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人物传记论文
百年明镜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是在24岁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龄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近几年基因之说盛行，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每到春节，总有各级官场上的人去看他，送许多大小花篮。他对这总是暗自摇头，季羡林先生是最怕虚应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便婉言谢绝。他住的病房门口的走廊上总是摆着一条花篮的长龙。花又大房间又放不下。要去找他的病房这成了一个标志。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受教于陈寅恪等这些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晗、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语比较。试想一下，现在我们读古汉语已是多么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我们平常听和尚念经，嗡嗡然，如蜂鸣，就是看翻译过来的佛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却要去研究分辨对比这些经文是梵文的还是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文字，又研究法显、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经，这经到汉地以后如何翻译，只一个“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图、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20多种译法。不只是佛经、佛教，他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他不像专攻古诗词或古汉语、古代史的学者，是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荣誉，他是在依稀可辨的东方古文字中研究东方古文学的痕迹，在浩渺的史料中寻找中印交流与东西方交流的轨迹，及那些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从梵文的“糖”字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会迷路而不得返，真让人佩服不已。
在这里，说起季羡林先生，我们不得不提季老的三本著作。一本是《罗摩衍那》，一本是《敦煌学大辞典》，另一本是《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罗摩衍那》是印度古代两大梵文叙事诗之一，叙述王子罗摩因受老王妃嫉妒被放逐，妻子悉多被掳，后得群猴帮助，夫妻团聚，恢复王位。书名的意思是“罗摩的游行”或“罗摩传”。全书约有两万四千颂，共分七篇：《童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国篇》、《美妙篇》、《战斗篇》和《后篇》。它以罗摩和悉多的悲欢离合为故事主线，描写印度古代宫廷内部和列国之间的战争。《罗摩衍那》的故事情节比较集中紧凑，虽然也插入不少神话传说，但除第一篇和第七篇外，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枝蔓庞杂。主要人物性格丰满，随着矛盾的展开而变化发展。全书注重风景描写，而且做到情景交融。它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大多采取纯客观的态度描写景物，而是通过史诗人物的眼睛描写，
这样就更富有感情色彩。《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一样，主要采用简单易记的“阿奴湿图朴”诗律，文体风格总的来说明白晓畅，但已开始出现讲究藻饰和精心雕镂的倾向。由此，《罗摩衍那》成为古典梵语诗歌最直接的先导。因而，印度传统将《摩诃婆罗多》称为“历史传说”，而将《罗摩衍那》称为“最初的诗”，并将传说中的作者蚁垤称为“最初的诗人”。
《敦煌学大辞典》是国内外第一次以工具书形式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典，对敦煌学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编纂与出版工程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发起，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全书共收词900余条，重要的词条注释字数往往超过千字，首个词条“敦煌”更长达1.4万字，而“敦煌学”一条系季羡林先生亲自执笔。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其中彩色图片100余幅。书中内容涉及各个时代敦煌艺术的综述，几十个代表性洞窟的逐一介绍，关于敦煌文献的介绍等。全书以六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敦煌文献的收藏情况及其编写的经过等，并将近几年来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在内，还附有一批颇有价值的附录。
季羡林先生自言：到了耄耋之年，忽发少年狂，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怪论、奇思问世。在季先生的这些怪论奇思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本书阐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从人类的全过程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治学的一大特点是，不仅仅将学问当作客观研究的对象，而且视为自己的生命信仰。比如，作为一代东方学宗师，季羡林始终坚持东方文化有其特色和优势，并试图通过“向东看”来反思和探讨人类文明的未来趋向人无往不在文化之中，但不同的个体或族群所处的文化是不同的。不少学者，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等，常根据地域、族群、历史、内容等，将世界文化（或文明）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季羡林也将世界文化分为四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其中前三者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化”，形成了东西文化双峰对峙的世界文化观。
季羡林同时坚信，就像生命有机体一样，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认为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并预言在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必将实现伟大复兴。他借用俗语形象地把未来东西文化盛衰消长的变迁，比喻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坦率地说，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东西文化的二元论模式，并不是季羡林的首创，因为早在近百年前，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等文化名流就已经采用。此外，把文化视为具有生老病死、盛衰存亡等必然规律的生命有机体，则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发明。那么，季羡林上述观点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首先，季羡林表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贞信。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文化以其绝对优势傲视和支配其他文化，东方文化要么因不胜压力而被西方文化殖民化（被动西化），要么因羡慕西方文化而自我殖民化（主动西化）。在这历史大背景下，避免随波浊流和屈膝投降，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固守自家文化的价值和传统，实乃东方文化复兴的第一要义——没有一点儿自信，何谈光明未来？
其次，季羡林立足于东方文化独特价值的探索。西方文化之所以难孚众望、必然没落，是因为它生了“病”，其“病根”就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东方文化则能诊治其“病”，药方即“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季羡林以中国文化为例，认为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人际和睦与身心和谐，故可以有效化解西方文化带来的征服自然、人际冲突以及身心疲惫等“现代文明病”。
第三，季羡林主张“西化”与“东化”兼行并进。“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自然不好，东方文化奉行“拿来主义”，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养分，是必要的。但鉴于东方文化自有其独特价值和优势，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不对称现状，季老明确提出东方文化还要奉行“送去主义”，亦即要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向世界推介东方文化，把“西化”和“东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东西文化的互补与共荣。
大体而言，季羡林的“东方文化复兴论”，是对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批判，是用东方人的眼光审视人类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期待并自信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与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萨伊德“东方学”有所不同的是，季羡林坚持用东方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概念描述东方文化和人类未来图景，从而避免了把东方文化视为“他者”和“异域”自我殖民现象，从而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季羡林尤其关注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复兴，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代表，批评用“接近病态的媚外心理”来“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季羡林一生坚持用纯正的鲁西北乡音说话，中国文化对他来说即是永远的“故乡”和“家园”。这些，同样是季羡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篇二：人物传记论文-苏曼殊
亦僧亦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
摘要
苏曼殊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才情卓著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传奇与矛盾色彩的人。他是天性敏感、诗画兼工的浪漫诗人；他是反清队伍中的“革命和尚”。他亦僧非僧，亦俗非俗。他厌倦尘世曾数次剃度，但是身披袈裟的他内心却没有皈依佛门，他不遵守佛门戒律，放荡不羁，向往自由，追求爱情，投身近代进程的革命事业中。苏曼殊的心中隐藏着多少复杂难解的革命情怀，他的革命路程呈现怎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的神秘轨迹。 关键词 苏曼殊；非僧非俗；革命和尚
苏曼殊（1884—1918），原名苏戬，字子谷，学名元瑛。广东香山人，近代作家、诗人、画家、翻译家。精通日文、法文、英文、梵文等多国文字，可谓多才多艺。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是中国广东人，长年在日本经营茶叶生意，明娶的是河合仙，但为他生孩子的却是河合仙的妹妹，名若子。1889年随父归粤。由于出生于异域，苏曼殊的童年可以说是凄惨的，他经常遭受家人的冷眼，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甚至生病以后还被扔到柴房。身世之痛，童年的凄苦惨痛经历像一只无形的手，将他推向漫长的消极之旅，最终陷于颓唐而不能自拔。
1898年，他十五岁那年，得到其表兄苏紫垣的资助，到日本留学。在求学期间，他的生活很清苦，据冯自由先生回忆，苏曼殊在东京上学时，他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米饭，晚上不点灯。尽管如此，他仍心系革命，胸怀民族。他先后参加了青年会和光复会。1903年，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他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或者这是唯一可以慰藉他受伤心灵的途径。但遭到了保皇派的表兄林紫垣的极力反对。最后他被强送回国。1903年9月，苏曼殊临行前，他做了《以诗并留别汤国顿》，这两首诗慷慨激昂，其决计为革命牺牲之执志溢于言表。兹录如下：
蹈海鲁连不带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最终苏曼殊到了上海，并投奔在《人民日日报》社。在十几天内，他发表了他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女杰郭耳缦》和《呜呼广东人》。特别说一下《呜呼广东人》，这篇杂文无疑强烈地表现了苏曼殊对那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洋奴买办之流猛烈的批判。对那些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放弃国籍的强烈指责，尽管苏曼殊本身是一个中日混血，但可以看出他在文化和民族国家上的自我认同，显然是中国。同年，他的著名译作《惨世界》开始连载，尽管苏曼殊的这本译作并不忠于原作（雨果—《悲惨世界》），不仅有所删减，更离开了原作，杜撰了大量的情节，但都充分地表现了他对清朝贵族及其走狗无比的痛恨，同时也对孔教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否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脚步声。自此之后，他也成为了少数几个开启中西文学比较的中国人之一。
在《国民日日报》工作期间，是苏曼殊一生少有的充满激情和相对快乐的时期。好景不长，由于清廷高压政策的威逼，再加上内部出现分歧，《国民日日报》终于在10月13日停刊。这无疑对苏曼殊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胸中的正义之火刚点燃，旋即被彻骨的冰水
熄灭，情何以堪？再加上他本身亦是性情中人，多愁善感，一遇挫折即陷入悲观。
1903年秋，苏曼殊来到了香港《中国日报》，但却遭到冷遇，满腔热情渐渐被悲凉蒙络。
1903年底，万念俱灰的苏曼殊独自来到广东省海云寺出家，欲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奈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于是又出现于中国日报社。从一个热血青年一变而为身披袈裟的孤僧，实不为一种人间悲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给苏曼殊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增添了特有的内涵和色彩，从而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正如柳亚子所言：苏曼殊在南社社友中可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从苏曼殊后来的作品中批评中国人对佛教的盲从及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权贵，多少可以表明苏曼殊此时的遁入空门实际上是“逃禅”。从此，他便开始了半僧半俗的生活。
1907年初，苏曼殊因反清而遭到通缉，遂于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在经过平户岛，目睹“郑公石”，种族之念由然而生，万千思绪凝缩了广为流传的七绝《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
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
这是苏曼殊人生新阶段精神状态的写照。自此至1909年前往南洋任教前的三年里，是他革命的又一重要时期。
章太炎所撰的《讨满洲檄》，与苏曼殊的《猎狐图》、《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图》、《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太平国翼王夜啸图》都同时刊载于1907年4月25日《民报》增刊《天讨》。两者珠联璧合，更强烈地体现了革命和尚的革命情怀。在《民报》上还发表了《岭海幽光录》，里面处处表彰了明清换代之际抗节不挠，视死如归的义僧祖心。
1909年11月，因章太炎与刘师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刘师培夫妇的叛变，苏曼殊心灰意冷只身前往爪哇。
苏曼殊虽身处孤岛，但对国事依然不能忘怀。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这位“革命侍僧”再也无法保持平静，这时革命同样给他带来了一生少有的欢欣时刻。在给柳亚子和马君武的信中这样写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扺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羡慕友人能在国内奔走革命，奋勇杀敌，欲尽快返国报效之情，跃然纸上。
1912年4月2日，苏曼殊重新回到上海，并就职于上海太平洋社。柳亚子、李叔同、叶楚仓等均在这任职。与这么多老友相处共事，他的革命情达到高潮，步入了他一生的创作高峰。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虽然消沉，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尽管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因在爪哇岛亲眼目睹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苛虐，遂作了《南洋话》，并引起了轰动。接着又发表《冯春航谭》、《华洋义赈会观》。同年，也发表其代表作《断鸿零雁记》。后来又发表了《潮音跋》和《燕子龛随笔》。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宋教仁案”的发生，“二次革命”的趋向失败，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其名字发表了《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代表佛教声讨反动势力，直言怒斥了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如此激烈的言论，直接关注现实政局。这是苏曼殊一生中可称异数。这也表明，此时百无聊赖的苏曼殊依然保持与革命的血脉关系。
之后几年他虽然心早已灰冷，但却依旧在革命，例如1915年发表在《甲寅》的《绛纱记》，通过一场“洋场骗术”的描写，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恶劣影响。还有《焚剑记》、《人鬼记》、《碎簪记》、《是非梦》等。
苏曼殊作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用鲁迅的话讲就是“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当然，苏曼
殊的阶级出身，童年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不给他的思想带来严重的缺陷。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既有反帝的爱国主义，又存在盲目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既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又保留了封建思想的落后残余；既有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又有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既同情人民的苦难，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能否定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文化领域的卓越贡献，正如郁达夫所说：“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
参考文献
专著：【1】敖光旭《亦僧亦俗的文化奇人：苏曼殊》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苏曼殊《苏曼殊集》 东方出版社 2008
【3】邵盈午《情僧梦露：苏曼殊画传》 团结出版社 2006
互联网：【1】佚名《论苏曼殊的“自戕”》2011年12月20号
【2】孙昌建 《苏曼殊：一切有情，都无挂碍》http:// 2010年12月21号
篇三：一代枭雄 人物传记论文
一代枭雄—拿破仑（欧洲版）
波拿巴?拿破1769年8月15日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他的性格基本塑造于18世纪。这个世纪注重的是“稳定”与“和谐”，却也是人们对自然探索的萌芽期。政治上，欧洲各国开始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进行小规模的通商贸易，并持续在东南亚与大洋洲建立殖民据点。此时多数的王权国家（如清、蒙兀儿帝国、法兰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正处于全盛时期，但民主思潮却逐渐燃起，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最深。学术上，在西欧兴起的启蒙运动开始挑战基督教教会的思想体系，使科学的成果感染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欧洲以外的地区也透过传教与贸易的方式接触这思潮，进而产生小规模的学术复兴运动。 另外，由于商业上的需要，部分技术孕育而生，成为工业革命之滥觞。而在技术外，生产与管理方式在西欧逐渐发生改变：传统世袭的学徒制逐渐被破坏，分工与工厂生产方式开始抬头。 艺术与文化上，追寻希腊与古罗马风格的新古典主义盛行西方世界，并影响印度与中国的宫廷艺术。但同样的中国和大洋洲的文化物品流入欧洲，使西方世界的上流社会吹起十分表面的异国风。这就是波拿巴?拿破仑的生活所处的时代，这样的欧洲使他成为了传说，成就了他的神话，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人物，更成为了我崇拜的对象。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面，有一个形状如鸡蛋的海岛，名为科西嘉岛。该岛山峦起伏、丛林密布。岛上居住着一个顽强好斗的民族，他们犹如雄鹰一般，时刻盘旋在自己的窝巢之上，对来犯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痛击。科西嘉岛属热那亚商业国，18世纪上半叶，岛上人民开始了反对热那亚占领者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在自己的领袖保利的领导下，赶走了热那亚人，成立了科西嘉独立政府。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法国远征军大举入侵热那亚，热那亚人被迫于法国达成协议，将已经不具有控制权的科西嘉割让给了法国，保利及其手下认识到，他们反抗热那亚，最终的结果却是沦为路易十五宗主权下的藩属，科西嘉岛成为国际外交上的一只马前卒。作为一心想将科西嘉岛独立的保利及科西嘉岛人，他们当然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所以他们反抗，与法国大军进行斗争，但是科西嘉岛总人口不过13万人，结果可想而知。拿破仑的父亲卡洛波拿巴在科西嘉岛独立运动时是保利的秘书，虽身处保利政要圈子的核心，但并不是保利的心腹，因为卡洛是个机会主义者，从保利投降，流亡英格兰，卡洛却摇身一变成为法国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皇家法院陪审员就可以看出。虽然拿破仑的父亲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拿破仑的前途还是仰仗于卡洛。同年，也就是1771年9月13日，卡洛一家被封为贵族，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特权，但从长远利益
来看，还是对拿破仑一家有用处的。 拿破仑的在童年时就显现了他对军事的极大兴趣，但同时可以预料他是一名好战分子，以战争为乐趣，不可能与他国保持持久的和平。拿破仑的母亲是莱蒂齐亚，在怀有拿破仑六个月的时候，也就是1769年5月78日，保利在蓬泰诺沃战役中溃败，为躲过劫难，与卡洛一起夺路而逃，拿破仑可谓在腹中就参加过一次远征。据可靠历史记载，拿破仑的洗礼是在1771年7月21日才正式举行，卡维的国王参事洛伦佐?朱贝加是拿破仑的教父，拿破仑洗礼时叫拿破仑尼，之所以叫做拿破仑尼，据一种更为可信的理由是因为莱蒂齐亚有一位叔伯是保利分子，刚刚去世，他也用过这个名字。拿破仑的发展也离不开他的母亲莱蒂齐亚，拿破仑对他的母亲怀着矛盾的心理，总的来说是眷恋的，在他长大后，他经常对外人大肆赞扬他的母亲，但是对家族内部却总是贬低莱蒂齐亚，因为莱蒂齐亚对他的管教方式并不是很温柔，同时，莱蒂齐亚与法国驻科西嘉岛总督马尔博夫的私通为拿破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当时拿破仑家族在法国社会的地位不高，经济也面临困难，莱蒂齐亚利用与马尔博夫的关系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马尔博夫时常接济拿破仑的家庭，同时为拿破仑及其兄弟姐妹联系学校。通过马尔博夫这层关系，拿破仑被分配到布里埃纳军事学校，自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拉开了他的辉煌的序幕。1784年10月19日进入
巴黎皇家军事学校进行深造，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拿破仑在数学方面特别有天赋，巴黎皇家军事学校门槛特别高，正是由于拿破仑的数学天赋，才有足够的价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在这里可以说很有效的提高了他的军事素养。1785年10月28日，拿破仑离开了皇家军事学校，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他加入了素有精锐之师之称的拉费尔团的炮兵连，成为一个连的四号人物，在拉费尔军团的见习期间，使他的军事策略已经逐渐出现雏形，认识到炮兵的重要性，这从他以后的战役中，对大炮的应用之频繁有所体现。 拿破仑真正踏上军旅生涯后，几次大的战役成就了他的辉煌。首要提的是土伦之役的胜利，这使他被法国上层所熟知，自此以后，他游刃于各个党派之间，审时度势，但是由于势单力薄，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还是被“雪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善于借助机会来给自己积攒政治资本，在1795年10月3日，由于法国大革命后，局势未稳，保王派进行造反，进攻住有议员的杜伊勒宫，这就是历史上的“葡月事变”，拿破仑抓住机会，临危受命，击溃造反的人员与军队。此事过后，拿破仑成为时下的英雄，内务部队总司令巴拉斯辞去职务，强烈推荐拿破仑担任，迫于压力，议会最后同意了此项任命，当时拿破仑年仅26岁，已经名利双收。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他十分迷恋的一名女子，她叫约瑟芬，33岁，已过青春年华，算不上娇美，而且生活十分不检点，充
其量是为相貌平平但自有魅力的骚妇，就是这样一位妇女，一代枭雄拿破仑却对她十分迷恋，欲罢不能，这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并立她为后就可以体现出来。拿破仑借助这次成为英雄的机会，从此成为政坛的上的新星，便一直闪耀，照耀在欧非大陆上。1796年开始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攻城拔寨，到1797年，仅用一年时间几乎占领整个意大利，随后回国，获得整个法国的一致赞誉，再一次成为英雄。1978年，他远征埃及，出于政治目的，他将巴黎的科学家带入了军队，到达非洲大陆后，迅速攻陷开罗。总的来说，拿破仑的这次埃及之行是不成功的，带去的将士因瘟疫而造成的减员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他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将欧洲的先进文明传播到非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明传播者的作用，所以从推进世界进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1799年8月23日，拿破仑独自回国，发现国内局势非常混乱，于是巧妙联合其他人员，利用他们的势力，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自己成为第一执政。由于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第一次意大利战役的成果又被其他国家瓜分，所以，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后，再次发动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再一次取得丰硕的战果，随后各国与法国进行短暂的议和。拿破仑在巴黎用三年的时间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后，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以及运用自己的声望，开始进行称帝的准备180年12月2日，他命令教皇来到巴黎为他举行加冕仪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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