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美国贝娄研究概述

时间：2019-02-13 09:47:59 来源：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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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美国贝娄研究概述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美国对索尔·贝娄研究的热情似乎有些减弱，一是体现在出版的论文、专着或论文集的数量上;二是指对贝娄作品研究的广度上。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既鲜有对贝娄创作进行全面研究的着作或文集，也少见讨论分析贝娄近作的书评或文章。这一时期出版的着述中，史料性的着述占据了显着的地位，

新世纪美国贝娄研究概述 本文内容：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美国对索尔·贝娄研究的热情似乎有些减弱，一是体现在出版的论文、专着或论文集的数量上; 二是指对贝娄作品研究的广度上。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既鲜有对贝娄创作进行全面研究的着作或文集，也少见讨论分析贝娄近作的书评或文章。这一时期出版的着述中，史料性的着述占据了显着的地位，如本杰明·泰勒编辑的《贝娄书信集》等。本文将分别重点介绍克罗宁撰写的研究贝娄小说中女性人物和奎厄姆所撰写的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两部专着的主要内容，并扼要地介绍巴赫与克罗宁合编的论述贝娄短篇小说的论文集的主要内容和《贝娄书信集》中所披露的一些重要信息资料。
　　关键词: 索尔·贝娄女性超验主义书信
一、贝娄小说中的女性格洛里亚·L·克罗宁撰写的《他自己的房间: 寻找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女性》是第一部对贝娄笔下女性人物进行系统研究的专着。书中几乎涉及了贝娄的全部作品，其中包括贝娄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他的随笔《往返耶路撒冷: 私人报道》( To Jerusalem andBack，A Personal Account，1976) 和个人文集《随笔、书信、演讲等总辑: 从朦胧的过去到不确定的未来》( It All Adds Up: Fro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1994) 。
　　克罗宁在该书序言中介绍说，传统上，贝娄小说研究几乎一致地都在探讨贝娄小说中男性主人公，如何扞卫西方人道主义传统或如何同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宣扬虚空的思想作斗争。主流批评家们细心地构建了一种批评话语，说贝娄是一位反现代主义者，并说贝娄浪漫地，甚或有些复古地抱着灵魂、超然以及西方人道主义自我的普适性等观念不放。总之，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主流学者，主要是以欧洲大陆哲学思想为指导来研究贝娄及其笔下人物的。尽管这些学者对贝娄的自由主义人道思想和普通人具有神性的观念做了很多精到的论述，但是他们对分裂性主体、文化定位、性别等问题鲜有触及。
　　克罗宁认为，主流学者习惯对贝娄的作品进行自由主义的人道批评。他们把作者贝娄、读者以及作品主人公视为一种人类本质无差异性的建构。这种批评角度和见解应该有所突破了，即贝娄作品中反映出的主体分裂、男子中心主义以及贝娄擅长使用的独白体文本等问题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克罗宁的这部专着主要是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了贝娄男性小说中女性人物，如母亲、女友、姊妹、女友等的缺位、女性心理、女性意向等问题。在贝娄的小说里，正是这些女性人物难倒了那些在西方哲学、伦理学以及超验思想的碎片瓦砾中寻寻觅觅的男性人物。贝娄讽刺的笔触聚焦在这群厌女的不幸男性人物身上。他们寻找着失去的女性因素，但却又颇具反讽意味地排斥与他们具有同样社会背景的女性人物。他们在每次构建女性人物的同时，却又在抹杀她们身上的女性特点，并藉此把她们重构为挑逗性的和病态的女性人物。而女性人物则被围困在男子中心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她们要么不在场，要么愚昧无知、呆滞刻板或具有破坏力。
　　不过，在克罗宁看来，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贝娄对自己的文化适应和他笔下人物的另一个我的缺陷所进行的解构性反讽，暗示了这些另一个我及其塑造者似乎都觉察到了问题的所在。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几乎就要窥见他们隐藏在镜子后面的男性主体。贝娄似乎在系统地利用这些另一个我，以找出他自己和社会的主要病症和盲点。贝娄及其笔下的人物有时看到了他们想象中难以理解的女性形象，但到头来遭遇到的却是他们自己的局限。贝娄的人物仿佛在哀求:“帮帮我捉住她，这样可以在生病的宇宙中找到我自己的健康。”贝娄的人物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精神操练中，超然思想没能帮他们逃脱出男性自身的束缚。贝娄最想弄明白的正是这种失败，也正是在他对这种失败进行喜剧的和反讽性的分析中，接近了对性别隔阂的理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把贝娄看成是反女性主义者、患有厌女症或大男子主义就有些不真实，或者说弱化了贝娄作品的意蕴。在某种程度上，贝娄及其笔下的人物可能是反女性主义者或患有一定程度的厌女症，他们因此凭直觉感受到了那种未成形就离他们而去的女性因素。贝娄用一种喜剧、反讽的方式，来表现人物十分严肃、认真的道德追求，这样一来反倒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和理解。贝娄及其笔下的人物探索那些离他们而去的女性因素，有时候是那样的接近，几乎让读者都能感觉到它们的真实存在，但是从整个作品来看却又常常消失得无影无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存在也罢，消失也罢的女性因素，其实都发生在男性欲望构建的房子里。这并不是说贝娄笔下的男性欲望，不完全是基于男性对女性的认识，而是说贝娄笔下的男性及其塑造者，似乎偶而对另外一个空间也有所了解。
　　克罗宁认为，贝娄小说中经常出现患有厌女症的人物，不过有的作品却用这类的人物来分析和解构厌女问题。就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看，贝娄的小说展示了在男性人物欲念中失去的女性因素，另外还考察了人物的思想意识和那些缺乏情感、超然因素的现代主义现实语境。不过，在克罗宁看来，贝娄并没有将这一考察进行下去，即没有真正地去探究这种情境中所隐含的伦理关系或他那一代人性别意识中的缺憾。贝娄笔下的人物最终似乎没有能力解开这个谜的中心意义，因而在后来的小说中，贝娄笔下的人物开始直接攻击女性人物或从象征混乱、邪恶以及不洁的女性人物身边抽身离去，以迎合律法书中所要求的洁净和抽象的超然思想。甚或可以说，贝娄笔下的男性人物从女性人物身边抽身离去，既是古老的犹太宗法观念的再现，也回应了当代基督教神父们的思想。让·鲍德里亚说得清楚，女人应对拦阻男性欲望负责和愧疚。露丝·埃里戈雷则对这种男权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说:“女人在这种性想象中只是一种或多或少满足男性幻想的必不可少的道具……因为传统上女人对男人来说有使用价值，在男人中有交换价值; 换句话说，一种商品……女人从来就只是两个男人之间或多或少竞争交换的场所，包括为拥有母亲大地而进行的竞争。” 在埃里戈雷看来，西方艺术总是依据男性的标准来界定性爱，从而让女性缺席、匮乏、沉默、萎缩或低·19·新世纪美国贝娄研究概述能。
　　贝娄依据西方主流文化固有的心理架构来刻画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在贝娄的小说中，女性人物往往被描写成被赶出群的牲畜或偶像。艾丽丝·贾丁评价说，作为艺术家的美国儿子不愿意在表达中放手第三人称功能。这个儿子刻画女人，然后又刻画母亲，就像是必需要知道的某件事情一样。然后，他把女人当作现代性问题来表述而不是构建这个女人。美国男性小说中的“效果女人”将恐女症主题化了，这接近英格鲁―撒克逊的思想。贾丁提倡的是对男性文本进行极端的重新评价，和对有性别的语篇进行有性别的阅读与批评做出检讨。
　　她们暗示性别是最显然的另一个我，这说明还有一大群他者。如果崇拜生殖器的西方人道主义者的文本“语法”可以被透彻了解的话，那么这群他者的痕迹就被从人类学的角度记录下来。不对总体文化语法做这样的阐释，女性除非被当作物体和思考的储藏器，否则就永远不会出现在历史上。这种阅读范式督促读者和批评者考察贝娄文本中出现的许多他者: 贝娄本人就是一位与女性相对而言的他者，美国与欧洲、白人与黑人、受教育的与未受教育的、犹太人与英格鲁―撒克逊白人、西方人道主义者与非西方人道主义者之间都形成相互对立的一个他者。依据这种范式，克罗宁在书中还就贝娄小说中出现的男性独白者与同性社会现象、可怖的母亲形象、具有毁灭力量的妻子、情人等女性形象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
　　二、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N． A．奎厄姆在 2006 年出版的《索尔·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一书，基本上延续了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贝娄作品所进行的超验主义解读的思路。奎厄姆在书的序言中说明自己无意与任何不同观点进行争论，而只是从美国超验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贝娄一些主要作品。奎厄姆认为，贝娄的创作思想非常接近美国超验主义的主流意识，特别是爱默生和惠特曼的创作思想，所以完全可以称贝娄为新超验主义作家。奎厄姆认为，贝娄全面地继承了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的创作思想。据他考察，贝娄不仅在创作主题上与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保持一致，而且在许多场合都提到爱默生、惠特曼以及梭罗等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如在非小说类写作和访谈中，贝娄有三十一次提到上述美国超验主义作家:
　　其中有八次提到爱默生、六次提到梭罗、十七次提到惠特曼，可见这些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对贝娄的影响之深。具体地说，奎厄姆在书中主要论及了贝娄的五部小说，即《雨王汉德森》、《赫佐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以及《院长的十二月》。奎厄姆认为，这五部小说是表现贝娄情感的中心文本，贝娄其他的小说则是这个中心文本的前言或后记。奎厄姆解释说，这个选择其实是根据贝娄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贝娄在接受采访时有过类似的表示。他在另外一次访谈中，还坦承自己的小说有重复，比如说《抓住时日》也是一部受害者小说，与《受害者》极为相似。他对《奥吉·玛琪历险记》的拖沓也感到惊讶，并承认自己“越界了”。
　　总之，奎厄姆放弃讨论贝娄早期小说，就是因为贝娄自己不看好这些小说，没有达到贝娄的期待。另外，贝娄的晚期作品，如《更多的人为伤心而死》和《窃贼》，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但这些小说在主题表达方面与贝娄创作盛期的作品还不尽一致，不能与盛期作品相提并论。上面提到的贝娄的五部小说尽管在场景与氛围、道德与主题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从主题表现的总体上来看，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甚或可以说，这五部小说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当代外国文学像是一部小说，只是由不同的主人公组成，但却拥有同一个观点( 做“正确”的事情) ，并共同表达了作者的道德价值取向。奎厄姆援引贝娄在接受采访时所讲的笑话，来说明这五部小说为何自成一体。贝娄说:
　　我有时候乐于说人的一生大约会听说十个精彩的笑话。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关于美国歌唱家的笑话。这位歌唱家在拉·斯卡拉作首场演出。他唱的第一首咏叹调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人群喊道:“再来一遍”! 他又唱了一遍，但随后观众又要他再来一遍。这样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地问道:“这首咏叹调我得唱多少遍?”这时有人告诉他，“直到你唱对了才行! ”我也是这种情况———我总觉得我还没唱对，所以我一直唱下去。( Kakutani 1)因此，贝娄也不断“唱”着相同的“歌”，即写着同一部小说，重复地审视着这个非人道、失去精神和濒临死亡的人类。他强调说，道德危机应对 20 世纪思想意识中不断出现的分歧、不统一以及破碎的现象负责。贝娄“成熟期”的小说重复地应对的就是美国文化中的这类分歧和不统一。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是沉思的、博学、想法多多，而且还焦虑地观察着外部世界。
　　这些主人公目睹着这个虚构的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两种偏执的人。他们或被那现代世界里一片“大量”所惊呆，或被死亡这个顽固的事实所吓坏，因而坚持过一种“非此即彼”的虚幻生活，即或选择过一种集体化的、被道德绑架的、编排好的和有认知特点的“洁净”生活; 或选择过一种有点小个性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或有点疯疯癫癫的“肮脏”生活。他们因脱离精神生活和生存的内在属性而选择一种物质主义和唯理主义生活。这些生活缺乏感情、想象力和爱，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滥情、感伤，既没有实际意义，又缺乏理性。
　　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多数是独自在这个非人道化、失去精神和道德分裂的世界里漫游。他们常常竭力要保住自我、个人身份以及诚实完善。他们悲伤地发现，自己无法摆脱《院长的十二月》中的主人公科德所说的那个“20 世纪大规模的精神错乱”。在汉德森、赫佐格和西特林这些人物那里，情况有些不同。他们面对的是道德混乱、精神涣散或混乱无序。他们为纠正自己的“混乱”和摆脱掉自身的“大规模精神错乱”，而着手进行道德朝圣。他们的目的是重新振奋自己的精神生活、恢复内心的平衡和生存的平衡。
　　贝娄的主人公在进行个人救赎的同时，也救赎了人类。他们固执地思考现代人类和文明的命运，都有一种想做预言家或有所承担的倾向。他们相信，要想把人类从道德颓废状态中拯救出来和挽救支离破碎的文明，就必须摒弃 20 世纪出现的荒谬的二元对立和分类。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拒绝“洁净”与“肮脏”这种对立的价值观。具体地说，他们既拒绝“洁净”的物质主义和唯理主义，又摒弃“肮脏”的滥情和感伤。他们还抵制“非此即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自我放纵和荒原的世界观以及任性固执的美学观、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遵从主义与反对主义、“目中无人的清教主义”与性混乱、有把握与疑虑、精确与粗心大意、对技术未来的爱与对过去的爱。
　　除了摒弃美国现代意识中这种对立的观念外，贝娄笔下的主人公还提出了一种统一平衡的人生观。奎厄姆将这种人生观归纳如下: 第一，既然自然和人类是宇宙中两个对立极的形态，即物质的和精神的，肉体的和灵魂的，那么为维持人类状况，个人就有必要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一种内心的“一致”，或这两极之间的一个中轴线; 第二，假设有必要进行调停，个人应该融·21·新世纪美国贝娄研究概述合的就不仅是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这些对立的两极，而且还有理性与情感、信仰与权宜之计、自助与集体等诸多关系的对立属性; 第三，既然个人从两个方面本能地向宇宙的两个对立极开放，他在惟此一生中就同时包含了有限与无限、有生与永恒、个人与社会、具体与普遍、独立与命运等相关的诸多对立法则，因此个人的责任就是要劝和这些对立项，并表达这些对立项能归于统一的信念。换句话说，贝娄主人公生活在当下这个缺乏人道精神的世界里，就是要表达这样的一种信念。爱默生、惠特曼等美国超验主义者也主张融合个人与社会等诸多对立的法则。从这个方面来说，贝娄在小说中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建构想表达的正是爱默生、惠特曼等美国超验主义者所主张的。
　　三、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及书信集在巴赫与克罗宁合编的《小行星: 索尔·贝娄及其中短篇小说的艺术》这部论述贝娄中短篇小说的论文集中辑入了近三十篇论述贝娄中短篇小说的论文。这些论文论及了贝娄早、中、晚三期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例如《寻找格林先生》、《将为人父》、《离别黄屋》、《抓住时日》、《窃贼》、《贝拉罗萨暗道》、《真情》等。书中所涉及的主要论题有论述贝娄中短篇小说中的“中断主题”、“女性缺席”、“有关《圣经》的身份与美国文化”、“自我与超越”等。有多篇论文围绕着贝娄的中篇小说《抓住时日》，就“贝娄的创作成就”、“对反哈希德讽喻的模仿”、“赎罪”等主题展开讨论。另有几篇论文论述贝娄中篇小说《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大屠杀”主题、《窃贼》中的情爱主题及其反讽等。
　　克罗宁和巴赫在论文集的序言里对贝娄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综合性评价。他们指出，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在 19 世纪英美文学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不过，到了 20 世纪，出版业对出书嫌短、在杂志上发表又嫌长的这一文学体裁并不看好。贝娄是 19 世纪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是驾驭这一文学形式的大师。他为这一陈旧的文学形式注入了活力。1989 年，他的两部中篇小说《窃贼》和《贝拉罗萨暗道》由世界着名出版社以平装本的形式出版，畅销世界各地，开创了美国中篇小说出版的先例，似乎可以说只有他后来在 1997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真情》能与之比肩。除此之外，克罗宁和巴赫在序言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是，尽管贝娄在早期创作中已出版多部中短篇小说，但是直到 1969 年贝娄的中短篇小说才受到美国批评界的重视。即是说，正是美国批评家托尼·坦纳 1969 年在评价贝娄的中短篇小说集《莫施比的回忆录及其他故事》的文章中，第一次对贝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Tanner 113—14) 克罗宁和巴赫着重强调的是，贝娄的中短篇小说与其长篇小说形成了一个相互参照的星系，共同构建了贝娄的小说世界。在他们看来，贝娄中短篇小说运用优雅简约、精确表述的文笔，机智敏锐且具有适度张力地表达了他对人性的理解，让我们明白何为人物刻画和情感表达，堪与处于最好创作时期的纳撒尼尔·霍桑和亨利·詹姆斯相媲美。论文集中另一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章是艾伦·伯格( Alan L． Berger) 撰写的《记忆与忘却: 索尔·贝娄〈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大屠杀和犹太—美国文化》一文，一是因为伯格是大屠杀小说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在 1985 年曾出版《危机与契约: 美国犹太小说中的大屠杀》( Crisis and Covenant: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Jewish Fiction ) 一书，为美国大屠杀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因为纵观美国的贝娄研究，鲜有像伯格这样的学者将贝娄小说中的大屠杀主题与美国犹太文化进行关联性研究。伯格在文章中提出的有关大屠杀的记忆是检验美国犹太人真诚度的一个试金石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贝娄《贝拉罗萨暗道》这部小说的创作主题。在伯格看来，贝娄的这部小说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名单》( 原作者Thomas Keneally，Schindler's Ark ，1993) 不同，贝娄既不是想编造出一种并不存在的记忆，也不是想利用动人的故事来进行煽情，而是想通过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来凸显环绕在犹太人生存这一轴线上，记忆的功能与“健忘”的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贝娄从世俗的角度，批判了小说中人物用大屠杀前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灾难的错误。
　　本杰明·泰勒编辑出版的《贝娄书信集》辑入了贝娄自1932 年至2005 年间写的约有五分之二的书信，共计七百余篇。这部书信集披露了许多有关贝娄创作等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贝娄与托派分子之间的来往信件是这部书信集中披露出的重要的史料之一。贝娄有多封信件写给托派分子或与托派相关的人士，如曾介绍他接触托洛茨基思想和美国托派组织的雅塔·巴舍维斯基、美国左翼刊物和托洛茨基的秘书之一、美国托派运动的创始人阿尔伯特·格罗特泽、美国左派作家詹姆士·法莱尔等，揭示出贝娄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他创作早期对待托洛茨基本人及托派的认识及立场观点。
　　贝娄书信集中披露出的另外一些重要史料是贝娄在与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辛西娅·奥兹克、尼古拉·纳博科夫、拉尔夫·埃里森等着名作家以及与阿尔弗莱德·卡津、莱斯利·菲德勒、罗伯特·潘·沃伦等着名批评家之间通信时，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的文化民族立场、价值取向、创作主张等。例如，他在 1987 年 7 月 19 日写给辛西娅·奥兹克的信中，在谈及奥兹克小说中的犹太性时，贝娄告诉奥兹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发现彼此都足够犹太的” ，即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自己作品中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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