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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事件

时间:2017-03-13 19:23:27 来源:免费论文网

篇一:人民日报刊文谈罗尔事件

人民日报刊文谈罗尔事件:法律应是人性的低保

人民日报12月6日消息,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几经反转之后,当事者将部分微信用户赠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部分人继续深挖罗尔的各种历史,吐槽他的求助资格乃至人品;还有一部分人在收到退款之后,再找到罗尔的另一篇文章,重新打赏给笑笑,很快上限又满了。

很难评判哪一种做法是对的,因为人们接受的是不同的“真相”,而且都有道德上的正确依据。有时候,我们的道德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这一方面能够让各种不道德都及时遭受谴责,另一方面则是导致做好事的人要尽量高尚,被帮助的人必须很无辜,这客观上抬高了道德行为的成本,让人们的汹涌爱心潮水无法安静地引向需要的地方。

除了针对道德话题的激烈争论,舆论中自然地出现了要求法律出面来管,要求法律跟上时代变化的呼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名言人人皆知,但在包括“罗尔事件”在内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进退维谷之后,才想起来用法律来找底线,而不是先用法律定好空间,剩下的事情交给道德。很多人在国外都填过各种资格申请表,“你是否吸过毒”“你是否有酗酒史”??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种预设的条件,是获得相对信任的前提。而且一旦出事后发现有隐瞒,法律就可以严厉地出面解决。

法律确实具有滞后性,但是也有强大的确定性。“罗尔事件”发生后,很多法学专家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从慈善法对个人募捐和个人求助的区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对欺诈的定义和处置,可以说,现行的法律其实是够用的,只是我们没有主动加以运用。很多不够规范的个人求助,之所以最后引发了社会信任的阵痛,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发挥法律的社会行为疫苗作用,没有把“丑话说在头里”,最后还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发起求助的个人、发布求助的平台,都是有法律责任的。特别是相关平台,作为相对更有能力、更有义务的相关方,应该主动地去适应新法新规的精神。实际上,在慈善法开始实施的9月,国家四个部门还曾推出《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在各种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各类平台如今都在争抢注意力、使用习惯、用户黏性,对内容提供倾向于从宽。然而,如今公众其实更需要可以简单核实和信任的内容,从而可以傻傻地去爱。即使一时做不到,也可以像《管理办法》所要求的,对信息风险进行必要的提示。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平台下一步的发展未来。同样,对于各级治理者来说,以传播平台、社会组织为重点,把现有的法律充分用好,也是需要跟上的课题。

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道德水平有信心,更应该了解自己的法治进步。电影《烈日灼心》中,警察伊谷春说过:我很喜欢法律。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给道德与法律一个清晰的边界,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很多事情就没那么复杂。当法律分解掉不必要的社会协作成本,道德自会去洗刷人们的内心。

李政涛:我们需要有灵魂的教育 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百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全国著名教育专家。

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过:“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德沉默片刻,叫来仆人,吩咐说:给他6个铜板,让他走吧,这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清楚这个学生当时的反应,也许他会面红耳赤,幡然悔悟,也许会理直气壮地接过铜板,扬长而去。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欧几里德还在,他的大部分不是为铜板而学习的学生留了下来,在那个时代里,欧几里德们占多数。他们研究算术是为了观察思考数的性质,唤起思考的能力,引导心灵超然于变幻的世界之上而把握着本质和真理,学习几何学是为了引导灵魂接近真理和激发哲学情绪,以便了解关于永恒存在的知识,进而掌握“善”的本质和形式。学习辩证法是为了找出事物的关系,事物的本质,使人的智慧和能力更趋完善?…对于他们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了,不如说是一种现实,成为他们生存方式的一个部分。

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这已经变为一种单纯的理想了,因为欧几里德们已经成为少数,倒是那类学生茁壮成长,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到老师面前,摊开双手问道:“我从中得到什么呢?”这个问题的归宿在于“什么”,前提却是“从中”,也就是知识。所以,这个的另一种问法是: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知识?什么知识对我最有价值?

1884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发表了一篇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感到这是一切教育的“问题中的问题”,全部教育都来源于它。斯宾塞的回答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因为它最直接地关系到我们的自我保存,这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答案,在他之后的教育就变成了对这一结论的充分实践。也正是从那时起,人类的教育开始堕落了。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斯宾塞却给出了一个物质至上的答案,而且人们竟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我并非反科学主义者,这是荒谬的。我关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现有的科学知识给我生活与教育带来些什么变化?有人会毫不犹豫地指出科学知识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足够的便利、充分的物质享受和种种不可言传的微妙好处,这依然没有脱离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之类的老套路。所以,欧几里德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可笑的,他们会钦佩那个学生的勇气,并用羡慕的目光遥望那六个铜板,把它视为革命性的象征。但他们忘记了:革命有时能解放人,有时也能毁灭人。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实证的:那个作为革命者的学生从此就消失了,包括他得到的铜板。

现代教育的革命是从反智慧开始的。现代教育的革命是从反智慧开始的。现代人追求的是与智慧无关的知识(一种可以使人聪明和精明的知识),它可以为人们带来实利,因而,

这个时代流行的是金融、商务、会计、法津、电脑和公共关系学(这是一门有关如何温情脉脉地骗人和如何避免被人骗的科学),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遭到普遍漠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关乎人生;知识是理念的外化,智慧是人生的反观;知识只能看到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智慧却能在一块石头里看到风景,在一粒沙子里发现灵魂。

在柏拉图那里,智慧即指关于“善之相”或绝对的善的知识,绝对的善就是绝对的价值。教育的目的是使人通过“认识你自己”趋向那绝对的善,为此,人要不断地去爱智慧,追求智慧。它能照料人的心魄,实现心灵的转向。孔子之所以鄙视樊迟,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樊迟孜孜以求的只是知识(如何种菜之类),与孔子心向往之的智慧相去甚远。可以说,对智慧的热爱和渴求是东西方古代文明共同的特征,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智慧之爱。

但不知什么时候这一源头不再流淌智慧,汩汩而出的只是知识。对知识的狂热追求淡化甚至吞没了对智慧的渴望,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但是由此导致教育界出现的种种现象就不奇怪了:我们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教育书籍和文章、教学方法和技巧不断花样翻新;人们花了大量精力去从事没完没了的教学实验,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分析;教师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只是让学生学了大量考试之后很快就被遗忘的知识;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取最佳发展,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看重和考试成绩;我们的素质教育讨论得热火朝天,但如何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至今没有搞清楚,结果把素质分割成各种技能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堆集,而与智慧无关。因此,现代教育已实质性地演变为一种“训练”,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特殊智能的训练而胜任某一种职业,从而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和工具,这绝非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应包含智慧之爱,它与人的灵魂有关,因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4页)。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课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它就不成其为教育。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路,而导向事物的本原,在本原中把握安身之命之感。如果单纯把教育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今流行的教育口号,诸如培养学习兴趣,学得一技之长,增强能力和才干,增广见闻,塑造个性等都只是教育的形式,而非教育的灵魂。

有灵魂的教育意味着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智慧、美、真、公正、自由、希望和爱,以及建立与此有关的信仰,真正的教育理应成为负载人类终极关怀的有信仰的教育,它的使命是给予并塑造学生的终极价值,使他们成为有灵魂有信仰的人,而不只是热爱学习和具有特长的准职业者。对此,北大在任最长的校长蒋梦麟先生,当年曾说过的“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未的办法。”此话今天听来依然难能可贵。

而现今的教育,从课程体系、内容到授课形式,有多少与这种信仰和理想有关呢?它是有科学而无灵魂的教育。有灵魂的教育不会排斥科学,相反它能引导科学的发展方向,因为

科学的基础和目标不能从科学本身中得到。所以雅斯贝尔斯说:“以科学为其直接任务的大学的真正活动,在于它丰富的精神生活,大学借助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从事科学的研究,追求绝对真理。”(《什么是教育》,第166页)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就有了灵魂,成为人类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同意斯宾塞的结论:科学是最有价值的知识。“科学与民主”之所以成为老北大人竭力追求的目标,并不在于科学和民主本身,而在于科学民主过程中的精神,即蔡元培着力强调的“服从真理”、“独立不拘之精神”,在这一基础上,北大重建了强调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从而将人的纯粹精神活动与人格置于教育的中心。北大之所以成为莘莘学子的精神圣地,道理就在于此。

然而,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后蔡元培时代”的教育愈加发达,灵魂的声音却愈加飘渺微弱。如今的教育并不缺少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设备,并不缺少教育思想和教育著作,也不缺少教育学的教授和博导,但唯独缺少有灵魂的教育。那种饱含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人的自主、公正和生存尊严的教育已经远离我们,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机械主义和实利主义的冰水之中。可以预见,未来浮出水面的将是一群有知识无智慧、有目标无信仰、有规范无道德、有欲望无理想的一代人,这些没有灵魂的人将组成我们的民族,幸耶?灾耶?只有天知道。

篇二:罗尔事件看媒体与网络暴民小感

每天网络上都会充斥各种各样,或喜欢,或激励,或让人厌恶的各类文章报。比如奥运期间宝强绿帽子的新闻,就充斥各种网络媒体,让人看了都恶心的要吐。多数时候,看到这类文章的破标题,基本上不会去看,因为知道媒体记者是靠炒作吃饭的,为了赚钱什么底线都可以抛弃,为了吃饭,什么狗屁倒灶的料都敢写,但是媒体为了吃饭,也可以理解。

罗尔事件是从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朋友圈转发开始的。我也是通过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点打赏的时候,提示到达限额不能打赏了。隔天开始就是网络大规模的“翻转”,媒体用尽各种手段来深挖罗尔的“险恶用心”,爆料他是如何欺骗“吃瓜群众”的。在我看来,媒体的行为让我更加对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低素质表示惊讶。不黑不搞噱头是不是媒体就会死呢?如果是,我希望媒体死了吧。因为,你们的存在只能让人性更加丑恶,这不是引人向善,而是引人为恶。

走在路上,你看到一个乞丐,或者一个农村妇女抱着一个饥饿的娃娃,跟你要钱,你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给钱的人有没有追究计较他或者她们是不是真的乞丐,是不是真的穷困潦倒?我觉得,奉献一份力所能及的爱心是没人计较真伪的,奉献爱心是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快乐。为什么要说明这个根本,我只是要强调,不会有人强迫你献出爱心,献出爱心本无需获得回报?明白吗?那些就会动嘴的网络暴民?

有人说罗尔,有三套房子,有车,又怎么怎么样的。第一人家有没有的干你屁事?第二,网络暴民你们在骂罗尔的时候,你捐钱了吗?你捐了多少钱啊?我真不认为给罗尔捐钱的人会介意他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些骂人最欢实的暴民,多数就是生活中啥也不是,成天看这看那不顺眼,通过网络发泄自己窝囊的一群人。

罗尔有个女儿,也许作为有孩子的成年人才能体味到他作为父亲的痛苦。当孩子还在医院救治的时候,他本人竟然卷入到媒体的道德轰炸事件中。这不是在一个人的伤口上撒盐吗?难道媒体就不能有点良心,还给他清净吗?放过他呗,放过这个可怜的人,

我不知道治疗白血病具体需要花费多少钱。但是,我知道进重症监护室一天需要花多少钱。骂人的各位,有几个知道重症监护室一天的低消是多少钱?你们见过,医生是如何说进重症监护室该花多少钱吗?2005年哈尔滨医大二院500万住院费那是假的吗?一些网络暴民说罗尔该怎么不卖房子,应该卖房子也不该求助捐款等等。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们这些暴民是没脑子还是什么,有机会去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家属休息室去呆几天,看看这些背负高额医疗费的人他们都谁在卖房子?尤其家里如果有老人,还有孩子的,难为为了一个病人就不管家里其他人将来的生活了吗?为什么做人不能宽容些?为什么要苛责别人?

前几天我这本地广播一个妇女家的孩子得病,好像就是白血病前期症状,正在治疗,前期花费80多万了,打电话给广播电台就是想通过广播把家里养的300只小鸡卖掉。得病的是老二,丈夫是开出租汽车的,家里为孩子治病欠债几十万了,为什么他家不卖车?不卖房子还债?这个新闻播出后,第二天早上所有的鸡都卖光了,甚至很多人只给钱不要鸡。有人去苛责她是不是在骗取同情?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狗屁不如的网络暴民,没有哪个父母会拿孩子的健康来骗人,中国人忌讳这个。

罗尔事件本就是一件小事,我觉得他本人应该也没想到会收到这么多捐助。因为捐助太多了,引起了部分媒体受不了刺激了,然后开始深挖“黑材料”。我们这个社会不缺少不公平的新闻,不缺少可怜的新闻,不缺少负面的新闻,但是,有多少新闻是媒体敢曝光的?一个个政治觉悟那么高,都知道哪些新闻自己能报,哪些不能报。为了吃饭,就黑能报道的对吧?

篇三:用舆论学原理分析“罗一笑事件”

用舆论学原理分析“罗一笑事件” 简介:2016年11月30日上午,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爆朋友圈,文中称深圳本土作家罗尔5岁女儿罗一笑,被查出患有重病,医疗费每天高额。心急如焚的父亲没有选择公益捐款,而是选择“卖文”,如果多转发一次这篇文章,便会为笑笑的治疗筹款多增一元钱。随即,有网友称此事为营销炒作,罗一笑的治疗花费并不像文中所说的那般高额,而且罗尔在东莞与深圳均有房产,善款也早已筹齐。事情一时间发生反转,舆论发酵,网友怒斥罗尔营销炒作行为,指责其消耗了公众善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之后的采访中,罗尔称房子是要留给儿子的等言论再次引起网友不满。2016年11月30日网友当日全天所有文章的赞赏资金原路退回至网友,经核算,共计2525808.99元。12月24日凌晨,罗一笑经抢救无效离世。

事件回顾:

2016年9月8日,罗尔女儿罗一笑查出患白血病;

2016年11月25日,罗尔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 2016年11月27日,“小铜人公司”介入并开始营销;

2016年11月30日,[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刷爆朋友圈,同时一些网友开始质疑此事件的真实情况;

2016年12月1日,罗尔发文向公众道歉,退还网友赞赏金,深圳民政局介入调查;

2016年12月4日,罗尔回应为何不卖房救女;

2016年12月24日,罗一笑去世。

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共有一大一小两个峰点,大峰点是11月30日[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刷爆朋友圈,质疑声四起,舆论出现反转。小峰点是12月4日罗尔回应为何不卖房救女。

舆论形成

舆论形成的原因分为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其主体因素包括利益相关、情感结构和信仰,罗一笑事件舆论形成的主体因素以情感结构为主,网友通过微信或其它方式了解到罗一笑的情况后,心生同情,激发善意,主动捐款帮助;后来事情变化,网友发现罗尔营销炒作,意识到自己的善意被滥用,情感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同情变为斥责,舆论发生转向。其客体因素有四点:1)问题、矛盾的不断产生成为刺激和诱发舆论的主要外因;2)社会观念、思潮的碰撞与激荡;3)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冲突和矛盾;4)舆论机构的职业化活动。罗尔借助“小铜人公司”营销炒作以及不卖房救女的言行刺激了网友,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加上,社会慈善事业本身的不完善,善意消耗事件累积的愤怒在此彻底宣泄。

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有七个环节:刺激性由头出现并引发议论-个体意见的表达与议论的渐趋聚合-舆论领袖介入致使意见趋于一致并凸显-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跟进-相关公权力部门出面干预-责任主体干预-舆论客体即事态进程发生变化。引发此次舆论的由头是罗尔的微信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营销炒作的帮助下迅速传播,但之后网友质疑爆料使得情况直转急下,舆论哗然。

一些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纷纷发表见解,以“失望”、“指责”情绪为主。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持续跟进,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罗尔事件”:公共生活与法治生活的双重考题]、[真想,你也给我站住!]等文章,站在客观立场上审视该事件。之后,深圳民政局也介入调查。

舆论演化

所谓舆论演化,是指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形态变化。罗一笑事件因为中间发生反转,所以较好地体现了舆论演化这一点。[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微信文章火速传播时,舆论朝向是同情罗一笑,捐款帮助。罗尔营销炒作,有房有钱还骗捐款行径一经爆出,舆论发生演化,朝向斥责罗尔和追究罗尔责任方向发展。从该事件可以看出,当代舆论的总体演化特征:1)趋于多元;2)敏感性加强;3)理性程度加强;4)功能发挥时间缩短。当[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微信文章火速传播时,还是有很多网友怀着质疑和理性的态度进行事实核查。

舆论的功能

罗一笑事件不断发转发酵,舆论哗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舆论了解到事情进展以及公众态度,体现舆论的信息功能;人们发表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体现了舆论的评价与排解功能;最后,公众时刻督促媒体和政府部门调查,也是一种监督作用,以上都是舆论的正向功能的体现。但是,罗一笑事件也体现了舆论的负向功能,舆论反转后,公众对罗尔的态度低至冰点,有网络暴力行为。尽管罗尔有错,但是还是要靠政府部门进行调查处置。不然,只会引发多数人的暴政,扰乱社会秩序。

网络舆论的特征

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罗一笑事件主要借助微信、微博平台传播,是显著的网络舆论事件,体现了网络舆论的特征。1)呈现围观结构,极具参与意识。传播技术革命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无论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微信文章刷爆朋友圈还是网友质疑罗尔都是是当代网民强烈的参与意识。公众借助传播技术,主动了解事情真相,而非被动接受信息。2)话语结构多元,“去中心化”色彩明显。一方面,网络新媒体实时更新信息,在信息量上占据优势;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提高,网民中间也形成了一个多中心、多节点复杂紧凑的话语结构。公众可以“登高而呼”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或质疑或监督。罗尔文章的火速传播侧面反映了新媒体的力量,之后网友质疑追责部分,新媒体的参与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是可喜的,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社会传播的垄断。3)社会情绪强烈,反权威心理浓重。罗一笑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是在于它引发了公众对于社会慈善事业透支善意行为的不满情绪。网络舆论的敏感性就在于,现实生活中某种社会情绪往往会在某件小事上得到放大和集中宣泄,甚至引发网络舆论的飓风。纵观罗一笑事件始末,与其说公众是在表达对罗尔的不满、斥责,不如说是对社会慈善监督制度的失望与无奈。

启示(拓展部分)

近日,以卖文形式给患病女儿筹钱的深圳媒体人罗尔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11月25日,罗尔写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在网上传播,成功攫取了公众

的视线。这篇网文很快在朋友圈里疯传,而罗尔也获得了不菲的善款,仅通过微信打赏就已超过百万。但随后不久,事情出现了反转。罗尔优渥的家境被人曝光,很多网友都认为自己的爱心受到了欺骗。即使罗尔表示会将筹得的善款全部捐出,也无法平息舆论的怒火。

人类是一种社交群体,为其他的群体成员捐款救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无论是哪种捐款救济,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的,那就是求助者遇到了困难,而仅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寻求社会的帮助。这是社会成员奉献自己爱心和同情心的出发点,一旦这个前提条件消失了,事情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

罗尔的女儿罗一笑身患重病不假,但罗尔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到非求助不可的地步,甚至可以说他现有的经济能力能够解决女儿治病的花销。罗尔实际的经济状况与其网文的悲情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也触及到了公众的底线。

在当代,对于需要救助的困难人群来说,通过网络寻求帮助是一种更为便捷和有效的渠道。相较于传统的慈善筹款,网络募捐的门槛更低,求助信息的传播也更为迅速和广泛,而捐助者对于受捐助对象的情况也能有更直观的了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关部门对网络募捐的监管存在许多漏洞,这也导致网络诈捐和骗捐事件频发。

公众的爱心和信任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网络诈捐、骗捐事件的发生,会使得公众越来越谨慎地对待自媒体捐款,尽管这并不算一件坏事,但从另一角度上讲,这也意味着真正困难者未来求助空间遭到了挤压。因此,完善对网络募捐的监管势在必行,只有建立便利与公信力并存的网络募捐渠道,才能让公众放心的参与慈善活动,从而构建一个良性运行的网络公益生态。


罗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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