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杂志社承办，于2017年10月28日至10月29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专家、学者、编辑共济一堂，就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发展等问题，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28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报告厅举行。开幕式由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崔唯航主持。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孙海泉发表了致辞。孙海泉书记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欢迎全国学者的到来。此次研讨会恰逢十九大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孙海泉书记强调，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向全国哲学工作者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和研究任务，这是新时期我们每一个哲学工作者应当主动承担的使命。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先生向大会发来了视频致辞。陈来先生指出，要珍惜当前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良好局面。要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多元化地展开各领域的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在当前兴起的经学研究中把握住中国哲学的特色。《中国哲学史》杂志即将迎来复刊一百期，对此，陈来先生表示祝贺，鼓励杂志以中青年学者作为作者主力。最后，陈来先生祝大会圆满成功。
　　开幕式接下来是主题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张志强主持，来自全国的八位知名学者进行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首先发表了题为《经学传统与中国哲学》的演讲。李存山先生指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经书中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常道”，经书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哲学既应该反思和继承经学中的“常道”，又应“通古今之变”，对经学中过时的因素有所“损益”和扬弃，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山大学张祥龙教授发表了题为《孝道的先天价值和人格性--〈孝经〉与舍勒〈价值伦理学〉对勘》的演讲。张祥龙教授认为，孝道的道德性既非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亦非康德式的形式化义务论的，而是一种以爱为根、具有先天伦常价值与人格性的道德，被人类以明见的代际方式直接感受到和实现出来。孝道是源于情感和情境的具有价值先天性的道德。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发表了题为《牟宗三“良知坎陷说”新论》的演讲。张学智教授认为，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有两大支柱。横的方面，是逻辑分析和架构能力；纵的方面，是深切的历史文化意识和由历史文化沉积而成的价值内容。张教授尤其重视后者，强调良知坎陷说是基于纵的历史文化沉积而作的一个理论创设。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作了题为《先秦哲学诠释的方法论探讨》的演讲。白奚教授指出，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的哲学诠释方法有着明显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殊性。相对于后世的“文本诠释”，先秦诸子依据本学派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念所进行的诠释活动可以称为“主旨诠释”。主旨诠释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为“意义扩展”，一为“意义转向”。这两种方法都是对诠释对象原思想中潜含的深层结构的挖掘和开显。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作了题为《〈周易〉的观象体系和古史序列--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的主题演讲，认为《周易·系辞下》第二章展示的观象体系和古史序列，建立了中华学术的结构，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复旦大学吴震教授作了题为《略论近代中国的“政教”问题--以反思“孔教”运动为核心》的演讲。吴震教授指出，在汉代以降的中国历史上，明确主张回歸“政教合一”的非章学诚莫属，只是在当时乏人响应。到了晚清却时来运转，政教问题急速升温。戊戌变法之际提出孔教主张的康有为在政教问题上却持“政教分离，双轮并驰”的立场，表明其孔教主张并不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但是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显然表明康氏旨在将儒教向国家宗教的方向扭转，其结果必带来文化专制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帝制已然崩塌的背景下，欲变世俗儒教为国家宗教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了。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发表了题为《什么是“经典世界”？》的演讲。陈少明教授认为，“经典世界”是理解经典文化的一种观点，它以经典文献中的人物事迹为中心，展示一幅拟真的历史生活图景。经典世界的人物事件，穿越于不同的经典文本，具有独立于其历史原型的生命力。这些题材对后世的作用，通常表现为“活化石”与待发掘的“矿藏”两种现象。其影响模式不是传递式，而是辐射式的。经典世界的最大意义，在于借助跨时代的阅读想象，汇聚塑造民族认同的文化力量。进入经典世界不是为了探求历史世界的真相，而是为现实世界探寻更多的精神资源。
　　主题演讲之后，学术研讨转入四个分会场分头进行。四个分会场的主题是：经学专题，宋明理学，儒家伦理与政治，三教与中国文化。从28日下午至29日下午，四个分会场分别举行了五场讨论会，共计20场，来自全国的学者就各自研究的领域、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近些年来，经学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哲学研究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许多学者都投入到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之中。如何把经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优秀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是与会学者都相当关注的论题。经学专题会场上，学者们就礼学、易学、春秋学、汉代经学、清代经学诸议题展开了讨论。北京大学吴飞教授认为，《礼运》体现出礼的演进问题，这在礼学思想中非常重要，而且与汉唐礼学的历史性理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强调，《礼运》中所构想的，是一种以礼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按照经济、政治的不同形态构想的社会发展阶段。《礼运》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性之质与礼乐之文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历史哲学的主题也是文质关系。在这个架构之下，大同之世就是不仅质朴无文，而且完全不需要文饰，一切恰到好处的极致理想状态，是质中已经有完美之礼的状态。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指出，古文经学尽管有对政治的关怀，但就整体而论，古文经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同今文经学还是有区别的。今文经学是以现实政治为出发点，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目的；古文经学的出发点是经典文本，是通过文字训诂来阐明圣人之道。今文经学偏重现实与政治，古文经学偏重道与学；今文经学的发展一定要依附于汉代的政治需要，古文经学的发展却可以不依赖现实政治。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只要经典存续，文字训诂、典章考据、义理发明就有发展的天地。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对经学研究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吴国武教授指出，经学传习是一项非常复杂丰富的志业、事业。读经者只读经不读注疏，阐扬经义者不读注疏，专守一经者不读注疏，通经致用者不读注疏，则经学传习将托之空言、滋生流弊、不学无术，最终伤害经学、经学传习、中国古典学术乃至整个文明传统。经传注疏是一套学术根基系统，也是学术传承结构，它包括知识、思想、信仰、践履等方方面面，分之则败、合之则成。清华大学丁四新教授认为汉末易学的思想逻辑是根据天道来安排人间秩序和世间伦理。在宇宙论上，这个天道就是盖天说的天上地下的空间结构，反映在价值论上就是“天尊地卑”的宇宙法则。卦爻位的上下，反映了人道世界及其外化的宇宙的价值准则--“贵贱”。汉末易学继承了这一套说法，不但继承了父坐子伏等三纲之说，而且将所谓元士爻、大夫爻、三公爻、诸侯爻、天子爻和宗庙爻应用到《周易》的注解中。汉末易学在重视名教和阐发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定之以“中正”、“中和”准则，从而在价值观上建立了被物事环绕的“太极”。同济大学曾亦教授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朱熹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批评：其一，一字褒贬与《春秋》书法。胡安国治《春秋》，主“一字褒贬”之书法，对此，朱子颇不谓然，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已。其二，以夏时冠周月。胡安国以为，周人虽用周正，然纪事犹用夏时，并不改月，至于《春秋》书月，实出于孔子所改。朱子则以为，《春秋》之改月，本周人所为，而孔子不过因周之史策旧文而已。其三，朱子论三传得失。朱子论《春秋》，实持一史家之立场，故其褒《左氏》，不过以其详于纪事耳。然朱子又为理学家，常以“天理”二字臧否史事，故其称许《公》、《谷》者，非以其书法，实以其义理之正而合于“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志强研究员认为，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也无论是晚清或是汉代的今古文经学，最终都必须作为“经学”来成立自身。而所谓“经学”的成立，必须吸收无论汉代还是晚清今古文经学的长处，找到其作为经学的共通基础。会通今古文经学的传统以成就经学，是经学重建的必要步骤。需要重建之经学，应该是一种“事义兼备”、“理事相即”的经学，也一定是“今古融合”的经学。今文经学所强调的“孔子之义”，恰恰是孔子从对三代历史的损益检讨中总结而来的“百世可知”的创制立法的道理。这种道理离不开中国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也正因为这种道理而不断延续成为中国文明的历史。孔学、史学、经学在充分分化发展的前提下可以最终统合而成一种“大儒学”。这种“大儒学”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检讨而树立起“中国文明之准”，继续引导中国文明史的发展。这正是重建经学的真正目的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副研究员认为，孔子讲的“无体之礼”，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至汉代礼学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教授指出，清末的经学所面对的不仅是西方文明的迫近与渗入，还有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内外秩序的构建，因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思想形态。早在辛亥之前，晚清经学在回应新时代的政治形势中，已经发展出多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而在辛亥之后，这些经学理论仍然在进一步完善，其基本特征是经学的理论化与体系化。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对今天重新发掘经学的价值最具借鉴意义的，有康有为、章太炎、曹元弼三种不同的经学进路。康有为的经学重建，是要在“郑玄方案”中重新拯救孔子，也就是说，将经学的多个立法者、多套法度，通过既有历史的典章制度也有空设的微言大义，纯化成一个圣人、一套圣人之法，而且是彻底脱离历史、只保留微言大义的孔子之法，使孔子不仅是“为汉制法”，而且是为万世制法，使孔子以一种新的思想面貌，重新成为现代中国的唯一立法者。
　　宋明理学一向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镇，在宋明理学会场上，学者们对各自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指出，在北宋哲学诸学派中，无论是在北宋后期充当官学的荆公新学，还是在野之学诸如濂学、关学、洛学、蜀学及邵雍的易学先天学等，都在建构其思想体系时大量吸收道家、佛教思想。从宋学的整体发展看，佛、道两家乃是构成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三教合一才促成了宋学的勃盛，所以宋学是一种三教思想混融之学。清华大学高海波教授通过考察朱子对“体用一源”的理解，来深入分析朱子的体用思想。高海波教授认为，以乾道己丑为界，朱子对“体用一源”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在己丑之前，朱子更多地是接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在体用同时的意义上来理解“体用一源”的意义。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对于中和问题看法的根本改变，并为了建构其理气为主的本体宇宙论，朱子对“体用一源”的理解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朱子此时更多是从体先用后，“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的意义上来理解“体用一源”的。从本体论上来说，体先用后则主要是指一种逻辑的先后关系，落实到心性论及对具体事物的解释上，体用的先后又具有了时间的意义。朱子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伊川的原意。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晓英研究员对元代儒学民间化俗实践的情况进行了介绍。马晓英研究员指出：自《吕氏乡约》以来，理学家一直试图以儒家的伦常礼教改造和组织基层民间社会。元代时，以西夏遗民唐兀崇喜父子为代表的基层儒者借助《龙祠乡约》为工具，在濮阳实现了团结宗族、和俗一方的理想。这一儒学化俗实践的成功，同样获得了儒家知识精英和理学思想资源的支持。在宋元儒学发展的精英和平民路向交织演进的景观中，《吕氏乡约》和《龙祠乡约》作为一对非常有特色和可比性的乡约文本和实践样板，为我们深入宋元时代儒学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窗口。同济大学陈畅教授同样以儒学的化俗实践为主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心得。陈畅教授认为，在以礼化俗的视野中，理学家的政教理想以及性命之学之间的一体性内涵能够得到直接彰显。以礼化俗为主线，理学家在回应时代难题时所涉及到的多层面内涵：礼与俗，情感与欲望的调节（亦即道心人心之虞廷十六字心法），天理、良知性命之学的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等，都有所凸显。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此类多层面内涵亦充分说明，理学家以道心人心（性命之学）之辨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的创构与想象，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在儒家伦理与政治专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赵金刚与陈明副研究员分别就孟子的井田问题发表了见解。赵金刚认为，孟子在谈论井田时看到的不是棋盘，而是公田与私田的区分。可以设想，周代真的有某种形式的田制，此种田制采取助法，区分公田、私田，而孟子在此基础上则展开了其对王道政治的描述，赋予周代政治“理想型”的价值定位，从那套制度中发明出一套礼义并加以“润泽”。陈明主要以“王船山对孟子及后世‘井田’论之分析与检讨”为研究对象，指出船山在对历代井田之论，如推行“经界”与“什一之税”所做出的检讨中，针对后世儒者不顾历史条件差异与现实具体状况，而欲直接取用经典所载制度以施行于当下的行为，从儒家经史观与制度论的角度加以批评。船山认为后世学者必“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方能透过经书体察圣人通变应时之才德，同时亦必以此眼光与方法通达三代以降直至其当身所处之历史。北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考察了孔门大哲曾子的临终言行，认为其临终言行体现的个体与整体、精神与肉身关系的思想，在儒学中发展为皈依宇宙大生命的内在超越论。李祥俊教授认为，这种死亡哲学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巨大，也是建构现代中国人终极关怀理论的重要借鉴。西安交通大学龚建平教授通过对儒者的修养与“知行合一”的工夫的考察，认为儒者修身发展出以工夫为支撑的道德境界，反映的并非单纯人与人的关系，而同时渗透着心与身、人与物乃至人与天的多层联系。上海大学朱承教授十分关注儒家哲学与公共生活的问题。朱承教授认为，儒家哲学自创立始，就对公共性的生活有所思考，为人们的共同体生活寻找超越性根据、探索人性根源、梳理人际交往的伦理原则、确立可供遵循的规范，以及描绘可能的理想社会，为人类特别是传统中国的公共生活之维护并向良善的发展，做了重要的思想贡献，可以成为现代人思考公共生活诸问题的思想资源之一。
　　三教关系也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个颇受重视的问题。在三教与中国文化分会场，学者就三教与中国文化的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教授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彭永捷教授指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并未完全解决中国哲学史自身的问题，但却给儒学在当代的发展带来了解放。哲学仍然可以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路径，但儒学在当代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哲学，哲学不是儒学在当代的惟一出路，因为在哲学之外，儒学还可以复活经学，开展经学思想史研究去整理儒学思想史，开展经学研究去发展当代新经学。中国哲学史以哲学作为标准，发扬了中国思想史中较显“哲学味”的内容，比如“五经”中的《周易》和诸子的部分作品。经学则视五经、九经、十三经为载道工具，重新确立了经典及经学在传统思想史上本有的重要地位。经学的开展也否定了惟有西方哲学才能作为当代思想的来源的观念。经学在当代仍然可以成为依据传统文本，通过解经活动，继续从事思想产生的一种方式。华中科技大学李耀南教授系统考察了郭象《庄子注》，认为《庄子注》包括寄言出意，遗其所寄而要其回归，迹与所以迹的区分等三种解释方法。对于郭注的最后一种解释方法，李耀南教授认为，郭象以迹与所以迹的区分来处理《庄子》外杂篇对于圣人圣王以及仁义礼智的抨击这部分内容，于《庄子》文义多不相合，其于思想的创造性以及解释方法上的卓越运用，则实堪称赏。郭象这种处理方法的高妙之处在于，既不否定庄子的批判精神，又將圣人圣王和儒家道德价值从庄子的批判中排除开来，把庄子的批判引向了圣人圣王的外显之迹；认为庄子批判的是形式化工具化的仁义。庄子并不否定仁义，并不否定圣人。相反，经过郭象的解释，庄子对于外显之迹的仁义和圣人的批判，恰恰是要回到圣人的至德圣性本身，为仁义礼乐找回真正的道德性，这样《庄子》外杂篇的那些批评儒家的内容非但和儒家不相对立，其深蕴是要找回儒家失落的真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副教授认为，契嵩在唐末宋初道统论兴起、辟佛论流行之际，以融通三教的视野对儒家经学尤其是《洪范》、《春秋》、《中庸》、《礼运》做了新的串联与理解，其理解固然有着强烈的佛教立场，但却也激发了儒家经典中的重要义理内容，对于宋代理学的义理建构有着启发意义。
　　在各个分会场的研讨会结束以后，学者们重聚主会场，举行编辑论坛。编辑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丰研究员主持，以“杂志对学术的引领作用”为主题，全国各地的编辑纷纷建言，对杂志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哲学研究》的罗传芳研究员向全国学者介绍了《哲学研究》的编辑经验、投稿情况，为青年学者投稿《哲学研究》给出了具体有益的建议。《中国哲学史》的陈静研究员深情回顾了《中国哲学史》杂志复刊以来走过的艰难历程，讲述了《中国哲学史》杂志对于学术的坚守，为其他杂志的创办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其他编辑，张学智教授、向世陵教授、张志强研究员等，也纷纷从编辑的角度讲述了《中国哲学史》杂志创办、发展的经历，为青年学者投稿提出了建议。李耀南、黄开国教授从作者的角度分析了向杂志投稿的经验。《社会科学家》的赵立庆作为地方刊物的编辑，提出了杂志发展中的问题。编辑论坛上，各位编辑老师踊跃建言，气氛活跃，对杂志的编辑、发展，对于学术的引领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
　　“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于29日下午五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报告厅举行，张志强研究员主持，哲学所纪委书记、副所长王海生发表致辞，对大会的圆满召开表示祝贺。陈静女士代表《中国哲学史》编辑部致辞，对这次大会重点讨论的学术论题进行了总结，并对青年学者提出殷切的鼓励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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