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毛泽东十大尴尬事 伟人坎坷一生
毛泽东十大尴尬事 伟人坎坷一生,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毛泽东十大尴尬事 伟人坎坷一生。
毛泽东十大尴尬事 伟人坎坷一生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之一，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并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并成就了一番伟业。纵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也未必能够保证一生都是顺风满帆，春风得意。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些挫折、尴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机都是正常的。而高人与常人、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可能主要表现在面对逆境时的策略是不是得当，而他本人又能否作到笑对尴尬，并努力走出危机的过程中。当然，有些尴尬，其浸入内心的某种苦楚，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有的困境虽然走出，其对自己的伤害并因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动而对别人的伤害以及对社会历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
尴尬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不协调和矛盾的状态，它由外界作用于内心而形成。承受这种尴尬并努力破除这种尴尬，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学问。
毛泽东因其较大幅度的人让姿态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参与而遭遇着各式各样的反应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执着而受到相当的非议或抵触。而且，明枪暗箭都会随时袭来，这让毛泽东的人生之旅无时不处在风险和挑战之中。
毛泽东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弹性有度，绝地反击。整整五十五年的党内政治生涯，他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筹着、迎击着、推档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
本文试从毛泽东的一生中的十次相对严重的危机以及他对危机的处理中，感受毛泽东高人一头的逆境攻略。
一、林彪夜遁逃
也许同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的表现而反映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一直在公开场合严格维护毛主席威严的林副统帅终于还是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顺利交班。他刚刚表现出对“国家主席”这一曾经由刘少奇担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和军队（宪法上国家主席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的位置的觊觎，毛泽东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极其冷峻地飘了过来。在1970年庐山会
议上提及设置“国家主席”之议的所有林彪“山头“的人都遭遇了严厉地批评，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机的汪东兴。
毛泽东对此的穷追不舍收获的是林彪的委屈和反感。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张春桥力量的上升和自己接班的渺茫。他在策划“五七一”和谋害B—52未遂的情况下选择了叛逃。
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叶夫妻，用一种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结。而亲密战友的叛逃之举让毛泽东的神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多种病相加并经常在梦中喊出“亲密战友”、“副统帅”等语的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痛变故并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绝路的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两大接班人相继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决裂，这让毛泽东受到了太大的打击和刺激。他对战友们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也越来越不英明。起初是准备同时起用老干部邓小平和新干部王洪文并希望由老干部辅佐新干部的方式实现政权接力，但后来发现造反出身的王洪文迅速投入江青集团，而邓小平则拒不接受请他主持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任务。政治局内在林彪集团衰落后仍然有两大山头强烈对抗，这种对抗甚至引发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前的大规模集会和含沙射影的诗词大会。失望中的毛泽东同时放弃了邓王二人，而开始考虑以处在中立立场上的华国锋主持大局。但是可惜，毛华之交仍然未能如毛所愿“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所选择的第四组接班人仍然未能经得住政治风流的考验。
林彪叛逃加剧了毛泽东的衰老和走向天国的进程。也许，发生在他七十八岁这年的这场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的难局。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和不合常规的决策。这五年里的毛泽东，一方面表现出与芦荻谈诗说文时的才情飞扬，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各位同事的半信半疑。他同时打击了文人和武人两大集团，却也没有投入足够的实质性措施树立华国锋们的威望。
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先毛去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周恩来留在人们心中的洁白之品。在毛泽东去世后，只好在冥冥之中期望握有兵权的叶帅能够对华主席多多关照了??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遭遇了许多次尴尬的场面，几乎都在他举重若轻的高妙手段下轻松化解。但是比较而言，上升期的他处理逆境的手段更为潇酒，而高峰期的他处理危机的手法则偏于滞重。
二、毛儿盖难局
在后来接受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时，毛泽东坦陈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并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的那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老资格的、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的、党的六大上合法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中只有周恩来与其同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长）、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拥有八万大军的张国焘，成为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
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墙。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三、王明挑战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
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四、七千人大会
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
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
篇二：毛泽东与九评
毛泽东与“九评”
从１９５８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１９５９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１９６０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未必想到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考虑到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使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内部存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共还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意志决定着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１９６１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米格２１型歼击机的生产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１００万吨粮食和５０万吨古巴糖等。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他这时还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措施。”
但是，在１９６１年，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时间，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撤出阿海军基地和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２２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各国党的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苏共２２大召开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选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而苏共２２大作出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也都让中国方面深感吃惊。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１９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２１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２３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２２大，本意是准备去莫斯科“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啦。当赫鲁晓夫７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他在９月份的一次
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恢复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２２大会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辞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２２大开完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严厉起来。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２２大花样特别多。他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毛泽东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２２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共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１９６２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然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这段讲话在１９６６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如今许多人引用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１９６６年他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他１９６２年的讲话，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王稼祥当时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央提出下述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来。）
中共元老之一王稼祥提出缓和对苏关系的建议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对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要建议。
２月２７日，用王稼祥后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３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中共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６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他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
很明显，这时在第一线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在７月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威信 毛断言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１９６２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干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共有数万人逃往境外苏联一方。这一集体逃亡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大批难民外逃香港的情况相联系，不难想象它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饥荒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当时伊犁地区存在着大量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少数民族边民，历史上又长期受到苏联影响这一特殊的情况。由于当时这些边民仍可来往于中苏之间，中苏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差距不免对他们产生影响，再加上有着苏联背景的少数人蓄意挑拨，就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虽仍表示不能让当前的事件破坏中苏的团结，但又越来越强烈地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了。不久，中国外交部更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使中苏关系再度呈现紧张。
一方面是新疆少数民族受苏方挑唆集体逃亡，另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党这时又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６月２１**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就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整个工作中注意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主张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外交上搞缓和，在党内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还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大跃进的问题了，曾经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现在，他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还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公开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呢？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
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时，他对林彪“封”他的“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七千人大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到林彪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做得出来吗？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毛泽东对外对内都上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高度
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出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９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既然认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认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已经掌握了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王稼祥之受到严厉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并尖锐地批评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内来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
《毛主席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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