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时说：“我活不了十年了，我现在计划是五年计划，五年之后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了，刘少奇同志他们的事情了。” 〔6〕 1965年毛泽东仍对外称赞刘少奇工作干得好。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现在百分之七十和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邓小平是总书记，周恩来是总理，他们工作的比我好。” 〔7〕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些肯定，大概都是对外说的，在中共党内，迟至1964年底，毛泽东实际上已开始批评刘少奇，已对刘少奇不满意了。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说：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8〕 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批评有人搞独立王国。〔9〕 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批评有人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10〕 1965年1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这些分量很重的话，实际上就是批评刘少奇等人，只是没有点名罢了。后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11〕
“搞独立王国”，无非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后，有些事情就不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而由刘少奇等直接处理了。这应该是正常现象，应该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无关。在共产党内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这应该被允许，这应该是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正常讨论或争论。但毛泽东把搞独立王国、把与他不同的意见看成是非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把刘少奇看成是资本主义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1966年4月，毛泽东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2〕 这样的危险分子自然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加之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林彪通过江青把诬告材料转报毛泽东。〔13〕 于
是，刘少奇不仅被取消当接班人，而且非打倒不可了，如斯诺说的“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 〔14〕 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对外公开否认刘少奇是接班人了。
1967年3月，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之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回信：“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15〕这表明，这时毛泽东已决定要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没有像彭德怀那样几天就被打倒，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毛泽东选的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一年后即被迫害致死，未得善终。
在毛泽东确认接班人是刘少奇之后，大概他并没有考虑过刘少奇之后是谁接班。显然，这已不是他要考虑的事，当时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了。所以，当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16〕 在毛泽东决定放弃或者说搞掉刘少奇后，即1965年1月以后，他才不得不重新考虑谁来接他的班。
二
抛弃刘少奇之后，毛泽东选了林彪为接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林彪一直以毛泽东威望的维护者的面貌出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全力维护毛泽东威望，猛烈攻击彭德怀，得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林彪在军队里大力宣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为了在军队中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1961年8月，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从《毛泽东选集》里选了一些文章、章节，拟印发到连队，请审定一下。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发给广大指战员。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与李葆华等人谈话时，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说：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提。〔17〕 毛泽东说《毛主席语录》“不错”，实际上就等于说林彪“不错”，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已决定抛弃刘少奇另选接班人。
1965年12月8~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等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毛泽东支持了林彪。〔18〕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 〔19〕，这个报告，不仅全盘否定了罗瑞卿，全盘肯定了林彪，更重要的是，已把党中央、毛主席、林彪
篇二：刘少奇在党内的崛起及后期与毛泽东的矛盾产生
刘少奇在党内的崛起及后期与毛泽东的矛盾产生
刘少奇是湖南人，他不仅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很早就有渊源。
刘少奇和毛泽东最早的合作大概要算早期的安源大罢工时期。
1922年初，担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派刘少奇等到安源从事工人工作。刘少奇从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着手，逐步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刘少奇领导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安源路矿大罢工坚持时间最长、成绩也最为显著。刘少奇出色的宣传组织才能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而刘少奇则长期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成为中共在白区斗争的出色领导人。
受“左”倾错误路线压制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和到达陕北之初，刘少奇虽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领导层中并不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当然是因为领袖人物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基本上一直由“左”倾错误路线所统治，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和领导才干受到压抑和打击。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弊端洞若观火，经常对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和政策提出批评，从而不断招至错误批判。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指责刘少奇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已经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并撤销了刘少奇职工部部长的职务。 二是在苏区时期和长征前后，刘少奇仍然以负责工会工作为主，这限制了其对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在1935年底之前，由于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的限制，刘少奇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施展身手、充分发挥领导能力特别是组织工作能力的舞台。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担任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政治局委员，而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当时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军团长，邓小平则是总政治部秘书长兼《红星报》总编。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参加了，其他人的职务没变，只是邓小平此时担任了中共秘书长。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曾对斯诺说：“他（指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刘少奇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主力红军的组织序列里，而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的职务都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林彪：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邓小平：中国工农红军红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长征结束后，刘少奇继续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直到1941年，他的名字才又一次被国内外所关注。这年1月6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九倍兵力的围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时被叛徒杀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是刘少奇短暂军事生涯的开始。 重新打开白区工作局面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如何重新打开白区工作的局面。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30年代前期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党在白区的组织所剩无几。 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一致同意派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华北，领导北方局的工作。1936年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动身前往华北局所在地天津。
刘少奇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整顿华北党的组织，又建立了山东省工委和河南省工委。这样，在华北的一些主要省市都恢复或建立了党的省一级组织，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也为后来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前往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这些工作，使在白色恐怖下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损失殆尽的白区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并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为党从“苏区的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深入批判王明的第一人
延安时期，党在思想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批判和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全党的领导。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是全面深入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第一人
刘少奇最早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全面地批判，是在1936年4月初发表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中。它批判的重点并不是立三路线，而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37年2、3月间，刘少奇连续给张闻天写信，阐述在国共两党即将再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应该如何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左”倾错误。
此外，刘少奇还在党的会议上多次阐明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看法。
由于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他的批判过于直接和尖锐，引发了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批评。但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进一步受到全党瞩目。
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贡献突出
1937年4月底，刘少奇从华北回到延安，先后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又离开延安返回华北，于7月底到达山西太原。
刘少奇重建了北方局的领导机构，出任书记，领导华北抗日斗争。1938年底，刘少奇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原局书记，又承担起了发展华中、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为贯彻发展华中的方针，刘少奇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12月两次深入华中。此后一直以中原局（后改称华中局）书记的身份坐镇华中，一直到1942年3月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两年多的时间，特别是1940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获得中共领导层认可
刘少奇对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作出的重要贡献，提高了他在党内和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威望。党内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
会上，中共领导层对于王明错误路线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性也得到了凸显。包括陈云、任弼时在内的不少与会者，都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提高已成定局。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后，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领导机构即进行了改组，刘少奇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并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回到延安，参与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正是在此时进一步了解到刘少奇过人的能力。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在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正式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在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泽东思想被第一次正式的提出。
当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不仅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且名次还排在周恩来前面。须知，周恩来从二十年代起就是中共的重量级领导人物。排名的变化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形成。多年以后，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元帅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了，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
毛泽东所说的“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了。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蒋介石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而中央的日常工作则委托刘少奇和朱德处理。从这几点上看，毛泽东确实是把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尽管在中共七大和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朱德排名都在刘少奇之前，但很显然，接班人是刘少奇。因为从年龄上看，朱德比毛泽东大七岁，而刘少奇和毛泽东虽属同龄人，但比毛泽东小五岁。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在大会选出的几位副主席中，刘少奇排在第一位。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专心研究全局性的工作，而一线工作则由刘少奇来主持。刘少奇此时不仅稳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而其接班人的地位也为国人所共知。所以当蒙哥马利1961年访华问起谁是毛主席的继承人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泽东的话清楚的表明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而这一地位从1945年延安时期起就形成了，直到“文革”被打倒，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保持了整整二十一年之久。
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演变
分歧的缘起：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被废除，转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进程进一步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以农民个体所有、个体经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贫富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不同看法，毛泽东与刘少奇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怎么办呢？报告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报告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增强公共积累；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还提出，对于农业的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立即找刘少奇请示。刘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1951年7月3日，
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同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再次严厉批评了山西省委的观点。刘少奇之所以如此重视并反复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分为两步走: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离开强大的国家工业，乡村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刘少奇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发展，不应急于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这就是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报告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刘少奇等人。这次谈话后，刘少奇命人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斋发给他们的材料。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也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深层分歧。
分歧再现：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
关于解放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本是一致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指出，党在城市、在老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也持同样的观点。1949年6月，刘少奇在一份提纲中指出，战争快要结束了，“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同年8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为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解放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这些问题上，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是在党的“八大”后出现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其间，毛泽东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的修改问题。在经过各代表团、各小组和常委会的讨论后，毛泽东批示：“照此付印，付翻译。”《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
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根本上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讲话。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既为此后近二十年的失误种下了祸根，也为日后毛、刘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
分歧加剧：如何评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积极的，并没有反对。比如1958年7月5日，他在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同干部座谈时说：“有的国家人才少，劳动力少，困难一些，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赶上英国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过美国。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干起活来，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刘少奇的头脑也是比较“热”的。邓小平后来曾这样回顾和评价这段历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可见，在发动“大跃进”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意见分歧。分歧是在如何评价这段时间的工作上出现的。
众所周知，从1958年开始，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我国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亿斤，1958年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年的正式统计，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本想让人民快一些过上好日子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分歧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未免有些刺激性，令毛泽东不快。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尽管今天看来完全正确，但在当时那种情况
《毛主席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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