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论文写作范例参考（权威推荐6篇） 本文关键词：国学，范例，论文写作，参考，权威
国学经典论文写作范例参考（权威推荐6篇） 本文简介：国学经典是包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性原创着作，其教育价值在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修身养德，立身做人；弘扬民族文化，坚守民族精神。以下是我们整理的国学经典论文，希望你阅读后有收获。 国学经典论文写作范例参考一： 题目：国学经典出版的合理性探究 【摘要】国学经典出版伴随国
国学经典论文写作范例参考（权威推荐6篇） 本文内容：
国学经典是包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性原创着作，其教育价值在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修身养德，立身做人；弘扬民族文化，坚守民族精神。以下是我们整理的国学经典论文，希望你阅读后有收获。题目：国学经典出版的合理性探究
【摘要】国学经典出版伴随国学热的出现得到迅猛发展，但在其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同质化、娱乐化、碎片化等诸多问题。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特定知识传播的社会交往行为仍有着自身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国学经典出版是集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以及交往合理性为一体的社会行为。在这些合理性的基础上，国学经典出版对全民阅读、阅读推广的创新与深化，对国学知识合法性的建构与传承，对当下现代性的纠正与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学经典出版；合理性；阅读推广；知识合法性；现代性
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特定知识传播的社会交往行为，伴随国学热的出现得到了迅速发展，受到了出版界的广泛关注。为维护国学经典出版的健康发展，当前，多数人的关注点是其快速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诸多问题，而不是国学经典出版的内在合理性及意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国学经典出版的内在合理性及意义，在承认其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行为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探讨。
一、国学经典出版及其问题
国学经典指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经典着作，诸如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以及儒家思想经典论着等。21世纪以来，随着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国学经典借助媒体，尤其是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节目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在此背景下，以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的出版企业分别投入到国学经典出版中，由此不同价位、层次、形式的国学经典出版成为出版界中一种值得注意的重要传播现象。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曾指出，在实际出版中的国学图书主要包括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所使用的国学图书（传统古籍类以及各种学术着作类）和大众普及类国学图书（各种国学原着解读类）两大类。根据这种分类方式，当下的国学经典出版类别主要涉及原着类出版（可用于馆藏和传世）、学术类出版（可用于学术交流和研究）、解读类出版（可用于大众普及和教学）这三大类。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国学经典出版，尤其是国学经典解读类出版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过度娱乐化，用“娱乐故事”演绎国学经典；“实用美学”当道，传统文化内涵缺失；缺少策划与创意，出版模式单一。此外，还有出版内容同质化、经典文化解读浅薄化以及对经典原着解读断章取义。
二、国学经典出版的合理性
虽然国学经典出版面临诸多问题，但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仍有着很强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既涉及事实经验方面，也涉及哲学层面。合理性源自哲学中的理性问题。韦伯在黑格尔关于理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合理性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类行为。合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系概念。一种行为或行为模式是否合理并不取决于这种行为或行为模式，因为它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衍生出来的，需要在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在目的是否达成与对信仰选择是否一致中进行判别。
合理性之所以能够用于分析国学经典出版行为，是因为国学经典出版有着超越一般商品的社会属性，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与解决社会矛盾，关怀人类的灵魂与凸显人生的价值，是出版事业中坚持文化属性的代表。国学经典出版的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这三个方面。其中，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是韦伯关于理性行为界定中的两个具体类别，交往合理性则是哈贝马斯在韦伯合理性行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理论。
1. 作为工具合理性行为的国学经典出版工具
合理性也称目的合理性，它是一种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强调使用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达到最终目的的社会行为，即当某种行为的目的、手段以及结果一起被合理考虑时，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是工具合理性的。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出版实践活动，牵涉国家、出版商、作者、读者等诸多相关者的利益，并很好地满足了各方的需求。
对国家而言，国学经典出版是传播国学、维护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对出版商而言，国学经典原着类出版的版权、版税等出版成本相对较低，而解读类出版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对作者而言，国学经典解读类出版，既有作品成为其自身学识的传播工具，其本身又可获得物质财富。例如《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图书的出版使得刘心武等人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对读者而言，国学经典出版能够使其广泛地接触传统文化知识，提升自我文化修养。尤其是国学经典解读类图书迎合了大众读者的需求，满足了实际教学需要。如青岛出版社的“国学启蒙经典系列读本”、人民出版社的“国学经典系列”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论语别裁》等国学经典着作，在大众读者群中备受欢迎。可见，国学经典出版这一社会行为兼顾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工具/目的合理性需要。
2. 作为价值合理性行为的国学经典出版价值
合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因此，它是一种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不以得失和效益为取舍标准的行为，它关注的是行为本身在道德、宗教、伦理上是否合乎价值意义。在国学经典出版中，原着类出版和学术类出版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合理性。出版企业作为从事文化事业的社会组织，不能只追逐经济效益，还要承担文化责任，即追求社会效益。像思想深刻、意义丰富、文辞隽永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论着，以及承载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二十四史》《十三经》等国学经典的出版，对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着重大社会意义。
此外，诸如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学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等这些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国学经典出版，都为国学知识的社会传播提供了方向。这些出版行为使得国学经典能够重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得以继续推进，进而让国学经典重新焕发生机。可见，国学经典出版以原着再现和学术研究的方式，使得出版行为拥有文化价值，同时也获得社会效益。
3. 作为交往合理性行为的国学经典出版
国学经典出版的交往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其知识传播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和其他主体的关系；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国学经典出版是一种以知识传播为主的社会交往实践行为，社会成员通过对国学经典的阅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有作为于当下生活的世界。同时，这种知识传播行为中的国学经典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交往对话的主要内容。这种优质的内容为社会成员协商并达成一致性意见，建构了共同遵守的合理化规则。在以国学经典为主导的合理化交往规则中，社会成员能够从传统文化世界中去反思自身行为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以这种合理化规则为基准去改善当代社会交往主体片面化、角色化以及冷漠化等异化问题。可见，国学经典出版的这种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理性统一的追求，用以达成社会意见的一致性。交往合理性始终贯穿在国学经典出版的整体传播过程中，并赋予国学经典出版这一社会交往行为实践意义。
三、在合理性视野下国学经典出版的意义
1.基于工具合理性的全民阅读、阅读推广的创新与深化
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被提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上，国家提出了全民阅读以及打造“书香中国”的理念，阅读推广的一系列活动也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无论是全民阅读还是阅读推广，都面临着优质内容建设的问题，即读什么和推广什么。出版界作为阅读推广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提供阅读文本内容的重任。
在大众文化的社会环境中，读者的阅读诉求逐渐多元化。
作为阅读供给方的出版企业必须满足大众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因此出版多样化的内容是其首要任务。同时，出版企业也有责任引导大众读者提高阅读品位，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就是积极向大众读者推荐国学经典着作。例如，东北农业大学在深化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时开展了《红楼梦》等国学经典的专题讲座。国学经典出版的图书在“中国好书”与“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诸多阅读推广书目中的人文社科与文学艺术类别中也有着一席之地，这保障了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活动全面推进时有深度与内涵的阅读内容不缺席。
以传统文化知识为主导的国学经典出版能够为全民阅读以及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丰富的阅读书目和更为优质的阅读内容，从而保障全民阅读、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内容的优质优量。国学经典出版在契合健康文化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有助于扭转过度出版低水平商业化图书的趋势，从而实现出版行为商业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平衡，促进出版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此外，国学经典出版中的解读类图书能够培养大众读者对国学经典的阅读兴趣，积累国学基础知识，进而为其阅读国学学术专着乃至国学经典原着奠定基础。这种由浅至深的阅读行为培养过程，也为深化全民阅读、阅读推广以及加快“书香中国”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 基于价值合理性的国学知识合法性的建构与传承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物质文明建设逐渐占主流，由此导致了消费文化盛行。故而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国学在当下社会面临着知识合法性与再传承的问题。知识的存在需要获得某种语言的支持从而建立合法性，其主要途径是叙事。图书作为一种叙事载体，成为知识合法性建构的常见方式之一。国学经典知识的合法性建构与国学热的形成及发展存在互动关系。国学经典出版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得到快速发展，国学热又在国学经典出版中得以持续升温并获得社会认同。法国学者利奥塔尔指出，知识的合法性建构可以通过“教学”、“研究”和“误构”三种方式达成。而国学经典出版的三种主要类别则恰好符合利奥塔尔提出的这三种知识合法性建构方式。
国学经典出版中的学术专着类图书通过国学“研究”的方式建构传统文化知识的合法性。例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研究》等研究成果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国学的学术研究内容。而解读类图书中的国学经典系列教材，通过“教学”活动来建构传统文化知识的合法性。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是从事国学教育的一个专门性机构，为适应国学的教学服务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语解读》《史记解读》《孙子兵法解读》《文心雕龙解读》等“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突破了现代学科专业化的狭窄限制。此外，成都大学同样将国学经典教育引入课程教学环节，先后开设了系列国学课程，更将国学经典导论这门课打造成为全校的精品课程，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学经典导论》。大众普及类的国学经典解读图书则通过作者的现代性视角进行“经世致用”的解读与“误构”来完成传统文化知识的合法性建构。例如，易中天、于丹等人就是以现代性视角去解读传统国学经典，使之能够适应当下社会的文化需求，这种“误构”的解读方式给国学经典着作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国学经典出版通过学术出版、教材与解读类的大众普及出版，为国学知识的合法性建构了扎实的基础，并使得其在后现代社会中得以很好传承。
3. 基于交往合理性的现代性纠正与治理
哈贝马斯把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部分，并认为现代社会出现病态问题的症结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在现代性病变的情况下，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被金钱、权力等系统因素主导，致使社会交往行为扭曲。故而哈贝马斯在韦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用以致力于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动领域是解决问题可以依赖的实践性领域；只有完全发挥交往合理性及其制度化，才能克服现代危机，因此交往合理性是治理工具合理性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的药方。
为此，在当下社会中，我们需要建立共同而有效的社会交往规范，使行为的交往成为一种可能。在面对诸多现代性弊病时，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交往行为方式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向。
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知识传播交往活动，能够通过出版交往的方式建构以国学经典知识为主导的社会公共领域。而在这个公共领域中，社会交往的核心法则就是国学经典知识。在国学经典出版所建构的公共领域中，国学经典知识的传播与流通能够在公共实践活动中被大众读者消化吸收。以《百家讲坛》最兴盛的时期为例，国学经典知识在整个社会公共领域之中成为一种社交公共资源，是社交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社会成员的互动交流，国学经典图书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助于建构贴近儒家中庸致和理想交往状态的公共交往规范，用以适应当下社会交流沟通的实际需要，还能够以这种方式去抵抗和消减知识过度商业化运作趋势和消费文化过于盛行的趋势。此外，国学经典是一种优质的文化知识，它是社会交往行为中有效语言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一，为交往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信任起到促进的作用，从而对病态的现代性进行纠正与治理。这种现代性的纠正与治理主要通过文化培育来实现。例如，国学经典出版中的《弟子规》《三字经》等儿童启蒙教育以及《国学经典导论》等大众普及读物，对当下青少年形塑新的文化价值观以及重建良好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培育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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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论文写作范例参考二：
题目：论国学经典外译者应具备的素养
摘要：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由于我国传统国学经典常常是文有限而意无穷, 集文学、哲学、音乐、逻辑、历史等要素于一身, 这对国学外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优秀的国学外译者应当具备以下素质:对翻译的本质和机制有足够的认识;具备双语能力和深厚的国学基础;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涉猎的知识既要专又要博;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关键词：文化强国; 国学经典; 外译; 外译者;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习总书记强调, 要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助力新时期文化建设, 将中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他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8年5月2号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和北大的师生交谈时说: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扬全世界。
近年来, 中国综合国力显着增强, 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明显提升, 但是,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要想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必须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增强文化软实力。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 没有翻译家们创造性的劳动, “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 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前外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曾说:“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 翻译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
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也是中华民族思想、艺术的重要载体, 是凝聚之学, 是兼容之学, 是经世致用之学。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国学经典外译。国学经典外译的目的, 一是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到国外去, 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二是要在文化传播中树立文化自信, 增强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 国学外译者要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翻译既要保留国学经典的形, 又要传达出其内在的神。因此, 国学外译者们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那么, 国学外译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一、认清翻译的本质和机制
通常意义上, 按照翻译的形式和场合等, 翻译分为同声传译 (口译) 、文本翻译等类型, 国学经典外译属于文本翻译的范畴, 同时, 它也是文本翻译中独树一帜的一支。翻译学家雅可布逊将语际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1]国学经典外译某种意义上就是将以汉语语言符号为主要呈现形式的国学经典转换成外语语言符号, 以达到文化传播的效果。但这一翻译过程又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换。源语向目标语的转换实际上是对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再编码, 从形式到内涵都要完美地表达, 不能有所遗漏或歧误。国学经典着作大多年代久远, 主要以文言形式写就, 即使是当代中国人也或多或少存在经典阅读和理解的障碍, 这就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国学经典外译的难度, 形译难, 意译更难, 兼顾形式与意义的翻译更是难上加难, 国学经典外译者应对这项工作的重点、难点有清醒的认识。认识上的不足“不仅遮蔽了中华文化的神采而且造成了极大的误解乃至危害”。[2]翻译界有些通用的准则, 有些在国学经典翻译中也是适用的, 比如最基本的“信、达、雅”, 但基于国学经典本身的独特性, 有些常用的翻译准则就可能不那么适用了, 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做些调整, 比如直译的运用, 国学经典言简义丰, 多隐喻、典故等, 直译很难传神。这需要译者对文本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内涵做深入透彻的理解, 兼顾“音”“形”“义”三方面, 做到直译尽其可能, 意译按其所需, 最大程度再现原文信息的同时又兼顾形式美, 让译作和原文之间尽量语义相等、文体相谐、语效相当。
二、具备双语能力和深厚的国学基础
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迁移活动, 其作用在于将原语中体现的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3]翻译首先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 这里面包含了两个语言向度, 即源语与目标语, 要想实现国学经典外译, 译者不仅要精通汉语, 还应具备较高的目标语语言水平。对源语与目标语的熟练掌握, 是沟通中外, 建立翻译之桥的基辅钢架材料。
基于此, 我们说国学外译者应当重视双向语言能力的培养。这种双语能力, 首先指语言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学习, 就汉语而言, 外译者应掌握尽量多的汉语字词、成语、谚语、歇后语等, 还要学习汉语语法、句法结构, 同样, 外译者对目标语的这些基础语言知识也应熟练掌握。由于国学经典的一些字词现在并不常用, 一些语法、句法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 国学经典一些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其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可能会造成一些理解和翻译上的困难, 简单根据字面意思翻译, 读者很难读懂, 而且容易出现谬误。这就需要外译者多学习、攻关和积累, 只有把这些基础知识掌握好了, 才有可能在翻译过程中把准脉、找对路, 精准地找到目标语中与源语相对应的字词, 同时又不出现因为“中式外语”等语言形式问题而造成目标语国家人民的阅读障碍。语言基础知识不牢导致的翻译“失败”案例比比皆是, 如王宝童就曾将《三字经》中“融四岁, 能让梨。弟于长, 宜先知。”翻译为“And, Rong, only four, Picked the smallest pear, To leave his elders, The lion’s share.”其中“The lion’s share”出自《伊索寓言》, 讲的是狮子霸道、贪婪, 用于此处完全是歪曲原文, 前后文语义不通, 还容易引起误解。[4]双语能力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 这里面还包含了内在的文化因子的熟识度, 这种对语言内在文化因子的熟识度一方面关系到译者对源语作品的理解, 另一方面又与目标语的“对等”翻译密切相关, 这方面的能力不足就可能导致上文例子中那种形似而神非的错误。
三、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
翻译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有专业知识的学科, 它有自己的一套专业技术理论, 这是翻译者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知识。只有拥有专业理论的指导和专业技术的支撑, 才可能产出专业的翻译作品。这就好比插花艺术, 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作指导, 胡乱摆弄, 费时费力, 做出来的作品凌乱而不美观, 有时甚至插花作品还不如一朵自然状态的野花更具美感。国学经典外译尤其是一项考验专业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工作, 面对卷帙浩繁、晦涩难懂的古文经典, 没有专业翻译理论的指导和翻译方式方法的帮助, 要完成译介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翻译中涉及的翻译原则、技巧、方式方法等有很多, 而且不同历史时期中外翻译学者所运用的翻译方法、技巧等丰富多样, 要系统罗列整理, 工作量极大。这里, 笔者仅就国学经典外译这一研究主体对外译者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做针对性的论述。
国学经典外译人才应具备术语学知识和术语翻译能力, 具备有效解决国学经典翻译过程中的术语问题的知识与技能系统。国学经典作为千百年来思想、文化、艺术等的典范, 许多精简的表达逐渐成为一种范式, 作为术语被后世沿用, 这就需要外译者具备相应的术语学的知识, 以应对国学经典外译工作中的大量术语难题。我们通过阿瑟·韦理 (Arthur Waley) 翻译的陶渊明的《责子》诗就很能看出来术语学知识的重要性, 诗曰:“阿舒已二八, 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韦理将“二八”译作“eighteen”, 又将“行志学”译作“does his best”, [5]我们知道, “二八”在中国古汉语中应指十六岁 (或虚指正值妙龄) , 绝没有“十八岁”之意, 而“志学”缘自孔子《论语》, 《论语》曰:“吾十有五, 而志于学”, “志学”指十五岁, 与“弱冠”“不惑”“天命”等一样, 是特定年龄的代名词。再比如, 李白《长干行》诗中“常存抱柱信, 岂上望夫台”也是很考验译者专业术语能力的诗句, “抱柱信”和“望夫台”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已经是术语化的表述了, 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翻译呢?有的译家将其翻译为“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out?”前句省略了“抱柱信”没有翻译, 而后句“climb the lookout”也没有传达出望夫台所蕴含的意旨, 相对而言, “Rather than break faith, you declareld you’d die/Who knew I'd live alone in a tower high?”则很好地将“抱柱信”和“望夫台”背后的典故及其意蕴表达了出来。[6]
除此之外, 国学经典外译人才不可或缺的专业能力还应该包括网络资源使用能力以及文本审校能力、文献查找、利用、储备和管理能力、各类文体的处理能力等。这些能力多倾向于辅助性,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以网络资源使用能力为例, 当今时代是网络信息化时代, 通过网络可以获取古今中外海量信息, 无论是翻译理论、翻译文本, 还是翻译家的访谈, 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 还可以通过网络与千里之外的翻译家沟通、探讨翻译难题。网络资源的应用可以实现知识与智慧的集聚, 对国学经典外译大有助益。
四、涉猎专业而广博的知识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 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文学、哲学、逻辑学等诸多西方学科分类。国学经典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容纳了文学、逻辑学、哲学、民俗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和先民智慧。这就要求国学经典外译者掌握广博的中文知识, 同样, 出于翻译的需要, 译者对目标语国家的知识掌握也应该是既专业又广博, 只有知识的“对等”才能实现翻译的“对等”。另一方面, 掌握了广博的知识, 才有可能跳出翻译陷阱和思维限制, 在矛盾中找到平衡点, 破解翻译难题。我们说翻译就是文化的再编码, “翻译如何编码, 决定文化内涵能否保留。”[7]再编码的成败取决于译者文化背景的厚薄。译者没有贯通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文化体系, 翻译工作就会阻碍重重, 或流于形式而失了意蕴, 或出现曲解和错误, 有时还会闹笑话。
着名国学经典翻译家赵彦春先生认为, 合格的外译者在学识上应当具有“八备”素养, 即具备目标语的句法知识、文学知识、语义知识、语篇知识、逻辑知识、语言本体论知识、哲学素养以及翻译学本体论素养。“八备”中的部分素质笔者已在前文中有所论述, 从赵彦春先生的表述可以看出, 没有广博的知识, 国学经典外译是难以收获实效的。赵先生举例说, 比如翻译林徽因的“黄昏吹着风的软”, 有的译者将其译为“Sundown is cafessing the soft”或“The dusk wind blows up and down”, 遮蔽了原文的魅力。[8]诚然, 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着逻辑和审美中介的角色, 应当具备广博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做到既博又专, 使自己能够超越文字的取舍和调变, 达到不等而等、不忠而忠的辩证性高度, 进而达到一个圆满调和的境界, 实现国学经典形与意、哲与思、艺术与审美、逻辑与思辨的完美译介。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蕴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国学经典着作, 这些国学着作不仅思想独特深邃, 而且表达优美如诗。因此, 国学经典外译是一项庞大、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鉴于国学经典自身的特点及翻译的难度, 国学经典外译者首先应当是位文化学者, 其次还要掌握大量的翻译专业知识。但是, 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又是有限的, 我们不可能苛求每一位国学外译者都是博古通今、参互中外的大儒, 只能希望从事这项工作的外译者, 根据工作需要尽可能的去涉猎知识, 增强本领, 发挥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 力争国学外译不走样, 能传神, 真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传播出去, 使中华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传播中得以展现, 中华优秀文化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秀立于林, 为文化“走出去”战略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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