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宣

时间：2017-01-20 06:58:55 来源：免费论文网

篇一：《寒夜》中主人公汪文宣的形象分析

论文序号：105

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寒夜》中主人公汪文宣的形象分析

论文作者：

准考证号：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指导教师：海力波

主考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完成时间：2014 年 4 月

(本论文得了优良成绩，答辩时请翻阅巴金资料，多了解作者和作品)

《寒夜》中主人公汪文宣的形象分析

汉语言文学指导老师：海力波

【内容摘要】《寒夜》是巴金创作后期奉献给读者的悲剧小说，这部小说也

代表着中年巴金在创作上的新的进步和成就。该篇小说将主人翁汪文宣在国

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从一个有志青年变成一个懦弱的庸人，最后悲惨地死

去的过程写出来了。作者通过汪文宣理想破灭及其家庭悲剧的述说，深刻揭

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以及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面前的苦闷，无

奈，彷徨。提出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当

时社会的黑暗，更深刻地体会到黑暗社会对人的压制和摧残。

【关键词】《寒夜》；汪文宣；悲剧命运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在继“激流三部曲”之后，随其思想的发展变化，对国民

党反动本质的认识日益加深，1944到1946年，创作了暴露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的现实主义小说《寒夜》。作品自始至终充满沉重而悲愤的气氛。正如作者所说： “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说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1］《寒夜》是这样一部杰作，它触及到人们内心世界的深处，是真理的片段，生活的侧面和爱情与绝望的呼喊。

一、恶劣的社会环境令汪文宣梦想破灭

当时巴金将汪文宣定格在了一个现实的社会中，用自己的想象去描绘了一个

小说的世界。在小说中，汪文宣与曾树生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曾共同拥有一个美丽的幻想，一个对于教育学的美好憧憬，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上大学时他敢于反抗社会的旧习俗，不经过旧式结婚手续就与他所爱的女同学曾树生同

居，他把自己的理想寄希望于抗战胜利以后：“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治环境下，这部分安于天命的知识分子没能看清清楚时代的潮流，他们不了解国民党口中的“统一全民族抗日战线”只不过是做戏罢了。许多人甚至对国民党的抗战还抱着幻想，他们寄希望于抗战胜利，以为胜利后什么都好了。当时社会环境十分恶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亚洲，在中国开通东南亚的交通线，改变战略发动国民党战场的大进攻。国民党政府一直卖国求荣，政治腐败，军队涣散，手下的数十万大军竟然一触即溃。日军残酷的掠杀，短短数月侵略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部地区与贵州省的部分地区。这次大溃败使重庆这个“战时首都”危机四伏：国民党战场上的软弱退缩，令人心惊胆颤的各种亡国谣言，频繁的空袭警报，交通断切使外界支援无法到达，有权有势的官僚军阀趁机发起了“国难财”，迅速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巧取豪夺，并随时准备逃之夭夭；而生活在社会底层苦难中国人，变卖物品换取食物，辛苦劳作却换来低廉的工资，有钱难治病难吃饱饭，他们吵杂、生病、诉苦、呼喊中痛苦挣扎。这一切组成了一幅色彩暗淡的画图，形像地揭示出“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的罪恶。

随着战争爆发了，汪文宣一家流落到重庆，为了生存汪文宣只能在半官半商

的图书文具公司做着枯燥的文字校验工作。妻子曾树生在大川银行上班，其实就是凭借自己貌美在职场充当 “花瓶”。在公司里，汪文宣整日埋头苦干换取低廉的薪水维持一家老小生活，但是上司的每一句话，每一种神色，甚至一声咳嗽，都能挑动汪文宣绷紧的神经。他害怕做事情不合上司心意，害怕工作出错被辞退，害怕得了肺结核被同事隔离。正如他的初中同学柏青是个文学硕士，可是和机关的科长相处的不好，科长故意刁难不批假给柏青回家陪着妻子，结果柏青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难产，那个女人喊了一晚柏青的名字，最后痛苦死去。柏青和汪文宣聊到此事时深恶痛绝的批评当时的社会：“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2］汪文宣还亲眼目睹同事老钟因病被无情的辞退，单位没有给任何补贴，老钟死了也是找个荒地埋了，他的同事抱怨公司对活者的人都那么苛刻，死去的人更不会有补偿金。

为保住这份工作，他不得不处处忍气吞声，比如当书局的周主任暗示要辞退

他时,他的内心燃烧着反抗的怒火,“回去就回去,不吃你这碗饭,难道就会饿死！” 但口里却用温和的调子说：“那么我就请半天假吧。”在别人看来, 汪文宣最能“ 忍受一切，”他自己也说过：“不忍耐又有什么办法。”正是恶劣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忍，当局到处都是战乱，辞了工作将失去生活经济来源，孩子正在读书需要生活费，更何况自己得了肺结核需要花钱治疗。然而正是这“ 忍受一切” 的人生信条, 导致了他人格的分裂和性格的变形, 引起了他的妻子曾树生对他的不满。在这压抑的环境下，曾树生忍受不了丈夫的无能，婆婆的处处排挤，她离开了汪家也把汪文宣生的希望带走了, 汪文宣等不到抗战胜利那一天了，实现不了和妻子开办学堂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梦想，最终死在了冰冷的寒夜。

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理想破灭，现实残酷，生活艰辛使汪文宣性格中美好

的东西变成了现在性格懦弱无能、逆来顺受的特征。

二、不同个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令汪文宣家庭破碎

汪文宣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汪母一手包办的，由于父亲死得早，汪母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尽心尽力抚养儿子。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汪文宣对母亲依赖性很强，凡事都征求母亲意见，汪母也十分溺爱他，母亲在家庭地位长期强势，使他身上刚阳一面越来越少，越来越晚熟，这样使汪文宣在心理上永远长不大。被溺爱汪文宣长大后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担当，缺乏对女性由衷体贴和尊重，因为他没有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他只知道依赖母亲，一旦母亲和妻子发生矛盾时，他就像缩头乌龟躲起来。

汪母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儿子身上，时时刻刻都围绕着儿子转。比如汪文宣早上上班要迟到了，紧忙舀了冷水洗脸，她心痛儿子洗冷水就伸手来拿脸盆，把锅里的热水到来。汪文宣和妻子吵架，曾树生离家出走，汪母不但不挽留她，还希望她永远不要回来。看到曾树生和其他男人约会，汪文宣十分后悔赶走了她，想趁一起喝咖啡的机会劝妻子回家，并保证不再和妻子吵架。曾树生并不是移情别恋了，而是厌倦了彼此语言伤害的生活，她也很希望在婆媳战争中，汪文宣能替自己说句公道话，可是他从来没有让婆婆当面说过体谅自己的话，心里十分伤心的说：“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3］汪文宣郁郁寡欢回到家，他静静地听着母亲的慈爱的话，眼光在菜上盘停了一会儿，他看到粘在碗边的零星的饭粒，他觉得一阵心酸，他只想倒在床上痛哭。他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外面受欺负一样，回家得到母亲语言上的安慰就忍不住要哇哇大哭。汪母得知他们俩个去喝咖啡，儿子还哀求曾树生回家，汪母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曾树生在外面交情人，他更加难受就哭泣起来。他的眼泪赢得母亲的同情，她的恨消失了。曾树生的存在让汪母感觉家庭地位被另一个人替代，不甘心自己为儿子付出那么多，却别另外一个女人夺走。

强势的婆婆会有一个懦弱的儿子，懦弱的儿子一定会找个和母亲一样强势的老婆。汪文宣严重的恋母情结，导致他找了像母亲一样强势可以依赖的女人。他时常和妻子说话的口吻就小孩子，不停地在妻子身上寻求依赖。比如他巧遇同学柏青俩人一聊起职场的怀才不遇，家庭不幸，从没喝过酒的汪文宣喝得酊酊大醉，回家路上遇到分居的曾树生。曾树生执意送他回家，他就显现出自己依赖性的一面，像小孩子似的像妻子保证“我再也不喝酒了。”

回到家婆婆知道他喝了酒，大声叱呵他不谨记父亲喝酒猝死的教训，曾树生替丈夫辩论：

“他心里难过，你让他睡觉罢，”树生打岔道。

“我没有跟你讲话！”母亲掉过脸带怒地抢白道。

“宣，你告诉我你怎样吃酒的，”母亲象对一个溺爱惯了的小孩讲话似地柔声说。他疲倦地垂着头不答话。［4］

这时两个女人的针锋相对，汪文宣既不能解决矛盾也不愿意帮助任何一方，母亲和妻子他都依赖，妻子就像是他第二个妈，她们的争吵就是两个妈妈在吵架，他躲到一边袖手傍观。所以曾树生提出离婚理由是丈夫善良而懦软，.只会哀求人家不生气不计较，换来的只是妻子的怜悯而不是爱情。

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那两个个强势的女人谁也容不下谁。妻子明明不喜欢当花瓶，可是她心里很清楚，汪文宣微薄薪水能喝上一杯咖啡都是奢求，何谈幸福生活。曾树生是个性好强但又能顾全大局的女人，她领一份工资帮助丈夫减轻经济负担，支付儿子一沓沓昂贵的学费，为了的是和心爱男人一起同甘共苦。可是汪母却觉得儿媳不呆在家相夫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应酬，自己每天要像一个“二等老妈子”一样地为家务操劳，把媳妇看作是奴使她的主人。她心中蕴藏着这些怒气，经常在树生身上寻找喷泄的缺口。可是儿媳经常在外面应酬, 有意躲避和她照面,她又火冒三丈, 指责她“该早回来” , 她希望儿子休妻再娶, “ 她走了另外给你接一个更好的来。”婆婆得知妻子要调到兰洲工作，就认为妻子给汪文宣戴绿帽子了，冷嘲热讽说：“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本来是放不下生病的丈夫，不愿意离开重庆的。但是她的丈夫善良而懦弱，婆婆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让她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呀！树生临走前跟他提出另外找个地方安置婆婆，要不然就结束他们的婚姻，汪文宣只是敷衍地答复到抗战胜利送走母亲，他这样的选择体现懦弱的本质，不敢得罪哪一方，不舍得任何一个人离开，除了敷衍道歉，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

妻子无法忍受丈夫的无能，懦弱，又不甘心这样消耗青春，为了自由她去了兰州。汪母在家的强势地位又恢复了，她还要强地拒绝树生经济接济，希望她永远也不要来打扰他们的生活。至于寄读的儿子也只是默默的接受家庭的变故，对父辈的事情不争论，整个人越来越沉默寡言。强势的母亲说一不二，她的旧封建思想与受过新思想的树生格格不入，容不下这个女人的存在。汪文宣的懦弱退让，不仅伤害了所爱的人，也深深伤害了自己。他有很多次机会挽救自己的婚姻，胆怯懦弱让他无法做出正确选择，最终汪文宣不堪身心的重压日益病重而死去。三、汪文宣个人的懦弱性格悲剧促成其毁灭

汪文宣懦弱性格是由于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凡事都依赖母亲或者其他人。

篇二：曾树生、汪文宣形象分析

《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分析、汪文宣形象分析

——从曾树生形象来透析中国现代文学“新女性”形象中文系学号 09101313038 陈平

内容提要

绪论：“五四”运动后，倡导个性解放，妇发开始觉醒。在发性解放的求生道路上，她们以“新女性”的姿态出现在人面前。本文从分析“新女性”曾树生入手，通过曾树生与巴金的“新女性”形象和鲁迅笔下的子君，矛盾笔下的静女士，章秋柳、梅行素、丁玲笔下的莎菲，曹禺笔下的陈白露这些“新女性”进行比较，探究她们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求生情结，全文可分三部分论述。

本论：一、曾树生“是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

二、曾树生“是个悲剧性的女性。”

三、曾树生“是个受屈辱、但又孤独无援的、软弱的知识女性，是个善良值得同情的小人物。”

结论：评论者对巴金小说《寒夜》中的曾树生毁誉不一，褒贬各异。以上这些截然不同评价说明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曾树生是巴金刻画得最典型的“新女性”形象。

一：

巴金对曾树生性格的外部特征没有倾注太多办的笔墨，而是努力挖掘和揭示人物的深层性格。从人物的矛盾和冲突中表现性格，是小说朔造人物的基本方法之一。作家主要把她放在处理家庭问题上进行刻画。通过曾树生与汪文宣、汪母的复杂关系或矛盾冲突作为外在表现描绘曾树生深层的性格的复杂、矛盾性。曾树生是个勇敢而有软弱，善良又有点自私，追求个人享乐的“新”。她挣扎于现代与传统，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各种矛盾中，相互交织、渗透，构成她极其丰富、也极为真实的复杂性格系统。

曾树生和汪文宣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统同学，都受过“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两人都有共同理想，追求恋爱的自由。他们十分相爱，没有举行传统结婚仪式就同居结婚，并有了儿子。这种结合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可见曾树生是勇敢的。婚后，他们家庭美满，都有过称心如意的工作。他们曾经有过灿烂的辉煌，有过丰富、充实的生命。但是抗日战争，动荡的社会、物价飞涨，给他们带来了灾难。、生活所迫，他们从上海迁到重庆。汪文宣在某书局谋到当校样的小职位，但收入低微。曾树生去银行当“花瓶”，收入可观，可以弥补家庭开销的亏空。面临人生的困境，他们丰富、充实的生活发生了畸变和扭亏为盈曲。汪文宣、曾树生知自的性格、志趣矛盾地表现出来，并且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同是三十四岁，汪文宣被生活压迫成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未老先衰的半老头。不过，他依然深爱妻子。曾树生不像丈夫那样胆小卑怯，忍辱苟安、呻吟叹息。她依然美丽年轻、充满活力。但她耐不住寂寞空虚，追求个人享乐生活，要过痛快的生活。在家庭和社会现实面前，曾树生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曾树生对丈夫的爱变十分复杂；有时是爱，有时是责任，有时是怜悯，有时是怨，但怨中更爱。

这体现了曾树生性格的复杂性。

曾树生对丈夫的家是深切的。她冲破重重的阻挠和汪文宣惊心动魄地未举行传统仪式就同居结婚，可见她是十分爱丈夫的。做了银行的“花瓶”后，虽然每天打扮入时上下班、应酬、出入咖啡厅、酒馆、舞厅，寻找刺激的生活，爱慕虚荣，有追求个人享乐的一面，但她能够管住自己，没有堕落，不轻易失身于另一个男子，还没有丧失一个好女人的道德感、责任感是个心地善良的贤妻。她也感到丈夫与她的距离越来越远，没有给她物质与精神的满足。善良的曾树生仍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和家人的生活。对生病的丈夫更是温柔有加，还鼓励丈夫，为他在单位的地位鸣不平。汪母刁难她，儿子不亲近她，她也没有怨言，没有离开丈夫的心思。矛盾的曾树生到兰州之后仍按月寄钱回家，还为丈夫弄了一张去医院就诊的介绍信。得到丈夫的同意离婚后，还一个人回来找丈夫。这些说明曾树生对丈夫的爱是深切的。

曾树生在爱丈夫的同时却又流露出不是爱情的表现而是感激或怜悯或责任，甚至是后悔之言。曾树生感激丈夫对她的一往情深。出于是妻子的责任、道德感她没有做出轨的事情。她知道与丈夫的距离，她又是个热情、爱热闹，讲情调生活的女性，而这些丈夫都无法给她。丈夫的懦弱、卑怯，毫无生气的脸，有时使她觉得不满。在外面，陈主任充满诱惑力。曾树生羡慕他的年轻、健康、地位、钱。陈主任与丈夫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但曾树生不爱陈主任。生活的苦闷使她又同情、怜悯丈夫。当丈夫自责“没有出息”时，她以抢白他：“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但过后又请丈夫原谅她。人总有脆弱的时候，尤其对一个女性来说更是如此。曾树生再也受不了生活的煎熬，她妥协了。她要过好一点的享受的生活。她其实不愿当花瓶，但这又是她唯一的生路。为了物质生活，为了保住银行休闲优厚的职位，尽管她不爱陈主任，她还是选择了兰州。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她的追求是有合理成分的。而从常理来说，曾树生抛家弃子，只顾个人的幸福，从这一层面上说，她又有自私的一面。

曾树生到兰州后，汪文宣写了一封信要求妻子写信向母亲道歉，然而曾树生却写了一封说真话的长信，这给重病在身的丈夫致命的打击，客观上加速了丈夫的死亡进程。信中，曾树生提出了奇特的离婚条件，她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可以继续帮丈夫治病，继续寄钱回家，不让儿子辍学，做丈夫的知心朋友，并且继续通信。这个奇怪的条件，难道仅出自对丈夫的“怜悯”吗？曾树生向往幸福和自由，却始终眷恋那个毫无温暖、对她而言没有幸福的家。她要求个性解放，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但在她心灵深处东方妇女的道德观念并没有泯灭。在兰州，陈主任向她求婚，她没有做出明了确的答复。虽然已经和汪文宣离婚，但她心理却仍是丈夫的影子。抗战胜利后，没有收到汪文宣的来信，匆匆赶回重庆，但已是物是人非了。听到汪文宣病逝的消息，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悔恨的感情扭绞着她的心。难道这仅仅是对丈夫的怜悯吗？不！这说明曾树生对丈夫是怜中有爱，爱中有怨，怨中更爱。当然，这是环境恶化使得夫妻两人健康、志趣、性格产生变异，使得曾树生有难言的苦衷，陷入对丈夫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境地。她会不会再婚，依其复杂的性格来说，可能会，可能不会。在曾树生与丈夫的关系中，我们可见到曾树生是个勇敢与脆弱、善良与自私、追求个人享乐而又不浅薄、低俗，既有现代意识又不失传统观念，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中的复杂的“新女性”。她既不是个好女人，又绝不是个坏女人。

曾树生和汪母的矛盾冲突在《寒夜》中表现得也极为突出。曾树生与汪母之

间的矛盾冲突在于经济原因。毕竟他们还没有沦落到讨食露宿街头的境地。她们之间的矛盾主要在于两人的经历、见识、观念、人生观不同，性格对立，而且各自为争夺一个男人的情感而搏斗。

汪母曾是个有教养的旧知识女性，有浓厚的伦理观念和传统的母性美德。但她不喜欢曾树生这个儿媳妇。她认为：曾树生打扮得太漂亮上班、交际、应酬，是不守妇道的；曾树生不顺从她，侍候丈夫、养育子女，没有尽妇女的本分；和儿子结婚没有举行传统的仪式就同居生子，不合传统礼法。汪母经常抓住这些挖苦曾树生，尽力地找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她，所以两人经常争吵。对于汪母确实很苦，很不幸，什么事都要她操心。曾树生也知道汪母的辛劳，也能理解她的唠叨，同情她的降为“二等老妈子”的生活。曾树生也感激汪母为儿子所做的一切。毕竟她对儿子关心不够，儿子也不依恋她，倒喜欢祖母。她也想和汪母和平相处，但曾树生受过“五四”新思想的熏陶，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追求民主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不畏封建家长的权威，而且性格外向、爱动，爱热闹，也爱享乐，不甘心过贫苦的生活。她也不屑于做三从四德的封建纲常所要求的贤妻良母，而是按照她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些恰恰是受到封建礼教浸染深重的汪母无法容忍的。曾树生有爱慕虚荣的一面，但那又是“花瓶”要覆行的职责，汪母不了解，还用尖酸的词语“姘头”、“姘居”等刺激曾树生。曾树生不愿当俯首贴耳，忍气吞声的孝顺媳，她要捍卫自己在家中的人格、个人的尊严。她没有让步于婆母，从而导致两人的矛盾冲突不断，汪文宣也没有起到中间人的作用，致使两人关系发展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地步而不可调和。

另外，曾树生和汪文宣相亲相爱。使视儿子的爱为唯一的汪母的母爱受到了挑战。因为汪母认为儿子对妻了的爱就是对母爱的冷落，所以，她便以一种变态的方式，刻薄的妒忌瓦解儿媳之间的情感。她恨曾树生，却又无法取代这位“不守妇道”的新派女人在儿子心中的位置。她把媳妇视为头号敌人，宁肯大家死也不要见到媳妇。汪母是自私的。曾树生对汪母的行为也清楚。她曾对丈夫说过：“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曾树生出于对丈夫的爱，对汪母不惜破坏他们夫妻间的爱情生活和家庭幸福不能谅解。爱是自私的，妻子对丈夫的爱，母亲对儿子的爱大都如此。出于两人的自私的爱，她们为夺取同一个男人的情感而进行搏斗，产生冲突。她们两人都没有能做到尊老爱幼，没有真诚地相爱，她们没能做到和睦相处。

在家中，汪母充当了蛮不讲理的角色，而曾树生则显得大度些。曾树生是家庭经济支柱，间接地养活着汪母，但她没有弃汪母不顾。假如换了别人，在受到汪母这样伤害下的媳妇早就把汪母赶出家门了。相反，却是曾树生离开了家，并且最后没有恨汪母。表面上对汪母不满，心里还是理解汪母的，这正是一个“新女性”的大度。曾树生与汪母的矛盾主要是新旧观念的冲突，两个女人为夺取同一个男人的情感而产生冲突。曾树生是个复杂的“新女性”，所以她不是个好媳妇，又绝不是个坏媳妇。

巴金通过曾树生与汪文宣、汪母的关系刻画曾树生复杂、矛盾性格。作家又从更深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深入到人物丰富面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中去，在人物思想斗争的起伏里，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这些个性化的心理描写使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曾树生的心理流程主要围绕三次“出走”表现的。在“走与留”的思想斗争中，曾树生面临痛苦而艰难的选择。

曾树生的出场是与丈夫吵架，第一次离家出走后和陈主任走在大街上。曾树生打扮入时，外表漂亮，有说有笑陪陈主任进咖啡厅。其实她的心里却是十分痛

苦的。她正处在家庭危机和情感的折磨中。对曾树生来说，过去的美好都成历史了，现实要曾树生与丈夫分开，是理智的选择，可在内心情感上又难以割舍。所以，曾树生在街上无意遇到酒醉呕吐的丈夫，便毫不犹豫地扶他回家。丈夫的满怀柔情要求她留下来。作家对曾树生的思考进行细致的描绘。“走与留”搅得她心乱如麻，内心不断挣扎。她感到痛苦、忧郁，甚至喜怒无常，近于变态。丈夫的柔情最终使她留了下来，但她内心还没有平静。夫妻玩牌，曾树生一下子就觉得没意思了，埋怨丈夫能忍耐。曾树生对丈夫的自责进行了抢白，说明曾树生的确不平静，暗示对“留”的动摇。

曾树生的第二次“出走”是与汪母争吵后，怒气冲冲的约汪文宣出去见面要求离婚。但当听说丈夫带病上班，是为了支取薪水为她买生日蛋糕时，又满腔柔情的安慰急坏了的丈夫说：“我本来就没有离开你垢意思。”这次的出走极富有戏剧性。可见曾树生对丈夫的依恋，同时也表明曾树生在“走与留”的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内心挣扎与痛苦。

随着内心矛盾不断冲突发展，曾树生的内心更加痛苦。去不去兰州是曾树生最痛苦的心灵炼狱。作品用了很大的篇幅细致地写出她思想感情上的矛盾。这是展现曾树生性格的重点。第一次和丈夫交谈时，由于十几年的深情不忍舍弃，想了一下之后说：“我没有答应，我实在不想去。”说了之后心里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告诉她“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么？”没有亮色的家，使她感到寒冷，怕青春易逝，内心蕴藏要走的痕迹。当陈主任诱她早打定主意时，她明确表示“我不去了”，但想到她没有温暖的家和战争中消耗的青春时，便又说“去了也好”，却又说还要到第二天才做最后决定。犹豫不定的心理一直困挠着她，使她几乎窒息，这是她复杂的性格所致。丈夫的软弱，又肺病缠身，婆母又不正眼待她，儿子又对她冷淡，使她的精神受到折磨，她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她到外面去，可是又想到一点不温暖的家。她怕冷、怕寂寞、怕青春易逝，她要“救出自己”，她又想压抑自我，平淡过一生。对此，她不知思虑了多少次。她的爱动、追求自由的个性又告诉她不要安于现状。当她回到家里想到丈夫对她的好，又觉得不能一个人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而丈夫则劝她一个人走。第二天，她虽向男朋友陈主任明确表示“不走”，可是看到男朋友那火一样的热情，又让步说，行里要她去的话，她会去的。性格复杂、矛盾的曾树生还在矛盾着。面对道德与情感，她难以抉择。而汪母的刺激，“啊，你还没有走”，使她心理失去平衡，更加“心烦”，“心乱”。她努力使这个家过上好日子，可是她失败了。她决定离开。即使她下定决心离开时，她的心情仍然是矛盾的。丈夫的哀痛的感情流露，又使她决心动摇。她有追求个人快乐的弱点，但又不是个完全冷血之人。但最终还是过不了精神困乏，个人的物质享受这一关，去追求不知“是福是祸”的生活。重返重庆，发现丈夫已死，婆母、儿子不知去向，曾树生只得在“寒夜”的街头徘徊，再次面临人生的抉择。曾树生没有找到明确的路，但她坚决迈出寻求幸福的那一步，是在不满与决绝中寻求自身的解放，是一种背叛的新生。曾树生是个性格复杂、矛盾的求生“新女性”。她不是个好女人，又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巴金以曾树生与汪文宣、汪母的复杂关系，曾树生的心理历程，刻画了曾树生复杂、矛盾的性格。作家为我们塑造了这一个血肉丰满的时代女性典型，具有深刻的内涵。曾树生是特定历史、社会的产物，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揭示当时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导致人的悲剧命运。曾树生曾经有过理想，有过充实的生命。但环境，使她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她是美丽、善良的，本该得到幸福。她去追求幸福，但社会没有给她这个权利。她自身的弱

点又使她没有认识到该如何去寻找幸福。她只能以个人的方式去寻找。但没有社会作为后盾，她是找不到出路的。象曾树生这样，即使不置身在当时抗战环境下，诸如夫妻吵架，婆媳不和，而导致家庭不和睦的事情在我们今天也常有发生。《寒夜》中贯穿着巴金山公司对扼杀，扭曲健康的人性制度、观念发出抗议，以及对被损害的小人物悲剧的同情，是普遍的人性主题。在当今充满物欲的时代，曾树生的形象不仅有现实意义，并且超越了时代、阶级，具有超现实的意义。这是巴金所特有的超越感悟力作用的结果，显示巴金刻画人物的突出成就。

曾树生的性格又是美丑交织而成的生活世界。她时好，时而不好；时而高尚，时而卑下；时而柔，时而冷；时而贤妻，时而不是。她越善良，越让读者感到可惜；她越洒脱，读者越感到痛苦。这个复杂内涵的人物形象给人的感受也是多重复杂的情感：爱、恨、怨、怜??巴金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力使曾树生的性格具有了渗透到最复杂的人类心情里去的情韵。曾树生是巴金笔下产生艺术效果最强的“新女性”形象。

曾树生是巴金笔下性格最复杂、最矛盾、最有内涵、最典型，还具有超现实的艺术效应的“新女性”形象。

（二）

巴金还刻画有其他的“新女性”形象：一类是温文尔雅，柔弱善良要求个性解放，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得不到新生的，如郑佩瑢（《春天里的秋天》），万昭华（《憩园》；另一类是乐观激进，在女性解放道路上，敢于抗争，获得新生的，如李静淑（《灭亡》、《新生》），李佩珠（《爱情三部曲》），琴、淑英（《激流三部曲》），冯文淑（《火》）。这些“新女性”形象相对来说性格比较单纯、明朗，不及曾树生复杂、矛盾。

郑佩瑢是个幼稚的新派女性，封建礼教对她的束缚较松弛了。她可以外出求知识，可以向所爱的男性进攻了。她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她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但内心还有强烈的封建意识，她想反抗旧传统又不懂反抗，想维护珍贵的爱情又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终因封建父母的阻挠而英年夭逝，以死殉情进行反抗。她没有把争取个人幸福与改造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生活目标狭小。在社会性质未改变之下，她就不可能争取到婚姻自由还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郑佩瑢没有得到新生。万昭华是个聪明、美丽、善良，对生活有所向往的“新女性”。她冲出封建家庭的囚笼，爱上可说是思想激进的姚国栋，并嫁给他。她虽是个新派女性，却是温室里的花朵。她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想帮助别人，但没勇气走出金钱笼罩的“憩园”。丈夫不了解她，也不关心她，只把她当玩偶而已。社会压抑了美好的人性，她想做贤妻良母又做不成。富裕的生活反而使她觉得寂寞与空虚且难以驱逐。她不去反抗，不继续寻求充实生活的路，又回到旧营垒，又变成笼中鸟，丧失独立人格，成为地道旧式的女人。

李静淑是受过“五四”新思想洗礼，要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信奉“博爱”思想，做事以“爱”为出发点。她追求革命真理，并干出一番革命事业。即使被捕了，仍乐观、坚持斗争，有着充实的生命。李佩珠，美丽善良。开始她只是个要求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新女性”，但在斗争中，她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定的女革命家。以艰难的环境中奋斗，经受事业与爱情的考验，把爱情与信仰统一起来，获得了新生。琴是热情美丽，勇敢活泼，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大胆追求真理与自由，不允许任何人主宰她的命运。她还帮助受封建束缚的姐妹冲出牢笼。在个人的婚姻上，她更是一个强者、胜利者。虽然她有软弱的一面，但她投身到社会中，勇敢地面对生活，获得了新生。淑英

篇三：汪文宣之死

汪文宣之死

《寒夜》巴金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有人曾评价这是一部平民史诗。小说里没有紧张的情节安排，没有吊人口味的悬念，甚至没有凄惨的生活景象的描写。只是用仿佛讲故事般平静的语调将主人翁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从一个有志青年变成一个懦弱的庸人，最后悲惨地死去的过程写出来了。寒夜全篇围绕”汪文宣之死”这条主线来展开。我们从一个人的死看到一个家庭崩溃的过程然后感受到当时民国统治时期的灰暗阴霾。

巴金先生很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这一人物形象。这一形象是有着典型意义的。他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历程也正是那时候多数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道路。正因为这样，汪文宣之死也就更有现实意义，也使得《寒夜》对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入更加决绝。解读汪文宣之死，我们也会更清楚地读懂《寒夜》。

汪文宣在大学时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也曾活力四射，充满锐气，那么是什么让他最后缠绕在各种矛盾中凄惨的死去呢？我想这一切正是那些存在与社会、工作、家庭、内心的矛盾使然。

真正踏入社会后，汪文宣发现自己并不能操纵现实，黑暗社会与他知识分子的抱负相矛盾。想不能付诸行动。为了生存只能在半官半上的书局做着枯燥的文字校验工作。还要时时担心老板一时不高兴就丢掉着分养家的工作，毕竟在连年战争的慌乱年代找工作并非易事。抗战艰难地进行，时来的空袭让人无法安

定地生活。这一切与汪文宣的所想实在是大相径庭，此时汪文宣已经遭受到了打击，思想上蒙上了失望的阴影，性格也开始转变。他学生时代的锐气俨然殆尽了，他开始甘于忍受一切。“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失望并不绝望，现在的他心中还存着希望，‘要是胜利来得早一点，我们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他还想着抗日胜利了他就可以与妻子一同投身教育事业。虽然这一矛盾没有直接造成汪文宣的死，但他是其他矛盾的根源所在。

倘若汪文宣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兴许他不至于凄惨地死去。汪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家庭的矛盾又丝毫不轻松。这也是直接导致汪文宣之死的矛盾。

婆媳子矛盾也是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汪文宣、曾树生与汪母三人的矛盾冲突也是这部小说中着墨最多、最精彩的部分。三人之间的矛盾交织是汪文宣不堪身心的重压日益病重而死去的原因之一。

曾树生作为一个五四新女性，虽然和汪文宣一样梦想破灭但她仍然充满活力，坚持追求自由和幸福。而汪母则是一个旧时代的才女，她秉承许多旧时代的礼教束缚。因此如同两个新旧时代的必然有冲突一样，两婆媳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两人有观念上的冲突有因为汪文宣的爱有争执，从这个方面可以说正是两个他最爱的女人的爱害死了他。在这样硝烟味浓重的家里最受煎熬的当然是为人子为人丈夫的汪文宣了。汪母一人将汪文宣拉扯大，倾注了所有的爱。在汪母眼中，曾树生并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本

分，常常出去参加舞会，并不关心照顾丈夫的身体??这些行为在汪母的“为妻守则”里是被责骂的。但是尽管曾树生这样汪文宣还不无可救药的爱着她。因为树生他违背母亲不准喝酒的禁令，他每天魂不守舍，常常伤心落泪。汪母就更加怨恨树生了。而在树生看来，汪母极端，保守，顽固。因此一相遇，就是冷嘲热讽，或是沉默的冷战。汪文宣在妻子与母亲的夹缝中，他没有办法使整个家和睦，也无法在两人之间取舍。每当战争爆发，他只能虐待自己来博得同情，缓和“战争”。每次争吵肺病都会更严重，俨这样的生活在加速他的死亡。

他得不到妻子与母亲的理解“他跟他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

汪文宣长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对母亲有一种依赖感。但是现在母亲自私地想霸占儿子而与树生争夺文宣，常常在汪文宣面前说树生的不是，甚至要求儿子不要再把树生接回来，在得知树生要去兰州的时候，他竟然十分开心，却丝毫不考虑儿子是多么的痛苦他的做法让儿子限于困境。母亲的不理解与咄咄逼人，让他生活的更加痛苦。汪母的不理解让文宣失去了可以以来的对象，单纯的寻医问药，悉心照料已不能够让身心俱疲的他身体有所好转。失去依赖，身心更加憔悴。

汪文宣和树生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他想要挽回，却不知道树生的心事。 “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又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真钞和仇视，寂寞和贫穷??”这是树生

对着个家的全部感觉.他找不到可以留恋的东西，包括对汪文宣的爱也消失了。他爱的是那个满怀理想，坚强勇敢的男人，而现在的他像一个“垂死的人”。他的似乎无止境的忍受慢慢使得他变成了一个软弱的的人。他不敢在树生面前提起任何敏感的话题，树生繁忙的应酬和与科长不清晰的关系也让他心绪烦乱，但是他不敢道明，甚至在看到妻子与陌生男人进咖啡厅他都不敢去当面问个清楚。在妻子面前他是自卑的，这也根源于他在家中并不能真正具有一家之主的地位。家里大部分开支来自妻子，而且自己有患有严重肺病拖累着整个家，他变得很懦弱自卑。他想着只要忍受着，树生就会留下来，等到环境好一些，他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他不但树生更难接受他的软弱，他常常偷偷地哭泣，树生内心是很排斥的，她说：“他提前并不是这样软弱的呀，现在??”树生对汪的感情早已变化，这些在他给汪写的长信中可以看到。她还年轻有活力他想要追求幸福像要逃离这个地窖一般的家物而不知道其实整个社会都是想地窖一样阴冷。两人间的交流渐少隔阂越来越大。两人已是同床异梦，只是汪文宣还不自知。曾树生离开之后汪还以曾树生的来信自慰，这是他对师生的最后期待。然而树生最后一封信说明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让宣是掉了坚持的理由。在汪文宣心中，曾树生代表着希望和梦想，曾树生的离开意味着残存在汪心中的希望之火熄灭了，曾经与妻子一起教育救国的梦想也变得毫无意义。敢问没有了生活的希望，用什么来延续生命?

家庭的破碎，是对汪文宣致命的打击。此时的汪文宣俨然已个垂死的人，如行尸走肉般全靠生命的本

能活着。小说中汪文宣曾怨愤地叫道：我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每个人只顾到自己。谁都不肯让步！”。大人们的自私让人心寒，而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小宣的冷淡与刻板，一个小孩本应该是活泼可爱，充满激情，但小宣既不与家人亲近也不关心父母，甚至不愿回家，父亲病重之时也并无特别的担忧和关爱。年轻一代代表着国家的希望，然而这希望也正在将逐渐被抹杀。我们不得不反思是怎样的环境剥夺了小宣得欢乐与幸福？是这个没有生气的家，是这些被生活所迫的家长们无奈的自顾自的挣扎，是这个黑暗动荡的社会。这个时期，温暖的阳光照不到任何角落。

家里家外都是寒冷的，汪在工作生活中无法调和的矛盾将多去他最后一丝气息。虽然此时的汪文宣俨然一个垂死的人，如行尸走肉般全靠生命的本能活着。同事们的联合签名信，是对汪文宣的最后一击。这一情节的描写了当时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只是最求最低的生活仍然不能得以满足，而又相互排挤，毫无人情味儿。他、汪每天要坚持校验国民政府如何如何爱民??的字样，心里在抗争呐喊而身体却无法能逃脱。只是忍受折磨。作者在后面部分写到工作上唯一心底善良关心他的锺老去世了，公司于她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了。最后一丝温暖的灯火也熄灭了。

最后抗战胜利了，可是汪并没有摆脱痛苦，他周围的人也如此。幸福的人还是贪官污吏欺压人民的人。底层的人民还是受着压迫，忍受痛苦。这是汪文宣对黑暗社会的控诉也正是作者的所想，

《汪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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